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远东贸易与货币杂谈——从《窃明》说起
来自:旗舰评论——战略航空军元帅的旗舰作者:查看原文
明立两百七十七又三十九年
窃明是本怎样的书？用最简单的话描述说，它是一本主角黄石回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力挽狂澜的架空历史小说。
听上去超俗。回到崇祯年间的小说没有一百本也有八十本，在明末拯救中国的时空穿越者可以编成一个加强连都还绰绰有余。但《窃明》这本书与众不同——这本书是极少数能让人每天带着期盼的心情去追的架空小说，作者的煽情、悬念和节奏控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我个人不擅长写推文，只好随便丢下一句评论“在这本书里面反映了你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个明末”吧。我对袁毛公案的纷争也并无多大兴趣，历史只承认结果，不承认动机，探讨袁崇焕的动机意义不大。书里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另外一些段落。
窃明在军事、战争方面的描写可以说达到了网络小说的新高点。作品中对战斗的描述，可以说是“无一重样”。大爆炸（smwds）本来就是SONICBBS的军史高人，他的水平也确实相当不错，几乎每一战所强调的特点和每一处对军事的描述都有比较坚固的史料支撑。作者使用了大量16、17世纪欧洲的军事典故，从“长矛兵右刺”、“棱堡”到“刺刀空心方阵”……不过，里面最令人激赏的是作者对“军队体制”的评论。
“近代军队是一具战争机器，通过残酷的体罚和每天的训练，让士兵渐渐失去自我思考的能力，而形成对命令条件反射式的执行。一支近代军队中的士兵，对军棍和皮鞭的畏惧是根深蒂固的，在战场上越恐惧就越会机械地执行命令。例如南北战争的美军，在炮火覆盖下，列着严整的队型，以缓步行军一英里，然后完美的进行队列变换，翻越矮墙。并从400码距离开始还要受到不停的线膛枪射，一万人在进攻战斗中挂掉八千这才崩溃掉。”
“封建军队的组织结构不必说，作战主要靠个人武勇，凭首级计功，靠抢劫来维持斗志，所以封建军队才会有归师勿遏、围城必阙的说法，就是希望不要逼得对手拼命。而近代军队就没有这些说法，反正都是拼光了拉倒，但也只是战场上的一具僵尸和行尸走肉罢了。没有灵魂的军队只能僵化地进行杀戮或被杀戮，而不能积极主动地作战，所以遇到现代军队后就再次出现了一边倒的大屠杀。只有理想，才能给近代军队这具死尸注入灵魂，不仅仅是机械的刚硬，还有灵活的战术和柔韧的弹性。充满战斗欲望地去作战，灵活地根据战场形势去争取胜利，被击溃的单兵也能自行恢复战斗意志。”
仅以这一段评论而言，作者对军事史的认识足以让人拍案叫绝了。从古典军国主义到现代战争的制度演变，就让他这么寥寥两句给写出来了。
窃明另外一个我很欣赏的地方是结尾后的外传。全书的结尾毫无疑问地停留在了与后金的最后一战上。作者同样逃避了对袁崇焕的最终评价，让代表明朝传统道德的角色说出了他对袁崇焕罪名的解读。鉴于并没有真正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袁崇焕一案审判的逻辑和罪名，作者这么处理可以理解。作者想要躲开对清洗文官、背叛明朝和夺国的正面描写，这同样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东西只要写出来就会破坏窃明这样一部非黑即白作品的世界观，让基调重新回到灰色的、难以说清的问题上去。灰色的熊猫最终还是选择了黑白分明，虽然从伏笔来看他一度想写出农民军、明末文官等更敏感的话题。
我本来是对作品完结在这个能逃避一切争议点之处很不满的。灰熊猫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大多数的伏笔，逃避了架空历史必将面临的矛盾，就像李富贵、就像1911等许多前辈一样。但我喜欢这个最终的结尾，它抵消了我对腰斩的不满。我读网络小说，我也写网络小说，但这个结尾让我有种“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慨。窃明的这个结尾恐怕是我所看过的所有网络小说中最简洁有力的，说它拔高了整本书的立意也不为过。
“太祖晚年，江南有庄氏修《明史》。”
“太祖御览其书，其谓上久怀操莽之志、罔顾两代君恩、挟持幼主、狼子野心……狂悖忤逆之言，枚不胜举。”
“时太子、秦王侍卫于侧，皆怒发冲冠。然国朝不因言罪人，徒呼奈何。”
“太祖释卷大笑，后忽悲声太息，竟有泪下：此书能流传于世，朕愿足矣。”
“太子、秦王愕问其故，太祖笑答曰：朕之一生行事,何须向尔等小子解释。”
“后太祖崩，遗命竖无字碑、丘高不过两尺,随葬物止三件：明熹宗所赐尚方剑一口、毛文龙所赐长生岛督司印一方、庄氏明史一卷。”
我来到这个世界，便是要让乱臣贼子感到惧怕的。
我所从事的事业，必将令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或许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窃明这本书的追求尽在于此。
