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是施派了？
现在都是施派了？
当然，我们不全是施派，甚至现在，这不仅是因为利奥•施特劳斯在他的追随者的小圈子外实际上并不为人所知。（利奥•施特劳斯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我们查阅的前五本哲学参考书上。）且不说无知，无论如何，许多《哲学》的读者，和许多其他知识分子、学者、教师和学生，会惊骇地发现，关于今天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他们并没有任何共同的信念。但新保守主义无疑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中有很大的影响，而它的哲学根源则是直接意义上的施派——就那些推动那种政策的人有很多受过施特劳斯的影响而言。不久前我们听说英国的保守党影子内阁的一名著名的成员宣称现代保守主义只有两个选项：回到迈克尔•奥克肖特的不可比拟的，俱乐部式的怀旧的标签下，或向前和利奥•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一起走进光辉的二十一世纪。
把利奥•施特劳斯描述为一名新保守主义者本身就是一个施特劳斯可能也会欣赏的反讽。因为施特劳斯既不新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他不新是因为他相信理解我们情景的唯一道路是回到古人那里去，并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理解他们。我们必须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要理解他们我们又不得不阅读希腊历史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色诺芬；为理解现代我们不得不阅读马基雅维利，第一个现代人，而要理解他，我们又不得不阅读李维，等等等等。他不是保守主义者，如果所谓保守主义人们指的是自负地专注于某种地方性的历史或传统或怀念某种想象的过去的话。施特劳斯和古人一样相信普世的人性，他也相信从这一人性中可以得出某些关于对现在和未来的人的繁荣来说必要的条件。
施特劳斯于1899年生于德国的一个正统犹太人家庭。在德国学习期间，他曾作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同事在弗莱堡做过一年的研究工作。他1932年离开德国，在他下半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美国各所大学担任教师，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和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
古人和他自己的经验给施特劳斯的进一步的教导是：“自由民主是唯一一种对现代人来说可用的，体面而正义的选择。但他也知道自由民主暴露在，更不用说被围困在实践的和理论的威胁下了。威胁之一便是现代哲学不能理性地为美国制度正名，并因此而腐蚀对其事业之正义的信念的那个面向。”这些话是施特劳斯的学生，艾伦•布鲁姆说的，出自他在1974年为施特劳斯写的讣告，在施特劳斯和布鲁姆看来，腐蚀的来源包括海德格尔、卢梭和尼采。
施特劳斯本人厌恶思想之外的一切。用布鲁姆的话来说，他“不在任何组织中活动，不担任当局的任何职位，除理解和帮助其他也有能力去理解的人理解外别无野心。”
然而，尽管施特劳斯自己沉默，而在学界中他也几乎遭到了彻底的忽视，但是，一些他帮助过的人，和他的一些学生如今却在美国的最高政治圈内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们也相信普世的人性以及在非洲和亚洲和世界的一切地方，像在西方一样，都能找到这种人性。他们相信如果你有力量在人们数十年来一直深受僭政之苦和被封锁在种族斗争及屠杀的循环中的地方带来自由民主的好处的话，你就不应对这些地方置之不顾弃之不理，就像老保守主义者和现带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倾向的那样。你应该实际地干预，即便自己要付出代价。
这些信念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对那些力图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人来说却可能是很有吸引力的。它们不是不证自明地荒谬或邪恶的。它们，和它们最好的来源（出处），值得思考和研究。是时候把利奥•施特劳斯的著作放进政治哲学的教学大纲了。
（王立秋译自All Straussians Now?, Philosophy, 79[2004], pp. 161-162.doi: 10.1017/S003181910400021X）
当然，我们不全是施派，甚至现在，这不仅是因为利奥•施特劳斯在他的追随者的小圈子外实际上并不为人所知。（利奥•施特劳斯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我们查阅的前五本哲学参考书上。）且不说无知，无论如何，许多《哲学》的读者，和许多其他知识分子、学者、教师和学生，会惊骇地发现，关于今天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他们并没有任何共同的信念。但新保守主义无疑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中有很大的影响，而它的哲学根源则是直接意义上的施派——就那些推动那种政策的人有很多受过施特劳斯的影响而言。不久前我们听说英国的保守党影子内阁的一名著名的成员宣称现代保守主义只有两个选项：回到迈克尔•奥克肖特的不可比拟的，俱乐部式的怀旧的标签下，或向前和利奥•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一起走进光辉的二十一世纪。
把利奥•施特劳斯描述为一名新保守主义者本身就是一个施特劳斯可能也会欣赏的反讽。因为施特劳斯既不新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他不新是因为他相信理解我们情景的唯一道路是回到古人那里去，并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理解他们。我们必须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要理解他们我们又不得不阅读希腊历史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色诺芬；为理解现代我们不得不阅读马基雅维利，第一个现代人，而要理解他，我们又不得不阅读李维，等等等等。他不是保守主义者，如果所谓保守主义人们指的是自负地专注于某种地方性的历史或传统或怀念某种想象的过去的话。施特劳斯和古人一样相信普世的人性，他也相信从这一人性中可以得出某些关于对现在和未来的人的繁荣来说必要的条件。
施特劳斯于1899年生于德国的一个正统犹太人家庭。在德国学习期间，他曾作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同事在弗莱堡做过一年的研究工作。他1932年离开德国，在他下半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美国各所大学担任教师，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和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
古人和他自己的经验给施特劳斯的进一步的教导是：“自由民主是唯一一种对现代人来说可用的，体面而正义的选择。但他也知道自由民主暴露在，更不用说被围困在实践的和理论的威胁下了。威胁之一便是现代哲学不能理性地为美国制度正名，并因此而腐蚀对其事业之正义的信念的那个面向。”这些话是施特劳斯的学生，艾伦•布鲁姆说的，出自他在1974年为施特劳斯写的讣告，在施特劳斯和布鲁姆看来，腐蚀的来源包括海德格尔、卢梭和尼采。
施特劳斯本人厌恶思想之外的一切。用布鲁姆的话来说，他“不在任何组织中活动，不担任当局的任何职位，除理解和帮助其他也有能力去理解的人理解外别无野心。”
然而，尽管施特劳斯自己沉默，而在学界中他也几乎遭到了彻底的忽视，但是，一些他帮助过的人，和他的一些学生如今却在美国的最高政治圈内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们也相信普世的人性以及在非洲和亚洲和世界的一切地方，像在西方一样，都能找到这种人性。他们相信如果你有力量在人们数十年来一直深受僭政之苦和被封锁在种族斗争及屠杀的循环中的地方带来自由民主的好处的话，你就不应对这些地方置之不顾弃之不理，就像老保守主义者和现带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倾向的那样。你应该实际地干预，即便自己要付出代价。
这些信念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对那些力图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人来说却可能是很有吸引力的。它们不是不证自明地荒谬或邪恶的。它们，和它们最好的来源（出处），值得思考和研究。是时候把利奥•施特劳斯的著作放进政治哲学的教学大纲了。
（王立秋译自All Straussians Now?, Philosophy, 79[2004], pp. 161-162.doi: 10.1017/S003181910400021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