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良知学是小学吗？——试论王阳明思想中的小学
一、缘起
阳明良知学，实在也只是一种小学，即小人之学。用今语释之，是一种平民大众的普通学。1
此语出自钱穆先生随笔集《湖上闲思录》中的〈成色与分两〉一篇。初读钱先生此语，再联想到被称为王阳明晚年教典的《大学问》之中的“大人”与“小人”之分：“《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2，笔者不禁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王阳明的良知学竟然成了“间形骸而分尔我”的“小人”之学，这似与良知学之宗旨南辕北辙！ 然而，钱穆先生理学功底深厚，想必此语当非一时“热昏的胡话”3，理应言之有故。因此，在为钱先生此语妄下评价之前，我们应当弄清何谓“小学”，以及其与王阳明思想的关系，避免望文生义。
二、何谓“小学”？
㈠ “小学”一词的基本含义 “小学”一词在古代汉语中主要有三种含义：第一，“小学”是指“三代”时期的一种与“大学”相对的教育建制单位及其背后的理念4。第二，“小学”是指“三代”之后，取名为“小学”的教育建制单位5。第三，“小学”还指一门学科，即文字、训诂、音韵之学。虽然当我们在提及“小学”一词时，大多在第三义上使用，其实“小学”之第三义来源于其第一、二义：正因“三代”时儿童入“小学”被认为往往先学文字，并且随着“三代”的逝去，理想的“小学”与“大学”作为教育建制单位不复存在，而“三代”之后的建制化“小学”则主要教授认字习字，故后世逐渐将文字、训诂、音韵之学统称为“小学”6。 ㈡ 朱子的“小学”思想 在宋明理学之中，朱子对“小学”的阐述最具代表性，后儒关于“小学”的观点均受到朱子的强烈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作为整个宋明理学“小学”思想之理论背景的朱子“小学”思想。朱子认为“三代”之所以“治隆俗美”，而非后世所能及，在于其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制：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7
朱子认为，周亡之后“教化陵夷”，“小学”仅存“支流余裔”于《小戴礼记》之中。因此为了实现“回向三代”的理想，朱子注解《大学》，编著《小学》、《童蒙须知》等书，力图重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工夫次第8。 在朱子思想中，“小学”与“大学”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因此笔者将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来论述朱子的“小学”思想。 ⑴ 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 在朱子看来，“小学”之所以为“大学”之基本，在于“小学”在道德与非道德（即知识及事功技能方面）两个方面为“大学”奠定了基础。在道德方面，“小学”的任务是，使儿童通过学习并实践基本的行为规范（“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从而养成良好的、近乎自然的对善之喜好9。在非道德方面，“小学”的任务是，使儿童学习并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技能（“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0）。总之，“小学”工夫作好了，在朱子看来，就可以成为“圣贤坯璞”11。 ⑵ 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 通过“小学”工夫，虽然已成“圣贤坯璞，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12，因此在朱子看来，还必须进到格物致知的“大学”工夫：
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13
格物致知的“大学”工夫与“小学”工夫的区别在于，“小学”是知“所当然”之则并依此行之；而“大学”则是在“小学”基础上，知“所以然”之理，“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
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14 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15 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16 如《小学》前面许多恰似勉强使人为之，又须是恁地勉强。到《大学》工夫，方知个天理当然之则。17 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18
总之，依朱子看来，在“三代”这样的理想情况下，“小学”工夫的侧重点是道德方面之“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大学”工夫的侧重点则是非道德方面，即通过格物致知，获得具体事务的经验技能，使得在面对家国天下事业的时候，能够做到体察入微，将事物之方方面面处理得无不妥当合理。当然，大学工夫（理想的）也包括道德领域（如诚意、正心），即表现为将自己本有的明德推至极致，使人心不受一毫私欲之遮蔽19。 ⑶ 持敬以补小学之阙 既然“小学”工夫如此重要，但是建制化的理想的“小学”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解决学者作“大学”工夫之基础的问题，朱子继承程伊川的“主敬”思想，提出通过主敬涵养来“补小学工夫”：
