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的改革开放史（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业）
写到晚上四点钟，到后来脑子一团浆糊，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了。。。为毛我写文总是这么虎头蛇尾，呜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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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的这座小镇，多山多河多雨水，却因为贯穿其中的国道和浩荡而去的一条大江，并不显得那么闭塞。它所隶属的县城，衔接着两个共和国最早设立行政管辖机构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北可通湘黔两省，南可通桂中腹地，商旅辐凑，货物云集，明清时乃是本地最繁华的墟市之一。时至近代，从太平天国到桂系军阀，战乱频仍，民生凋敝，集市冷清，百姓多杜门不出，不单是惧怕兵祸，更是为避日渐猖獗的匪害。残兵剩勇与地痞无赖常年盘踞于此，盘剥百姓，勒索过往的商旅，并且借助重山峻岭易守难攻的地势顽固抗拒着新政权的进驻。最终，近四十名生于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战士永远埋骨此地，才彻底割除这一毒瘤。其过程之惨烈我已不得而知，据某热爱探险的男同学所说，他曾在土匪居住过的山洞发现大量的钱币和一节腿骨。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这段历史与本文受访人的历史也没有太大交集。这段血腥的记忆只在本地人的祖孙父子间口耳相传，却与他无干，因为他终究是个外乡人。
在教科书上，这场战役是1950—1951年维护共和国新生政权的西南大剿匪运动的一部分。但据说促使新政权彻底肃清本地匪害的最大根由，在于一条宝贵的铅锌矿脉。当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美帝即将登门，大批军用重工业向西南转移，本地资源恰好为这种战略转移增添了成功的筹码。随之而来的，便是西南几个重工业大城市的兴旺繁荣。当然，这一切只是道听途说。边陲永远成不了边城，它从来都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它总是背负着似有若无的自卑感，边陲的人也总是想方设法证明自己存在的重要性。但不论如何，当第一台钻井机打下这片十万大山的肌骨，这条矿脉和这个地方就注定要和本文的主人公发生交集。
老梁生于1933年，1951年与同乡老庞一道参军，他们本来想上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结果只有老庞到鸭绿江边打了个转，老梁则总是留在后方与各种电机打交道。大历史与两个年轻人打个照面之后呼啸而去，三年之后，老梁带着一张荣立三等功的喜报转业到地方。在部队里他入了党，但不知为何没有再待下去。退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回乡操持生计，二是带着一手出色的电工技术听从政府的指派，他选择了后一条。同样做出这个选择的，还有柳州乡下一个赤脚医生的妹妹，高大而白净的姑娘——何。
何是家中幺女，兄姐都比她大上十来岁。何家的成分不太好，因此长姐在升学中遭到阻挠，一气之下自己拜了师傅学医。她是个要强的人，亦姐亦母将何带大，曾想干预幺妹的人生，在何即将成年的那年她给何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自己争取参加工作的机会，要么跟她学医。何并不喜欢走乡串寨的给人看病，这时恰好矿务公司招工，于是她自作主张就报了名。
1960年，老梁与何经人介绍结为夫妻。结婚照上，老梁穿上了自己整洁的旧军装，何梳着两根乌黑油亮的麻花辫，出类拔萃的技术尖兵与能歌善舞的文艺骨干，天作之合。与此同时的，小镇进入了它有史以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负责为矿厂供电以及处理冶炼伴生的硫化物，车来人往，烟囱林立，小学校、中学校、医院、铁路、银行、供销社应运而生。与这热火朝天的气势相比，本地村民为响应大炼钢铁而打造的小土窑都显得格外滑稽。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人看着暮夜里灯火通明机器轰鸣的厂房发愣，仿佛那里面是三头六臂的怪物。虽然此时本地人与外来户们的生活轨迹还未有太大的交集，除了天南地北的口音他们也不太能看出彼此的区别，但不同的身份职责依然在改变着彼此的生活方式。电站的礼堂放电影时，台下坐了越来越多村上的小鬼头，而端阳节龙舟赛的岸边，也渐渐能听到年轻电厂工人的呐喊。老梁也在向他的农民邻居学习着，他在砖瓦平房门前搭了一间不伦不类的茅厕，省去了跑公共厕所的功夫，还种了一棵桂花树。虽然可以长期吃食堂，何还是开了几块菜地。宿舍区供应热水和少量煤炭，但远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工作之余老梁还得上山砍柴。有一回一同跟去的大儿子还被树丛间突然拱出的牛嘴吓了一跳。噢，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在1962年。移居的第二代普遍出生在这时候，年轻的父母们逐渐感到背井离乡的孤苦和独自奋斗的艰辛。对着呱呱而啼的婴儿他们手忙脚乱，没有任何人指导，产妇坐月子往往稀里糊涂的，吃不到一口母亲煮的糖水鸡蛋。路过本乡人的祠堂时他们会好奇的张望，对村人年夜轰鸣的鞭炮和一字摆开的长桌宴也惑然不解。传统、习俗、故乡，一切都远了。
