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政】一贯性：日耳曼——納粹——新帝國？

反共產的歷史早已終結，当然这种終結不是证得的，而是自我解构的，因而不具備什麼知識成就，無非是料理後事。證明帝國存在的唯一可行策略是：從史料、經政法、哲學三層求證當下約法系統的實際設計有無目的論預設，但這其實不具備可操作性。其一，知識系統派系繁冗、混淆視聽、浩如煙海；在民間，獨木難支、在學院，眾叛親離；其二，對於但凡不滿現狀且預期憲政者來說，沒有任何可感性，當然，這與說服而不是識見有關，但基於卡桑德拉的悖論，仍然必須予以正視；對此，庫布裏克一直是理智上的無政府者（奇愛博士、太空漫遊、大開眼戒構成了讓人無法直視的美國三部曲），劳伦斯一直在情感上支持阿拉伯自決，同樣還有支持大亞細亞的中村屋和宮崎滔天。假設我的親友，站在赤化（國族集權）立場成了未來中國的死敵，再分裂，起碼必須要讓忠魂埋骨，因而我從來都支持參拜靖國神社。在這個意義上，才有所謂友愛的政治學，而此刻的友愛和自由竟然是一回事。安提戈涅的情感和舉動，便是自由意志不可侵犯的化身。成為安提戈涅，就是成為自由。寬恕她，就是捍衛自由。探討她，就是學習自由。對於這些英靈的質問，我不敢禁聲，他們告訴我，有一個新的帝國，這是否是真實的？
綜上所述，證明新帝國的形成同時有說服力的難度是五星，不證明卻持有左翼思想批判資本異化的意義幾乎是零。這使得經驗直覺成了幾乎唯一的判斷基礎。然而經驗直覺也總是“或許”哲學的基礎。但相反，為什麼我們要求得一種證明呢？證明給誰看，為誰證明？對於荒謬的事件，人有著基本的痛覺和快感，因而內化為一個梅洛·龐蒂所稱的靜電場，堅持一種絕對個人化的立場，或者更寬鬆一些，維持鬆散的遊牧性，規避了這個龐大的系統問題。不必說明理由，前提是沒有人遭到逼問，這是否造成了政治上的例外狀態？因而造成了總是例外的狀態？牲人像過去的瘋狂一樣，被提到了前臺，德里達孤身深入系統，無非是想減輕武裝起來的命令和詢問語句給這樣一些人帶來的壓迫，或者整個後現代思想都在做類似的工作，他們還在繼續搗亂。搗亂和降壓是一回事，這種艱辛的工作，如同用萬千支牙籤支撐坍塌的穹頂，僅僅為了讓脊背更寬鬆。一種更激進的觀點相信，除了萬有引力，任何壓力都是多餘的。這多少是對的。證明和批判的不可能性越強，遊牧的價值就越高。這種價值唯一的損失，是不再享受社會性福利。因而這純粹淪為了選擇問題，和薩特的選擇不同，這種選擇更具體，有它所指派的迴歸自身的任務（因而德勒茲強烈地批判了薩特對“自由”的超越虛無的意向性建構，自由必須和虛無在一起，體驗和學習虛無中微弱但豐富的符號，體驗一個女人，體驗愛）。對於遊牧民族，他們只是揮舞馬刀，呼嘯著吸引同伴，同時，不必為自己的劫掠行為愧疚。沒有愧疚，愧疚是一種壓迫感的變形。必須作出選擇的另一條重要理由，還是同伴間超越策略性計算的情誼，這本質上依然是一種計算，但是高尚的，是尼采所言的政治“審慎”，是情誼的價值重估——情比金堅。游離於遊牧與約法之間，將被視為雙方的叛徒，如同艾略特在《荒原》中提到的那個莎士比亞筆下的著名人物 Coriolanus，公眾英雄得罪了羅馬共和國，伏爾斯人歡迎城邦的勁敵加入他們的獵殺隊伍，渴望著羅馬的美色財貨。但在羅馬失守的刹那，他卻因為一個女人——母親——叛變了：
I have heard the key
Turn in the door once and turn once only
We think of the key, each in his prison
Thinking of the key, each confirms a prison
Only at nightfall, aethereal rumours
Revive for a moment a broken Coriolanus
