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冠雄赏眺，金界宠招携——壬辰年河西狂奔记完结篇

小引
      本来兰州篇就该是完结篇的，5月初去了趟甘肃，从敦煌到兰州，九天里跑了不少地方，十多篇图影流水记陆陆续续写了半年，到今天才算告一段落，自己也觉得吃惊，原打算匆匆收尾，因为无法以一种澎湃而连绵不绝的心力从事这件工作，当我写到甘肃博物馆专篇的时候，已不想写一字，直到看了白马兄的《深秋的陕甘路》，忽悠又激动了起来，想把甘肃博物馆这篇增补些文字。
      之所以选择增补甘博篇，同样源自于和白马兄的交流，也许是视角和侧重不同，他参观甘博后失望而归，觉得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少有见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这种意见恕我不能同意，想来我们对于博物馆中的展品的认识或有不同。
      文物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质地、工艺、形貌、大小及完整和精美程度，还在于其之负载与蕴藏，这是需要通过不断地积累和反复地观察才能逐渐有所了然，东西也就常看常新，切不能以视觉上的感受和审美的印象来作评判之标准，私以为这种感受和印象恰恰容易给我们莫大的欺瞒和哄骗，说到底，事前事后的读更重要。时下不少朋友尤其关注博物馆中的布展水准，博物馆的布展水准决定了展品的展现程度，水准高低关系到参观者能否看到的更多信息，但关键的关键，展品才是根本，有些不满者，多半只因展物的摆放位置和展厅光线不利于他们拍照，首先关注的也是物件的外貌是否光鲜华丽，至于展品本身，未必有多少了解， 或者根本没兴趣了解。
      甘肃境内出土的很多文物，大多都是因为特殊的地理和气候原因才能保存至今，这和其他博物馆中的藏品有很大的不同，如壁画、泥塑、早期的纸本经卷、木简、锦绸织物等等，大规模展出是不能想像的事，目前甘博中展出的几件文物，如西周人头铜戟、西汉简牍、东汉陶楼、连枝铜灯、北凉壁画、北朝胡锦和写经……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珍品，略有了解，参观之后当能有大收获。
    
       有鉴于此，加之自己的甘博篇确实一个字没有，所以特作增补。
       当然，因场地及布展人员的能力等诸多因素，甘肃博物馆中的不少文物确实摆放的很不理想，又没有大量的辅助设备配合软件信息协助参观者深入了解，于此会在本篇中论及，不过也不用买椟还珠，多多关注一些文物本身才好，所以本篇选择了几件貌不惊人的文物略作介绍，相关文字大多为本朱的学习笔记，也大多标列了抄自哪些参考文献，有兴趣者可延伸阅读，至于影像资料，来源繁杂，就不一一注识了，这里要特别说明下，在解说某件文物的时候，不免会上下四旁的牵扯到很多其他方面，对这些溢出甘肃博物馆的物品及相关，大多就点到为止了，是为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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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西周人头形青铜钩戟。
                
                青铜是上古时代的吉金，先秦三代皆以青铜铸国之重器，而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青铜制品，却在甘肃出土，只是已征调至国家博物馆，甘肃博物馆中先秦青铜器不多，有不少精美者，本篇单说这件西周人头形青铜钩戟，这件兵器于1972年在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长25.5厘米，宽23厘米。
                
                此戟援基有一牛头浮雕图案，戟端为人头像，深目高鼻、长颌窄面，腮胡蜷曲上翘，拖发卷须，脸颊上有一个如“口”字形纹，这可能是墨刑的标记。
                
                墨刑又称黥刑、黥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周礼•司刑》有“墨罪五百”说，郑玄注曰：“墨，黯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墨窒疮孔，令变色也。”也就是用刀在人的脸部或额头上刻画和刺字，然后在刻痕上涂墨，伤口结为疮疤，墨堵住了疮孔，此处皮肤也就留下了永久不退的墨色。
      有人认为这是先秦时河西之鬼方、猃狁、羌等族人形象，也有学者认为此为中亚吐火罗人。
                