何很快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老梁与何的工资刨去粮票、布票、肉票将近有三十块，于是夫妇俩商议把老母亲接来。许多年轻小夫妻也动了这个念头。移居第一代已经逐渐意识到，未来所有的生丧嫁娶，他们都离不开这片土地了。
到1967年，他们已经育下四个孩子，两儿两女。一家人挤挤攘攘的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平房里。平静而热闹的生活感受不到一丝风吹草动，他们都还不知道接下来的十年将发生什么。但直觉总会给人某些启示，何发愁生计日益捉襟见肘，她怕饿到小女儿，饭桌上已经许久未见荤腥了。不约而同的，关于那十年他们的讲述都很模糊，何说街上有械斗，有人拿着碗口粗的铁棍，一棒子打死一个。他们都是根正苗红的工人，老梁还是党员，夫妻俩人缘又好，所以基本无波无澜。何有点担心她的几块菜地，但她又愤愤不平的想，不止她一个，厂里的女工都这么干。这些年她在厂里干的是男人的工作，铲煤、拉车、值夜班，拿得却是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工资，屋顶总是漏，除了结婚时置办的衣车，家里已经很久没有新的家具了，小女儿被迫送回了家乡，大女儿小时候因为无人照管摔进火盆留下终生的伤痕，而且不再有人邀她一起唱歌。很快，各种抱怨代替了她的恐惧。结婚十年，她包办了家中的一切，老的小的身上穿的，嘴里吃的，手中用的，她都使尽浑身解数操办齐全。她将布票变成衣服、书包、床单、被罩，她不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做得比一个村妇多得多，村妇起码还有家中的遗存，她没有，她白手操办出了一个家。何是了不起的，与万千在那场运动中疯魔了痴迷了放纵了的人相比。文革高潮时矿区也曾沸腾过，但电厂不能停工，它不单负责着替矿区供电，附近居民的生活用电也全仰仗于它，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为移居一代们培养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但十年浩劫依旧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痕迹在厂区之外的县城比较明显，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听过用一个因此疯癫的人吓唬小孩的故事。
文革接近尾声，梁家最小的孩子也已经懂事了。十年间她辗转祖父与外婆家，远离父母的同时与一群表兄姐妹们亲近着父母已经遗忘的土地。1977年，她十岁，回到父母身边，头一件事，就是拍了一张全家福。这张黑白照片中一共七个人，老梁已经褪去了青涩，何依然梳着她的麻花辫。
团聚之后，家中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儿子的前途。老大过了年就十六了，比他大一些的移居二代或情愿或不情愿的插队到另一个地方变成了移居一代，老大是幸运的，系着红绸的大卡车搭载着知青与中国的大历史与他擦肩而过。矿校停课之后，他一直跟着一位老教师念书，不曾落下学业。老大的这份定力和毅力似乎是天生的，从他小时候被牛嘴拱到也只是绷着一张铁青的小脸灵活地跳开就能知道。上一段大历史他有意无意的放过了，但下一段大历史却能被他牢牢抓在手里。1978年夏天，他坐在文革后第一次正规的高考考场上，与周围一群面目沧桑的老三届一起。很快他就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他考上了重点大学，年仅十六岁。那一次高考，他是唯一一个。
与大儿子光辉的履历相比，二女儿就显得有些惨淡。老梁与何一直对二女儿有些愧疚，这闺女在伤好之后总显得有些迟钝和木讷。与很多移居一代的父母寄望于退休后儿女可以顶职不同，老梁要求孩子们必须依靠自己谋取前程和出路。厂区的生产在恢复，并且日渐显现出了当初的兴旺。采矿技术日新月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岗位上奋斗多久，而且就算他与何都能提供顶职的机会，也最多只有两个，四个孩子怎么分？可是二女儿接连两次高考失利。第三次上考场之前，人都有些恍恍惚惚的。有一次饭后她直接开口说，考不上，我就去死。
这件事后来何总是反反复复对外孙女提起，话里话外都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慌张。
