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文艺复兴电影节之张元访谈
张元：文艺复兴就是让艺术家服务于“人”，而不是“主义”
早报记者：沈祎
上周日，“文艺复兴2012电影节 ”在位于香港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拉开帷幕。该电影节由非营利机构“文艺复兴基金”策划举办，从11月25日起直至12月16日，每逢周末放映十部两岸三地电影人的独立影像作品，其中包括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性别研究专家何式凝最近拍摄完成的田野调查式的长篇纪录作品《双生茶档》和《爱与罚》；香港独立电影的领军人之一崔允信连同三位年青导演林森、卢镇业、陈浩伦拍摄的反映“移民”、“金融海啸”、“香港公投”等社会议题的短篇集；以及由香港金像奖得奖编剧、年轻导演麦曦茵策划的，在回归15周年背景下的《香港晚安》短片选。
曾经凭借《过年回家》获得威尼斯导演奖（Special Director's Award）的内地导演张元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妈妈》作为开幕电影于当晚举行了首映。据悉，这也是这部电影于2010年在意大利经行了数码修复后在亚洲范围内的首次公映。从现场的放映来看，修复后的《妈妈》不但去除了过期胶片的划痕等画质问题，同时重新做了后期配音。作为一个作者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妈妈》既没有复杂的叙事结构，也不是一部抒发“个人情绪”的电影，而是把视线聚焦在了记录社会人群。该片讲述与丈夫长期分居的年轻母亲梁丹独立抚养患有脑残疾的儿子冬冬，并试图用各种方法唤醒儿子对童年的记忆，却始终难以得到社会理解的故事。作为一部反映“社会边缘人士”困境的作品，张元在他的这一部作品里不单采用纪实风格的素材，采访大量真实的对象；而且，显然受到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影响，影片中几处影像的风格实验、大胆、唯美、冷静。多种镜头语言的运用中形成的反差并没有削弱题材的社会性，反而为电影增添了几分残酷的美感。
《妈妈》的放映现场几乎座无虚席，现任文艺复兴基金会的理事长黄耀明亦出席观摩了整部影片。张元在映后交流中表示，从第一部电影《妈妈》到上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看上去很美》，他对孩子的故事一直很感兴趣，今年，他和四位内地导演一起参加了“温暖2012”的公益微电影计划，拍摄了五部涉及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罕见病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的短片。活动结束后，张元就独立电影的创作环境等问题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文艺复兴”基金会这样扶植年轻导演的非盈利机构？如何理解“文艺复兴”这个概念？
张元：我本人就是许多基金会的受益者，比如荷兰的巴尔斯基金会（Hubert bals）、法国的南方基金会，日本的NHK基金会、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给我支持。这部电影当时拍摄完成后也是一直沉寂于地下，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情节平淡”的黑白片。《妈妈》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香港的舒琪先生（电影导演、影评人）在看了电影后，向许多电影节不遗余力地推荐，所以《妈妈》才有机会在后来先后参加了南特、柏林、爱丁堡各个电影节，得了很多奖。而当年，也是因为王家卫到北京后看了《妈妈》，然后帮我把电影拷贝放在他的行李箱里带到了香港。所以说，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艺术家，不论他是从事当代艺术、写作或是电影，在起步阶段，他人给予的帮助往往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认为文艺复兴基金会最重要的责任所在，就是给年轻人机会去完成他们梦想中的作品。
东方早报：能否谈谈当年拍摄《妈妈》（1990）时的创作背景，以及它为什么会一直被禁？
张元：当时全国只有十六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包括北影厂、上影厂、中央电影制片厂等。我在大学三年级时被儿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导演选为摄影师，参加拍摄一部叫做《太阳树》的电影。当我把分镜头都画分好，做足了准备工作之后，被告知这部电影不拍了。后来这个剧本转移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是准备了半年时间，后来因为故事原作者作家戴晴被定性为问题人物（注：《妈妈》改编自戴晴的散文《弯弯的白杨树》），于是电影再次搁浅。但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准备电影已经去了很多福利院，采访了很多有着相似经历的母亲，非常希望能拍这个电影。于是我就在当时的住处西单横二条四十三号的胡同里拍摄了《妈妈》，前后用了不到20万人民币，其中也得到了许多朋友和一些企业的赞助。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地可以选择这个题材，没有把第一部作品的题材放在自己的生活上，而是关注了一对我并不熟悉的母子关系，当然，我把自己儿时和母亲的一些小故事也融入了电影里。比如我妈妈就让我在一个地方等她，等了很久最后她把我“忘”了。（笑）
