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17——Re to 《我们最幸福》

                
                 
        当很多事物（诸如食物、水与电力）以及制度（比如法律），甚至是意识形态（无论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还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都在平日里最为寻常地、最有规律地重复时，人们便会不可避免的怠于思考这些的来路、去处以及合理性。这话写与朝鲜人民，也写与我们自己。
 这是我合上这本叙写六个从北韩逃亡到中国和南韩的六个“脱北者”的故事后想要写下，也仅能写下的第一句话。
 我仍遵从《我们最幸福》这本书中对于我们口中的“朝鲜”的称谓——北韩。因为无论朝鲜半岛的南北盘踞的怎样不同的邮政体系与电波信号，意识形态与元首领袖，这些人为的差异与南北韩之间的亲缘、语言、文化习俗，以及南韩政府在接纳北韩难民所表现出的的程序便利性相比，仍然无法阻止后者们冲击、跨越北纬三十八度线。相似的称谓让这个民族听起来仍是一个整体（尽管只是听起来而已），这是我在尽我所能对这个民族表示尊重。
 
 “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
 我们亲如手足。
 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无庸畏惧，我们的父亲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世界上有两个北韩——平壤，与不是平壤的其他。
 而一切资源，包括食物、水源、煤炭、电力，甚至是教育乃至加入劳动党的机会，都在两个北韩间不平衡的分配着，即便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爆发的大饥荒中。
 从90年代中期，在北韩比较靠北的清津（北韩第三大城市，以工业著称），人们逐渐发觉，粮食配给站的食用油和白米变得缺乏，能够分配到手中的仅有一些大白菜和萝卜，到最后，配给站索性关门大吉。国营单位，如铁路和宣传部门，即使动用关系也很难得到一公斤白米。玉米逐渐成为主要的食物，或者说，玉米壳、玉米叶、玉米茎与玉米轴逐渐成为主要的食物。玉米轴和松树的内层树皮或者木屑，磨成粉加少量的水后可以被“烹饪”成一种糊状物，而各种玉米叶、玉米茎佐以野草，则当做蔬菜最好的假象。北韩人要学会捏着鼻子咽下这种物体。也许，这时他们的脑海中可能浮现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的语录——“防止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有毒思想”。
 正常的社会运转在饥荒的第一轮下打击濒临崩溃。粮食短缺使得国家无力再承担大到国家机关、公共部门的工资发放，小到幼儿园的免费午餐。没有工资，饥饿使得公认、教师、医生、公职人员，离开各自的岗位和游民一道游荡在街上、荒山、河边，一切可能有食物的地方。再生产停滞的后果是没有人采煤，没有人供暖，没有人纺织，没有人制药。当然，也很少有人种植——北韩的集体农场很早就因为公有制缺乏效率与激励而无人问津了。能够在自家的院子里开垦出一小块方田更是少之又少了。粮食危机的连带效应，结果是近乎全部的基础产业的资源和产品危机。没有政府的适当干预，越是危机就越是无人生产，游荡与短缺互为因果，堕入恶性循环。
 而后，当玉米被吃光，野草被拔净，树木已光秃的裸露着内干，食物被列为奢侈品。于是死鱼的内脏，动物粪便中未被消化掉的谷粒，船舱底层一滩腐烂粘稠的东西上粘着的很久之前零星从米袋内掉落出的白米，这些都是可以成为食物的东西。
 生命是第二轮的牺牲品。
 饥饿侵蚀着人们的体格，营养不良扭曲着孩子的骨骼，食物中毒、病菌感染吞噬着白细胞和免疫系统，最后是医疗体系的崩溃，将人们送入停尸房。
 第三轮，饥荒带走的是人的人性、尊严、意识，还有很多人之所称为人的东西。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从五十人骤减到十五人而不把自己的食物分发给他们，因为这样做会使教师自己和家人们难以生存；妻子看听着涨幅在极度饥饿以致神智开始错乱时的呓语“亲爱的，我们去吃好一点的馆子，再点上一瓶酒”，看着他死去，然后在一年之后将孩子葬在他父亲墓旁。活下来的人们再无尽的饥饿中无尽的自我谴责。
 据粗略的推算（因为政府根本不进行而且不允许进行详细的统计），在1995-2000年间，约有60~100万北韩人因饥荒而死亡，约占当时人口的10%。这之中甚至包括了5万的劳动党党员。
 “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千个人的死是统计数据。”
 即使不再过多描述，你也可以想象其他资源的匮乏程度。生产和公共部门都已经停滞。入夜的街道是用更的黑暗，楼房里没有暖气供应，很久没有新的衣物。每个家庭（如果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的话）都在竭尽所能过着自给但远不是自足的日子。社会生活开始陷入一种“琢磨怎么有早餐——中午睡觉（以保存热量）——琢磨怎么有晚饭”的模式。
 