老梁听到，只是慢慢放下碗，蔼然说，考不上，你就顶我的职。
二女儿终归还是考上了，勉勉强强上了中专，在那个时候，也很是了不起。而老梁与何都不知道的是，这还仅仅是二女儿坎坷人生的开始。
至于调皮捣蛋的小儿子与乖巧聪颖的小女儿，老梁并不十分担心。他的工作岗位，也转到了厂区小学校，从梁主任变成了梁校长。他到底更喜欢文艺一些，除了摆弄一切机械，他还热衷于拉二胡，写毛笔字。老家小妹远嫁绍兴，数十年间的几十封信，都是他用毛笔写的。
在整个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移居二代在做着什么呢？家在矿区的老黄刚刚送走了参军的大儿子，说起来他还是梁家老大的高中同学。老庞的大女儿说了一门遥远的婆家，唯一的儿子刚刚顶自己的职参加了工作。老方的儿子叫阿嗓，是个黑煤球一样的智障，整天也只在煤堆里扒拉着。老荣家的闺女刚刚成了电站医院的护士。老刘家粗犷的老大则开了一家杂货铺，每天天不亮进货送货，那结实的胳膊已经和许多本地农夫无异了。移居二代们已经遗忘了父辈的口音，那种来自王力先生的故乡的，有着十种音调的方言，齐刷刷的变成一种后来被本地人成为电厂音的普通话。在这段时间里，能像土地一样父子相传的工作岗位被本地人深深的艳羡着，当初和移民一代们一起奋斗在土壤中的年轻人也老了，他们甚至更早露出老态，儿子不够争气，女儿嫁妆太贵，每年每月停不下的酬酢逢迎，最紧要的，是为即将降临的暮年而惶惶不安。他们不仅羡慕着移民们牢固的铁饭碗和月月不断的退休金，也羡慕着他们那种简约却能改变命运的生活方式。
而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五零后六零后在做什么呢？他们或许偷偷的传唱着邓丽君的新歌，湘西一个农家姑娘总是在结束了一天的活之后轻轻哼上两句，她是宋祖英。他们或许在偷偷模仿赵忠祥和倪萍的声音，有个女孩每天都在镜子前重复练习，她叫周涛。他们也许躲在被窝里静静的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然后日以继夜孤独而饥渴地写，他是莫言。小镇上的移居二代一辈子都不可能见他们一面，但他们注定成为时代的坐标，成为绝大多数的同龄人定格自己的方式。
他们共享着一个时代，他们都有着被新中国的历史拨乱又反正的命运。
何在八九年的春天办了退休手续，而老梁在当了十年校长之后也退休了。小儿子读了警校，小女儿则就读于重庆的会计学校。他是骄傲的，他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厂区，来得干干脆脆，走得云淡风轻。退休之前矿区给每个高级员工发放了一台熊猫牌冰箱和一台彩电，这在小镇上绝对是稀罕物，只在宿舍区才能看得见。改革开放之后，矿区实行责任公司制管理，效益越来越好，员工的待遇也是看得见的水涨船高。每个季度，都有时鲜的水果特产发放，有一年，员工甚至捧到了奢侈品大闸蟹。那个时候，电站的工人绝对有羡煞旁人的资本。不过，这一切都不再与老梁家相关。老梁一家的生活轨迹已经与矿厂渐行渐远，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另一种幸运。老梁逼着自己的子女在本地落草生根，而绝大多数的移居二代，则都将未来维系在一个工厂身上。这种向心力只能靠无私的道德观念和集体化的生产方式维持，一旦人心质变，则最易分崩离析。
时间即将迈入九十年代，曾经的七口之家逐渐只剩下三个老人。长子长女都已成家，老大拿着工程师的职称落户桂林，娶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大女儿的木讷看起来是另一种温柔，弥补了她外貌上的缺失，她嫁给了本地银行的职员。等小生命诞生，梁家就是四世同堂了。大儿媳妇与大女儿的预产期都接近八九年末，于是何早早做好了准备。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老母亲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一睡不醒，含笑而逝，没有看见家中的第四代。
老母亲葬在铁路对过的矮坡上，移居一代的父母们都葬在上面。这片山坡收藏着移居者们的一切过去，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地方，清明时候就能飘起满山的灵幡，来上坟的人互相都认识，能打招呼。尽管墓碑上刻划的历史十分简短，但那种此起彼伏的鞭炮响总能给人一种故乡的错觉。敛葬母亲的地方总是故土无疑。
生活在继续，小儿子警校毕业参加工作成了一名铁路警察。小女儿会计毕业先在本地的丝绸厂然后调入了检察院。四个儿女先后成家立业，到1993年的初夏，老梁夫妇已经收获了四个孙女儿。铅锌矿厂开始接受外企注资，搞股份制改革，勤劳肯干的湖南怀化人当老板，员工中除了移居二代大军，还招了不少本地人。老梁闲时拉拉二胡，教教孙女描红背诗，几乎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干。何把她的几块自留地打理得风生水起。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他们总要到大儿子家去，能带过去很多新鲜的瓜菜。于是，名闻天下的桂林山水，在二老眼里也就不那么出奇了。老梁以为他不再需要担当儿女的避风港了，直到1993年的初冬变故突生。
