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三敌之神秘篇：火鸡的困惑------萧瀚

农场里有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十一点来喂食。火鸡中有位科学家观察了近一年无例外后宣布发现了宇宙一个伟大定律：“每天上午十一点，会有食物降临。”感恩节早晨，它向火鸡们公布了这个定律，但这天上午十一点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将它们捉去杀掉，把它们变成了食物。
这是刘慈欣科幻杰作《三体》中的“农场主假说”喻，以此解释一个疑问：人类迄今获得物理世界的各种发现，种种屡试不爽的“规律”，都真的是规律吗？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人类并不是一个更高维度宇宙眼中的“虫子”或“火鸡”？
这个神秘的问题绝不仅限于形而上或个人人生观，还涉及人类社会如何组织的政治问题——这不可说之神秘是许多奴役性力量的源泉，它赋予强势的人们替他人选择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著名篇章“宗教大法官”传说，将“神秘”列为与奇迹和权威相提并论的自由三敌。小说中，宗教大法官对耶稣说：“有三种力量，地上仅有的三种力量，可以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
就像《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那个美丽的食人岛，通往自由与真知的路途上充满崎岖陷阱，它们以迷人的景致出现。神秘如班扬(John Bunyan)《天路历程》里的迷魂亭，亭子里躺着“粗心”和“莽撞”两个人（其实应该再加一个“着迷”），他们诱惑人将过量的精力倾注于神秘，寻找自由但头脑简单的人们被其致幻，会丧失清明澄澈的理性，跌跌撞撞进迷魂阵，失去方向和原先的目的地。神秘因此易成为自由之敌。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神秘有两层含义。一是人们并不清楚耶稣来到世上到底是为了所有人，还是仅仅为了“选民”。这是关于救赎的神秘。二是，自由思想和科学求真会把人类带进令人迷惘的奇迹与神秘丛林，人类会因为没有能力应对而抛弃自由，重新迷信权威。这是关于知识性真理的神秘。
当那些觊觎他人自由的统治者借助权力垄断救赎的解释权时，他们就俘获了意志薄弱不胜自由者的良心，给他们量身定做一套与奴役相匹配的虚假信仰，同时垄断知识，或抛洒海量信息以埋葬理性，以无数的选择项消灭选择能力，给出虚假自由之后重新收回自由。给大脑懒惰的人们带来奴役，是神秘固有的力量，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一定的危险性，都在诱惑强势者垄断它。当年孔子和叔向反对子产“铸刑书”的理由是公开法律会带来争讼，而他觉得将法律置于暗室才威不可测，孔子比子产更有操控神秘的谋术意愿。
在救赎含义中，经典的基督教教义里，耶稣甘愿被钉十字架牺牲自己，以此将人类从原罪、本罪甚至其衍生的恶中拯救出来。仿如佛门所谓“佛也只度有缘人”，彼得和保罗创立的基督教里，耶稣的这番美意人们是否领情，不受洗就会堕入地狱的警告能否为人严肃对待，都得随人自愿。当教会用刀剑、火刑柱来对付不信者时，已无法检验信仰是否自由，这就是宗教大法官为什么说教会其实并不信耶稣而是信撒旦的原因。神秘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给教会带来了操控教义的机会，这至少是政教合一时代教会权威的重要来源之一。
自由需要个体自身体悟并践行，只有摆脱任何潜在或当下强迫性物理力量支配时，或蔑视甚至视这些支配力量若无物时，它才存在和显现。令耶稣叹息甚至尴尬的是，火刑柱时代最能体现他力倡的自由精神的，既不是批发火堆的萨沃纳罗拉(Fra' 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们，也不是以满脸“神圣的单纯”表情添加柴火的虔诚信徒们，而是那些被教会宣布为敌基督的、即使烧死依然安坐柴堆上的扬.胡斯（Jan Hus, 1369—1415）们（扬.胡斯被火刑处死时，见一老妇虔诚添置柴火而感慨说了一句“Sancta Simplicitas”，后演变为“善意的愚昧”委婉语）。然而，就像这位添置柴火的老妇，并没有多少人从信仰这自由悖论中发现信仰的真谛，无怪乎宗教大法官冷峻而得意地向耶稣炫耀15个世纪以来，让人们自由的耶稣败，奴役人们的撒旦胜。因为除了别的条件，教会的羊皮敕令上还写着“神秘”，包括救赎在内的一切秘密全由他来申说阐释答案，替那些不能承受自由的人们调配好信仰，省得他们费劲自己解决，自由抉择。
在神秘的第二层含义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已经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科学灾难——科学灾难是假，人性灾难才是真，这也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晚年着重研究的重要命题。狂飙的科学马车在掠过人性的悬崖时，是否能安然拐弯？科学是中立的，不含伦理，但人类以类和群的形式存在，以组织化方式共处，是伦理生物，如何运用科学及其技术将会对人类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菜刀可用来杀人，但菜刀本来的功能并不是杀人，人们是否如此看待科学及其技术？
