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迷信自己？如何迷信自己？
我为什么要迷信自己？如何迷信自己？
FYI：这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和理论反思性质的文字。我试图将个人经历和平身所学结合起来反思整个时代的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
一
前些日子我发出一条豆瓣说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伯乐站出来鼓励我，说我一定能成才；相反，打击和漠然的态度却不少，以至于我常常怀疑自己，常常自暴自弃。所以，后来的我只有靠自己来挖掘、鼓励自己，以一种近乎迷信的态度去认可我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在一个缺少伟大教师的年代，我们自己必须身先士卒地去教育自己和晚辈。”——这条说说被转发了近百次，其中有几个小朋友想让我谈谈为什么以及如何迷信自己，因此这也算是一篇命题作文吧。
俗话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尤其“患”在网上“好”为“人生导师”。曾经无数次，为了不让自己被当成另一个说教大妈或“公知”，我都以我无敌的忍辱波罗密去克服我那蓬勃的说教冲动：每当看到有人无耻秀下限时、有人以恶俗的人生哲学指导青年生活时……，我都会“正义凛然”并绝不含糊地把自己摆在“道德制高点”和“知识精英”的位置上，正当强烈的说教冲动呼之欲出之时，内心那个无比清醒的小人就会猛然跳出来提醒自己要克制，于是我的右手便狠狠地朝我那多毛的大腿拧去……现在，这个坏毛病终于改掉了。
言归正传。我为什么要迷信自己呢？进一步说，人为什么要迷信自己呢？我想可能有几个不同层次的答案。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对“迷信自己”有所界定：
第一，迷信是指某种非理性的、盲目的相信、信赖或信仰；
第二，迷信自己则是指非理性地、盲目地坚信自己一定能成才；
第三，成才即是指成为一个可供家庭、集体、社会、民族、国家可用的人才。
但是，可供家庭、集体、社会、民族、国家使用还不够，还得供自己使用，也就是成为一个能不为着任何功利的目的而充分enjoy myself的人才。而这种人才之用处，也便是“无用之用乃为大用”，俗话叫做“君子不器”。因此，在我的价值体系里，成为一个人是成才的最高境界。在另一个角度看来，成为一个人必定还包括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成才或成人并不是成功，成功需要外在的、客观的、偶然的条件和机缘作为配合，仅靠主观方面的能力和努力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所谓的“成才”则不必依靠那么多外在的条件，它更多的是一件私人的事情，是凭意志、理性和一定的先天能力就能达到的。按照我所敬重的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成功是什么呢？成功是巧，是天，不是我。失败是什么呢？失败是我，是我的错误，我有缺漏。”（《朝话》）
第四，“自己”是指那个理性的、正常状态下的“我”，而不是被欲望、假象所蒙蔽或处于其他非正常、非理性状态下的“我”。（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以佛教的、也是反常识的方式去彻底解构掉“我”这个概念，让我们先假定说，“我”并不是一个虚假的，没有自性的，以各种观念、记忆和习惯构成的因缘和合而生的东西，而是一个实在、以理性和健全心智构成的实体。）
那么，我为什么要迷信自己呢？
先说相信自己。一方面，我可以说，除了我自己，没有什么是值得我去真正相信的力量。正如易卜生所言，这世界是一艘正在下沉的大船，唯有自己才能救得出自己。那么，有人会反问我说，那你怎么不去相信上帝或者其他神？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在大海中划船，突然，他的船漏水了，但他似乎并不焦急，因为他安慰自己说：“没关系，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 过了一会儿，一艘船驶过，准备搭救，他说，不用了，上帝会来救我的！又过了一会儿，另一艘船经过，他还是说：谢谢了，上帝马上来救我了。他等啊等，可再也没有船来救他。到了上帝那里，他气呼呼的说：我这么奉行你，你为什么不救我！上帝无奈的摇摇头，说：我派了两艘船去救你，你不要，我怎么办.......
虽然这个故事略显夸张、造作和陈腐，但它至少说明一个道理：相信上帝的唯一落脚点就是相信自己。俗话说，自助者天助之，自弃者天弃之。任何一个人，倘若他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或者不俱任何天赋时，他一定不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力量去追求他所看重的目标。所有自暴自弃或甘于平庸的人，他们的人生哲学都是如此：既然我没有什么大才能，干嘛那么努力去证明什么呢，顺其自然吧。好一个如此这般的“顺其自然”。
只有相信自己是天才（或具有某种天赋），相信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才会让自己所有的付出有一个基石，而只有依靠此天才之基石，我们的生命成长才算有了一颗种子，唯独有种子的人生将来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没有种子的人生是无根的浮萍，飘飘荡荡，被俗世的洪流裹挟着进入未知和无望的洪荒，一生无明。
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说，我相信自己的最直接原因是我们的各种教育出了问题，我没办法去相信外在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能够在我的生命中播种下希望和信念。我曾经是多么渴望返回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啊，那一代播种者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陈寅恪诸公不断地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种子，这些种子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并成为一个民族的灯塔。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写的纪念文字，实乃我毕生之追求与信念：“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再说迷信自己。相信自己是不够的，相信是理性的，是依靠证据的，而证据则时好时坏，所以你会动摇，会怀疑自己的天赋。而迷信是非理性的，是不依赖证据只依赖思辨和信仰的。只有迷信自己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坚忍不拔的品质和大无畏的勇气，并以此去塑造自己以成为真正的才和真正的人。
二
不如让我们先说说这个社会的教育问题吧。家庭教育的粗暴或溺爱，各级学校教育的填鸭灌输、窒息思考，社会教育中弥漫的市侩气、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让这片土地上很难站立起几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因此，那些突破层层封锁，最终练就健全人格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80后、90后们，的确可谓是生命力超级顽强的小强。