大女婿，那个温文而勤谨的年轻人突然离世，抛下四岁的幼女和千疮百孔的妻子。
何对大女儿的婆婆印象很深，在那个干练的农村妇女身上她能看到另一种历史，和身世、土地、神祗、信仰有关的历史。可这曾经令何佩服不已的，要强了一辈子的妇人在儿子的灵堂上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连质问老天都没了力气，土地和宗族也给不了她任何支撑。她匍匐在那漆黑得刺眼的棺木前像是受刑，她的眼注定从此就是一道无法愈合的创口，何突然感到无常的命运超越一切严酷的历史和时代给予她们最深重的创痛和悲沉，她忽然感到一阵没顶的孤独。她们无法怪责任何人，而又是这么老了！
电站的移居民身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悲和喜，老梁家的女儿丧夫的新闻很快被掩盖过去。老二独自在县城生活了两年之后选择回到父母的身边，她曾经认为自己三进考场终于摆脱了浑浑噩噩的顶职生涯是多么的了不起，可当女儿被父亲执教过十年的小学校拒录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可笑。除了那层身份和人事关系，她和同龄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人家。电站子弟的荣光已经不属于她了，更不可能照耀到她女儿的身上，于是她只能任由女儿在农村小学校摇摇欲坠的课室里念书，每天滚一身泥回来。可以说，移居民中没有哪一家像梁家这样，为扎根本地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老梁的外孙女在泥巴和田野间混得风生水起，电站却日渐萧条下去。
随着本地几处大型水利工程的落成，发电已经不再依赖电站了，整个小镇的工业重心逐渐向硫化物冶炼靠近。老梁昔日的办公室，成了小孩的游戏场所。小镇上来了另一群移居民，他们中富裕的开办水泥工厂，稍稍欠一点的就在路边开个修车洗车摊，他们说着一样的口音，却是实打实出来闯荡的一代。而不是老移居民那服从国家分配和需要的一代。他们改变着本地人对移居民的认知，凸显出矿区子弟的坐享其成是多么苍白和可怜。
矿区子弟已无暇为消逝的荣光哀悼了，一个令人恐慌的消息席卷了所有的工人，整个矿脉的资源即将枯竭。从2000年初开始，小镇上的硫化物冶炼厂就已经不能从矿区获得原材料，而必须通过买进原材料的方式维持生产。巨额的成本消耗，低迷的市场让工厂根本一直都是入不敷出。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无法继续享有曾经的一切福利，也许终生住不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甚至拿不到一分钱的退休金。这无异于世界末日。与矿区的衰落对应的是，本地人在日渐富裕起来，河对岸因为蓄水冲积出的大片荒地上满植山药和桑树，每年都能带给每户农家人均过万的收入。一幢幢新楼房拔地而起，无限冲击着矿区子弟的价值观。
激动的工人怀疑高层大肆贪吞了公款，他们拉起横幅，请来律师，四方申诉，预备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2007年，这个存在了将近六十年，曾享受过苏联和保加利亚专家亲自援助的大型国有采矿冶炼企业宣告破产。留下了小镇上一片沉默的棚户，青黑的瓦片像他们茫然的双目。
老梁却不再操心这些，早在97年他与何就用毕生的积蓄买下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拿到房产证的一刻何几乎泪流满面。到了后来，他开始操心小儿子的婚姻。
他不知道为什么小儿子赶时髦似的老要和媳妇闹离婚，他与何相互扶持走过了几十年的婚恋观就不能传承给儿子？他也不知道小儿子哪里学来的一肚子封建主义，小辈有一点不顺他的意，就要大吼大叫，直呼不孝。他倒是明白儿子整天必须和一些五大三粗的路匪恶霸打交道，但这也能转移一个人的性情？梁家的男人可以固执，但绝不可以野蛮，对于儿子的婚姻他无法再发表看法了，只可怜夹在中间的小孙女。
在小孙女身上，他似乎看到了早年畏畏缩缩的大女儿。
儿子到底把婚离了。老梁看在眼里，想这种在终身大事上的变动也算是开放的印迹之一。孩子们变得草率，轻浮，不负责任。四个儿女里，大儿子夫妻时常有些貌合神离，大女儿也只能说是命不好。小儿子胡闹一通没个常性，唯独小女儿还算过得去，但也被本地那种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搞得头大，倒练出了一身好酒量。
这些造化，都是他们为了在时代的洪流里抓住土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将来，这些挑战也会落在四散各方的孙女们身上。
明年老梁就八十岁了，两年前他与何度过了金婚庆典。他在今年的中秋节，也是又一次结婚纪念日时说，“我希望我能活到八十五岁，这样应该就能看见第四代了。”
