关系文化治疗

主流的西方心理学理论倾向于把人类发展描绘成一条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轨迹。在这些模型中，父母养育的“任务”就是把依赖的、无助的婴儿带入一种自主和独立的成人状态。相反，关系文化理论（RCT）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即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人类都通过联系成长，并走向联系。它认为，我们需要联系才能兴盛，甚至存活，而无论在个人水平还是文化水平上，孤立都是人们痛苦的主要根源。将联系视为人们生活中主要的前进组织者和动机源泉，这就把社会化的任务转变为帮助我们的孩子发展关系能力和阐明关系中亲密的可能性。它还进一步唤起人们注意，需要去改变引起分离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带给人们巨大的痛苦。在考察了社会改变的任务之后，关系文化理论为进行治疗提供了一种模型，该模型强调要走出孤立。关系文化理论不仅挑战了主流的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将独立框定为成熟发展的标记，而且还挑战了21世纪西方文化中一些颂扬自主、自我关注、竞争和孤立力量的基本信条。
大多数传统的西方发展和临床理论都建立在一个核心信仰之上，即相信独立自我成长的重要性。因此，自主、个体化、牢固的自我边界、分离以及逻辑和抽象思维的不断增加都被视为成熟的标志。它们推崇用理智超越情感，强调把理智与情感相分离这一能力的重要性。“靠自己独立生活”、与他人竞争以实现你的最大潜能，这样的个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充斥于很多所谓的价值无涉的科学心理学范式中。
有几种偏见明显地塑造了关于自我的临床发展理论。心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在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一门真正的“硬科学”过程中，以牛顿物理学作为自己的榜样（Jordan，2000），后者“根植于培根的科学模式，\[并\]强调客体分离的首要性”（Jordan，2001，p.92）。牛顿物理学假定在空间中存在离散的、分离的实体，并以可预测和测量的方式相互作用。这很容易导致将自我作为一个类似有边界和包含“分子”的实体来加以研究，而独立的躯体身份的存在最明显地支持了这一观点（Jordan，Kaplan，Miller，Stiver，& Surrey，1991）。
尽管自我经常被表述为一种自然事实，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建构。它建立在空间隐喻的基础上：自我被视为占据了空间，并以一个核心和一道容纳性的围墙作为特征（Cooley，1902/1968）。在大部分模型中都这样地描绘，即如果自我拥有强大的、容纳性的边界来加以保护，从而免遭潜在的危险性背景环境的威胁，那么它就是功能最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一致性被视为自我的主要功能（Kohut，1984）。大部分心理动力理论都认为，如果自我是更加独立于他人的自我，则功能较好。如果自我有权支配他人的自我且无需他人时则功能更好。心理学的这种自我自足的偏见根深蒂固。在独立自我的模型中，独立的神话最终使人类不可避免地依赖和相互联系变得模糊。
马库斯（Marcus，H.）和卡普兰（Kaplan，Alexandra）（1991）指出：“实现独立的文化目标需要把自己建构成一个行为被组织化的个体，并主要通过参考自己内在的一系列思维、情感和行为来获得意义。”（p.226）
西方工业化国家鼓励自我脱离或摆脱社会约束性的纽带。自我是竞争性的，且通过成功地竞争和击败他人来获得安全和幸福感。获得对他人的支配被视为通向安全和成熟的路径。在把这些发展的神话作为普遍认同的同时，他们还特别强制执行了主流西方男孩的社会化过程（Pollack，1998）。尽管很多男孩和男人都因对自主和夸大的个人主义的期望而受过伤害，但却也有很多男人在他们取得了表面上的竞争性的成功之后获得权力与地位的特权。他们对自己在取得这些东西时对于他人的依赖视而不见，却错误地宣称是依靠自身而取得优势。但是对于男女两性来说，期待不可实现的独立目标和无懈可击，都会导致巨大的压力甚至糟糕的身体状况。
关系文化理论的实践是基于一种新的人类发展模型，即把联系置于成长的核心。正如其多年来所展现的一样，关系文化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假定我们整个一生都成长于关系之中。关系文化理论把心理独立的理想视为幻觉与失败，因为人类整个一生的状况都是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分化——而非从支持性关系中独立出来——才是发展的路线（Jordan et al.，1991；Surrey，1991）。这一理论没有提出逐步的“固定”状态或单向的发展路径。相反，它指出随着相互关系能力的不断提升，关系的复杂性与清晰性水平也不断提高。
成长-抚育关系具有这些特征：（1）越来越有活力；（2）越来越了解和清楚自己的经验、他人及相互关系；（3）创造性与生产力；（4）更有价值感；（5）期望更多联系（Miller & Striver，1997）。发展包括关系模式和关系能力的不断精细与分化（Miller & Striver，1997）。人类试图参与到既给予又获得的关系中。理想的运动趋势是朝向真诚、相互共情（mutual empathy）和相互授权（mutual empowerment）。共情这种复杂的认知和情感能力推动了这一运动，因为它处于我们对他人的共鸣和回应的核心。的确，虽然在一生中共情逐渐变得复杂和精细，但是从神经学角度说我们拥有与他人联系的神经通路；婴儿出生时就带有对其他人做出回应的强大准备，他们用哭声对其他婴儿痛苦的哭声做出回应（Sagi & Hoffman，1976；Simner，1971）。