就拿我的亲身经历来管中窥豹吧。
中国式的家庭教育一大半都是粗暴残忍的，其余的要么是娇惯溺爱孩子，要么属于纯粹不管不顾的，总之健康引导的很少。回想我所受过的家庭教育，居然综合了这三种情况。我老爹老妈打我记事起就开始打架，小时候家里有一把剪刀，有一头是豁的，那是我妈拿它去捅我爸时，戳在了地上给弄断才造成的。在这样“和谐美满”的家庭里成长，别提有多幸福啦。我从小耳濡目染的不是书香，不是科学，不是大自然的美，而是各种暴力：语言暴力、肢体暴力和父母之间的冷暴力。稍微懂一点事以来，我就想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每次看到他们在屋里打架，我就蜷缩在另一个屋子里，捂着耳朵，恨不得拔光自己的头发。这种惨烈的记忆深刻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终生不能遗忘。等到我十四五岁之时，父母终于离婚，我反而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那时候，母亲去很远的郊区工作，父亲和他新找的女人负责照顾我：除了每天给我做出一次够吃两顿的饭之外，便撒手不管了。每天放学回到空荡荡的家，我除了看电视就是上街上打游戏，而奶奶爷爷一旦给点零花钱则全都贡献给街机厅或网吧。这样的家庭教育，可想而知，能不培养出高材生吗？
果然，我真是个天才。2000年秋天的时候，刚上高三，我就决定退学了。一方面我无法继续容忍完全围绕高考的应试教育，我受不了题海战术更受不了那种压抑的环境；另一方面，自高二开始分出“快慢班”的这种侮辱人格的行径也令我极度愤慨。再加上个人情感上的原因，我开始瞒着家人，直接不去上学了。后来我那个不负责任的老爸知道情况以后也没办法，无奈地去学校签了字。从此我便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泡网吧，见网友，没事坐在马路牙子上看路人疲倦的神态和车水马龙。彻底的放逐，彻底的自暴自弃。到现在我还一直记得，我老爸曾对我说过史上最励志的一句话：“你根本不是那块料！”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料呢？火锅底料？加工原料？我一直也没搞清楚。可不是嘛，他从来就没打算过把我培养成一块什么料。初中还未毕业时，他便希望我不要考高中，最好能直接去打工。去哪里打工呢？兰州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拉面馆，他瞅着这玩意儿不错，至少有口饭吃，于是希望我去学拉面。没等多久，我终于退学了，这下他就更轻松了，下棋、跳舞该干嘛干嘛。
后来在爷爷奶奶的劝说和照顾下，我去了一家高考补习班，一年之后，最终以极低的分数勉强考上南方一家二本学校。也就是在退学前和复读的那一两年时间里，我开始了自我探索的道路，我对自己的“迷信”也始自于此时。
那时，我从同学那儿知道了和我们年岁相仿的辍学生韩寒，并从他那篇获奖作文《杯中窥人》里得知了李敖和钱钟书的狂。然而，兰州虽说是个省会级大城市，文化市场却并不繁荣，李敖和钱钟书的书我是遍寻市区内各个书店之后才稍有斩获。至今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李敖的《上山上山爱》（盗版）和《李敖回忆录》以及默存先生的《钱钟书散文》。再后来，我便发疯式地找来所有李敖和钱钟书的著作，并开始通过网络（那时候网站资料逐渐丰富）来阅读他们以及其他作家和学者的作品。尤其是通过李敖叛逆的经历，我更坚定了自学成才的决心。林语堂曾说，年轻人初涉学问之时应该首先找一个学问上的“情人”，而李敖便是我那时候的情人。我整天抱着他的书啃。从他的著作里，我发现了一片自由施展的天空。
说来奇怪，其他人越看重的东西，我就越不看重。例如，高考填志愿、报学校、选专业这样重大的事，我愣是没告诉家里人，就自己做了决定。我当时只是祈福说，只要能让我进一家有图书馆的文科大学就万岁了。于是，我稀里糊涂地报，上天也稀里糊涂地把我安排到了一家我从未选择的大学和毫不了解的专业。
于是，2002年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起初的日子是新鲜、浪漫、刺激和富有幻想的，遍布海岛的竹笋味儿曾一度令我作呕，可后来却永远也闻不到了。全新的环境，全新的气候，全新的人群，让我兴奋不已。虽说，学校并不理想，但是图书馆和可供自由打发的时间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记得刚开学不久，我就跑去系图书室和校图书馆借来了很厚的近代史著作、萧伯纳传、鲁迅文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些图书，在那里狂啃，一度令同学和室友侧目。那段时日，至今回想起来，仍是可爱和可贵的，但就是有些心急，我恨不得一口吞下整个图书馆。
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阅读和自学，我逐渐认清了现实，我认清了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就拿大学教育来说，我发现，早在1950年代，年轻的李敖就曾在自传体文章中论及台湾当时的大学教育，他说道：“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看了李敖的评论，再对比我所处的大学，简直如出一辙。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便不会对当时的大学教育有多少期待。刚上大一的时候我们有一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老师在台上大讲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与威力，毛主席本人的魅力与才能，我在下面颇不以为然，但是忍着听完大半截课程后，躲在最后一排看“邪书”的我终于忍受不了了，站起来质问老师：“你说毛泽东思想，这个好，那个好，它到底有没有缺点啊？”问毕，本来略有躁动的课堂忽然一片寂静。我们的“毛概”老师是个大约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听了我的质疑，先是一愣，大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学生，再略微思考了几秒钟，然后蹦出一句：“缺点啊，我可说不好啦。”接着，台下又一片哗然。
刚入大学时，自由的空气让我一度很是满足，可很快，愚昧不堪的同学和老师又让我愤世嫉俗，屡次想要退学，可就凭我这考试能力，又能去哪里念书呢，不如好好利用图书馆自学吧。我的同学有一半来自本地（这是一个高考移民很多的省份，很多本地学子被这些外来的强盗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还有一半其中大多数则来自内陆几个省的农村地区（依靠勤学苦读终于在高考的盛宴下分得一碗羹）。不得不说，并不优质的教育背景的确限制了他们的眼界。根据我的了解，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只知道：
读书死（学习不讲究方法，早已失去举一反三及联系实践的功用）;
读死书（仅看教材、练习册或指定读物，眼光和心胸被大大限制）;
死读书（学而不思则罔，没有独到见解，仅能机械复述或人云亦云）。