 除了平壤。
 一方面，作为政治中心和科学中心，这里不仅聚集这绝大多数的劳动党员和统治阶层，也集中了北韩各个领域最顶尖的青年才俊。国家的决策者和导弹、核武器的未来设计者们有什么理由吃不饱，穿不暖呢？就连完全禁止出版、印刷的外国文学作品，对于这些高等学府的学生也是开放的——对于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北韩，这种思想上的供应比食品衣物的供应更为“仁慈”。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可想象的——“防止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有毒思想”，伟大领袖的话语依旧会回想在民众的耳畔。
 另一方面，作为唯一的对外开放窗口，平壤不能辱没“让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们见识到我们的幸福生活”这项重大使命。因此，这座首府不仅是座温饱的城市，还是座现代的都市：平壤以外的白米果蔬被运送到了高官的宅邸，大学的食堂与接待外宾的宾馆；平壤以外的钢筋水泥被用来修建高楼与桥梁；平壤以外的煤炭被用来维持楼房的供暖系统、街道的照明系统、以及地铁系统的运转；平壤以外的汽油被加军队的卡车，拉着联合国援助的粮食到黑市上换取美元和日元。这里没有饥饿，没有黑暗，没有苦难，只有“我们最幸福”式的生活。
 如果说，在地理意义上，平壤和其他城镇可以称之为“两个北韩”，那么这宗标准在产业部门的意义上同样适用：军工的北韩（确切的说是导弹与核武器），与不是军工的北韩。
 与饥荒同样的是，没有准确的数据表明在资源的分配中，军工部门究竟占了多少比重，只有一些事实扰人深思：面对至今仍未消除的粮食、煤炭、石油等众多危机，看起来唯一没有延缓发展脚步的貌似就是北韩的导弹与核武研发。1988年，美国正式向国际社会宣称，北韩可能正在研发核武器；2002年，美国通过侦查机构掌握了北韩仍在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证据，北韩当即承认；2005年，通过官方电视台正式向外界宣布国家已拥有核武器，并在2006年和2009年进行了两次核武器试爆试验。与核武器的发展同步，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北韩相继研发出已能覆盖南韩、日本和美国夏威夷、阿拉斯加的“劳动号”、“大浦洞号”和“舞水端号”三种主要的现役导弹。已建成或正在建设24个导弹基地，试验发射了“光明1号”、“光明2号”、“光明3号”卫星（三者都被视为是“大浦洞”远程导弹的改进版，只是弹头部分被换成了航天器）。有韩国媒体分析，北韩仅发射“光明3号”的费用，约为8.5亿美元，可购买250万吨玉米，相当于北韩1900万人口1年的粮食消费量，6年的粮食缺口量（北韩每年的粮食缺口为40万吨）。
 我一直想探究北韩经济问题的原因，之后发现这个课题实在是有很多内容值得被书写：否定私有制引起的机体农场的衰落；物资设备的缺乏导致的农业、民生工业生产率低下；国家分配制度的破产；打压下的市场交易；意识形态左右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少的国际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丧失；对国际形势的严重估计催生的军工产业的畸形发展；国际形象不断恶化延缓的国际粮食援助；官员和军队的腐败……种种原因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北韩极不平衡的资源再分配体制中，并没有可观的资源来支撑工人薪酬、技术研发、设备购置等领域以保证再生产和后续、持续的经济发展动力。有限的资源被强行分配到了统治阶级、政治中心和军工产业。这对于一个物资本就十分匮乏的国家，是足以致命的。
 这本描写北韩生活的书的书名：《我们最幸福》，源自北韩国内一首每个儿童都会唱的歌谣，叫做《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与北韩相比，最近些日子，国内官方媒体央视的一个名为“你幸福吗”的系列报道，已遭到众多民众的调侃与嘲讽；而在欧洲，希腊、西班牙、英国等地也在不断爆发着抗议政府财政紧缩、缩减公共福利规模的示威游行。幸福的意义，不在于是否一时得到，而在于不能再行失去。
 在我第一次写完这篇文章的底稿时，为了在情理上支持北韩民众争取自己幸福的斗争，我如上结尾。可时隔多日，回头再来看这种反差，我却有种异样的感悟。那些在儿时唱着这歌谣的孩子们，长大以后还是会在伟大领袖的铜像前唱着这首歌。虽然在北韩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下，对于民众的蒙昧你会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你看到、读到、想到仍有那么多人由衷且赤诚的歌颂着自己的领袖，你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会动摇你对这个国家的质疑，并且会反过来质疑自己的初衷。一直以来，我怀着某种类似悲悯的情怀来看待北韩和北韩的人民，但现在我竟有些怀着悲悯的情怀来看待自己，以及这世界除北韩的其余：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永远在追逐着更高层级的“幸福”。在这场旅途的最初，一切都是美好的、道德的，而随着眼前景色掠过的愈发快速，旅途进行的愈发深入，这种“幸福”变得没有界限，这种追逐变得没有终点，说的玄幻一些，它本身甚至于并不存在，只是由人躁动的内心驱动的投影。富裕永远贪婪，贫穷时而质朴。我竟自己对自己说出这种完全无法站得住脚的话。但转念又一想，呵，也许北韩，只是一个还没有忘记慢慢走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