                河南方城余庄村曾出土过一块“胡奴门”画像石，其刻画了一个胡人门吏的形象，这个胡人脸上有一块小圆圈图案 ，这应该就是黥刑或墨刑留下的印记，先秦两汉时常给犯人和奴隶施加这种刑罚，俘获胡人后，也会施以墨刑以昭示此胡为“奴”，
       青铜人头戟戟首胡人脸上的刻纹，也可能是少数民族人脸上的纹身图案，无论是墨刑标志还是纹身图案，这个人物总是异民族，有人认为这是先秦时河西之鬼方、猃狁、羌等族人，也有学者认为此为中亚吐火罗人的形象，用异族首级悬于兵器顶端，有炫示威武之意，青铜人头戟以胡人为戟首，或取此意。
      第二件：悬泉汉简。
                
                在纸张未发明和普及使用之前，竹片与木片是战国秦汉时华夏先民最为常用的书写材料，单独一片竹或木片叫做简；许多简编连起来叫做册；单独一片略大的木片叫做版；一尺长的版叫做牍；许多版牍捆扎在一起又叫做函；用来练字的多棱型长木条叫做觚。
                
                当然，历来学者于此并没有一致的认定，本篇非关名物考证，这里单说简牍本身。
       一般用简来传抄典籍和著书立说，因此，古人常以简策指书籍；版牍形式多样，单片便于携带，多片又易捆扎封检，所以多用于公文、契约、信札之类，以后也就有了“文牍”、“案牍”、“尺牍”等名目。
       “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古人记事作书，简单一二片简牍就已足够，大事则十几片几十片也不一定够用，一旦片数多，就要用麻绳编连起来，这编连用的绳，叫做编。因地制宜，南方出土的简，多为竹制，北方简多为木制，而版牍之类，南北则大多皆以木制。
      《论衡•量知篇》有云：“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及成奏牍。”做木牍的材料，要求质地坚实、纤细，少有节子，一般采用松木、柳木和杉木。制作过程大体为，先锯成一段段长短合适的木头，再劈成一块块木板。析是剖、劈的意思。然后尽量刮平削光之后，即成为木牍，也正因为如此，木牍也称为版（板）牍。
       现在所能见到的简牍，以两汉时代的为最多，尤其是西北地区，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原因而保存了大量简牍，全国出土的汉简有七万多枚，而单甘肃出土的汉简，就有六万多枚，其中不少出土时字迹墨色如新，有的编连简牍的细绳都完好如初，甘肃博物馆所藏汉简中以敦煌悬泉汉简为最多，以下略作展开。
                
                汉代悬泉置遗址位于河西走廊西部安西与敦煌两县市交界处，其地海拔1700米左右，总面积约22500平方米。据《西凉异物志》记载，传说汉代将军李广利攻伐西域国家大宛后，途经此山，兵士渴乏，李广利于是向天祷告誓愿，并以佩剑刺山，泉水便源源涌出。由于泉水来自悬崖侧面，这里因而被称为“悬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里经过几次考古发掘，陆续出土了包括生产工具、漆木器、丝织品、笔墨文具、封泥、印章、钱币、动植物遗迹等大量遗物，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上万枚有字的简纸文书，这些简纸文书又大体包括简牍、帛书、纸文书、还有著名的墙壁题记《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现存国家博物馆）， 本篇主要说的是简纸文书中简牍部分。
       悬泉置遗址共出土二万多枚有字简牍，以材质分，这些简牍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形制可分为简、牍、觚、帛书封检等；按内容可分为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医方以及一些古籍残篇。
                
                
                
                
                