这部片在放映后，许多母亲都来和我聊天，把我当成这方面的儿童专家，但其实正如我片中结尾表达的，我也不知道对于这样的故事能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我深感这些母亲的绝望，而作为导演，我只能讲述这个故事。
这部电影之所以被禁，还是归结于“不靠谱”的电影审查制度。内地的电影审查沿用了前苏联的那套理念模式：把电影看的太“重要”了；其实电影根本没有那么重要。我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中，首先把电影的审查“放开”，建立电影分级制度。大陆有那么多题材，也有那么多观众，如果仍然用审查来限制创作者，那真是大陆电影的悲哀。其实全世界的艺术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对于艺术家来说，“题材的选择”和“对艺术品质的要求”都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而“审查”则是艺术家本人不可解决的因素。艺术家能做的只能是做到四个字“热情”和“希望”，或许还有两个字：“等待”。
东方早报：比较这二十多年来的内地独立电影的创作环境，你觉得哪一部分发展了，哪些方面反而显得更不自由?
张元：因为前面许多铺路石的铺垫，现在人们觉得通过电影作为表达情感和观点的途径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能。加上现今影像设备的革新，设备也不再是一个问题，随便拿一台相机甚至手机都可以拍东西，而不像当年只有胶片。另外，题材禁忌也被拓宽，例如“同性恋|”题材当年就是一个禁忌，现在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学会用了一种更平等的概念去观察问题。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找到一个创作的着眼点，很容易被金钱的概念，商业的概念压迫，这使得他们更难选择，面临更多的诱惑，这可能就是你说的不自由。
东方早报：很多独立电影都关注题材本身的特殊性，经常忘记电影语言的质量。你怎么平衡？
张元：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追求一种有趣味的语言表达，追求一种语言的品质是很有必要的。并不是选择一个题材就能占领一切。电影之所以优美也是因为其语言本身，你用什么“语言”讲故事很重要，并不是随便张口就来的。关于美的品质都有一定规律可循：构图、光线、叙事方式等多层面的因素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电影美学。
东方早报：《妈妈》里有许多西方电影的影子，同时也使用了纪实、实验等多样的语言风格。你是怎么统一的？
张元：提到西方电影的影子，其实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就是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但同时，中国二三十年代的黑白电影比如费穆的电影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是第一部作品，所以“野心”是必然的，不论“黑白”还是“彩色”，写实还是写意的风格都想尝试，并且试图统一在一个视觉作品里。就今天来看，我仍然觉得自己当年做的还不算“幼稚"，还是有张力的，还算好看。
东方早报：很多人都评价你是一个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导演，你自己怎么看待“边缘”的问题？
张元：我本人都一直没想清楚“边缘”和“中心”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当我们在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身体边缘化了。我认为不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从来没有既定的“中心”，也没有永远的“边缘”。人都是平等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在看那些所谓的“边缘人士”反而有一种认同感，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和他们没什么区别，是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当我在观察那些被认为“智障”的孩子时，我觉得自己反而愚蠢，他们比我聪明。
东方早报：你怎么理解当今社会语境下的“文艺复兴”？
张元：谈现在必须参考历史，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家服务的对象大多是宗教和王室的利益集团。而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一点是把“耶稣”和“圣母”背后的光环拿掉了，艺术家可以开始以“人”为创作对象。艺术家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服务于一个政党，或是一种单一的主义。
早报记者：沈祎
