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上海 Winter in Shanghai

是日，城大艺廊举办上海画家谢春彦先生画展。谢先生以水墨写生活人物, 得丰子恺、叶浅予真韵，但色彩、构图、铺陈和线条常常出奇不意，形拙而不做作，直抒胸臆。1980年代，我在上海的报刊上偶读谢先生作品，但这次，却是近距离观赏，我尤喜欢他的人物画, 子恺、唐云、俞光中、陈逸飞…，逸飞大师裹着围巾，低眉思考，背景是清冷的江南水乡，配着谢先生的诗，看着伤感。
谢先生70有2，留长发、着长衫，艺术家就是有派头,说话铿锵有力。开幕式上，有上海昆剧团的一位年轻花旦，演唱谢先生的诗词，花旦长得高挑漂亮，举手投足，秋波流盼。过去10年，白先勇先生在我校大力推广昆曲，但我从未光顾过。这是第一次听了段昆曲,由如此美妙姑娘唱念, 我有点倾倒。 谢先生的三弟，演奏了京胡，并以京剧唱出一篇颂词，别有风味。开幕式上，人群窃窃私语，握手寒暄，都是一片沪腔。有一批是谢先生亲朋，从上海飞来的；另一批是上海滞港的遗老。每有上海艺术家来办展，全是同样情形。开幕式毕，谢公抢过话筒说，各位美丽的小姐、大嫂，朋友们，20分钟后，请所有的朋友到8楼去吃饭，由我太太和培凯（艺廊负责人）买单… 这样豪爽的艺术家，倒是少见。
在这南国小岛，‘上海来的’，都给涂了层玫瑰色。‘文化底蕴’、‘国际都市’，常让这个南方的‘文化沙漠’自惭形岁（衰？这个字拼不出）。
次日一早，直奔上海。昨晚还是20度，到了浦东机场，只有8度。一件在香港从无机会上身的皮夹克，到这里派上用场。到上海，除了和父母厮守外，这次怀揣了一个愿望，去看望我硕士阶段的导师。若干年前，老师收我入门，他当时的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我现在也做着类似的事情。因此，回顾老师当年对我和同伴的殷切希望和诲人不倦，有了更贴切的体会。
上一次看望老师，去了他家，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 2年，老师住在仁济医院。仁济的市区院舍，坐落在山东路，挤在福州路和延安路之间。窄小的路上，房屋破旧，店铺和行人溢满街道，大小车辆卡在中间爬行。说这里是（第三世界）印度街头，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医院的入口和大厅，是拥挤小路的延伸，等候的、探病的、推车的，护士杂工，大厅和电梯前拥满人头,俨如弄堂边的小菜场。上海市区的医院，多数是这副狼狈相。但这个老院，似乎更乱更挤。这样的医院，还能治病，实在让人怀疑。
上到楼上，虽然心里已经有些准备，但看见老师，却是一惊。当年他行政和业务一把抓，袖子管撸得高高，做事风风火火的。这几年疾病的煎熬，人已经有些脱了形。老师无法走路，只能躺着坐着。幸好，师母身体比较健康，我和师母谈着，问候老人家的健康和疾病，谈他们在美国的天才外孙。老师听力不减，偶尔从喉底发声，轻轻地插话。老师讲起，1966年上海筹备 3000人歌剧院，由他和同事向周总理汇报，总理方方面面问到许多，这是他难忘的一幕。这事以前听过，这次又听老师说一遍。我想让老师休息，老师说，再坐会谈谈。我抚着老师的手，不知还能再说些什么。仁济医院的双人病房，像不合规格的旅馆小房间，两张床一放，中间剩下一条，前面一部老电视机。每顿都是单调的饭菜。和疾病搏斗，需要无比勇气和生的欲望。愿佛保佑众生。
告别老师，又去和老同学见面。老同学乃美国教授，却隔三差五地人在上海，看管着他在上海的那些大大小小工程项目。我们每次见面，都先讨论去何处吃饭。10几年来，我们在夏威夷和上海去过不少有趣地方，无论是饭店的布置和食物，都好特别。这次就在南京路、河南路口的商场，撞进了‘俏江南’，我说这个地方我知道，老板娘的媳妇就是大 S啊。饭店里摆满红花瓶，生意冷清清，坐下一看，价钱和香港的富豪饭店差不多。一壶茶， 100元以上，小冷碟60元以上，东西还有些别致。老同学笑我洋盘，说我们的钞票，全给这装潢和派头吃掉了。
这商场里还有不少香港的连锁快餐店，价格数字和香港一样，却是人民币。食材、人工和租金，比香港便宜好多。怪不得香港老板都要到内地来揾食。欲入中国，先要上海。你还在乡愁，人家那边票子数得手都抽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