——而上大学时也仍然如此：除了课本、言情/武侠/玄幻小说和指定参考书外，几乎不看任何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当时除了我，爱上图书馆借书或自习的人屈指可数。至于老师的水平，也是令人堪忧，有一个教我们“法学基础”课的老师，居然连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都弄不清楚。还好，我这个人总是照顾老师的面子，没有当面指出他的错误，但这样的教学水平的确不可能让学生真正学到知识。同学中绝大多数没有自己阅读的习惯，一入学就急着混学生会、团支部和选各种班干部，不光庸俗不堪，而且幼稚不堪。
我向来讨厌学生会里各种自以为是的小角色。他们“胸无点墨腹内空，涂文病貌语不通”，却早早地就学会说官腔，迈官步，小小年纪就一副官僚主义作风，喜欢吆五喝六地指挥低年级学生做事，再就是讨好老师，为自己评奖学金捞取政治资本。除此之外，他们只知道追求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或组织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以便为自己的成绩或评奖加分，也为自己的简历增添“一些行数”。虽然表面上，我为人比较谦和，但在那样的文化沙漠里，我内心里可是孤傲得很。当然，我也并不是一个不与人往来的孤僻分子，说道到通宵打牌、网吧对杀、桌球联赛、游泳跳水、沙滩足球、海边烧烤、KTV狂欢、舞厅乱扭，我也不甘人后，从未落下。但基本上，我要求自己要有点独来独往的气魄。当时我受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影响颇深，认为如果我总是处在众人（常人）中，便会沉沦，忘记“存在”，忘记自己生命的意义与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只有独来独往，才能让我保持独立，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死的必然性和生的可能性才会“关照”于我，让我谋划我自己的人生。说到这里，想起李白的《上云乐》，诗云：女娲戏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朦朦若沙尘。我们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总是糊里糊涂地做着繁忙的人，却很少停下脚步去追问此生的意义究竟为何。在我20岁之前，在我人格塑形的那个阶段，我总是拷问这样两个问题：我该往何处去？中国该往何处去？（后来得知梁漱溟先生毕生追问的问题也是如此，真是荣幸之至呵）。
比起其他同学认真地听课、备考（实乃“背”考），我总是抱着能混则混的心态，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和无故翘课，成绩自然也好不到哪去。但我从来没有操心过这些个劳什子，很多课最后到底考了多少分，我从来没有关心过，爱谁谁。以如此鬼混的心态，成绩自然会有挂彩，可不是嘛，“西方经济学”一课由于涉及太多数学或概念，最后还是把我横腰拦在了马下，这是我大学生涯中唯一一次挂科。从此，我对经济学没什么好感。
总体来说，大学生涯虽然令我有太多遗憾，但通过自学，基本上完成了我的自我启蒙教育。由于一直喜欢自由读书，我决定报考研究生，希望还能延续这种生活。当年指导我写学士学位论文的导师是副校长，对我青眼有加，一直鼓励我继续学业，还希望我报考上海某大学，因为她也可以帮我联系她的导师，她的导师在国内哲学圈颇有名气，曾培养出全国百优的博士论文写作者。但我拒绝了她的帮助，还是想来北京看看，史铁生的地坛、王小波的万寿寺、李敖的法源寺和冯小刚镜头里的北京胡同是我梦寐以求的文化宝地。于是我报考了北京的某高校，后来顺利通过初试面试，开始了我专业的哲学学习。后来又考入另一家大学接着做分析哲学的研究。
虽然专业的学习和训练让我有了可喜的分析问题，查找文献，阅读、翻译外文，撰写论文的功底，却也让我的眼光越陷越窄，思维越来越僵化，性格越来越孤僻，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学院派的固定路径：读博士-进高校-坐板凳-拉课题-混资格。这条路不是不好，对于很多人来说的确挺好，但是学术生态的恶劣，学界的堕落，人心的寒凉，选才方式的陈腐让我铩羽而归。
“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出发的目的。”——这是我这几年真实的内心写照。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大学教育之后，我对大学制式和学院学术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今天，距李敖批评台湾大学教育的日子，已经整整有六十年了。六十年过去了，时代可喜地进步了，中国教育这台冷冻机，改版了设计，更换了机芯，加强了性能，冷冻效果自然也更好了，据说还增添了速冻和流水线功能，能够快速加工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钱理群老先生所说的，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钱老在失望之余，开始投身于中学教育，试图从源头上改变问题。然而十年的中学素质教育，也让他身心俱疲，心灰意冷。问题在根子上。
什么根子？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不会全体让孩子们都走高考这座独木桥，只有被挤下桥的人，才能选择别的出路；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不会全体让孩子们都选理工科（包括商医），只有脑瓜不好、学不好数理化的孩子，才能选择别的专业；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不会全体让孩子们入党、考公务员或进国企/事业单位，只有进不去的才能在“体制外”艰难地求生存。为什么不够自由？是谁让它不自由？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或者叫做“解释学循环”的问题：由于不够自由，整个社会是出奇的盲目；由于盲目，又看不到如何自由的出路。真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吗？百姓都摸着石头走过河了，有些人却装着继续摸下去；百姓们都逐渐醒了，有些人还在装睡。
除了速冻功能，学校教育中的打击式训诫、体罚、言语侮辱（曾记得我上小学时，一同学因为屡次未完成家庭作业，某老师刚开始令他自己打耳光50下，后来居然命令全班同学每个人抽他耳光，不幸的是，今天上网看新闻又碰到这类故事）、同学间的攀比与同室操戈式的竞争，再加上更为要命的所谓政•治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以及流氓教育（例如，枪杆子里出政权；实践证明，唯有xxx才能救xx等等无视逻辑推理和基本历史事实的教育），让我们这一代80后中的大多数人对“什么是真相和真理？”、“什么是尊严？”、“什么是爱？”、“人生应该追求何种价值？”、“人生的意义为何？”这些问题本能地采取完全麻木和回避的反应。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来说，现在的人在小事情上无比精明和会算计，在大事情上都是赌徒，成天豪赌，不顾死活。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病症：工具理性的泛滥和价值理性的缺位。通俗地讲，工具理性就是指帮助我们达到我们所欲之目的的能力，而价值理性就是我们用来判断对象有何种价值或者何种价值是值得追求的能力。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不知道我们想要的东西好不好，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追求它，那我们不是在赌是什么？