以下的探討，僅僅基於相信帝國的真實存在，但這種討論又是無意義的，因為假設帝國存在，那麼任何左翼思想的鴻篇巨製都比我這種粗糙的概述要更細膩，因而成了一個極為次要的附議，它的價值是零，是零。問題恰恰是，證明新帝國正在形成，而不是感覺它正在形成，以描述帝國的態度去描述當代景觀，才是左翼思想的唯一可靠基礎，這個基礎已經粉碎了，讓願意重建它的人去重建吧。帝國存在也好，不存在也罷，這個新的系統，這個或好或壞的系統，這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進化活體，無法阻擋遊牧者和懷疑者的刺探，為什麼呢？只有一個原因，一個致命的原因，因為它太過龐大，無孔不入，無孔不能入。正如尼采說的，在巔峰情緒裏，包藏著自身瓦解的關鍵要素，這是輪迴的波浪圖形。然而在此地，在這個分裂的大陸，頹廢和虛張聲勢並存，談論這種巔峰中的瓦解，是不合時宜的，是可笑的，除非，他是一個徹底的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主義的游牧者。
附：
反左翼的辦法是異常輕飄，解密的檔案比傳單還廉價：坐等、放炮、骚乱、開戰、亡黨、开禁、组阁皆可施展。根本上，是判斷：1.漢藏語區族人自決（歸宗儒釋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但在尼采哲學的基礎上，可能性的強度本身就是合理性的內核；2.若無可能，共黨抗衡帝國之可能性？然以玉石俱焚為最佳，霸業概率為最小，修憲、競議、裂土、削兵皆未知數。無各國之無政府與基本之大政府，則無自由；3.若帝國兼併之，不如趁早獻圖，作張松、王猛、李成梁、汪兆銘之計，為上上策。實乃明哲保身、捐軀母體之妙招！縛於交易化、技術化、分工化、等階化，對於民眾之肉身，仍為奴役。曾經被洗腦，不是再一次被洗腦的理由。在偉大的愛爾蘭看來，模仿那個模仿他們習俗的盎格魯死敵，就是對他最好也最荒謬的嘲諷。共黨的分裂在於即無法完全融入約法體系的圈層，又無法脫去外套重新激活族群的文化基因，成為儒、赤、資的奇怪的雜交品，但這又如何？更進一步說，正因為這種雜交性，左翼批判話語與自由主義分析話語不僅是同步調的，而且在系統內部互相轉換為交流能量，形成了一種即交織又內爆的動力場：
左翼——批判——資本——支持——自由主義——拆解——左翼（包含赤化）、新儒學——疏通——資本——聯合——新儒學——削弱——赤化——刺激——資本——擠壓——左翼
真正左翼的敵人，從來不可能是自由主義、儒學、無政府者，特別是自由主義的無政府者，而永遠是一切既存和再生產中的“資本”本身，但它可以憑藉資本的萬能煉金術繞開天敌；自由主義的建構約法在共黨頑固的壁壘下又毫無滲透力，反而有助於資本向政權施壓，更為“自由”地生長。在左翼和自由主義的論爭中，自由主義永遠在嘲諷左翼與政權的姦情，而左翼永遠在抨擊自由與資本的苟合。他們都從未意識到自己只是碰到了潛伏在盟友中自覺或不自覺受雇於權貴和資本的雙料間諜。綜上所述，共黨的體制無非是個龐大的、盤根錯節的空殼，家族權貴化和事業資產化在操作整個局面和人的心智活動。他們體型臃腫，合法性危機時時刺激著他們的神經。然而，在資本－商品拜物尚未完全侵蝕並齊一化這些權貴時，他們仍然比我們的美國朋友更親密，更有人性。在生命意志的親和強度上，構成天然的差異劃分。而且，不得不指出，各種派別的自由主義在對制度進行邏輯分析時極為顯著的物化傾向，是令左翼所不能容忍的，這讓自由主義嗅起來有股銅臭味。請認清楚，自由主義敵人一直並且始終是：集權邏輯。恰恰因為集權修辭善於打上花哨的補訂，自由主義往往傾向於區別他的敵人，變得更通俗，更日常，更具分析性；相反，正因為資本運作善於偽裝成理所當然的邏輯，左翼批判變得越發詩意，晦澀，充滿寓言性。以至，自由主义开始嘲笑左翼在胡言乱语。自由主义没有认清自身作为一种法政专家的分工，因而意识不到自己认知和语句的工具性，和左翼批判话语的诗意。而左翼从来都只站在某些人（無政府者、底層和共黨）的生存论立场发言。资本是扁平的、数据的、齐一化的、物化的，但同时也就变得无国界、无种族的、流通的。将资本对人性的窄化混淆为消弭了偏见与歧视，这种自由，是左翼所痛恨的一种。于是，自由主义开始侮蔑左翼在敌视自由本身，这是种可怕的误解：让“自由”一词不仅成了资本的庇护所，同时成了让公民沉默劳碌的绳索。为了得到幻想中的自由，首先必须成为奴隶。自由填充人性，而资本填充自由，资本一跃而构成人性。左翼愤怒的是，怎么能让这种极为次要的元素挤压人性？这样的目的，无非是用一种隐秘的手法和一个巧妙的谎言，贩卖人口，將無產者、戰敗者變成奴隸，以展示資本的控制力，讓人們畏懼。