                 据这些简牍可知，此遗址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是一个邮驿机构，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所出土的简牍中除了保留了大量具体生动的邮驿资料，更涉及军事、经济、商业、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各方面的历史信息，为研究我国秦汉史、西北地方史、中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和两汉丝绸之路以及其他专门史提供了丰富资料，以下选一二实物稍作介绍。
                
                1990年在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中，发现一枚详细记载河西若干地区驿置道里的简牍“悬泉里程简”。
                
                “悬泉里程简”正与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从长安到河西里程简的“居延里程简”相衔接，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里程表。
      这条驿站线路大致为，从长安出发后沿泾水在泾川一带过泾河，再经月氏、乌氏、泾阳、平林置等地县，到达固原（高平），不翻越六盘山，经今天的景泰芦阳一带，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然后经过今天的大靖一线抵达凉州，再由凉州前往张掖、酒泉、敦煌。
                
                这两枚里程简对于研究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驿传设置和详细里程，以及对今天河西一些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从悬泉汉简中可以得知，两汉时邮件的封发、传递、签收，有详细的规定，作为边塞地区的一处驿站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传递诏书公文，同时还包括接待使者及朝廷高级军政官员，以及大量往来中原与西域间的商旅，涉及食宿接待、牲畜饲养、财务稽核、仓廪管理和农田种植等事务，邮驿的发达是国家政令畅通、强盛统一的标志。
                
                悬泉汉简还有不少与西域各国交流及羌族交流的资料，甘肃博物馆中都有相关的文物陈列，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详细可见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
      第三件：佉卢文买卖女奴法律文书。
       古人要书写的文书内容如果很多，就需要用几片木牍，在传送或存放时，就得使用捆扎方式，大体在最上面加一块盖板再捆扎，这块盖板，叫做“检”，“检”既用作标签，注明这捆木牍内容， 如果内容重要，必须保密，那还要进行封检。所谓“封”，就是另用一种专作封检的盖板，凿上一个凹槽，捆扎的时候，使绳子在凹槽内打结，然后用一团湿黏土盖裹在结上，发出公文的官署或寄件人再在黏土上盖上官印或私章，待其干固之后，就成为“泥封”，和后来的火漆封蜡信件以防他人打开类似。
                
                佉卢文是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后来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的一种文字,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在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
　　佉卢文是一种古代文字，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 最早发现的佉卢文可追溯至公元前251年，至公元3世纪时就已逐渐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仍被使用，可能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弃用。
                
                此佉卢文买卖奴隶木牍，一长21.3厘米，宽3.7厘米；一长13.5厘米，宽3.5厘米。木牍谁弄个以佉卢文记载一份法律判决书，其文大致为判决一些女奴归属州长们役使，并刻抵押、出售和馈赠他人，另外还指示女奴拥有者要让女奴生育，以带来繁荣。
      纸张在东汉时经过大规模的改良，东晋时，易于书写且又价廉的藤纸、麻纸已大量为人使用，竹木做的简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桓玄篡晋自称为帝，下令废止简牍而以黄纸作书写材料，到南朝，纸代已完全代替了早先的简牍和缯帛，再往后，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尚在零星使用简牍，中原封建王朝只在举行封官、拜爵、祭祀、婚丧等大典时才使用简牍，而这些简牍皆为金玉所制，即所谓的“金简玉册”也。
                
                
                
                第四件：肩水金关汉纸及悬泉置纸。
                
                
                
                肩水金关纸汉纸，金塔县肩水金关出土，长21厘米，色泽为土黄色，由废旧麻料、线头制成。结构紧密，有韧性，表面粗糙，残存制造时未完全打碎的麻织物碎块和线头。肩水金关纸是中国现存早期古纸的标本，对研究中国造纸的起源和西汉造纸术的发展有重要价值。
       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除了简牍之外纸文书 共出土有字残纸10件。其中汉纸9件、晋纸1件，值得注意的是悬泉西汉纸，与天水放马滩纸、肩水金关纸一样都是“蔡侯纸”之前的遗物，以确凿的证据改写了中国造纸的历史。
                