月色之下他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夜里，牵着孙女的手，穿过大半个镇子去拜访一个老乡，那时他还在营造一种故乡的气氛。如今已不需要了，因为他们的根就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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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的这座小镇，多山多河多雨水，却因为贯穿其中的国道和浩荡而去的一条大江，并不显得那么闭塞。它所隶属的县城，衔接着两个共和国最早设立行政管辖机构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北可通湘黔两省，南可通桂中腹地，商旅辐凑，货物云集，明清时乃是本地最繁华的墟市之一。时至近代，从太平天国到桂系军阀，战乱频仍，民生凋敝，集市冷清，百姓多杜门不出，不单是惧怕兵祸，更是为避日渐猖獗的匪害。残兵剩勇与地痞无赖常年盘踞于此，盘剥百姓，勒索过往的商旅，并且借助重山峻岭易守难攻的地势顽固抗拒着新政权的进驻。最终，近四十名生于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战士永远埋骨此地，才彻底割除这一毒瘤。其过程之惨烈我已不得而知，据某热爱探险的男同学所说，他曾在土匪居住过的山洞发现大量的钱币和一节腿骨。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这段历史与本文受访人的历史也没有太大交集。这段血腥的记忆只在本地人的祖孙父子间口耳相传，却与他无干，因为他终究是个外乡人。
在教科书上，这场战役是1950—1951年维护共和国新生政权的西南大剿匪运动的一部分。但据说促使新政权彻底肃清本地匪害的最大根由，在于一条宝贵的铅锌矿脉。当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美帝即将登门，大批军用重工业向西南转移，本地资源恰好为这种战略转移增添了成功的筹码。随之而来的，便是西南几个重工业大城市的兴旺繁荣。当然，这一切只是道听途说。边陲永远成不了边城，它从来都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它总是背负着似有若无的自卑感，边陲的人也总是想方设法证明自己存在的重要性。但不论如何，当第一台钻井机打下这片十万大山的肌骨，这条矿脉和这个地方就注定要和本文的主人公发生交集。
老梁生于1933年，1951年与同乡老庞一道参军，他们本来想上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结果只有老庞到鸭绿江边打了个转，老梁则总是留在后方与各种电机打交道。大历史与两个年轻人打个照面之后呼啸而去，三年之后，老梁带着一张荣立三等功的喜报转业到地方。在部队里他入了党，但不知为何没有再待下去。退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回乡操持生计，二是带着一手出色的电工技术听从政府的指派，他选择了后一条。同样做出这个选择的，还有柳州乡下一个赤脚医生的妹妹，高大而白净的姑娘——何。
何是家中幺女，兄姐都比她大上十来岁。何家的成分不太好，因此长姐在升学中遭到阻挠，一气之下自己拜了师傅学医。她是个要强的人，亦姐亦母将何带大，曾想干预幺妹的人生，在何即将成年的那年她给何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自己争取参加工作的机会，要么跟她学医。何并不喜欢走乡串寨的给人看病，这时恰好矿务公司招工，于是她自作主张就报了名。
1960年，老梁与何经人介绍结为夫妻。结婚照上，老梁穿上了自己整洁的旧军装，何梳着两根乌黑油亮的麻花辫，出类拔萃的技术尖兵与能歌善舞的文艺骨干，天作之合。与此同时的，小镇进入了它有史以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负责为矿厂供电以及处理冶炼伴生的硫化物，车来人往，烟囱林立，小学校、中学校、医院、铁路、银行、供销社应运而生。与这热火朝天的气势相比，本地村民为响应大炼钢铁而打造的小土窑都显得格外滑稽。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人看着暮夜里灯火通明机器轰鸣的厂房发愣，仿佛那里面是三头六臂的怪物。虽然此时本地人与外来户们的生活轨迹还未有太大的交集，除了天南地北的口音他们也不太能看出彼此的区别，但不同的身份职责依然在改变着彼此的生活方式。电站的礼堂放电影时，台下坐了越来越多村上的小鬼头，而端阳节龙舟赛的岸边，也渐渐能听到年轻电厂工人的呐喊。老梁也在向他的农民邻居学习着，他在砖瓦平房门前搭了一间不伦不类的茅厕，省去了跑公共厕所的功夫，还种了一棵桂花树。虽然可以长期吃食堂，何还是开了几块菜地。宿舍区供应热水和少量煤炭，但远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工作之余老梁还得上山砍柴。有一回一同跟去的大儿子还被树丛间突然拱出的牛嘴吓了一跳。噢，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在1962年。移居的第二代普遍出生在这时候，年轻的父母们逐渐感到背井离乡的孤苦和独自奋斗的艰辛。对着呱呱而啼的婴儿他们手忙脚乱，没有任何人指导，产妇坐月子往往稀里糊涂的，吃不到一口母亲煮的糖水鸡蛋。路过本乡人的祠堂时他们会好奇的张望，对村人年夜轰鸣的鞭炮和一字摆开的长桌宴也惑然不解。传统、习俗、故乡，一切都远了。