三
当代国人对金钱、权位和性资源趋之若鹜；对理想、信仰和纯洁的爱情，有的似有似无，有的则抱以赤裸裸的嗤之以鼻。这一切现象，看似不是教育的问题，再怎么混蛋的教育，也不可能教人去追求这些东西。但实际上这跟教育又是有因果联系的。如果没有这样单调、窒息、急功近利、只重短平快的教育的话，又怎会有价值世界的荒芜呢，又怎会产生一群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别以为买个爱疯，穿点时尚就是个性，那恰恰是真正的没有个性，一个有个性的人绝对不会把商品的标签作为自己的个性），缺乏气魄，缺乏社会责任感，既没有创造性又不会享受生活的乏味品呢？
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这不简简单单是某个老师的教学方法、某个领导的管理职能或某种教学规章制度的问题，它是整个国家体制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性所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文化背景。现代国家几乎都染上这一毛病，而中国尤甚，因为中国不光拖着千年的文化包袱，还被近代西方文化中最丑陋的一面彻底征服。相比之下，欧美或其他西方国家由于反现代性的、古典的文化力量没有完全被摧毁，它对现代文化有一种中和、平衡、制约和反思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能避免学校教育的单一化。而中国从苏联那里继承来的对“单向度（one-dimensional马尔库塞语）的启蒙精神”（亦即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的无止境地发挥，导致了所谓启蒙的辩证法：启蒙试图用理性解放人性，结果理性反而将人奴役，把人当作工具来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人被异化了，变成了只为空洞的、无意义的目标而毕生奋斗的奴隶，这些目标包括GDP、伟大复兴、科学发展、消费至上等等。
用通俗浅白的话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要么有意识地要么盲目地崇拜科学技术（尤其是自然科学）而忽略人文素养，忽略对人的终极关怀。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的霸权，而一直以来，社会上始终流行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以现代技术为导向和旨归的自然科学只追求探寻自然的秘密（用吴国盛教授的话说，对自然的严刑逼供），并利用这些秘密来为人类造福，却没有真正理解人类的福祉或well-being究竟在什么地方？倘若幸福生活仅仅等于住豪宅、开跑车，搂着美女泡温泉的话，人性的整个纵深便被拉平了，这意味着世界变平了，所有人的追求都差不多，这世上既没有大忠大奸的人，也没有大智大愚的人，只有俗人和小人，没有了“大人”（大写的人）。
看清真相，知道问题所在后，也便知道了得救之路。这个循环看似是个封闭的死循环：人是社会塑造的，而社会也是人所建造的——但是，它何以变革的答案和动力也在这个循环之中。
既然社会是很难改变的，不如就从我们自己改变起！如何改变呢？只能依靠我们人性的自觉和心灵的苏醒。如果说孔子注重外在的教化，主张通过六艺之教来提升人性，那么孟子则更注重人性的自我觉醒与人格的自我完善。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好的教育和好的老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迷信自己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外在的力量永远不如内在的力量可靠。回想我漫长而多艰的成长岁月，虽然心有余悸，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我始终没有被洗脑，没有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因此这篇文字的确是个survivor的回忆供述。
那么，我们该如何迷信自己呢？
接着我在第一部分的论述，我想再援引一些理论支撑。首先，我想到了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在论述“信心的跳跃”时曾指出，当人面临抉择的时候会引发焦虑，而这种决定是一种跳跃的动作，它无法用逻辑方法来推演。同理，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堕落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跳跃。然而另有一种跳跃，就是信仰的跳跃，这种跳跃同样不能从处境中推演出来。当人面临致死的疾病或是无法克服的焦虑，信仰却能帮助人克服。而这种信仰就是我所说的迷信。
但是，我和克尔凯郭尔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终身思考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的问题，而我则思考如何成才乃至成人的问题。他把信仰或迷信寄托在上帝那里，而我把信仰和迷信寄托在我自己身上。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相信”（Belief）和“信念”（Faith）不一样，“相信”要基于事实，而“信念”不用。对于上帝，我们需要信心的一跃。对于自己，同样需要信心的一跃。有人会问，那岂不是很盲目？但我们想想，汉字“信”字怎么写？不正是“人言”吗？因此，对于信仰或信念来说，人讲你信就行，不用根据任何事实。也许不需要决定信哪个教，信哪个神，信何种对象。无论哪种宗教，给人的信念基本一致。
退一步讲，在我这里，信仰上帝和信仰自己是一回事。因为上帝创造了每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我自己”。用哲学话语说，第一人称的自我意识是永远无法还原为第三人称的客观状态的。在这一点上，“我”的活生生的各种体验（Erlebnis），都不是科学所依赖和处理的那种可以被量化的经验（Erfarung）。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感觉非推理中获得的信息，而后者则需要推理。因此，对自我的信仰，也变是使人获得人文素养的起点。因为，人文性的知识和教养，并非得自客观地认知或研究，而是得自每个人无法被复制或还原的个人体验。
在我看来，如果你相信自己很有可能是天才，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是天才。如果你相信自己不是天才，那你就不是天才。如果你迷信自己是天才，那你一定是天才。如果你不是天才，上帝或某种神秘的力量，为何要给你这样一个奇怪乃至疯狂的想法呢？上帝从来不对那些庸人说，你是天才。上帝只对天才说，你是天才。因此，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你就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了成才乃至成人的本源性动力。
我迷信自己是天才，对此我深信不疑。安瑟尔谟说，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我是天才这件事，对于很多局外人来说，当然是荒谬的，但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迷信得很呐。