                悬泉西汉纸，长6.5厘米，阔3.5厘米，四周均残缺，呈不规则碎块。白色，质较细，表面子整光滑。结构紧密，坚挺而有韧性，吸水性差，碎块边缘的断茬中，夹有麻织物碎块。表面残留墨书两行，字体潦草，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纸书写的文书，书法风格与同出文书完全一致。
                
                
                
                悬泉西晋墨书纸，长14厘米，阔7厘米，上部残缺。白色，质厚，硬挺而有韧性，结构紧密，表面平整光滑，断茬整齐。正面书写七行三十二字。
       第五件：西汉木版画。
       1973年甘肃金塔县汉代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长 25.5厘米、宽20厘米，由三块木板拼接而成，画面为一棵树下栓马一匹，马后站一人，一手执鞭，这个人大概是牧马者，马背上有只双腿劈叉、两手攀扯树枝的猴子，其左右还各有一猴。
                
                整个画面用笔颇为简略，尤其是猴子，身躯、两手、两腿，几乎就是一笔画线的样子，在不了解图像意义之前，都不能确定是否为猴子的形象，那这到底是不是猴？！这幅画又蕴藏着什么信息呢？！
                
                据学者研究，伊朗、印度及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人，很早就相信猴子可以防止牛羊等牲畜的疫病，这种传说或许在汉代传入中土，在边塞地区，马是最总要的牲口，既要用于边防征战，是首要的军备，邮传运输又必不可少，所以马的健康与否亟须重视，畜猴避马病，自然为当时人崇信，这块木板画就是详实的记录，而在汉以后，这种信仰更屡见于文献：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云：“《术》曰：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
       唐末五代韩谔《四时纂要》载：“常系猕猴于马坊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患疥。”
       宋洪迈《夷坚志》记徽宗时陕人孟广威好养马，“常畜猕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
       宋许洞《虎钤经》云：“养猕猴于坊内，辟患并去疥癣。”
       宋朱翌《猗觉寮杂记》谓：“故养马家多畜猴，为无马疫。”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记：“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亦云：“养马者厩中畜之，能辟马病。胡俗称马留云，梵书谓之摩斯咤。”
       这种信仰也传入日本，在镰仓时代的绘卷中，即能见到马厩外有畜猴的图像。
                
                《西游记》中天庭首次招安孙猴子，让其管理天马，正因猴可“避马瘟”也，所以，吴承恩让玉帝封孙猴子为“弼马温”，是有道理的。（详细可见邢义田先生《“猴与马”造型母题》）
       第六件：西汉仓印。
       西汉之后中原地区的农业较前代有极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民以食为天，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立国，《周礼地官仓人》有云：“仓人掌粟之入藏……以待邦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储藏粮食事关国家的安定，西汉各地兴建有许多建筑水平很高的国家粮仓，这些大型粮仓内部有先进的防潮和通风设施，不过，单是规模庞大、设施先进还远远不够，积粮防饥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仓廪的人为管理，内蒙古额济纳旗（1956年隶属甘肃酒泉专署甲渠侯官遗址，也就是著名的居延破城子出土了一枚“万石”仓印，即为当时粮仓管理的物证。
                
                此印长15厘米，宽12厘米，松木制，呈长方形，四角打磨成圆角，印面平整，阴刻“万石”二字，一枚简单的木质印信，又如何成为管理粮仓的物证，又究竟如何使用？！博物馆的介绍语焉不详，这里略作使用介绍。
       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记：“入禾仓，……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谷物人仓，要由县啬夫或丞，也就是县令或长吏，会同粮仓主管人员以及乡吏（地方基层行政官员）共同封缄，粮食进仓后，要在铺平粮食的面上加盖仓印，平整的粮米表面就出现凹凸的印文，以此为封定标志，出仓时要检验和这些标志，若有扰动过的痕迹，就要责罚粮仓管理人，仓印形制简单，却于此有极大效用。
       第七件：北凉《法句经》写卷。
                