何很快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老梁与何的工资刨去粮票、布票、肉票将近有三十块，于是夫妇俩商议把老母亲接来。许多年轻小夫妻也动了这个念头。移居第一代已经逐渐意识到，未来所有的生丧嫁娶，他们都离不开这片土地了。
到1967年，他们已经育下四个孩子，两儿两女。一家人挤挤攘攘的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平房里。平静而热闹的生活感受不到一丝风吹草动，他们都还不知道接下来的十年将发生什么。但直觉总会给人某些启示，何发愁生计日益捉襟见肘，她怕饿到小女儿，饭桌上已经许久未见荤腥了。不约而同的，关于那十年他们的讲述都很模糊，何说街上有械斗，有人拿着碗口粗的铁棍，一棒子打死一个。他们都是根正苗红的工人，老梁还是党员，夫妻俩人缘又好，所以基本无波无澜。何有点担心她的几块菜地，但她又愤愤不平的想，不止她一个，厂里的女工都这么干。这些年她在厂里干的是男人的工作，铲煤、拉车、值夜班，拿得却是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工资，屋顶总是漏，除了结婚时置办的衣车，家里已经很久没有新的家具了，小女儿被迫送回了家乡，大女儿小时候因为无人照管摔进火盆留下终生的伤痕，而且不再有人邀她一起唱歌。很快，各种抱怨代替了她的恐惧。结婚十年，她包办了家中的一切，老的小的身上穿的，嘴里吃的，手中用的，她都使尽浑身解数操办齐全。她将布票变成衣服、书包、床单、被罩，她不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做得比一个村妇多得多，村妇起码还有家中的遗存，她没有，她白手操办出了一个家。何是了不起的，与万千在那场运动中疯魔了痴迷了放纵了的人相比。文革高潮时矿区也曾沸腾过，但电厂不能停工，它不单负责着替矿区供电，附近居民的生活用电也全仰仗于它，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为移居一代们培养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但十年浩劫依旧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痕迹在厂区之外的县城比较明显，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听过用一个因此疯癫的人吓唬小孩的故事。
文革接近尾声，梁家最小的孩子也已经懂事了。十年间她辗转祖父与外婆家，远离父母的同时与一群表兄姐妹们亲近着父母已经遗忘的土地。1977年，她十岁，回到父母身边，头一件事，就是拍了一张全家福。这张黑白照片中一共七个人，老梁已经褪去了青涩，何依然梳着她的麻花辫。
团聚之后，家中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儿子的前途。老大过了年就十六了，比他大一些的移居二代或情愿或不情愿的插队到另一个地方变成了移居一代，老大是幸运的，系着红绸的大卡车搭载着知青与中国的大历史与他擦肩而过。矿校停课之后，他一直跟着一位老教师念书，不曾落下学业。老大的这份定力和毅力似乎是天生的，从他小时候被牛嘴拱到也只是绷着一张铁青的小脸灵活地跳开就能知道。上一段大历史他有意无意的放过了，但下一段大历史却能被他牢牢抓在手里。1978年夏天，他坐在文革后第一次正规的高考考场上，与周围一群面目沧桑的老三届一起。很快他就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他考上了重点大学，年仅十六岁。那一次高考，他是唯一一个。
与大儿子光辉的履历相比，二女儿就显得有些惨淡。老梁与何一直对二女儿有些愧疚，这闺女在伤好之后总显得有些迟钝和木讷。与很多移居一代的父母寄望于退休后儿女可以顶职不同，老梁要求孩子们必须依靠自己谋取前程和出路。厂区的生产在恢复，并且日渐显现出了当初的兴旺。采矿技术日新月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岗位上奋斗多久，而且就算他与何都能提供顶职的机会，也最多只有两个，四个孩子怎么分？可是二女儿接连两次高考失利。第三次上考场之前，人都有些恍恍惚惚的。有一次饭后她直接开口说，考不上，我就去死。
这件事后来何总是反反复复对外孙女提起，话里话外都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慌张。
老梁听到，只是慢慢放下碗，蔼然说，考不上，你就顶我的职。
二女儿终归还是考上了，勉勉强强上了中专，在那个时候，也很是了不起。而老梁与何都不知道的是，这还仅仅是二女儿坎坷人生的开始。