在这一段面前，某些反驳窃明的言论和帖子，某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和言论看起来就是那么可笑。英雄迟暮是常见的结局手法，但这俗套的写法同样可以写得非常有力。
好了，以上是关于窃明的闲笔，下面才是我要乱扯的东西……
明帝国的远东贸易与货币
我只是个历史爱好者，所以这里写出的只是一些我自己读书的总结，也算是写写我知道的明朝海贸的另外一个侧面。一家之言，肯定错漏百出，贻笑方家了，大家不用嘴下留情。反正Necroman从来也不是什么大大或者什么老师^_^。以下日本方面的记载主要出自《货币制度的世界史》（黑田明伸，2003），对西方货币制度的认识来源就多了，错误估计更多……我不好意思写书名了，以防话有错漏污蔑了前辈经济学家。
在窃明前段，黄石私铸了大量“天启通宝”的钱币销往日本。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比较少为人知的史料，那就是天启、崇祯两朝的铸钱乱政。天启、崇祯两朝的东林党和阉党官吏继承了万历后期的光荣传统，大量铸造了重八分、七分的极劣质钱币，甚至铸造了大量掺铅的低劣“折沙钱”。黄石立刻利用自己的后世历史知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私铸运动，这笔金手指外快支撑了长生岛超过一半的财政预算，也是整本书中期的财政支点……但以日本方面的记载来看，黄石的这一行动是否可行，是大成疑问的^_^。
以日本的角度来看，黄石这种钱的地位会非常尴尬——因为在当时的远东贸易圈，中国铜钱事实上就是按照“良币”和“劣币”区分成两种、三种甚至更多种货币的！福建、广东、越南、伊斯兰王公甚至西班牙人都大量的仿造宋钱，将劣币的标准拉得很低——大概就是南京崇祯末年铸造的四分钱也比他们好。一枚足值的良币在结算时很可能会相当于两枚、三枚甚至更多枚劣币，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完好的“万历通宝”在东南亚被财主们和金币、银币一起当作贵金属埋藏，在东南亚某些地区万历通宝对私铸宋钱和越南黎朝铁钱的兑换率高达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五。这一点在用“贯”这种大单位结算时就会更加明显，“优钱贯”和“劣钱贯”的价值是不同的。黄石这种货币号称要“劣币驱逐良币”，但他的钱在劣币里面算是相当好的，在良币里面却是相当差的，谁驱逐谁还说不定呢^_^。而且在黄石的年代，虽然幕府还没发行宽永通宝（就是小说里面被驱逐的那种钱），但藩札和私札这些纸币已经部分地补上了金币和铜钱、米之间的缺口。啊呀呀呀……“黄铸天启通宝”的命运真是堪忧啊，没了这笔钱，也就没了石见银（顺带一提，日本的货币制度非常诡异，银子基本只用于和中国贸易的结算，国内几乎是不用的，日本战国游戏里面银山直接提供铜钱的设计是历史事实），没了石见银，也就没了长生军票，没了长生军票就没了福宁军票……
黄石的理论问题在于，他认为“铜钱”如同西方的“金币”、“银币”一样是一种“根据材质和成本来进行价值衡量”、“可以直接按照面值使用”、“通过铸造取得铸币利润”的货币，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远东地区的贸易中，铜钱的价值大多数时候不是决定于它的材质，而是决定于它的贸易需求量，更多的铜钱投入并不会驱逐其他铜钱，而是产生因地制宜的新贸易规则。我们习惯上总是说“一贯等于1000文”，但事实上远东贸易中大量的结算并不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的，“一贯等于多少文”这个问题会随着具体铜钱的优劣而产生显著的变化。在历史记载上，良币（以明末而论，就是钱钞制度破灭后大量铸造的万历通宝）通常会等于3-4枚劣币（比如伪宋钱啦、天启钱啦、崇祯钱啦……）的价值，一良币贯往往只是250枚或者320枚，劣币贯才是950枚、980枚或者1000枚。从记录上看，宋、明两朝的“贯”其实和清朝“银两”的概念很相像。东亚各地都有自己对“贯”单位的定义，就像清朝后期的银两根据用途和地域的区别使用着“库平”、“关平”、“上海规元”、“武汉洋例银”等不同的计算单位。在宋朝和明朝的“贯”的概念也是这样的，随着用途和地域的不同，人民倾向于使用不同的铜钱和数量折算为“贯”在贸易中使用。同样的铜钱，跨了地区后价值可能会有几倍的变化——这虽然听起来不合情理，却是远东贸易的事实。远东也很少有“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发生，更多的时候人们会安然地接受新铜钱，而劣铜钱或者共存，或者在其他地区建立新的兑换系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需要退回到初始的不同。中国和西欧的货币制度根本性不同在哪里？那就是“金银是称量货币”，而“铜钱不是称量货币”。一枚铜钱被铸造出来之后会生存得比产生它的朝代长久得多，而金银币则很困难。