                
                
                本写卷原高24.9厘米，长135厘米，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第17窟，是藏经洞中所出经卷中年份最早的写卷，也是存世的最早的汉文写经之一，这卷写经对研究中国佛教经本流传的早期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更是研究4世纪书法风格及流变的珍贵实证。
       此写卷为《法句经》中的《道行品》和《泥洹品》，卷首第1行为小标题，作“道行品、法句经第卅八、廿有八章”，这里的章指的是佛经中一句句的偈，“廿有八章”意思是二十八偈。
                
                第13行小标题作“泥洹品、法句经第卅九、卅有五章”，也就是有三十五偈。本写卷的两品相当于现存佛教大藏经中的《法句经》的第二十八品和第三十六品，字句基本相同。
      写卷末尾有沙弥净明写下的两条跋文，第一条跋文写在经文结束后相隔两行的地方，墨色极淡，几乎难以认出，记录净明在升平十二年诵习本经。“升平”是东晋穆帝年号，其作为年号只有五年，这位佛门弟子应该生活在远离东晋的前凉境内，不能及时了解年号改元，所以题跋纪年还是用的旧年号作升平十二年，这一年实为东晋废帝太和三年，即公元368年。
                
                第二条跋文距离经文末尾很远，但明显容易辨认，其文为“咸安三年十月廿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经起”，咸安三年是为公元373年，遗憾的是甘博未将写经卷完全展开，所以参观者无法看到这两段跋文。
    
       这两条跋文的书体与经文的书体迥然不同，据此可知《法句经》写本并非出自净明之手，结合两条跋文可以判定，这卷写经的书写年代，必定在368年之前。
       汉文《法句经》又称《法句譬喻经》、《出曜经》、《法集要颂经》，是一部撮抄或纂集佛说偈颂而成的佛经，也就是撮抄或纂集小乘部派佛教时期的一些佛典中的伦理性偈颂而成的作品，又可译作《昙缽偈》，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第七所收之《法句经序》记载：“《昙缽偈》者，众经之要义。‘昙’之言‘法’，‘缽’者，‘句’也。”
      
       本写卷的存在本身以及卷尾的两条跋文，使学者们相信当时中国流行《法句经》，可能流行着几种传本，这一早于368年的《法句经》写卷，主要出自梵文本的《法集要诵》，或者说出自梵文本的《昙缽偈》。
    
       以犍陀罗语记录的梵文俗语本《昙缽偈》出土于新疆的和田，其年代当属于l世纪或2世纪。公元224年（孙吴黄武三年，曹魏黄初五年），有印度僧人将《法句经》带入中土，在武昌将此经翻译为汉文，法句经还有其他早期译本，可惜都已失传，甘肃博物馆中的这卷，是此经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写本。
  
      这卷写经之所有珍贵，还有另一层原因。
      纸张在西汉时候即已出现，但是到3世纪方才逐渐取代简牍，成为书写的主要载体，以纸张取代简的转变的时代，也正是书法史上楷书逐渐代替隶书的年代，楷书是以字体方正、笔划平直为特征，减省了汉代隶书笔划在收尾时的波磔，这卷《法句经》上的书体风格，充分展示了这个过渡期的种种特征。
                