至于调皮捣蛋的小儿子与乖巧聪颖的小女儿，老梁并不十分担心。他的工作岗位，也转到了厂区小学校，从梁主任变成了梁校长。他到底更喜欢文艺一些，除了摆弄一切机械，他还热衷于拉二胡，写毛笔字。老家小妹远嫁绍兴，数十年间的几十封信，都是他用毛笔写的。
在整个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移居二代在做着什么呢？家在矿区的老黄刚刚送走了参军的大儿子，说起来他还是梁家老大的高中同学。老庞的大女儿说了一门遥远的婆家，唯一的儿子刚刚顶自己的职参加了工作。老方的儿子叫阿嗓，是个黑煤球一样的智障，整天也只在煤堆里扒拉着。老荣家的闺女刚刚成了电站医院的护士。老刘家粗犷的老大则开了一家杂货铺，每天天不亮进货送货，那结实的胳膊已经和许多本地农夫无异了。移居二代们已经遗忘了父辈的口音，那种来自王力先生的故乡的，有着十种音调的方言，齐刷刷的变成一种后来被本地人成为电厂音的普通话。在这段时间里，能像土地一样父子相传的工作岗位被本地人深深的艳羡着，当初和移民一代们一起奋斗在土壤中的年轻人也老了，他们甚至更早露出老态，儿子不够争气，女儿嫁妆太贵，每年每月停不下的酬酢逢迎，最紧要的，是为即将降临的暮年而惶惶不安。他们不仅羡慕着移民们牢固的铁饭碗和月月不断的退休金，也羡慕着他们那种简约却能改变命运的生活方式。
而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五零后六零后在做什么呢？他们或许偷偷的传唱着邓丽君的新歌，湘西一个农家姑娘总是在结束了一天的活之后轻轻哼上两句，她是宋祖英。他们或许在偷偷模仿赵忠祥和倪萍的声音，有个女孩每天都在镜子前重复练习，她叫周涛。他们也许躲在被窝里静静的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然后日以继夜孤独而饥渴地写，他是莫言。小镇上的移居二代一辈子都不可能见他们一面，但他们注定成为时代的坐标，成为绝大多数的同龄人定格自己的方式。
他们共享着一个时代，他们都有着被新中国的历史拨乱又反正的命运。
何在八九年的春天办了退休手续，而老梁在当了十年校长之后也退休了。小儿子读了警校，小女儿则就读于重庆的会计学校。他是骄傲的，他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厂区，来得干干脆脆，走得云淡风轻。退休之前矿区给每个高级员工发放了一台熊猫牌冰箱和一台彩电，这在小镇上绝对是稀罕物，只在宿舍区才能看得见。改革开放之后，矿区实行责任公司制管理，效益越来越好，员工的待遇也是看得见的水涨船高。每个季度，都有时鲜的水果特产发放，有一年，员工甚至捧到了奢侈品大闸蟹。那个时候，电站的工人绝对有羡煞旁人的资本。不过，这一切都不再与老梁家相关。老梁一家的生活轨迹已经与矿厂渐行渐远，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另一种幸运。老梁逼着自己的子女在本地落草生根，而绝大多数的移居二代，则都将未来维系在一个工厂身上。这种向心力只能靠无私的道德观念和集体化的生产方式维持，一旦人心质变，则最易分崩离析。
时间即将迈入九十年代，曾经的七口之家逐渐只剩下三个老人。长子长女都已成家，老大拿着工程师的职称落户桂林，娶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大女儿的木讷看起来是另一种温柔，弥补了她外貌上的缺失，她嫁给了本地银行的职员。等小生命诞生，梁家就是四世同堂了。大儿媳妇与大女儿的预产期都接近八九年末，于是何早早做好了准备。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老母亲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一睡不醒，含笑而逝，没有看见家中的第四代。
老母亲葬在铁路对过的矮坡上，移居一代的父母们都葬在上面。这片山坡收藏着移居者们的一切过去，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个地方，清明时候就能飘起满山的灵幡，来上坟的人互相都认识，能打招呼。尽管墓碑上刻划的历史十分简短，但那种此起彼伏的鞭炮响总能给人一种故乡的错觉。敛葬母亲的地方总是故土无疑。
生活在继续，小儿子警校毕业参加工作成了一名铁路警察。小女儿会计毕业先在本地的丝绸厂然后调入了检察院。四个儿女先后成家立业，到1993年的初夏，老梁夫妇已经收获了四个孙女儿。铅锌矿厂开始接受外企注资，搞股份制改革，勤劳肯干的湖南怀化人当老板，员工中除了移居二代大军，还招了不少本地人。老梁闲时拉拉二胡，教教孙女描红背诗，几乎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干。何把她的几块自留地打理得风生水起。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他们总要到大儿子家去，能带过去很多新鲜的瓜菜。于是，名闻天下的桂林山水，在二老眼里也就不那么出奇了。老梁以为他不再需要担当儿女的避风港了，直到1993年的初冬变故突生。
大女婿，那个温文而勤谨的年轻人突然离世，抛下四岁的幼女和千疮百孔的妻子。