狗剩儿他爹
2012/12/21
FYI：这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和理论反思性质的文字。我试图将个人经历和平身所学结合起来反思整个时代的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
一
前些日子我发出一条豆瓣说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伯乐站出来鼓励我，说我一定能成才；相反，打击和漠然的态度却不少，以至于我常常怀疑自己，常常自暴自弃。所以，后来的我只有靠自己来挖掘、鼓励自己，以一种近乎迷信的态度去认可我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在一个缺少伟大教师的年代，我们自己必须身先士卒地去教育自己和晚辈。”——这条说说被转发了近百次，其中有几个小朋友想让我谈谈为什么以及如何迷信自己，因此这也算是一篇命题作文吧。
俗话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尤其“患”在网上“好”为“人生导师”。曾经无数次，为了不让自己被当成另一个说教大妈或“公知”，我都以我无敌的忍辱波罗密去克服我那蓬勃的说教冲动：每当看到有人无耻秀下限时、有人以恶俗的人生哲学指导青年生活时……，我都会“正义凛然”并绝不含糊地把自己摆在“道德制高点”和“知识精英”的位置上，正当强烈的说教冲动呼之欲出之时，内心那个无比清醒的小人就会猛然跳出来提醒自己要克制，于是我的右手便狠狠地朝我那多毛的大腿拧去……现在，这个坏毛病终于改掉了。
言归正传。我为什么要迷信自己呢？进一步说，人为什么要迷信自己呢？我想可能有几个不同层次的答案。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对“迷信自己”有所界定：
第一，迷信是指某种非理性的、盲目的相信、信赖或信仰；
第二，迷信自己则是指非理性地、盲目地坚信自己一定能成才；
第三，成才即是指成为一个可供家庭、集体、社会、民族、国家可用的人才。
但是，可供家庭、集体、社会、民族、国家使用还不够，还得供自己使用，也就是成为一个能不为着任何功利的目的而充分enjoy myself的人才。而这种人才之用处，也便是“无用之用乃为大用”，俗话叫做“君子不器”。因此，在我的价值体系里，成为一个人是成才的最高境界。在另一个角度看来，成为一个人必定还包括具有健全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成才或成人并不是成功，成功需要外在的、客观的、偶然的条件和机缘作为配合，仅靠主观方面的能力和努力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所谓的“成才”则不必依靠那么多外在的条件，它更多的是一件私人的事情，是凭意志、理性和一定的先天能力就能达到的。按照我所敬重的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成功是什么呢？成功是巧，是天，不是我。失败是什么呢？失败是我，是我的错误，我有缺漏。”（《朝话》）
第四，“自己”是指那个理性的、正常状态下的“我”，而不是被欲望、假象所蒙蔽或处于其他非正常、非理性状态下的“我”。（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以佛教的、也是反常识的方式去彻底解构掉“我”这个概念，让我们先假定说，“我”并不是一个虚假的，没有自性的，以各种观念、记忆和习惯构成的因缘和合而生的东西，而是一个实在、以理性和健全心智构成的实体。）
那么，我为什么要迷信自己呢？
先说相信自己。一方面，我可以说，除了我自己，没有什么是值得我去真正相信的力量。正如易卜生所言，这世界是一艘正在下沉的大船，唯有自己才能救得出自己。那么，有人会反问我说，那你怎么不去相信上帝或者其他神？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在大海中划船，突然，他的船漏水了，但他似乎并不焦急，因为他安慰自己说：“没关系，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 过了一会儿，一艘船驶过，准备搭救，他说，不用了，上帝会来救我的！又过了一会儿，另一艘船经过，他还是说：谢谢了，上帝马上来救我了。他等啊等，可再也没有船来救他。到了上帝那里，他气呼呼的说：我这么奉行你，你为什么不救我！上帝无奈的摇摇头，说：我派了两艘船去救你，你不要，我怎么办.......
虽然这个故事略显夸张、造作和陈腐，但它至少说明一个道理：相信上帝的唯一落脚点就是相信自己。俗话说，自助者天助之，自弃者天弃之。任何一个人，倘若他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或者不俱任何天赋时，他一定不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力量去追求他所看重的目标。所有自暴自弃或甘于平庸的人，他们的人生哲学都是如此：既然我没有什么大才能，干嘛那么努力去证明什么呢，顺其自然吧。好一个如此这般的“顺其自然”。
只有相信自己是天才（或具有某种天赋），相信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才会让自己所有的付出有一个基石，而只有依靠此天才之基石，我们的生命成长才算有了一颗种子，唯独有种子的人生将来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没有种子的人生是无根的浮萍，飘飘荡荡，被俗世的洪流裹挟着进入未知和无望的洪荒，一生无明。
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说，我相信自己的最直接原因是我们的各种教育出了问题，我没办法去相信外在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能够在我的生命中播种下希望和信念。我曾经是多么渴望返回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啊，那一代播种者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陈寅恪诸公不断地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种子，这些种子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并成为一个民族的灯塔。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写的纪念文字，实乃我毕生之追求与信念：“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再说迷信自己。相信自己是不够的，相信是理性的，是依靠证据的，而证据则时好时坏，所以你会动摇，会怀疑自己的天赋。而迷信是非理性的，是不依赖证据只依赖思辨和信仰的。只有迷信自己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坚忍不拔的品质和大无畏的勇气，并以此去塑造自己以成为真正的才和真正的人。
二
不如让我们先说说这个社会的教育问题吧。家庭教育的粗暴或溺爱，各级学校教育的填鸭灌输、窒息思考，社会教育中弥漫的市侩气、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让这片土地上很难站立起几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因此，那些突破层层封锁，最终练就健全人格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80后、90后们，的确可谓是生命力超级顽强的小强。