                这卷《法句经》写经究竟写成于何地，目前无法判断，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是前凉的首都姑臧，也就是今天的武威，此卷多半写于姑臧，之后再被带到敦煌，这里也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年代，一般认为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而甘博《法句经》写卷的书写年代，定早于莫高窟的开凿，这卷写经被人带至敦煌或早或晚，无论是什么时候，都说明莫高窟是在接受东方的巨大影响。
       莫高窟17窟，也就是著名的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一般认为是公元1035年，单单将此写卷视为一件古物，其在收入敦煌藏经洞第17窟之前，已经在世600余年了（详细可见张广达先生《写于368年之前的<法句经>残卷》）。
      第八件：北凉石塔。
       佛塔源自印度，早先称为窣堵坡，其原始造型为覆钵形的土丘，用以安葬骨灰，佛教创立后，安置和供奉和佛祖及圣僧的遗骨的窣堵坡，有了更多的意义和作用，成为佛门弟子礼敬朝拜的主要对象，早期佛塔主要由圆形基座、塔身、覆钵丘、平台、相轮、宝顶六部分组成，中心覆钵丘特别高大，其上的平台和相轮、宝盖顶都很小，初期皆用土坯筑成，之后才发展出石砌外墙，并在塔的周边建造刻有佛教故事的浮雕栏楣及塔门。
                
                
                
                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公元二、三世纪，中亚犍陀罗地区的窣堵坡造型发生变化，覆钵丘逐渐变小，其上的平台和相轮部分则逐渐变大，之后更是出现了方形的窣堵坡。
                
                为满足广大信众观想与礼拜的需要，塔身上开始雕刻各种佛教题材图像，还出现了易于移动或携带的石雕、金属之类的小型供养塔。
       北凉石塔即属于典型小型供养塔，北凉是公元五世纪初河西一割据政权，自国主以下皆崇信佛教，这些佛塔出土于武威、酒泉、敦煌、吐鲁番等北凉故地，塔上大多都有刻有北凉年号的纪年文字，所以统称为北凉石塔。其形制大体相同，塔上雕刻的内容和题材，以及很不少细部装饰也基本一致，如覆钵上都刻有七身禅定跏跌坐佛和一身交脚菩萨；塔身刻经文和发愿文；塔基为八棱形，每面刻神王像并配以八卦符号。
       北凉石塔现存共十四座，三座流散在国外，十一座在国内，以甘肃博物馆收藏最多，有四座，以下分别介绍：
       高善穆石塔，1969年9月酒泉石佛湾子出土，塔高44.6厘米，底径15.2厘米。塔顶刹柱刻七重相轮，宝顶上刻北斗七星图像，塔身覆钵周雕八龛，内刻七坐佛和一交脚弥勒菩萨。圆柱形塔身上刻发愿文及《增一阿含经•结禁品》，八面形塔基雕有八神王，各配八卦符号，雕像为高浮雕，神王为阴刻线，纪年为承玄元年（428年）。
                
                
                
                
                
                高善穆石塔的塔顶上刻有北斗七星图像，这是现存北凉石塔中的孤例。
                
                北斗七星是北方天空中的七颗亮星，因为在夜空中容易识别，所以常被当作指示方向方位的标识。《春秋运斗枢》记七星名：“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合而为斗。”《史记•天官书》谓北斗七星：“分阴阳，建四时（春夏秋冬）、均五行（金木水火土）、移节度（二十四节气）、定诸纪（各种义理要领）。”可见其与方位、时令、历法等密切相关，受到特别的尊崇，尤为黄老道家所重，将北斗七星图像刻于石塔顶部，于此或有莫大的联系。
       北凉石塔的塔基都为八棱形，每面刻一神王像，《佛教大辞典》释神为“有灵妙不测之德者之通称。通名八部众，天神乃止阿修罗神等。”在佛教中，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非生物及一些自然现象，如风火雷电等都是佛的护法，这些护法的统领是为神王，马德惠塔上的神王像雕像皆为武士形象，每个神王像的上方刻还刻有八卦符号。
                
                八卦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八种符号，由阳爻、阴爻组合而成，每三爻组成一卦，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现象，其中天为乾，地为坤，乾坤两卦是世间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其余“震、巽、离、兑、坎、艮”六卦都是“乾、坤”所生，即万物生成过程，以阴阳两爻互易，表示事理变化。
                