在王朝灭亡以后，一文铜钱依旧是一文铜钱，而西方的多数金银币则退化成了“含有若干贵金属”，按重量计算的块状物。西方传统上的铸币是一种攫取利益的过程（基础知识普及可以考虑去看著名中古经济轻小说狼和香辛料），而东方传统上则不然，由于铜价地变化铸钱常常是亏本的。中国的铜钱流通从是两千年大一统帝国的历史沉淀的产物，并非以一朝一代之力可以抗衡。就算你想发劣钱，前朝的优质钱币仍然会躲藏在民间嘲笑你，人民也会自发制定私下的兑换比率来对抗官府。就算到了清朝这一现象也仍然发生着，很长时间里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宋钱、优质明钱兑换清钱都是一兑二、一对三，这一现象甚至维持到了台湾郑家彻底覆灭之后。
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贸易可以划分成几个阶段：从汉朝打通丝绸之路开始到唐朝末年是“大陆贸易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跨国交易货币是金银和丝帛，铜钱主要是起到国内贸易作用。随着西域的失去、阿拉伯帝国的崩溃和西夏的兴起大陆贸易被截断，到了宋朝进入“海洋贸易时期”，远东地区大量出土宋钱而非唐钱即是这一时期的明证。蒙古帝国横扫全世界之后，大陆贸易线路重建，“第二次大陆贸易时期”到来，这一次全世界都得到了大量的贵金属，元朝同时继承了西方的贵金属和东方的钱钞两种制度，但跨国贸易结算的主流仍然是金银。鉴于铜钱的难以运输，在明中叶以前并无铜钱成为跨国贸易的大量主要媒介的例子。
明太祖得国奇正，驱逐鞑虏，再兴华夏，但随之到来的却是贵金属的极度紧缺（都给蒙古人带走了）。在失去了蒙古帝国的白银供应后，明帝国不再有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了，明帝国只能依靠钱钞。明太祖的对策是，趁着手里还有金银，继承并重建元朝的钱钞制度。他没有想到的是，旧日继承下来的铜钱和自己新铸造的铜钱给他的宝钞造成了极大压力，他不得不停止铜钱铸造，明朝进入了纯粹宝钞的时代。大量被禁止流通的宋钱被重铸和用于进行国外贸易。明朝纯宝钞经济制度的执行时间远超一般人想象：从洪武八年(1376年)到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年）共127年中，竟有109年官方没有铸过一文钱！弘治铸了少量钱以停止宝钞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正德统治的十余年也未铸一文钱。如今所有的“正德通宝”都是后世伪造的，因为人们相信伪造的正德通宝能辟邪……到了嘉靖年间，宝钞情况恶化如何已经可以想象，记载上说一贯宝钞的实际价值只有个位数的铜钱！以钞为大额货币，钱为小额货币的钱钞体系事实上已经破产。
在窃明后段，黄石将基地设在了福建的福宁镇。以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这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因为明朝中后期的海贸中心确实是福建。经过了一个转换期后，以福建为中心的明朝走私商人们至迟在正德、嘉靖年间已经开始大规模违背了禁海令，重新转上了海洋贸易之路，远东进入“第二次海洋贸易时期”，标志性的现象是新的明朝铜钱在朝鲜、日本、越南、印尼等远东贸易圈成员内开始泛滥。这一阶段的海贸复兴极为迅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几乎让私铸的宋钱（因为私铸本朝钱币罪行很重，而且本朝确实也没几种钱币可以仿造）撒遍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当时私铸钱和官铸劣钱在日本已经普及到了什么程度呢？普及到了日本人管这些假宋钱和劣明钱叫“南京钱”，用来进行国家税收和贸易的程度。顺带一提，由于福建是私铸钱和海贸的中心，朝鲜人甚至在书籍中记载“福建乃南京也”（李朝实录，啊，朝鲜人呐……）。金钱的力量可以把大明朝的南京搬运到福建去，可以想见当时的铜钱贸易有多么旺盛。银-钱的地下经济规模超过了钱-钞的官方经济规模，明朝铜钱和白银共同成为了东亚的跨国结算货币。到了万历年间，这一经济状况已经不可忽视，白银经济的积累让张居正有了可执行一条鞭法的土壤。到了黄石开始窃明的天启年间，银钱已经牢固地掌握了明帝国的国内和国际贸易，根据东南亚考古和西葡的记载可以推测在海贸总量上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这一海贸相比于同时期的西欧贸易有巨大的不同：东亚贸易并不是西欧那种围绕着很少几个信用中心（如不同时期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展开的大规模集中贸易，而是若干个拥有各自货币计算标准（基本都是银和铜钱，但地区价值差距非常大，以至于直接倒卖货币就有利润可图）的国家级贸易圈和更多的拥有自己内部贸易体系的地区、城市级小贸易体间进行的分散贸易。