上周日，“文艺复兴2012电影节 ”在位于香港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拉开帷幕。该电影节由非营利机构“文艺复兴基金”策划举办，从11月25日起直至12月16日，每逢周末放映十部两岸三地电影人的独立影像作品，其中包括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性别研究专家何式凝最近拍摄完成的田野调查式的长篇纪录作品《双生茶档》和《爱与罚》；香港独立电影的领军人之一崔允信连同三位年青导演林森、卢镇业、陈浩伦拍摄的反映“移民”、“金融海啸”、“香港公投”等社会议题的短篇集；以及由香港金像奖得奖编剧、年轻导演麦曦茵策划的，在回归15周年背景下的《香港晚安》短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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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男主角是现在炙手可热的电视剧演员黄海波。 |
曾经凭借《过年回家》获得威尼斯导演奖（Special Director's Award）的内地导演张元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妈妈》作为开幕电影于当晚举行了首映。据悉，这也是这部电影于2010年在意大利经行了数码修复后在亚洲范围内的首次公映。从现场的放映来看，修复后的《妈妈》不但去除了过期胶片的划痕等画质问题，同时重新做了后期配音。作为一个作者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妈妈》既没有复杂的叙事结构，也不是一部抒发“个人情绪”的电影，而是把视线聚焦在了记录社会人群。该片讲述与丈夫长期分居的年轻母亲梁丹独立抚养患有脑残疾的儿子冬冬，并试图用各种方法唤醒儿子对童年的记忆，却始终难以得到社会理解的故事。作为一部反映“社会边缘人士”困境的作品，张元在他的这一部作品里不单采用纪实风格的素材，采访大量真实的对象；而且，显然受到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影响，影片中几处影像的风格实验、大胆、唯美、冷静。多种镜头语言的运用中形成的反差并没有削弱题材的社会性，反而为电影增添了几分残酷的美感。
《妈妈》的放映现场几乎座无虚席，现任文艺复兴基金会的理事长黄耀明亦出席观摩了整部影片。张元在映后交流中表示，从第一部电影《妈妈》到上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看上去很美》，他对孩子的故事一直很感兴趣，今年，他和四位内地导演一起参加了“温暖2012”的公益微电影计划，拍摄了五部涉及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罕见病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的短片。活动结束后，张元就独立电影的创作环境等问题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东方早报：你怎么看待“文艺复兴”基金会这样扶植年轻导演的非盈利机构？如何理解“文艺复兴”这个概念？
张元：我本人就是许多基金会的受益者，比如荷兰的巴尔斯基金会（Hubert bals）、法国的南方基金会，日本的NHK基金会、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给我支持。这部电影当时拍摄完成后也是一直沉寂于地下，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情节平淡”的黑白片。《妈妈》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香港的舒琪先生（电影导演、影评人）在看了电影后，向许多电影节不遗余力地推荐，所以《妈妈》才有机会在后来先后参加了南特、柏林、爱丁堡各个电影节，得了很多奖。而当年，也是因为王家卫到北京后看了《妈妈》，然后帮我把电影拷贝放在他的行李箱里带到了香港。所以说，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艺术家，不论他是从事当代艺术、写作或是电影，在起步阶段，他人给予的帮助往往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认为文艺复兴基金会最重要的责任所在，就是给年轻人机会去完成他们梦想中的作品。
东方早报：能否谈谈当年拍摄《妈妈》（1990）时的创作背景，以及它为什么会一直被禁？
张元：当时全国只有十六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包括北影厂、上影厂、中央电影制片厂等。我在大学三年级时被儿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导演选为摄影师，参加拍摄一部叫做《太阳树》的电影。当我把分镜头都画分好，做足了准备工作之后，被告知这部电影不拍了。后来这个剧本转移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是准备了半年时间，后来因为故事原作者作家戴晴被定性为问题人物（注：《妈妈》改编自戴晴的散文《弯弯的白杨树》），于是电影再次搁浅。但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准备电影已经去了很多福利院，采访了很多有着相似经历的母亲，非常希望能拍这个电影。于是我就在当时的住处西单横二条四十三号的胡同里拍摄了《妈妈》，前后用了不到20万人民币，其中也得到了许多朋友和一些企业的赞助。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地可以选择这个题材，没有把第一部作品的题材放在自己的生活上，而是关注了一对我并不熟悉的母子关系，当然，我把自己儿时和母亲的一些小故事也融入了电影里。比如我妈妈就让我在一个地方等她，等了很久最后她把我“忘”了。（笑）