今人不曾做得小学工夫，一旦学《大学》，是以无下手处。今且当自持敬始，使端悫纯一静专，然后能致知格物。20 问：“大学首云明德，而不曾说主敬，莫是已具于小学？”曰：“固然。自小学不传，伊川却是带补一‘敬’字。”21
既然，补小学工夫的实质是主敬涵养，那么显然其与理想的“小学”工夫存在内容方面的差异，即缺少非道德的方面。并且即使是道德方面，在朱子看来，补小学工夫相对于小学工夫，施行起来亦较为困难，需要百倍努力：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22
三、王阳明关于“小学”的思想
有了朱子的“小学”思想为背景，我们就可以来考察王阳明关于的“小学”思想。 ㈠ 王阳明提及“小学”一词的文献 今本《王阳明全集》23中“小学”一词一共出现五处。其中正文之中一处，见于《卷四 文录一 书一（始正德己巳至庚辰）》之中的〈与辰中诸生（己巳）〉一书：
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24
《年谱》及《年谱附录》之中三处，其中《卷三十三 年谱一》所记25与〈与辰中诸生（己巳）〉为同一事，《卷三十六 年谱附录一》所记26为王阳明去世后弟子之间论师学之语，此卷中另一处出现“小学”的地方是〈安远县知县吴卜相请建王公报功祠〉27。最后一处为《卷四十一 序说•序跋增补》之中高攀龙所作的〈王文成公年谱序〉，此处为高攀龙引述的朱子《大学章句序》中之语28。 因此，这五处之中实际涉及王阳明“小学”思想的只有两处，即〈与辰中诸生（己巳）〉以及《卷三十六 年谱附录一》所记弟子之间论师学之语：
问曰：“闻师门禁学者静坐，虑学者偏静沦枯槁也，似也。今学者初入门，此心久濡俗习，沦浃肤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与物无所睹闻，澄思绝虑，深入玄漠，何时得见真面目乎？师门亦尝言之，假此一段以补小学之功。又云：‘心罹疾痼，如镜面斑垢，必先磨去，明体乃见，然后可使一尘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终无所入。”洪对曰：“师门未尝禁学者静坐，亦未尝立静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辨是与非，自能时静时动，不偏于静。”29
而从此两处不难发现，根据现存文献，王阳明无直接使用“小学”一词的情况，而均是在“补小学工夫”之意义上使用“小学”一词；而且在王阳明思想中，“收放心”、“静坐”这两个概念与“补小学”具有紧密联系。只有弄清这两个概念在王阳明思想中的涵义，我们才能把握其“补小学工夫”的确定意义及其与朱子在“补小学”问题上的异同。 ⑴ “收放心” “放心”一词，最早出现于《孟子》。孟子提出“求放心”说，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将“求放心”规定为唯一的“学问之道”，意在强调学问工夫的关键就在于向内寻求、体验、扩充“天之所与我”的仁义之本心，即所谓“先立乎其大，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那里尚且只有“求放心”的提法，而到后世才出现“收放心”的提法30。特别是到了朱子那里，存在着“收放心”与“求放心”的混用，例如其与弟子对《孟子•求放心》章的讨论：
为学者不先存此心，虽说要去理会，东东西西，都自无安着处。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说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敛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31
又如在《孟子集注》之〈孟子序说〉中，朱子引杨龟山之语：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32
而且在朱子那里，“求放心”的含义也与孟子有着明显的不同：
或问：“致知必须穷理，持敬则须主一。然遇事则敬不能持，持敬则又为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则存，舍则亡。’人才一把捉，心便在这里。《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说得缓了。心不待求，只警省处便见。‘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盖人能知其心不在，则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寻。”33
在朱子看来，此一要收拾之心便是本心的呈现，所以孟子说“操则存”，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因为一旦人心对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动有所警觉，这就已经是放心回复本心而当下呈现了。因此，正像钱穆先生所说，依朱子“求放心虽是要事，却非难事。”34 但是，朱子亦以“收其放心”来描述小学工夫、补小学工夫35。如果在朱子那里“收放心”与“求放心”完全没有区别，那么“收放心”工夫从而小学工夫、补小学工夫也必然会“非难事”，而这显然与上文提及的朱子的相关论述相矛盾。因此，在朱子那里，“收放心”与“求放心”应当会有所区别，例如：