东亚的货币流向非常复杂，也就错失了像西欧那样在信用中心建立银行和信用货币的机会。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上来，为什么黄石对日本的铜钱贸易会有风险？那是因为日本的对中国贸易非常诡异。他们确实长期对中国的铜钱有着极大量的需求，因此日本对华的出口全部要求以铜钱付账，而对华进口则全部要求以银付账。很多情况下，就是直接用铜钱换银……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明朝中后期进入战国时代，这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对“国内货币”的需求量，也是日本对铜钱赋予过高估值的直接原因。我们做一下年份对比的话，战国时代的起始应仁之乱为1467年，即宪宗成化三年。战国高潮的起始为桶狭间合战1560年，即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人所皆知的本能寺之变是1582年，即神宗万历九年。作为万历三大征的朝鲜之役对照关系人人皆知，不必再说。大坂之战的1615年就是万历四十二年，四年后的1619年发生了决定明清气运的萨尔浒之战，又过了两年后天启皇帝即位，窃明的故事方才开始。
在日本的货币史上，关键的事情似乎发生在15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也就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大肆活跃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他的行为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福建、浙江私铸钱进入日本的海路跟着倭寇、海盗被一扫而空了。对日本来说，这是历史性的大变化：铜钱供应的断绝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原本在织田信长踌躇满志要上洛、木下藤吉郎四处奔走着买米卖米，正是极端需要钱财的时刻，中国铜钱，尤其是官钱和高质量私铸钱（主要是私铸永乐通宝）的供应突然断绝了！在几乎同时，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在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上取得了突破，采矿效率提高了五倍，这让马尼拉的白银供应超过了石见银山。远东银-钱贸易的流向开始转动了，中国的铜钱供应不再能够满足日本国内货币的高需求量。日本的市场反应一方面是改钱为米，扩大使用金银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小范围内贸易使用的“私札”满足贸易需求。
很明显，日本正在缓慢进行的“贯高制”（以铜钱结算田地收入与税务）的制度改革受到了惨重打击，不得不变成了直接以米结算的“石高制”（打战国游戏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词^_^）。以织田信长为首的大名们不得不纷纷发布“撰钱令”，破坏旧有的良币、劣币挑选使用的习俗，让良币和劣币按固定比例混合使用以稳定市场，这一习俗也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下来。换句话说，如果黄石和长洲藩扩大劣质铜钱的供应，日本市场最可能的反应是制定一个基于双铜钱的货币系统，宽永通宝充当优币，而“黄铸天启”充当劣币，毕竟德川的官僚们都很熟悉“撰钱令”了……而且，日本市场的强韧性可能也会超乎黄石的想象。日本是远东贸易圈内唯一一个按面值流通贵金属的贸易体，也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建立金本位基准货币的贸易体。早在1601年，德川家康就开始铸造按面值使用的庆长金（含银）币了——那就是著名的大判和小判。这时候，甚至就连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都没用金本位……
当然，黄石的计划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行性。如果幕府真的屈服于他武力的淫威，停止铸造宽永通宝或者被迫始终以1:1的比例兑换，那么黄石还是很有机会通过长州藩的武力荡尽宽永钱和私札/藩札（相当于明朝前期的宝钞），重建贯高制度的。不过，以金手指的位置而论么……好像这里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笑）。另外，最后黄石在福州试图建立东亚金融中心的尝试很好，不过东亚的贸易结构似乎并不太支持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如此繁华的信用中心，因为远东贸易流向是个很复杂的圈状贸易，大量的货币不会回到初始点（比如日本就是个铜钱黑洞，中国则是个白银黑洞……）。反正这是灰熊猫的问题啦，我只是随便写写而已。