就拿我的亲身经历来管中窥豹吧。
中国式的家庭教育一大半都是粗暴残忍的，其余的要么是娇惯溺爱孩子，要么属于纯粹不管不顾的，总之健康引导的很少。回想我所受过的家庭教育，居然综合了这三种情况。我老爹老妈打我记事起就开始打架，小时候家里有一把剪刀，有一头是豁的，那是我妈拿它去捅我爸时，戳在了地上给弄断才造成的。在这样“和谐美满”的家庭里成长，别提有多幸福啦。我从小耳濡目染的不是书香，不是科学，不是大自然的美，而是各种暴力：语言暴力、肢体暴力和父母之间的冷暴力。稍微懂一点事以来，我就想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每次看到他们在屋里打架，我就蜷缩在另一个屋子里，捂着耳朵，恨不得拔光自己的头发。这种惨烈的记忆深刻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终生不能遗忘。等到我十四五岁之时，父母终于离婚，我反而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那时候，母亲去很远的郊区工作，父亲和他新找的女人负责照顾我：除了每天给我做出一次够吃两顿的饭之外，便撒手不管了。每天放学回到空荡荡的家，我除了看电视就是上街上打游戏，而奶奶爷爷一旦给点零花钱则全都贡献给街机厅或网吧。这样的家庭教育，可想而知，能不培养出高材生吗？
果然，我真是个天才。2000年秋天的时候，刚上高三，我就决定退学了。一方面我无法继续容忍完全围绕高考的应试教育，我受不了题海战术更受不了那种压抑的环境；另一方面，自高二开始分出“快慢班”的这种侮辱人格的行径也令我极度愤慨。再加上个人情感上的原因，我开始瞒着家人，直接不去上学了。后来我那个不负责任的老爸知道情况以后也没办法，无奈地去学校签了字。从此我便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泡网吧，见网友，没事坐在马路牙子上看路人疲倦的神态和车水马龙。彻底的放逐，彻底的自暴自弃。到现在我还一直记得，我老爸曾对我说过史上最励志的一句话：“你根本不是那块料！”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料呢？火锅底料？加工原料？我一直也没搞清楚。可不是嘛，他从来就没打算过把我培养成一块什么料。初中还未毕业时，他便希望我不要考高中，最好能直接去打工。去哪里打工呢？兰州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拉面馆，他瞅着这玩意儿不错，至少有口饭吃，于是希望我去学拉面。没等多久，我终于退学了，这下他就更轻松了，下棋、跳舞该干嘛干嘛。
后来在爷爷奶奶的劝说和照顾下，我去了一家高考补习班，一年之后，最终以极低的分数勉强考上南方一家二本学校。也就是在退学前和复读的那一两年时间里，我开始了自我探索的道路，我对自己的“迷信”也始自于此时。
那时，我从同学那儿知道了和我们年岁相仿的辍学生韩寒，并从他那篇获奖作文《杯中窥人》里得知了李敖和钱钟书的狂。然而，兰州虽说是个省会级大城市，文化市场却并不繁荣，李敖和钱钟书的书我是遍寻市区内各个书店之后才稍有斩获。至今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李敖的《上山上山爱》（盗版）和《李敖回忆录》以及默存先生的《钱钟书散文》。再后来，我便发疯式地找来所有李敖和钱钟书的著作，并开始通过网络（那时候网站资料逐渐丰富）来阅读他们以及其他作家和学者的作品。尤其是通过李敖叛逆的经历，我更坚定了自学成才的决心。林语堂曾说，年轻人初涉学问之时应该首先找一个学问上的“情人”，而李敖便是我那时候的情人。我整天抱着他的书啃。从他的著作里，我发现了一片自由施展的天空。
说来奇怪，其他人越看重的东西，我就越不看重。例如，高考填志愿、报学校、选专业这样重大的事，我愣是没告诉家里人，就自己做了决定。我当时只是祈福说，只要能让我进一家有图书馆的文科大学就万岁了。于是，我稀里糊涂地报，上天也稀里糊涂地把我安排到了一家我从未选择的大学和毫不了解的专业。
于是，2002年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起初的日子是新鲜、浪漫、刺激和富有幻想的，遍布海岛的竹笋味儿曾一度令我作呕，可后来却永远也闻不到了。全新的环境，全新的气候，全新的人群，让我兴奋不已。虽说，学校并不理想，但是图书馆和可供自由打发的时间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记得刚开学不久，我就跑去系图书室和校图书馆借来了很厚的近代史著作、萧伯纳传、鲁迅文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些图书，在那里狂啃，一度令同学和室友侧目。那段时日，至今回想起来，仍是可爱和可贵的，但就是有些心急，我恨不得一口吞下整个图书馆。
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阅读和自学，我逐渐认清了现实，我认清了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就拿大学教育来说，我发现，早在1950年代，年轻的李敖就曾在自传体文章中论及台湾当时的大学教育，他说道：“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看了李敖的评论，再对比我所处的大学，简直如出一辙。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便不会对当时的大学教育有多少期待。刚上大一的时候我们有一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老师在台上大讲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与威力，毛主席本人的魅力与才能，我在下面颇不以为然，但是忍着听完大半截课程后，躲在最后一排看“邪书”的我终于忍受不了了，站起来质问老师：“你说毛泽东思想，这个好，那个好，它到底有没有缺点啊？”问毕，本来略有躁动的课堂忽然一片寂静。我们的“毛概”老师是个大约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听了我的质疑，先是一愣，大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学生，再略微思考了几秒钟，然后蹦出一句：“缺点啊，我可说不好啦。”接着，台下又一片哗然。
刚入大学时，自由的空气让我一度很是满足，可很快，愚昧不堪的同学和老师又让我愤世嫉俗，屡次想要退学，可就凭我这考试能力，又能去哪里念书呢，不如好好利用图书馆自学吧。我的同学有一半来自本地（这是一个高考移民很多的省份，很多本地学子被这些外来的强盗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还有一半其中大多数则来自内陆几个省的农村地区（依靠勤学苦读终于在高考的盛宴下分得一碗羹）。不得不说，并不优质的教育背景的确限制了他们的眼界。根据我的了解，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只知道：
读书死（学习不讲究方法，早已失去举一反三及联系实践的功用）;
读死书（仅看教材、练习册或指定读物，眼光和心胸被大大限制）;
死读书（学而不思则罔，没有独到见解，仅能机械复述或人云亦云）。
——而上大学时也仍然如此：除了课本、言情/武侠/玄幻小说和指定参考书外，几乎不看任何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当时除了我，爱上图书馆借书或自习的人屈指可数。至于老师的水平，也是令人堪忧，有一个教我们“法学基础”课的老师，居然连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都弄不清楚。还好，我这个人总是照顾老师的面子，没有当面指出他的错误，但这样的教学水平的确不可能让学生真正学到知识。同学中绝大多数没有自己阅读的习惯，一入学就急着混学生会、团支部和选各种班干部，不光庸俗不堪，而且幼稚不堪。
