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故事的价值观

　　“生命有何意义？”当我们如此发问时，究竟处于怎样的境遇？
　　作为能够思想和行动的个体——存在之我，对于自身的属性困惑不已。我能思想，但我要思想些什么；我能行动，但我要如何行动？
　　具备思想和行动的能力，而又不知如何运用这种能力；思想坠入自身的陷阱之中，而行动沦落为一些无甚关联的动作片段。
　　存在自身的属性使人类思想到自身的困惑，于是，他们首先便开始思想他们的处境——不可自拔的命运。
　　
　　思想（当然并非所有的思想都能够自我认识）为了能够对抗不可抗拒的命运，它必须为自身的存在编纂理由——提供各式各样的故事——这便是所谓价值观念的由来。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故事，都来自于思想对自身欺骗式的安慰。一种价值观并不比另一种更优越，只是不同的价值观背后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欺骗效果。
　　所有的人，特别是艺术家和作家们都是骗子。前者在面对存在的残酷处境中能够自我安慰，以至在肉身解体之前思想不至崩溃，而后者则教人们如何通过欺骗在残酷的现实处境中维持思想存在的完整。
　　
　　人类生活于重重欺骗之中。所有的文化都是历史种种欺骗的积累，使人类的感官和注意力都远离自身的困境。而人一旦习惯文化，无疑就会不自觉地不自知。思想无法容忍自身的无知时，便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从哪里来，到何处去”。
　　而这种疑问一旦深入，就必然面对存在的根本处境和文化的欺骗。反思成为必然，而求真则是目的达成的手段。
　　
　　然而，所谓的真理之真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种种故事，所有人——现存的和已存的人们都是故事的编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