明立两百七十七又三十九年
窃明是本怎样的书？用最简单的话描述说，它是一本主角黄石回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力挽狂澜的架空历史小说。
听上去超俗。回到崇祯年间的小说没有一百本也有八十本，在明末拯救中国的时空穿越者可以编成一个加强连都还绰绰有余。但《窃明》这本书与众不同——这本书是极少数能让人每天带着期盼的心情去追的架空小说，作者的煽情、悬念和节奏控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我个人不擅长写推文，只好随便丢下一句评论“在这本书里面反映了你所不知道的另外一个明末”吧。我对袁毛公案的纷争也并无多大兴趣，历史只承认结果，不承认动机，探讨袁崇焕的动机意义不大。书里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另外一些段落。
窃明在军事、战争方面的描写可以说达到了网络小说的新高点。作品中对战斗的描述，可以说是“无一重样”。大爆炸（smwds）本来就是SONICBBS的军史高人，他的水平也确实相当不错，几乎每一战所强调的特点和每一处对军事的描述都有比较坚固的史料支撑。作者使用了大量16、17世纪欧洲的军事典故，从“长矛兵右刺”、“棱堡”到“刺刀空心方阵”……不过，里面最令人激赏的是作者对“军队体制”的评论。
“近代军队是一具战争机器，通过残酷的体罚和每天的训练，让士兵渐渐失去自我思考的能力，而形成对命令条件反射式的执行。一支近代军队中的士兵，对军棍和皮鞭的畏惧是根深蒂固的，在战场上越恐惧就越会机械地执行命令。例如南北战争的美军，在炮火覆盖下，列着严整的队型，以缓步行军一英里，然后完美的进行队列变换，翻越矮墙。并从400码距离开始还要受到不停的线膛枪射，一万人在进攻战斗中挂掉八千这才崩溃掉。”
“封建军队的组织结构不必说，作战主要靠个人武勇，凭首级计功，靠抢劫来维持斗志，所以封建军队才会有归师勿遏、围城必阙的说法，就是希望不要逼得对手拼命。而近代军队就没有这些说法，反正都是拼光了拉倒，但也只是战场上的一具僵尸和行尸走肉罢了。没有灵魂的军队只能僵化地进行杀戮或被杀戮，而不能积极主动地作战，所以遇到现代军队后就再次出现了一边倒的大屠杀。只有理想，才能给近代军队这具死尸注入灵魂，不仅仅是机械的刚硬，还有灵活的战术和柔韧的弹性。充满战斗欲望地去作战，灵活地根据战场形势去争取胜利，被击溃的单兵也能自行恢复战斗意志。”
仅以这一段评论而言，作者对军事史的认识足以让人拍案叫绝了。从古典军国主义到现代战争的制度演变，就让他这么寥寥两句给写出来了。
窃明另外一个我很欣赏的地方是结尾后的外传。全书的结尾毫无疑问地停留在了与后金的最后一战上。作者同样逃避了对袁崇焕的最终评价，让代表明朝传统道德的角色说出了他对袁崇焕罪名的解读。鉴于并没有真正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袁崇焕一案审判的逻辑和罪名，作者这么处理可以理解。作者想要躲开对清洗文官、背叛明朝和夺国的正面描写，这同样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东西只要写出来就会破坏窃明这样一部非黑即白作品的世界观，让基调重新回到灰色的、难以说清的问题上去。灰色的熊猫最终还是选择了黑白分明，虽然从伏笔来看他一度想写出农民军、明末文官等更敏感的话题。
我本来是对作品完结在这个能逃避一切争议点之处很不满的。灰熊猫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大多数的伏笔，逃避了架空历史必将面临的矛盾，就像李富贵、就像1911等许多前辈一样。但我喜欢这个最终的结尾，它抵消了我对腰斩的不满。我读网络小说，我也写网络小说，但这个结尾让我有种“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慨。窃明的这个结尾恐怕是我所看过的所有网络小说中最简洁有力的，说它拔高了整本书的立意也不为过。
“太祖晚年，江南有庄氏修《明史》。”
“太祖御览其书，其谓上久怀操莽之志、罔顾两代君恩、挟持幼主、狼子野心……狂悖忤逆之言，枚不胜举。”
“时太子、秦王侍卫于侧，皆怒发冲冠。然国朝不因言罪人，徒呼奈何。”
“太祖释卷大笑，后忽悲声太息，竟有泪下：此书能流传于世，朕愿足矣。”
“太子、秦王愕问其故，太祖笑答曰：朕之一生行事,何须向尔等小子解释。”
“后太祖崩，遗命竖无字碑、丘高不过两尺,随葬物止三件：明熹宗所赐尚方剑一口、毛文龙所赐长生岛督司印一方、庄氏明史一卷。”
我来到这个世界，便是要让乱臣贼子感到惧怕的。
我所从事的事业，必将令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或许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窃明这本书的追求尽在于此。