我向来讨厌学生会里各种自以为是的小角色。他们“胸无点墨腹内空，涂文病貌语不通”，却早早地就学会说官腔，迈官步，小小年纪就一副官僚主义作风，喜欢吆五喝六地指挥低年级学生做事，再就是讨好老师，为自己评奖学金捞取政治资本。除此之外，他们只知道追求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或组织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以便为自己的成绩或评奖加分，也为自己的简历增添“一些行数”。虽然表面上，我为人比较谦和，但在那样的文化沙漠里，我内心里可是孤傲得很。当然，我也并不是一个不与人往来的孤僻分子，说道到通宵打牌、网吧对杀、桌球联赛、游泳跳水、沙滩足球、海边烧烤、KTV狂欢、舞厅乱扭，我也不甘人后，从未落下。但基本上，我要求自己要有点独来独往的气魄。当时我受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影响颇深，认为如果我总是处在众人（常人）中，便会沉沦，忘记“存在”，忘记自己生命的意义与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只有独来独往，才能让我保持独立，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死的必然性和生的可能性才会“关照”于我，让我谋划我自己的人生。说到这里，想起李白的《上云乐》，诗云：女娲戏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朦朦若沙尘。我们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总是糊里糊涂地做着繁忙的人，却很少停下脚步去追问此生的意义究竟为何。在我20岁之前，在我人格塑形的那个阶段，我总是拷问这样两个问题：我该往何处去？中国该往何处去？（后来得知梁漱溟先生毕生追问的问题也是如此，真是荣幸之至呵）。
比起其他同学认真地听课、备考（实乃“背”考），我总是抱着能混则混的心态，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和无故翘课，成绩自然也好不到哪去。但我从来没有操心过这些个劳什子，很多课最后到底考了多少分，我从来没有关心过，爱谁谁。以如此鬼混的心态，成绩自然会有挂彩，可不是嘛，“西方经济学”一课由于涉及太多数学或概念，最后还是把我横腰拦在了马下，这是我大学生涯中唯一一次挂科。从此，我对经济学没什么好感。
总体来说，大学生涯虽然令我有太多遗憾，但通过自学，基本上完成了我的自我启蒙教育。由于一直喜欢自由读书，我决定报考研究生，希望还能延续这种生活。当年指导我写学士学位论文的导师是副校长，对我青眼有加，一直鼓励我继续学业，还希望我报考上海某大学，因为她也可以帮我联系她的导师，她的导师在国内哲学圈颇有名气，曾培养出全国百优的博士论文写作者。但我拒绝了她的帮助，还是想来北京看看，史铁生的地坛、王小波的万寿寺、李敖的法源寺和冯小刚镜头里的北京胡同是我梦寐以求的文化宝地。于是我报考了北京的某高校，后来顺利通过初试面试，开始了我专业的哲学学习。后来又考入另一家大学接着做分析哲学的研究。
虽然专业的学习和训练让我有了可喜的分析问题，查找文献，阅读、翻译外文，撰写论文的功底，却也让我的眼光越陷越窄，思维越来越僵化，性格越来越孤僻，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学院派的固定路径：读博士-进高校-坐板凳-拉课题-混资格。这条路不是不好，对于很多人来说的确挺好，但是学术生态的恶劣，学界的堕落，人心的寒凉，选才方式的陈腐让我铩羽而归。
“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出发的目的。”——这是我这几年真实的内心写照。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大学教育之后，我对大学制式和学院学术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今天，距李敖批评台湾大学教育的日子，已经整整有六十年了。六十年过去了，时代可喜地进步了，中国教育这台冷冻机，改版了设计，更换了机芯，加强了性能，冷冻效果自然也更好了，据说还增添了速冻和流水线功能，能够快速加工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钱理群老先生所说的，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钱老在失望之余，开始投身于中学教育，试图从源头上改变问题。然而十年的中学素质教育，也让他身心俱疲，心灰意冷。问题在根子上。
什么根子？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不会全体让孩子们都走高考这座独木桥，只有被挤下桥的人，才能选择别的出路；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不会全体让孩子们都选理工科（包括商医），只有脑瓜不好、学不好数理化的孩子，才能选择别的专业；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不会全体让孩子们入党、考公务员或进国企/事业单位，只有进不去的才能在“体制外”艰难地求生存。为什么不够自由？是谁让它不自由？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或者叫做“解释学循环”的问题：由于不够自由，整个社会是出奇的盲目；由于盲目，又看不到如何自由的出路。真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吗？百姓都摸着石头走过河了，有些人却装着继续摸下去；百姓们都逐渐醒了，有些人还在装睡。
除了速冻功能，学校教育中的打击式训诫、体罚、言语侮辱（曾记得我上小学时，一同学因为屡次未完成家庭作业，某老师刚开始令他自己打耳光50下，后来居然命令全班同学每个人抽他耳光，不幸的是，今天上网看新闻又碰到这类故事）、同学间的攀比与同室操戈式的竞争，再加上更为要命的所谓政•治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以及流氓教育（例如，枪杆子里出政权；实践证明，唯有xxx才能救xx等等无视逻辑推理和基本历史事实的教育），让我们这一代80后中的大多数人对“什么是真相和真理？”、“什么是尊严？”、“什么是爱？”、“人生应该追求何种价值？”、“人生的意义为何？”这些问题本能地采取完全麻木和回避的反应。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来说，现在的人在小事情上无比精明和会算计，在大事情上都是赌徒，成天豪赌，不顾死活。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病症：工具理性的泛滥和价值理性的缺位。通俗地讲，工具理性就是指帮助我们达到我们所欲之目的的能力，而价值理性就是我们用来判断对象有何种价值或者何种价值是值得追求的能力。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不知道我们想要的东西好不好，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追求它，那我们不是在赌是什么？
三