何对大女儿的婆婆印象很深，在那个干练的农村妇女身上她能看到另一种历史，和身世、土地、神祗、信仰有关的历史。可这曾经令何佩服不已的，要强了一辈子的妇人在儿子的灵堂上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连质问老天都没了力气，土地和宗族也给不了她任何支撑。她匍匐在那漆黑得刺眼的棺木前像是受刑，她的眼注定从此就是一道无法愈合的创口，何突然感到无常的命运超越一切严酷的历史和时代给予她们最深重的创痛和悲沉，她忽然感到一阵没顶的孤独。她们无法怪责任何人，而又是这么老了！
电站的移居民身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悲和喜，老梁家的女儿丧夫的新闻很快被掩盖过去。老二独自在县城生活了两年之后选择回到父母的身边，她曾经认为自己三进考场终于摆脱了浑浑噩噩的顶职生涯是多么的了不起，可当女儿被父亲执教过十年的小学校拒录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可笑。除了那层身份和人事关系，她和同龄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人家。电站子弟的荣光已经不属于她了，更不可能照耀到她女儿的身上，于是她只能任由女儿在农村小学校摇摇欲坠的课室里念书，每天滚一身泥回来。可以说，移居民中没有哪一家像梁家这样，为扎根本地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老梁的外孙女在泥巴和田野间混得风生水起，电站却日渐萧条下去。
随着本地几处大型水利工程的落成，发电已经不再依赖电站了，整个小镇的工业重心逐渐向硫化物冶炼靠近。老梁昔日的办公室，成了小孩的游戏场所。小镇上来了另一群移居民，他们中富裕的开办水泥工厂，稍稍欠一点的就在路边开个修车洗车摊，他们说着一样的口音，却是实打实出来闯荡的一代。而不是老移居民那服从国家分配和需要的一代。他们改变着本地人对移居民的认知，凸显出矿区子弟的坐享其成是多么苍白和可怜。
矿区子弟已无暇为消逝的荣光哀悼了，一个令人恐慌的消息席卷了所有的工人，整个矿脉的资源即将枯竭。从2000年初开始，小镇上的硫化物冶炼厂就已经不能从矿区获得原材料，而必须通过买进原材料的方式维持生产。巨额的成本消耗，低迷的市场让工厂根本一直都是入不敷出。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无法继续享有曾经的一切福利，也许终生住不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甚至拿不到一分钱的退休金。这无异于世界末日。与矿区的衰落对应的是，本地人在日渐富裕起来，河对岸因为蓄水冲积出的大片荒地上满植山药和桑树，每年都能带给每户农家人均过万的收入。一幢幢新楼房拔地而起，无限冲击着矿区子弟的价值观。
激动的工人怀疑高层大肆贪吞了公款，他们拉起横幅，请来律师，四方申诉，预备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2007年，这个存在了将近六十年，曾享受过苏联和保加利亚专家亲自援助的大型国有采矿冶炼企业宣告破产。留下了小镇上一片沉默的棚户，青黑的瓦片像他们茫然的双目。
老梁却不再操心这些，早在97年他与何就用毕生的积蓄买下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拿到房产证的一刻何几乎泪流满面。到了后来，他开始操心小儿子的婚姻。
他不知道为什么小儿子赶时髦似的老要和媳妇闹离婚，他与何相互扶持走过了几十年的婚恋观就不能传承给儿子？他也不知道小儿子哪里学来的一肚子封建主义，小辈有一点不顺他的意，就要大吼大叫，直呼不孝。他倒是明白儿子整天必须和一些五大三粗的路匪恶霸打交道，但这也能转移一个人的性情？梁家的男人可以固执，但绝不可以野蛮，对于儿子的婚姻他无法再发表看法了，只可怜夹在中间的小孙女。
在小孙女身上，他似乎看到了早年畏畏缩缩的大女儿。
儿子到底把婚离了。老梁看在眼里，想这种在终身大事上的变动也算是开放的印迹之一。孩子们变得草率，轻浮，不负责任。四个儿女里，大儿子夫妻时常有些貌合神离，大女儿也只能说是命不好。小儿子胡闹一通没个常性，唯独小女儿还算过得去，但也被本地那种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搞得头大，倒练出了一身好酒量。
这些造化，都是他们为了在时代的洪流里抓住土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将来，这些挑战也会落在四散各方的孙女们身上。
明年老梁就八十岁了，两年前他与何度过了金婚庆典。他在今年的中秋节，也是又一次结婚纪念日时说，“我希望我能活到八十五岁，这样应该就能看见第四代了。”
月色之下他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夜里，牵着孙女的手，穿过大半个镇子去拜访一个老乡，那时他还在营造一种故乡的气氛。如今已不需要了，因为他们的根就在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