在这一段面前，某些反驳窃明的言论和帖子，某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和言论看起来就是那么可笑。英雄迟暮是常见的结局手法，但这俗套的写法同样可以写得非常有力。
好了，以上是关于窃明的闲笔，下面才是我要乱扯的东西……
明帝国的远东贸易与货币
我只是个历史爱好者，所以这里写出的只是一些我自己读书的总结，也算是写写我知道的明朝海贸的另外一个侧面。一家之言，肯定错漏百出，贻笑方家了，大家不用嘴下留情。反正Necroman从来也不是什么大大或者什么老师^_^。以下日本方面的记载主要出自《货币制度的世界史》（黑田明伸，2003），对西方货币制度的认识来源就多了，错误估计更多……我不好意思写书名了，以防话有错漏污蔑了前辈经济学家。
在窃明前段，黄石私铸了大量“天启通宝”的钱币销往日本。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比较少为人知的史料，那就是天启、崇祯两朝的铸钱乱政。天启、崇祯两朝的东林党和阉党官吏继承了万历后期的光荣传统，大量铸造了重八分、七分的极劣质钱币，甚至铸造了大量掺铅的低劣“折沙钱”。黄石立刻利用自己的后世历史知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私铸运动，这笔金手指外快支撑了长生岛超过一半的财政预算，也是整本书中期的财政支点……但以日本方面的记载来看，黄石的这一行动是否可行，是大成疑问的^_^。
以日本的角度来看，黄石这种钱的地位会非常尴尬——因为在当时的远东贸易圈，中国铜钱事实上就是按照“良币”和“劣币”区分成两种、三种甚至更多种货币的！福建、广东、越南、伊斯兰王公甚至西班牙人都大量的仿造宋钱，将劣币的标准拉得很低——大概就是南京崇祯末年铸造的四分钱也比他们好。一枚足值的良币在结算时很可能会相当于两枚、三枚甚至更多枚劣币，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完好的“万历通宝”在东南亚被财主们和金币、银币一起当作贵金属埋藏，在东南亚某些地区万历通宝对私铸宋钱和越南黎朝铁钱的兑换率高达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五。这一点在用“贯”这种大单位结算时就会更加明显，“优钱贯”和“劣钱贯”的价值是不同的。黄石这种货币号称要“劣币驱逐良币”，但他的钱在劣币里面算是相当好的，在良币里面却是相当差的，谁驱逐谁还说不定呢^_^。而且在黄石的年代，虽然幕府还没发行宽永通宝（就是小说里面被驱逐的那种钱），但藩札和私札这些纸币已经部分地补上了金币和铜钱、米之间的缺口。啊呀呀呀……“黄铸天启通宝”的命运真是堪忧啊，没了这笔钱，也就没了石见银（顺带一提，日本的货币制度非常诡异，银子基本只用于和中国贸易的结算，国内几乎是不用的，日本战国游戏里面银山直接提供铜钱的设计是历史事实），没了石见银，也就没了长生军票，没了长生军票就没了福宁军票……
黄石的理论问题在于，他认为“铜钱”如同西方的“金币”、“银币”一样是一种“根据材质和成本来进行价值衡量”、“可以直接按照面值使用”、“通过铸造取得铸币利润”的货币，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远东地区的贸易中，铜钱的价值大多数时候不是决定于它的材质，而是决定于它的贸易需求量，更多的铜钱投入并不会驱逐其他铜钱，而是产生因地制宜的新贸易规则。我们习惯上总是说“一贯等于1000文”，但事实上远东贸易中大量的结算并不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的，“一贯等于多少文”这个问题会随着具体铜钱的优劣而产生显著的变化。在历史记载上，良币（以明末而论，就是钱钞制度破灭后大量铸造的万历通宝）通常会等于3-4枚劣币（比如伪宋钱啦、天启钱啦、崇祯钱啦……）的价值，一良币贯往往只是250枚或者320枚，劣币贯才是950枚、980枚或者1000枚。从记录上看，宋、明两朝的“贯”其实和清朝“银两”的概念很相像。东亚各地都有自己对“贯”单位的定义，就像清朝后期的银两根据用途和地域的区别使用着“库平”、“关平”、“上海规元”、“武汉洋例银”等不同的计算单位。在宋朝和明朝的“贯”的概念也是这样的，随着用途和地域的不同，人民倾向于使用不同的铜钱和数量折算为“贯”在贸易中使用。同样的铜钱，跨了地区后价值可能会有几倍的变化——这虽然听起来不合情理，却是远东贸易的事实。远东也很少有“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发生，更多的时候人们会安然地接受新铜钱，而劣铜钱或者共存，或者在其他地区建立新的兑换系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需要退回到初始的不同。中国和西欧的货币制度根本性不同在哪里？那就是“金银是称量货币”，而“铜钱不是称量货币”。一枚铜钱被铸造出来之后会生存得比产生它的朝代长久得多，而金银币则很困难。在王朝灭亡以后，一文铜钱依旧是一文铜钱，而西方的多数金银币则退化成了“含有若干贵金属”，按重量计算的块状物。西方传统上的铸币是一种攫取利益的过程（基础知识普及可以考虑去看著名中古经济轻小说狼和香辛料），而东方传统上则不然，由于铜价地变化铸钱常常是亏本的。中国的铜钱流通从是两千年大一统帝国的历史沉淀的产物，并非以一朝一代之力可以抗衡。就算你想发劣钱，前朝的优质钱币仍然会躲藏在民间嘲笑你，人民也会自发制定私下的兑换比率来对抗官府。就算到了清朝这一现象也仍然发生着，很长时间里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宋钱、优质明钱兑换清钱都是一兑二、一对三，这一现象甚至维持到了台湾郑家彻底覆灭之后。