                八卦刻符是地道的中华文化产物，出现在作为佛教信物的塔上，反映了佛教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碰撞和融合，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漫长又坎坷的过程，北凉石塔上出现北斗和八卦等具有强烈汉文化特征的图像，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正是“佛教征服中国”的这种“征服”之确凿记录。
       田弘石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酒泉石佛湾子出土，残高41厘米，底径21厘米，塔顶残失，覆钵上雕龛像大部分残失，现仅存三龛，圆柱形塔身刻发发愿文及《增一阿含经•结禁品》，塔基八面，现存六身线刻神王像，纪年为承玄二年（公元429年）。
       北凉石塔塔身所刻经文，经学者校订为《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二《结禁品》中十二因缘或长或短的一段。
       十二因缘，又作十二支、十二因生，是原始佛教极其重要的概念，以十二个因果的条件合成一系列，解释人生的种种苦痛与烦恼的起源，这也是佛祖释迦牟尼觉悟的内容，十二因缘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处（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支，也是佛教三世轮回最基本的理论。
       抄经诵经在佛教能积累无上功德，十六国时期河西五凉写经保存至今不过十多件，本篇上文言及的《法句经》写卷为其中之一，而北凉石塔上的刻经共有十二件！
       北凉石塔刻经，是汉隶向魏碑体的转渡阶段的书体实证文物，其书体隶意依然浓厚，但字形结构和用笔上已有明显变化，字形规整，用笔嫺熟有致，高善穆塔上的刻经，笔法纤柔，真楷中隶法尤浓，而北凉石塔刻经书体最佳者，当属甘肃博物馆这件田弘塔，其经文书体笔法坚劲，结构端严，书法史上，高善穆石塔和田弘石塔都是极重要的文物。
                
                
                
                
                
                
                
                马德惠石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酒泉石佛湾子出土，残高34厘米，底径16厘米，顶部残失，覆钵上周雕八龛，内刻七坐佛一立交脚弥勒菩萨，塔身刻发愿文及《增一阿含经•结禁品》，塔基亦八面，线刻八神王及八卦符号，龛像为减底浮雕，神王为阴刻线，纪年为承阳二年（430年）。
    
       璎珞是佛教中菩萨和诸天庄身的饰品，佩戴于颈间，现存的古代印度佛教菩萨雕像，大多佩有璎珞。
       佛教传入中土之后，璎珞在佛经中多有详细描绘，如《妙法莲华经•授记品》记璎珞用“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珍珠）、玫瑰七宝合成众华璎珞。”同经《普门品》云：“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总之是一种华贵无比的珍宝，《南史•夷貊传上•林邑国》记“其王者著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可见璎珞或已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物，中国菩萨像上的璎珞，由简单到繁复，在高齐杨隋时发展至顶峰，此时造像上的璎珞最为华丽精美。
                
                
                
                而这种璎珞在中土的源头，正在这座马德惠塔石塔，其塔身小龛中弥勒菩萨即饰有璎珞，这是中国佛教雕像中最早纪年的璎珞图像。
                
                马德惠塔石塔佛龛的上方还雕有飞天，为北凉石塔中仅见，飞天两身一组，共八身四组，其飘飞于空，作敬礼颂扬状，飞天是佛教艺术中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这座北凉石塔上的飞天的整体造型，远比不上后世那些美轮美奂的飞天，可这正是中原地区有确凿纪年的最早飞天，细细看，这些飞天的头脚上扬、腰肢弯曲、手臂的伸展；、飘带衬托、翩翩而飞的形态，都为后世的飞天所遵循。
       在五凉各政权中，北凉沮渠氏最为崇佛，其佛事活动也最盛行，主持大量译经抄经的同时，北凉时期还大规模开窟造像，北凉地区的石窟极具特色，形成所谓的”凉州模式“，而这”凉州模式“又是云冈石窟和敦煌石窟的祖宗源，北凉石窟遗迹留存至今没有一处留存，而北凉石塔上的雕刻，可谓是仅见的”凉州模式“造像！（详见宿白先生《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及张宝玺《北凉石塔艺术》）
                