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记得书。”遂闭门静坐，不读书百余日，以收放心；却去读书，遂一览无遗。36 学者为学，未问真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37
显然，这里的“收放心”、“收拾此心”均属于朱子所谓的主敬涵养。因此，虽然在朱子那里“收放心”与“求放心”常常不加以区分，但是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大体而言，“求放心”更侧重于“我欲仁斯仁至矣”意义上的本心、良心当下呈现，而“收放心”则更侧重于主敬涵养。 在朱子那里尚且隐而不显的“收放心”与“求放心”之分别，到了王阳明这里却完全明朗化了。 首先，在王阳明这里，“求放心”恢复了孟子“学问之道无他”的本意，即作为回复良知、本心对生命主宰的工夫：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其外者也。38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盖一言而足。39 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学者，学此者也；审问者，问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辩者，辩此者也；笃行者，行此者也。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40
其次，在王阳明这里，“收放心”则专指主敬涵养（朱子意义上的）中的心理学一面41。《王阳明全集》中“收放心”一共就是与“补小学”连在一起而出现的两处42，而“收其放心”也一共出现两处，其中第二处在《年谱》中，其与第一处所记为同一事：
看得近来各学诸生，类多束书高阁，饱食嬉游，散漫度日。岂若使与此生朝夕讲习于仪文节度之间，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不犹愈于博弈之为贤乎。43
⑵ “静坐” 在王阳明思想中，“静坐”解决诸如“心猿意马，拴缚不定”这一类思虑纷扰的心理、精神问题，即通过静坐，屏息邪念邪虑，截断世俗之种种私欲牵缠，从而稍定心意，这样才能进行进一步的道德工夫：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44 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45
也许这样的说服力还不够，因为无论是钱绪山的后三变说（知行合一、静坐、致良知），还是王龙溪的后三变说（默坐澄心、致良知、圆熟化境），均认为在王阳明思想的发展历程之中，存在一个独立的以静坐为道德工夫宗旨的阶段46。然而，正像陈来先生所论证的，静坐“从来不具有教之一变的意义”，“在阳明思想中，静坐始终是初学者入门的一种工夫……都是为省察克治阶段所作的准备。静坐的直接目的是定心息虑，省察克治即存天理去人欲，这是两个不同阶段的工夫，阳明从未把静坐当作主要的、或终极的工夫。” 那么，静坐作为“入门的一种工夫”，究竟属于什么类型？是像李延平那样的涵养未发的工夫 ？抑或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工夫？静坐之“定心”是《定性书》意义上的“静亦定、动亦定”，还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心平气和”？支持前者的可以找到以下论据：
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49
即认为，静坐可以使学者“自悟性体”，而这显然属于道德工夫。但是《年谱》中此句的下一句正是阳明对此的补充解释：
既又途中寄书曰：“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用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50
正如陈来对此的诠释，“离开辰州之后他曾写信给辰州学者，说明静坐方法在为学之道中的局限。他指出静坐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要坐禅入定，只是针对常人心念走作，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干扰，而‘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51因此，我们可以说，此“自悟性体”正是王龙溪所谓的“证悟”进而“解悟”，而非作为其道德工夫的“彻悟”。 对于王阳明来说，“静坐”本身之所以并不是道德工夫，正在于其不能替代作为道德工夫的“省察克治”：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52
这里王阳明明确区分“省察克治”与“静坐”，认为只“静坐”而不“省察克治”亦无用，这说明在他看来，“静坐”不属于道德工夫，单单“静坐”无法收到道德功效。又如：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53
在王阳明看来，静坐本身所能达到的“定心”并不是《定性书》所谓的“静亦定、动亦定”的道德境界。如果学者混淆两者，必然会导致玩弄光景及喜静厌动流于枯寂之弊：
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54