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贸易可以划分成几个阶段：从汉朝打通丝绸之路开始到唐朝末年是“大陆贸易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跨国交易货币是金银和丝帛，铜钱主要是起到国内贸易作用。随着西域的失去、阿拉伯帝国的崩溃和西夏的兴起大陆贸易被截断，到了宋朝进入“海洋贸易时期”，远东地区大量出土宋钱而非唐钱即是这一时期的明证。蒙古帝国横扫全世界之后，大陆贸易线路重建，“第二次大陆贸易时期”到来，这一次全世界都得到了大量的贵金属，元朝同时继承了西方的贵金属和东方的钱钞两种制度，但跨国贸易结算的主流仍然是金银。鉴于铜钱的难以运输，在明中叶以前并无铜钱成为跨国贸易的大量主要媒介的例子。
明太祖得国奇正，驱逐鞑虏，再兴华夏，但随之到来的却是贵金属的极度紧缺（都给蒙古人带走了）。在失去了蒙古帝国的白银供应后，明帝国不再有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了，明帝国只能依靠钱钞。明太祖的对策是，趁着手里还有金银，继承并重建元朝的钱钞制度。他没有想到的是，旧日继承下来的铜钱和自己新铸造的铜钱给他的宝钞造成了极大压力，他不得不停止铜钱铸造，明朝进入了纯粹宝钞的时代。大量被禁止流通的宋钱被重铸和用于进行国外贸易。明朝纯宝钞经济制度的执行时间远超一般人想象：从洪武八年(1376年)到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年）共127年中，竟有109年官方没有铸过一文钱！弘治铸了少量钱以停止宝钞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正德统治的十余年也未铸一文钱。如今所有的“正德通宝”都是后世伪造的，因为人们相信伪造的正德通宝能辟邪……到了嘉靖年间，宝钞情况恶化如何已经可以想象，记载上说一贯宝钞的实际价值只有个位数的铜钱！以钞为大额货币，钱为小额货币的钱钞体系事实上已经破产。
在窃明后段，黄石将基地设在了福建的福宁镇。以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这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因为明朝中后期的海贸中心确实是福建。经过了一个转换期后，以福建为中心的明朝走私商人们至迟在正德、嘉靖年间已经开始大规模违背了禁海令，重新转上了海洋贸易之路，远东进入“第二次海洋贸易时期”，标志性的现象是新的明朝铜钱在朝鲜、日本、越南、印尼等远东贸易圈成员内开始泛滥。这一阶段的海贸复兴极为迅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几乎让私铸的宋钱（因为私铸本朝钱币罪行很重，而且本朝确实也没几种钱币可以仿造）撒遍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当时私铸钱和官铸劣钱在日本已经普及到了什么程度呢？普及到了日本人管这些假宋钱和劣明钱叫“南京钱”，用来进行国家税收和贸易的程度。顺带一提，由于福建是私铸钱和海贸的中心，朝鲜人甚至在书籍中记载“福建乃南京也”（李朝实录，啊，朝鲜人呐……）。金钱的力量可以把大明朝的南京搬运到福建去，可以想见当时的铜钱贸易有多么旺盛。银-钱的地下经济规模超过了钱-钞的官方经济规模，明朝铜钱和白银共同成为了东亚的跨国结算货币。到了万历年间，这一经济状况已经不可忽视，白银经济的积累让张居正有了可执行一条鞭法的土壤。到了黄石开始窃明的天启年间，银钱已经牢固地掌握了明帝国的国内和国际贸易，根据东南亚考古和西葡的记载可以推测在海贸总量上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这一海贸相比于同时期的西欧贸易有巨大的不同：东亚贸易并不是西欧那种围绕着很少几个信用中心（如不同时期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展开的大规模集中贸易，而是若干个拥有各自货币计算标准（基本都是银和铜钱，但地区价值差距非常大，以至于直接倒卖货币就有利润可图）的国家级贸易圈和更多的拥有自己内部贸易体系的地区、城市级小贸易体间进行的分散贸易。东亚的货币流向非常复杂，也就错失了像西欧那样在信用中心建立银行和信用货币的机会。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上来，为什么黄石对日本的铜钱贸易会有风险？