当代国人对金钱、权位和性资源趋之若鹜；对理想、信仰和纯洁的爱情，有的似有似无，有的则抱以赤裸裸的嗤之以鼻。这一切现象，看似不是教育的问题，再怎么混蛋的教育，也不可能教人去追求这些东西。但实际上这跟教育又是有因果联系的。如果没有这样单调、窒息、急功近利、只重短平快的教育的话，又怎会有价值世界的荒芜呢，又怎会产生一群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别以为买个爱疯，穿点时尚就是个性，那恰恰是真正的没有个性，一个有个性的人绝对不会把商品的标签作为自己的个性），缺乏气魄，缺乏社会责任感，既没有创造性又不会享受生活的乏味品呢？
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这不简简单单是某个老师的教学方法、某个领导的管理职能或某种教学规章制度的问题，它是整个国家体制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性所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文化背景。现代国家几乎都染上这一毛病，而中国尤甚，因为中国不光拖着千年的文化包袱，还被近代西方文化中最丑陋的一面彻底征服。相比之下，欧美或其他西方国家由于反现代性的、古典的文化力量没有完全被摧毁，它对现代文化有一种中和、平衡、制约和反思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能避免学校教育的单一化。而中国从苏联那里继承来的对“单向度（one-dimensional马尔库塞语）的启蒙精神”（亦即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的无止境地发挥，导致了所谓启蒙的辩证法：启蒙试图用理性解放人性，结果理性反而将人奴役，把人当作工具来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人被异化了，变成了只为空洞的、无意义的目标而毕生奋斗的奴隶，这些目标包括GDP、伟大复兴、科学发展、消费至上等等。
用通俗浅白的话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要么有意识地要么盲目地崇拜科学技术（尤其是自然科学）而忽略人文素养，忽略对人的终极关怀。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的霸权，而一直以来，社会上始终流行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以现代技术为导向和旨归的自然科学只追求探寻自然的秘密（用吴国盛教授的话说，对自然的严刑逼供），并利用这些秘密来为人类造福，却没有真正理解人类的福祉或well-being究竟在什么地方？倘若幸福生活仅仅等于住豪宅、开跑车，搂着美女泡温泉的话，人性的整个纵深便被拉平了，这意味着世界变平了，所有人的追求都差不多，这世上既没有大忠大奸的人，也没有大智大愚的人，只有俗人和小人，没有了“大人”（大写的人）。
看清真相，知道问题所在后，也便知道了得救之路。这个循环看似是个封闭的死循环：人是社会塑造的，而社会也是人所建造的——但是，它何以变革的答案和动力也在这个循环之中。
既然社会是很难改变的，不如就从我们自己改变起！如何改变呢？只能依靠我们人性的自觉和心灵的苏醒。如果说孔子注重外在的教化，主张通过六艺之教来提升人性，那么孟子则更注重人性的自我觉醒与人格的自我完善。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好的教育和好的老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迷信自己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外在的力量永远不如内在的力量可靠。回想我漫长而多艰的成长岁月，虽然心有余悸，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我始终没有被洗脑，没有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因此这篇文字的确是个survivor的回忆供述。
那么，我们该如何迷信自己呢？
接着我在第一部分的论述，我想再援引一些理论支撑。首先，我想到了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在论述“信心的跳跃”时曾指出，当人面临抉择的时候会引发焦虑，而这种决定是一种跳跃的动作，它无法用逻辑方法来推演。同理，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堕落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跳跃。然而另有一种跳跃，就是信仰的跳跃，这种跳跃同样不能从处境中推演出来。当人面临致死的疾病或是无法克服的焦虑，信仰却能帮助人克服。而这种信仰就是我所说的迷信。
但是，我和克尔凯郭尔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终身思考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的问题，而我则思考如何成才乃至成人的问题。他把信仰或迷信寄托在上帝那里，而我把信仰和迷信寄托在我自己身上。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相信”（Belief）和“信念”（Faith）不一样，“相信”要基于事实，而“信念”不用。对于上帝，我们需要信心的一跃。对于自己，同样需要信心的一跃。有人会问，那岂不是很盲目？但我们想想，汉字“信”字怎么写？不正是“人言”吗？因此，对于信仰或信念来说，人讲你信就行，不用根据任何事实。也许不需要决定信哪个教，信哪个神，信何种对象。无论哪种宗教，给人的信念基本一致。
退一步讲，在我这里，信仰上帝和信仰自己是一回事。因为上帝创造了每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我自己”。用哲学话语说，第一人称的自我意识是永远无法还原为第三人称的客观状态的。在这一点上，“我”的活生生的各种体验（Erlebnis），都不是科学所依赖和处理的那种可以被量化的经验（Erfarung）。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感觉非推理中获得的信息，而后者则需要推理。因此，对自我的信仰，也变是使人获得人文素养的起点。因为，人文性的知识和教养，并非得自客观地认知或研究，而是得自每个人无法被复制或还原的个人体验。
在我看来，如果你相信自己很有可能是天才，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是天才。如果你相信自己不是天才，那你就不是天才。如果你迷信自己是天才，那你一定是天才。如果你不是天才，上帝或某种神秘的力量，为何要给你这样一个奇怪乃至疯狂的想法呢？上帝从来不对那些庸人说，你是天才。上帝只对天才说，你是天才。因此，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你就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了成才乃至成人的本源性动力。
我迷信自己是天才，对此我深信不疑。安瑟尔谟说，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我是天才这件事，对于很多局外人来说，当然是荒谬的，但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迷信得很呐。
狗剩儿他爹
2012/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