因此，王阳明后来觉得致良知工夫最为简易直截，而又毫无弊病，既可令学者当下把握，且又能日增日著，无穷无尽，故便单提“致良知”三字教人。可以说，正因为在王阳明看来，静坐不是道德工夫，单单靠其本身并不能达到道德意义上的“心静”、“心定”——心定于天理而不走作，而其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工夫，单单靠其本身只可能达到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心平气和、注意力集中的状态，从而为进一步的道德工夫提供精神状态上的有利条件，故阳明晚年亦未尝禁静坐之法55；所以对于王阳明来说，致良知不须以静坐为基础，而在某些条件下静坐可以有助于（但并不必然导致）良知发动、心体呈露。因此，所谓“静坐可以使学者自悟性体”（这里的“悟”在王龙溪之“彻悟”，即在道德工夫的意义上使用），“使”字下得过重，若改为“有助于”，则更为贴切，即静坐对于“自悟性体”有助缘作用。 ⑶ “补小学” 在分别分析了“静坐”与“收放心”在王阳明思想中的含义之后，我们就可以综合考察王阳明以“静坐”来“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之确切含义了。 由上文论述的“收放心”与“求放心”之别以及“静坐”与“致良知”之别，我们可以推断：在王阳明思想中，补小学工夫的目的是“收放心”，其具体方式是“静坐”；因此，补小学工夫是“致良知”这类的道德工夫的准备或辅助——在一定程度上屏息邪念邪虑，为主体察识被种种私欲遮蔽而若隐若现的良知本心提供有利条件；如果没有在补小学工夫的同时作道德工夫，则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具有道德上的收效。又由于在王阳明看来，人之本心是“活泼泼地”，当“有善有恶”之意念生起时，必然会有“知善知恶”的良知呈现，凌驾察照意念，见到善念，便好之，见到恶念，便恶之。因此，学者也完全可以只作致良知这类的道德工夫，而不去补小学工夫。 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王阳明与朱子在补小学工夫上的重要差异：首先，补小学工夫，对于朱子来说是道德工夫，而对于王阳明来说则非道德工夫。而这就导致，在小学工夫欠缺的条件下，以主敬涵养补小学工夫，对于朱子来说，是工夫次第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对于王阳明来说，补小学工夫在功效上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其在功效上完全可以被“致良知”这类的道德工夫所取代。 ㈡ 王阳明其它的“小学”类文献 正如上文所揭示的，今本《王阳明全集》中出现的“小学”一词，基本上是以“补小学”的用法出现的56。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类似于朱子《小学》这类的论述小学教育的文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收录在《传习录•卷中》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及其所附〈教约〉。对比这两篇与朱子的“小学”思想，有如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王阳明与朱子在“小学”所学内容上观点不同。 上文已经指出，朱子心中理想的“小学”所教，包括道德和非道德两个方面。道德方面：学习并实践基本的行为规矩，从而养成良好的、近乎自然的对善之喜好；非道德方面：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技能。 而王阳明针对科举考试完全左右学校教育，学校重知识记诵而轻道德培养之时弊，认为“小学”应当完全以道德培育为目的：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57
阳明认为童子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童子能够“明人伦”，因此童子教育应以德育为中心任务，陶冶童子的道德意志，培养童子的德行情操。而小学发展儿童的知识智力、培养基本技能的一面，在王阳明这里，地位已经大大下降，甚至从属于道德培养，例如他对童子读书作用的解释：
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58 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绸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59
第二，在“小学”的道德方面的作用机制及其功效上，王阳明与朱子是相同的。阳明认为“小学”教育得好，则可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60而且这正是“先王立教之微意”。 第三，正如上文所述，王阳明与朱子在补小学工夫上存在重要差异，而两者在“小学”的道德方面却观点一致，因此两者在小学工夫与补小学工夫的关系上必然观点不同。 对于朱子来说，小学工夫与补小学工夫的差异在于：后者不涉及前者的非道德的知识技能之一面，而且后者相对于前者施行起来亦较为困难。 对于阳明来说，小学工夫与补小学工夫的差异在于：前者完全属于道德工夫，而后者则不属于道德工夫，其至多只是道德工夫的准备或辅助手段。
四、阳明学是小学吗？