那是因为日本的对中国贸易非常诡异。他们确实长期对中国的铜钱有着极大量的需求，因此日本对华的出口全部要求以铜钱付账，而对华进口则全部要求以银付账。很多情况下，就是直接用铜钱换银……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明朝中后期进入战国时代，这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对“国内货币”的需求量，也是日本对铜钱赋予过高估值的直接原因。我们做一下年份对比的话，战国时代的起始应仁之乱为1467年，即宪宗成化三年。战国高潮的起始为桶狭间合战1560年，即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人所皆知的本能寺之变是1582年，即神宗万历九年。作为万历三大征的朝鲜之役对照关系人人皆知，不必再说。大坂之战的1615年就是万历四十二年，四年后的1619年发生了决定明清气运的萨尔浒之战，又过了两年后天启皇帝即位，窃明的故事方才开始。
在日本的货币史上，关键的事情似乎发生在15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也就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大肆活跃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他的行为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福建、浙江私铸钱进入日本的海路跟着倭寇、海盗被一扫而空了。对日本来说，这是历史性的大变化：铜钱供应的断绝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原本在织田信长踌躇满志要上洛、木下藤吉郎四处奔走着买米卖米，正是极端需要钱财的时刻，中国铜钱，尤其是官钱和高质量私铸钱（主要是私铸永乐通宝）的供应突然断绝了！在几乎同时，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在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上取得了突破，采矿效率提高了五倍，这让马尼拉的白银供应超过了石见银山。远东银-钱贸易的流向开始转动了，中国的铜钱供应不再能够满足日本国内货币的高需求量。日本的市场反应一方面是改钱为米，扩大使用金银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小范围内贸易使用的“私札”满足贸易需求。
很明显，日本正在缓慢进行的“贯高制”（以铜钱结算田地收入与税务）的制度改革受到了惨重打击，不得不变成了直接以米结算的“石高制”（打战国游戏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词^_^）。以织田信长为首的大名们不得不纷纷发布“撰钱令”，破坏旧有的良币、劣币挑选使用的习俗，让良币和劣币按固定比例混合使用以稳定市场，这一习俗也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下来。换句话说，如果黄石和长洲藩扩大劣质铜钱的供应，日本市场最可能的反应是制定一个基于双铜钱的货币系统，宽永通宝充当优币，而“黄铸天启”充当劣币，毕竟德川的官僚们都很熟悉“撰钱令”了……而且，日本市场的强韧性可能也会超乎黄石的想象。日本是远东贸易圈内唯一一个按面值流通贵金属的贸易体，也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建立金本位基准货币的贸易体。早在1601年，德川家康就开始铸造按面值使用的庆长金（含银）币了——那就是著名的大判和小判。这时候，甚至就连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都没用金本位……
当然，黄石的计划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行性。如果幕府真的屈服于他武力的淫威，停止铸造宽永通宝或者被迫始终以1:1的比例兑换，那么黄石还是很有机会通过长州藩的武力荡尽宽永钱和私札/藩札（相当于明朝前期的宝钞），重建贯高制度的。不过，以金手指的位置而论么……好像这里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笑）。另外，最后黄石在福州试图建立东亚金融中心的尝试很好，不过东亚的贸易结构似乎并不太支持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如此繁华的信用中心，因为远东贸易流向是个很复杂的圈状贸易，大量的货币不会回到初始点（比如日本就是个铜钱黑洞，中国则是个白银黑洞……）。反正这是灰熊猫的问题啦，我只是随便写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