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思考

Barthes认为“作者已死”，文本本身没有中心，甚至没有作者，作者只是读者通往文本的十字路口，实现和控制作品意义的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已死。有同学形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当时的理解是，读者确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和理解方式，可是作者本身是给文本一个中心的，也是为读者提供了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形象，作者的文本中心即是“矛盾多变的哈姆雷特”，也就是说，作者希望读者将讨论的中心放在哈姆雷特身上，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形象极其含义是被最多次讨论分析和理解的，所以我认为作者是给于文本一个中心的。
今天讨论的让子弹飞也是如此，比如六子的葬礼上出现的那个6字样的手势，引起了各种有关意向指代的讨论，这即是作者赋予文本的中心---“我要你们讨论的就是关于6的那个含义”。
从我自己的角度是这样阐释的，因此不能理解后结构主义认为的作者已死。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是不是可以说“读者也已死”呢，因为读者诠释文本的方式并不是由自身理解决定的，也就是说自身的理解其实就是用别的文本来阐释这一个文本，就像字典用别的词语来解释一个词语。这样想反而越来越困惑了。
有人说，“作者已死”的意思是作者赋予文本一个中心，而人们要打破的是这个中心带来的权力象征，当一个中心被政治化会后上升到一个全民理解的范围，这种垄断思想需要被打破，这种希望打破一种单一理解思想的状态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关于“作者已死”的观点。这样的诠释是比较可以被理解的。
关于后结构主义电影中不断“破”和“立”的解释，今天关于《再见中国》的片段我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其中一个片段是女子饿坏了，走进村庄偷食物，被屋子里一个小孩发现，小孩拿起刀要砍她，她也拿起刀准备回砍。除了人性泯灭的这一观点，我想到的是，文革当时的矛盾对立状态。在正常的理解范围内，如果家里有贼闯入，一个小孩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大喊或者大叫，或者有别的情况，但绝不至于立刻举起刀子要砍人，他之所以有举到的行为的能力，表现的是在当时环境中，人的力量不是由于自己的生理能力决定的，而是由自身所在阶级体现的。小孩的阶级成分好，女子的阶级成分差，就决定了两者的力量悬殊，所以小孩认可自己惩罚女子的力量。
PS：很久没听到普通话授课了，感觉自己能完全理解课堂内容真是件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