在弄清了王阳明的“小学”和“补小学”思想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来考察钱穆先生关于“阳明良知学是小学”的论断是否公允。 ⑴ 站在朱子的立场，“阳明良知学”既不属于“小学”，也不属于“大学” 王阳明的良知学只是道德工夫，而不包含非道德工夫，故良知学显然既不等于朱子之“小学”，也不等于朱子之“大学”。 但是在王阳明自己看来，良知学工夫做到极致，可以达到道德上的极致——“此心纯是天理”。那么，站在朱子的立场上，“良知学”是否属于“大学”呢？对此关键就在于朱子是否会认为“良知学”能够达到其理论上所自诩的“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的道德境界。根据朱子对陆象山“发明本心”式的道德工夫的批判以及他主张的“心具理”、“心包理”之义理系统与“心即理”、“心外无理”之义理系统的格格不入，我们很难想象朱子会认同“良知学”的道德功效61，特别是在缺少理想的“小学”教育之前提下。 因此，站在朱子的立场上，“良知学”在道德的成就上，很难与“大学”工夫（“大学”工夫中的“诚意”、“正心”）在道德上的成就比肩；而且其在工夫操作上、取向上，也与贯穿“小学”与“大学”的主敬涵养（朱子意义上的）完全不同。故而我们可以说，站在朱子的立场上，“阳明良知学”既不属于“小学”也不属于“大学”，与从“小学”到“大学”的儒家“正统”的进德修业工夫完全不同，甚至属于异端62。化用朱子的说法，“良知学”其功倍于小学亦无用，其高过于大学却无实。 但是，王阳明的“小学”思想想必却不会被朱子完全排斥，只是朱子会评价其“有些子偏”，即偏于道德，而忽视非道德的文化知识技能等的培养。 ⑵ 站在阳明自己的立场，其“良知学”属于“大学” 根据作为王阳明晚年教典的《大学问》，“大学”为“大人之学”，“大人”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即圣人。“良知学”作为“圣门正法眼藏”，显然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大人之学”、“大学”。 同时，《大学问》称“小人”是“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大学问》中没有提及“小学”，但不能根据“大学”为“大人之学”而类推“小学”为“小人之学”。因为，“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63，故而“大人之学”是所有人学向“大人”即圣人之学，在王阳明思想之中绝不会存在作为一种学问的“小人之学”。 而“小学”的施教对象，王阳明往往用“童子”一词，遍查今本《王阳明全集》，“小人”一词总是在“君子小人”或自谦为“小人”的意义上使用，而未有称儿童为“小人”的情况。而且朱子亦不称“小学”为“小人”之学，而是称其为“小子之学”64。因此，钱穆先生称“阳明良知学，实在也只是一种……小人之学”，是不恰当的。 当然，根据上文对王阳明“小学”、“补小学”思想的分析，在他自己看来，其“良知学”也绝对不会属于“小学”或“补小学”工夫。 ⑶ 钱穆先生缘何称“阳明良知学”是“小学” 通过上文的分析，无论是从朱子还是从王阳明的思想来看，阳明良知学均不属于“小学”。那么，钱穆先生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钱先生的理路是这样的：首先，将朱子的“小学”与“大学”之别，化约为“忠信孝悌”与“稼教礼乐”，即道德与非道德的事功知识技能之别。进而将此分别对应于王阳明的“成色分两说”，即“小学”对应于求“成色”——“做起码圣人”，“大学”对应于求“分两”——“做杰出透格圣人”：
朱子说格物穷理，只是大学始教。大学以前还有一段小学，则须用涵养工夫，使在心地上识得一端绪，再从而穷格。若会通于我上面所说，做起码圣人是小学工夫，做杰出透格圣人是大学工夫。65
根据王阳明的“成色分两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 。而且“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 即圣人只是“成色足”而已，“分两”之大小无关乎成圣本身。因此，成圣工夫只应从“成色”上着眼：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68
既然如此，王阳明的良知学只是从“成色”上着眼，只是解决“成色”不足的问题，而无关于“分两”轻重，那么王阳明的良知学就只是“小学”。 钱先生此理路的问题在于，他不恰当地将朱子的“小学”与“大学”之别，化约为“忠信孝悌”与“稼教礼乐”，即道德与非道德的事功知识技能之别。 在朱子思想中，“小学”工夫做到极致，只能成为习俗意义上的好人：其知善知恶只是对常见情况而言，缺乏应变能力；其好善恶恶只是由于习惯成自然，只是气魄承当而非义理承当，故不是绝对可靠的，即私欲尚未完全除尽，尚未达到“天理流行”之境界。因此，即使“小学”工夫做到极致，也难以称得上“成色纯”、“起码圣人”，而只是“圣贤坯璞”，还不是真正的“圣人”（无论“起码圣人”抑或“杰出透格圣人”）。 而朱子的“大学”工夫，正如上文已谈到的，亦非全是获得事功知识技能的非道德工夫，其中同样包含着“诚意”、“正心”这样的道德工夫：
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既到而不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且如国既治，又却絜矩，则又欲其四方皆准之也。此一卷书甚分明，不是滚作一块物事。69
“大学”中的道德工夫是，在“小学”养成的“好善恶恶”的习惯之基础上，知“所以然”之理，化习惯为自觉，将“小学”涵养已得的明德推至极致，使人心不受一毫私欲之遮蔽，达至“天理流行”的境界。
五、结语