这部片在放映后，许多母亲都来和我聊天，把我当成这方面的儿童专家，但其实正如我片中结尾表达的，我也不知道对于这样的故事能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我深感这些母亲的绝望，而作为导演，我只能讲述这个故事。
这部电影之所以被禁，还是归结于“不靠谱”的电影审查制度。内地的电影审查沿用了前苏联的那套理念模式：把电影看的太“重要”了；其实电影根本没有那么重要。我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中，首先把电影的审查“放开”，建立电影分级制度。大陆有那么多题材，也有那么多观众，如果仍然用审查来限制创作者，那真是大陆电影的悲哀。其实全世界的艺术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对于艺术家来说，“题材的选择”和“对艺术品质的要求”都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而“审查”则是艺术家本人不可解决的因素。艺术家能做的只能是做到四个字“热情”和“希望”，或许还有两个字：“等待”。
东方早报：比较这二十多年来的内地独立电影的创作环境，你觉得哪一部分发展了，哪些方面反而显得更不自由?
张元：因为前面许多铺路石的铺垫，现在人们觉得通过电影作为表达情感和观点的途径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能。加上现今影像设备的革新，设备也不再是一个问题，随便拿一台相机甚至手机都可以拍东西，而不像当年只有胶片。另外，题材禁忌也被拓宽，例如“同性恋|”题材当年就是一个禁忌，现在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学会用了一种更平等的概念去观察问题。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找到一个创作的着眼点，很容易被金钱的概念，商业的概念压迫，这使得他们更难选择，面临更多的诱惑，这可能就是你说的不自由。
东方早报：很多独立电影都关注题材本身的特殊性，经常忘记电影语言的质量。你怎么平衡？
张元：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追求一种有趣味的语言表达，追求一种语言的品质是很有必要的。并不是选择一个题材就能占领一切。电影之所以优美也是因为其语言本身，你用什么“语言”讲故事很重要，并不是随便张口就来的。关于美的品质都有一定规律可循：构图、光线、叙事方式等多层面的因素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电影美学。
东方早报：《妈妈》里有许多西方电影的影子，同时也使用了纪实、实验等多样的语言风格。你是怎么统一的？
张元：提到西方电影的影子，其实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就是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但同时，中国二三十年代的黑白电影比如费穆的电影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是第一部作品，所以“野心”是必然的，不论“黑白”还是“彩色”，写实还是写意的风格都想尝试，并且试图统一在一个视觉作品里。就今天来看，我仍然觉得自己当年做的还不算“幼稚"，还是有张力的，还算好看。
东方早报：很多人都评价你是一个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导演，你自己怎么看待“边缘”的问题？
张元：我本人都一直没想清楚“边缘”和“中心”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当我们在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身体边缘化了。我认为不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从来没有既定的“中心”，也没有永远的“边缘”。人都是平等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在看那些所谓的“边缘人士”反而有一种认同感，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和他们没什么区别，是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当我在观察那些被认为“智障”的孩子时，我觉得自己反而愚蠢，他们比我聪明。
东方早报：你怎么理解当今社会语境下的“文艺复兴”？
张元：谈现在必须参考历史，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家服务的对象大多是宗教和王室的利益集团。而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一点是把“耶稣”和“圣母”背后的光环拿掉了，艺术家可以开始以“人”为创作对象。艺术家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服务于一个政党，或是一种单一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