資本將構成世界景觀，利益的運算，將成為串聯人體的排屍鎖。商人將（或者已經）成為一種聖職。全球的、唯一的聖職。相對的，除了成功的商人，其他任何分工，都僅僅是一種不同級別的奴役，都必須首先對資本保持敬畏，其次才是專注於自身的職業，最終也必須轉化為資本作為成就的換算單位。這實際上，讓每一種職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貶值。資本的絕對自由，導致的是人性的窄化、心智的內耗和職業的貶值，那麼它的價值除了它自身種屬地位的膨脹外，于人類何益？歸根究底，商人於人類何益？商人憑什麼領導整個人類？人類不同意。左翼代表這群人，代表認為商人正在陰謀控制全世界、領導全人類並反對的一群人，說話。當一個事件，左翼判斷對了，自由主義就批評他立場有問題，當左翼立場對了，自由主義就批判他判斷上的失誤。當左翼判斷和立場都準確命中時，自由主義宣稱這是政府行為，是商人缺乏而並非過度自由導致的。這個賭注太大了，左翼不可能把人類的命運拋給一個賭局。但左翼從來沒有鐵證來佐證商人的確鑿地位，是否堪比一種甚至是唯一一種聖職。批判總是缺乏系統性的，直覺的，遊擊式的。自由主義只關心顯然的、浮於表面的邏輯錯誤，權貴的自大讓自己漏洞百出。而商人，恰恰從來沒興趣也沒膽量出現在舞臺中央，並且總是巧妙地和各種規則打交道。自由和資本，關係實在太過密切，讓人不得不懷疑，即便一開始不是，但逐漸演變成這樣一種困惑：我們現在所談論的自由，是不是資本發明的自由？用來服務資本。由此，左翼對自由主義者產生了強烈的敵意，把他們歸為資本的爪牙。自由主義則把左翼視作見誰咬誰的瘋狗。但事實也是如此？是的，因為資本無處不在，除了左翼自身。因為左翼常常都是窮光蛋，只不過相比於一般的窮光蛋，左翼更清楚自己的處境。資本的匱乏，從來不等於生命的匱乏。從這個根本信念中，左翼汲取了詩意的力量，也贏得了普遍的（雖然在資本的阻撓下，所剩無幾）聲譽。當然，情況也並沒有那麼糟糕，左翼無政府者和自由主義無政府者也常常鬼混在一起，只不過左翼的基本感情是憤怒和仇恨，而自由主義的基本感情是鄙視和自戀。激進左翼希望人們別再關心資本，目無資本，極端自由主義者希望資本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人人都清楚，資本是甜美的，左翼僅僅是不斷堅持人運用資本，而不讓資本奴役人；自由主義卻只擔心權貴通過控制資本來奴役他人。這觸及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系統與個人，哪種權力更危險？是造人的系統還是造系統的人？自由主義否認系統可以造人，只有人創造的系統服務於人，因此只有誰服務於誰、如何服務、效果如何的問題。但左翼相信系統本身是觀念性的，這種觀念取材自某一類人自身，這類人把自身的偏好偽裝成了看似公正的系統。當然左翼的這種思想主要是針對商人的，具有宗教背景的商人，作為一種聖職的商人，理念性的商人——資本。自由主義總以為自己看見了一只看不見的手，上帝之手，而左翼卻堅持認為這是一隻人的手，陰影之手。對此，我有一種觀點，遊戲的觀點，你的對手從來都是人，但規矩從來都不是人定的，而是天生的，這麼說不準確，準確的說，是死人定的，是那個創造你所在世界的上一個世界的王者和倖存者。規則具有曆史性，或者用德里達的說法，幽靈性。以福柯的觀點看，系統、個人、群體通過複雜精細地知識論述和強制實踐構成了主體和客體，並同時將主體客體化，將客體主體化。自由主義精神主導的制度如果不能將自由和資本、把自由人和牲人徹底區分開來，那麼將會讓每一個公民處於被奴役的潛在危機中。相對的，左翼不能徹底洗刷二戰時期將暴民扶持成為權貴的罪責，那麼也總是自由和政法避諱的敵人。因而，批判左翼缺乏建設性意見是缺乏常識的，或者是惡意的，這是在揭左翼的傷疤，左翼退守至批判領域，正是從事追查資本蹤跡的本職工作。至於自由主義，如果恪守自己的本分，呆在政治經濟條規的批判和建設領域，而不是混淆制度自由和心靈自由，將更妥帖地阻止資本病毒夾帶複製入人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