如果根据钱穆先生之“小学”与“大学”分判标准，不但阳明良知学属于“小学”，朱子之“大学”亦部分地属于钱先生所谓的“小学”。由此再考虑到上文分析之结论（无论是站在朱子抑或阳明的立场上，阳明良知学均不属于“小学”，以及不能称“小学”为“小人之学”），我们可知，钱穆先生关于“阳明良知学，实在也只是一种小学，即小人之学”这类观点，其实不甚谛当。但是“瑕不掩玉”，钱穆先生在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以及他敏锐的问题意识，大胆的怀疑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此外，本文副标题为“试论王阳明思想中的小学”，为此本文论述了在王阳明思想中“补小学”工夫与“小学”工夫的涵义，以及“补小学”工夫与“小学”工夫、“补小学”工夫与“大学”工夫之间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本文对于王阳明的“小学”思想的研究尚缺一环——王阳明思想中的“小学”工夫（除“补小学”工夫之外）与其“大学”工夫、致良知工夫的关系。依笔者之见，此问题关系十分重大，其涉及王阳明思想的核心和实质，对此完全需要专门撰文论述，故而本文不得不留下这个缺憾。 1 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0页。 2 《王阳明全集》卷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页。下文凡引用王阳明著作，均采用《王阳明全集》1992年版，不另注明。 3 钱穆先生此类论述并非独此一例，如钱先生亦曰：“陆王之徒，似有误以小学为大学之嫌。”见其《宋代理学三书随劄》，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4页。 4 “三代”之前是否存在“小学”难以稽考，如《礼记•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而郑玄注为：“下庠、左学，小学也……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见《礼记正义•王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年，第426页。但是《礼记•明堂位》又有云：“米廪，有虞氏之庠也。”似乎“有虞氏之庠”当为米仓而非小学。 5 “三代”之后的“小学”名为“小学”，但实非儒家理想中的小学，因为其中虽不乏《孝经》《论语》之类的经典传授，但其侧重点则在知识技能的教习，如“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见《汉书•食货志上》。正因为如此，宋儒才力图以“三代”为标杆，重建理想的“小学”。关于此点详见下文。 6 如《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7 《大学章句序》，见《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册，第13页。下文凡引用朱子著作，均采用《朱子全书》2002年版，不另注明。相关之《全书》册数及页码则置于括号内。 8 “小学”与“大学”对于社会来讲是教育体制，对于个人来讲则是进德修业的工夫次第。 9 如：“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朱子语类》，卷7（第14册，第269页），又如：“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朱子语类》，卷7（第14册，第269页）。 10 其中“礼”与“乐”既属于文化知识方面，又属于道德方面。另外，“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是朱子沿用经典中的说法，而在具体操作时，朱子并不否认在知识技能方面亦需要与时俱进，如：“今则无所用乎御。如礼乐射书数，也是合当理会底，皆是切用。”《朱子语类》，卷7（第14册，第269页）。 11 《朱子语类》，卷7（第14册，第268页）。 12 同上注。 1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2，（第22册，第1894-1895页）。 14 《朱子语类》，卷7（第14册，第269页）。 15 同上注，卷14（第14册，第422页）。 16 同上注，卷7（第14册，第269页）。 17 同上注，卷58（第16册，第1852页）。 18 《大学或问》，卷1（第6册，第505页）。 19 关于朱子大学工夫的此一向度，下文还将更详细地谈到。 20 《朱子语类》，卷14（第14册，第422页）。 21 同上注，卷17（第14册，第570页）。 22 同上注，卷7（第14册，第269页）。 23 另外，陈来先生曾广辑王阳明佚文233条，见氏著：《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14-669页。但此233条中除1条之外，无与本文论题相关之内容。 24 《王阳明全集》，卷4，第144页。 25 同上注，卷33，第1230-1231页。 26 同上注，卷36，第1340页。 27 “安远旧无师祠，百姓私立牌于小学。”《王阳明全集》卷36，第1344页。 28 《王阳明全集》，卷41，第1610页。 29 同上注，卷36，第1340页。 30 《伪古文尚书•毕命篇》中有“虽收放心，闲之维艰”的说法，但由于其为东晋梅赜伪作，因此其中“收放心”很可能属于对《孟子》的化用。 31 《朱子语类》，卷104（第17册，第3435页）。 32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6册，第244页）。 33 《朱子语类》，卷9（第14册，第302页）。 