                站在这座小塔之前，又怎么不流连低徊呢？！
        第九件，西汉漆栻盘。
                
                天盘直径6厘米、厚1厘米，地盘边长9厘米，1959年武威市磨嘴子出土。此盘为木胎，髹深褐色漆。由圆形的天盘和方形的地盘组成，天盘、地盘中心以竹轴相连接，可以转动。
                
                天盘中心圈内镶嵌竹制北斗七星，内圈刻十二辰，大吉、神后、徵明、魁、从魁、传送、小吉、胜先、太一、天刚、太冲、功曹。大吉与功曹间有一“月”字。外圈刻二十八宿，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七宿：斗、牛（牵牛）、女（须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七宿：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按逆时针方向排列，边缘有圆点刻度150个。地盘由内向外作三层排列，内层无字。中层为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缺地支中的戌、己），十二地支的“午子卯酉”四字分别间列其中。外圈刻二十八宿，每条边七宿，均按顺时针排列。地盘中心至四角有双线连接，内镶一大二小三颗竹珠。刻有代表周天度数的365又1/4度的182个圆点。
      
       栻盘为占卜日时历数的用具，是东汉盛行的天目地方的浑天说的实物资料，为研究古代天文、历法和复原已经失传的天文仪器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
       第十件，西汉木雕独角兽。
                
                这件木雕长59厘米，宽16厘米，高38.5厘米，1959年武威市磨嘴于出土。此或为獬豸，獬豸又名廌、触邪，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驱邪避祟，又能辨识善恶忠奸，确判是非曲直，《说文》释曰“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论衡》记其为“一角之羊，性识有罪。”颜师古注《上林赋》“弄獬豸”云：“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后世以獬豸为执法公正之象征，用以装饰刑官，而早先两汉魏晋的獬豸，多用于镇守墓室，将其置于墓葬门口，起到抵御能邪狞的作用。这只独角兽欲做前行冲刺的动作，身体造型厚实，头、角、颈、胸、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表现出雄强的力度，威猛的气势，汉代雕塑雕刻技法大多简单朴实，却有能显现博大的气象。
                
                这件西汉獬豸木雕，可谓是当时木雕艺术的代表作。
                
                魏晋青铜独角兽，身长72厘米，高23.5厘米，嘉峪关新城出土。这件独角兽亦为当时的随葬器具，其颈项粗壮，低首领胸，张口吐舌，两耳似削竹，独角带刺。四足和尾都是薄片形，前足直立，后足曲弓，尾向上高举。角和尾采用嵌插法，与头部、躯体加接，可以拆卸。全身遍布鳞甲纹。造型雄伟有力，威武勇猛。
       言及至此，说十件文物的计划算是完成了，其实有关甘肃博物馆中的文物，本朱之前屡有谈及，如《北朝文物篇》曾说过虎羊金及青铜饰片，《说说古代的灯》提到过甘博中的战国秦鼎形铜灯武威雷台汉墓十三枝铜灯，本篇中所言及的在取舍上略有不同，这些文物大多没有光鲜华丽的外表、并非用珍贵的材质，也没有独到的制作工艺，但都有深厚博大的蕴藏和负载，只可惜本朱学识有限，无法厚积薄发恰到好处地介绍，多给人以夹缠枯燥之感，这也没有办法，这样的日志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写得很累，单单这些文字的输入，也是很辛苦的事，但又不得不如此，我来没有故意想把日志写长，一件文物都用一篇日志讲，可自己难免会泄气，好在现在完成了，无论如何，这个完结篇还算得上浓重的一笔，末了想起一个与平常不同的日志题目，最后临时找了句并不算贴切的唐诗，本篇或许也能成为自己博物馆笔记中的一篇，我也非常怀念即将过去这一年里的这一次难忘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