在关系文化理论中，相互共情的概念在1981年首次被清晰表述出来（Jordan，1986）。这一概念提出，为了让共情促进改变，每个人必须看到、知道和感受到其他人的回应。相互共情包括相互影响、相互关心和相互回应。它有助于修复共情的失败，以及改变在早年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关系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期待（relational expectation）。这一概念是关系文化理论治疗实践的基础。简单地说，治疗包括了一长串的回应：实际上，治疗师是在对来访者说，“我同情你，感受到了你的经历和痛苦，我让你明白你的痛苦已经影响了我，你对我很重要”。来访者看到、知道并感受到（或领会到）治疗师的共情，并因此开始体验一种关系胜任或效能感（Jordan，2000）。在这种背景下，病人在他或她的孤独感减少的同时，发现和体验了在他人身上建立关切回应的能力。无论是来访者还是治疗师都开始进入到成长抚育联系中（Jordan，2000，2002），这反过来推动了来访者更全面地从分离走向重新联系。一旦克服了“停滞”，心理运动和成长就开始了。
我们不应把关系文化理论错误地分析成和谐或舒适关系的汇集。其创立者吉恩•贝克•米勒强烈主张，“好的冲突”对于改变和成长是必要的，她提出，当我们在联系中遭遇差异且致力解决冲突或差异时，我们就会经历最深远的改变和最深刻的成长。在米勒看来，不能以统治、暴力或攻击来定义冲突；相反，这些互动的模式被看作是避免冲突或改变的策略。在治疗中处理冲突或差异就变得至关重要。治疗师不能退缩到一种权力、距离和无所不知的客观立场上。相反，治疗师必须带着所呈现的差异在场，且公开承认他或她在互动中引发的冲突和分离的影响，并从中吸取教训。
对治疗师而言，回应性在场的这种特点是关系文化理论治疗的定义特征之一。关系文化理论治疗在很大程度上以态度和理解上的改变而非一套技术作为基础。关系文化理论的实践者相信来访者应受到极大的尊重，治疗双方或者所有参与者都有责任做出改变。这种共同态度是相互共情和相互授权实践的基础，也是改变和成长的关系文化理论模型的基础。
如果说联系是关系文化理论的目标的话，那么分离就是它试图要克服的挑战。急性分离（acute disconnections）会发生在所有关系当中，其本身是无害的。如果以一种令双方都感到受尊重和有效的方式来加以修正的话，急性分离能够导致信任的增长和对关系的积极期待。另一方面，慢性分离（chronic disconnections）则是大多数人所说的病理学的根源，它是由于反复遭遇非共情性的回应所导致。在极端情况下，它们来源于羞辱、暴力、虐待和情感忽略。传统治疗师有时会关注长期分离引起个人水平的无助和孤立的方式，与此同时，关系文化理论也指出了由分层的社会组织或边缘化所造成的分离，以何种方式导致了寸步难行和孤立的体验。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阶级偏见、性别歧视都导致了长期分离，长期分离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的痛苦和精力耗竭。极少有临床理论注意到现存的社会权力分配所造成的痛苦。米勒却是一个例外，她指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第一个谴责关于女性的社会概念的精神分析学家，他认为这一概念本身就造成了女性和儿童的心理问题的根源”（1973，p.3）。针对主导与从属对群体和个体（不仅限于女性）的影响进行分析，是关系文化理论的社会公正议程的一个核心方面。
要表达真实的情感，一个人必须感到足够安全才能表现出脆弱，这直接关系到关系中存在多少亲密感。在我们的文化中围绕着差异分层产生了特权和边缘化。主流文化以阻碍相互性的方式扭曲了自我意象、他人意象和关系可能性的意象（Walker & Miller，2000）。关系文化理论企图帮助个体扩展和抵制这些关系和控制性意象的压迫性。
有些理论家认为，特权、优势效应和社会偏见这些主题与理论建构、发展理论和/或临床心理学实践毫不相干。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些主题是外围性的——是政治正确性或敷衍的文化权限的“附属物”。关系文化理论认为，权力不均衡和压迫是一切治疗理解和干预的核心。不被承认的特权和过分地以权压人，都必将引起分裂、愤怒、权力剥夺、抑郁、羞愧和分离。
关系根植于文化之中。理论同样也根植于文化之中。心理学理论家有责任认识到其理论所体现出的偏见和价值结构。缺少这一认识，理论就会被当做“客观的”加以传播，它所服务的利益也会荡然无存：“心理学理论的历史充满了与文化分类和权力操纵合谋的证据，文化分类和权力操纵将人们划分为统治和被统治的群体”（Jordan & Walker，2004，p.3）。关系文化理论坚持认为，对理解那些生活于其中或处于该文化边缘的个体来说，理解文化及其歪曲性至关重要。“把文化与联系放在理论的中心就是要打破一个重要的沉默。它首次承认社会和政治价值贯穿于人类心理学理论，包括那些赋予分离和自主以价值的理论之中”（Jordan & Walker，2004，p.3）。
我们具有参与成长-抚育关系的基本需要，而分离的幻想和对自主的赞美则是对这一需要的否认与诋毁。西方文化赋予这些分离以个体化特性。在这种文化中，有特权的人们会错误地表现出更自给自足、更成熟和更值得拥有特权。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治疗师需要促成他人的成长，体验他人想参与到相互有利的互动中的意愿。要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需要，治疗师需要询问：在那些信奉分离和独立的文化价值的建立中，心理学是如何参与进去的？心理学和临床实践是如何不仅由一种分离文化所塑造，而且创造并维护了这种文化？心理学是如何帮助维护一种特权与偏见文化的？
这些问题本身增进了实现社会公正的可能性，并有助于消除任何理论观点的客观和中立错觉。在表述它们时，关系文化理论承认自身的价值偏见：相信建立良好联系的能力是人类的基本技能；相信人类发展关系能力并尊重我们对联系的基本需要是有价值的，甚至对于我们的整体幸福感而言都是必要的；相信人们有一种基本的与他人联系的需要；相信如果这些关于联系的核心渴望能得到大环境的支持，而且人们学会如何以成长抚育的方式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在个人和集体水平上体验到越来越多的幸福感。
摘自《关系文化治疗》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473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