34 钱穆：《朱子新学案》，〈二五、朱子论放心〉，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538页。 35 如：“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大学或问》，卷1（第6册，第505页）。 36 《朱子语类》，卷11（第14册，第332页）。 37 同上注，卷12（第14册，第361页）。 38 《王阳明全集》，卷2，第51页。 39 同上注，卷4，第158页。 40 同上注，卷7，第239页。 41 关于此点，将在下文对王阳明的静坐思想的论述中详细阐释。另外，小程与朱子均主张以“主敬”代“主静”，因此朱子之主敬涵养既包括道德工夫，又包括心理学意义上的工夫。 42 此外，在陈来先生所辑的王阳明佚文中有1条提及“收放心”，为徐爱谈及其师之教：“故学莫要于收放心，涵养省察克治是也，即培浚其根源也。读书玩理皆所以溉疏之也。”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66页；又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郎中徐横山先生爱〉。此处徐爱称“收放心”为为学首要，又将其与“涵养省察克治”等同，可见此处“收放心”当指王阳明之“求放心”，故不能以徐爱此语否定阳明对“收放心”的用法。 43 《王阳明全集》，卷18，第639页。 44 同上注，卷1，第11页。 45 同上注，卷4，第144页。 46 钱绪山的后三变说：“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刻文录叙说（钱德洪）》，见《王阳明全集》，卷41，第1574页。王龙溪的后三变说：“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而黄梨洲此语出自王龙溪《滁阳会语》（《王畿集》卷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具体请见陈来先生之《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9页注1的解释。 47 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8页。 48 严格意义上讲，李延平之默坐澄心而观未发气象的工夫亦非道德工夫。通过静坐而体认天理，只是“知及之”而未必实“有诸己”，故“仁不能守之”。因此还必须经过冰解冻释的道德工夫，才能达到天理流行的境界，否则只是知解宗徒、玩弄光景而已。而阳明高第王龙溪亦有“三悟说”发明此义：“师门尝有入悟三种教法：从知解而得者，谓之解悟，未离言诠；从静中而得者，谓之证悟，犹有待于境；从人事炼习而得者，忘言忘境，触处逢源，愈摇荡愈凝寂，始为彻悟。”〈留别霓川漫语〉，《王畿集》卷1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66页，又见〈悟说〉，《王畿集》卷17，第494页。其中“证悟”、“解悟”、“彻悟”分别相当于延平之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冰解冻释。 49 《王阳明全集》，卷33，第1230页。 50 同上注，卷33，第1230-1231页。 51 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52 《王阳明全集》，卷1，第16页。 53 同上注，第12页。 54 同上注，卷3，第104-105页。 55 参见《年谱》嘉靖5年所记：“先生喜，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每临坐，默对焚香，无语。”《王阳明全集》，卷35，第1300页。 56 不是在“补小学”意义上使用“小学”的就是〈安远县知县吴卜相请建王公报功祠〉与〈王文成公年谱序〉，而这两篇均非王阳明或其门人所作，不应作为考察王阳明本人“小学”思想的材料。 57 《王阳明全集》，卷2，第87页。 58 同上注，第88页。 59 同上注，第89页。 60 同上注，第88页。 61 朱子在评论象山学时说：“陆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举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朱子语类》，卷124（第18册，第3878页）。又如他在《答赵子钦》中说：“子静……大抵其学于心地工夫不为无所见，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穷理细密功夫，卒并与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第23册，第2645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朱子会像其对象山学的批评一样，认为“良知学”只从心上作工夫，会误认人欲为天理。 62 朱子很可能同样会为“良知学”扣上一顶“禅学”的帽子，这就如同王阳明身前身后许多朱子学学者对他的评价一样。 63 《王阳明全集》卷26，第968页。 64 如“或问：大学之道，吾子以为大人之学，何也？曰：此对小子之学言之也。”《大学或问》，卷1（第6册，第505页）。 65 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0页。 66 《王阳明全集》，卷1，第27页。 67 同上注。 68 同上注，第28页。 69 《朱子语类》，卷14（第14册，第4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