正如在挥舞着核武的牛二面前，人类始终只是一群生活在侥幸中的蚂蚁，人类尚无足够能力驾驭科学及其技术。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拥有这种能力，人性中非理性、伪理性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疯子永远无法消灭，也不该消灭，它与理性伴生而来。转基因技术、生化武器、克隆技术等一系列具体技术，在造福人类同时，如果出错或使用不当，到底会带来什么灾难？觊觎僭夺人类自由的人们掌握它们是否等于提醒人类，我们已经没有能力驾驭这种知识性的神秘，它正在逐渐沦为更强大的奴役性力量，人类比自己所希望的坚强要脆弱得多得多。
古代对人类构成神秘的许多自然现象，固然经科学及其技术揭开面纱露真容，但宇宙的奥妙无限，神秘也无限。正如当年柏拉图打过的比方，知识是个圆，已知越多，未知范围也越大，从圆的大小就能看到。除了生命现象的来源以及死亡等千古之谜，牛顿们殚精竭虑未能解决的“第一推动”问题，以及超弦理论等，也都不知何时能解决，人类在知识领域的无知变得越来越宽广和深邃。这些新旧问题，正如这个世界此前千百年来一直诱惑人类的神秘力量，总是通过考验信仰的坚定性来检测人们对自由的忠诚度。
这些是否带来人类信仰领域的进一步涣散？人类是否如宗教大法官所言是依靠奇迹才信仰的？依靠对神秘的无知才信仰的？神秘只不过是潘多拉之盒，人类无法承受打开它的后果，或者不能忍受还有那么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传统信仰却已难以重树，自由已经被彻底蚕食？
在《三体》第三部，刘慈欣写到“随着掩体工程的启动，世界上的宗教氛围很快淡下去，教会的投资中止了，那个十字架成了烂尾工程，现在正在拆除，只剩下一个‘一’字，看上去倒是更加意味深长。”也许传统宗教的知识性内涵过于陈旧、论断性内涵过于封闭，已经激不起人类的神秘感与好奇心，但其内核会不会被包装以新的知性内容复兴？人类依然需要信仰，只是形式需要改变，星相学家们认为再过百多年，持续了2000多年、感性的水相双鱼时代即将结束，人类将跨入理性的风相宝瓶时代。这种巫术世界观虽然不被人们广泛认同，但与未来人类的精神走向或许暗合。
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主导，任何时代的自由，都需要人们自己去解决，这是自由的悖论，自由就是选择——在毫无确定性和明确性的一堆神秘素材中选择，选择就是在谨慎考虑之后掷骰子。没有神秘诱惑离经的自由常常不是自由，而是看上去几乎总是美好得像自由的奴役。如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所言：“正常人之所以经常心智健全，因为正常人经常是神秘主义者。他容许模糊地带的存在。他经常一脚踏地上，一脚踏仙乡。他经常容让自己自由地对神灵质疑；但同时（不像今天的不可知论者）容让自己自由地相信神灵。”
心理学家、思想家弗洛姆(Erich Fromm)名著《逃避自由》说，“每个人大都存有虐待和被虐待的个性，如果一个人的个性全部被这方面所控制时则必走极端。”人性并不正好只热愛自由，自由的天性在人性中占的份额远不如奴役性，自由独立而平等，奴役则等级而依赖，同时包含奴役和被奴役，因此自由只占到三分之一的微弱份额——人们通常只有经过自身有意识和目的的历练才会追求自由，而奴役他人或被他人奴役这种人性却几乎无需学习，天然就会。神秘能诱惑人离开自由大道，接受奴役或奴役他人，虽然可悲，但符合人性。
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神秘是撒旦创造奴役秩序的三块基石之一。究其实，正如奇迹和权威，神秘也并不只是自由之敌，是友是敌，看人的道德能力——只是因为它太容易被操控和利用，成为自由之友确有其难。
或许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问过妈妈，我是怎么来的？而妈妈们的各种回答，都将随着岁月，被成长本身淘汰掉其中的具体知识。这块神秘的形而上纱巾一直垫在人类的历史河床上，在粼粼水光中，人类产生了哲学、宗教、神学……。这个神秘的戈尔迪之结自从诞生之后，虽然一直没能出现劈开它的亚历山大大帝，但人类的好奇心从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厚回报。人类的理性逻辑能力、伦理学、政治学、科学等无论精神还是社会组织领域甚至对物理世界的认知等人类一切自由事业，都从这块肥沃的知性土壤中生长，破土而立于阳光之下。神秘是给人带来自由还是奴役，端看是自己昏迷性中毒或操控他人，还是为了求真与求知。
2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在其巨著《人性论》里发现了那个让火鸡们困惑问题的答案：我们并不能从以前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得出明天太阳也必然从东方升起的结论。
这一被康德命名为休谟问题的无解命题，不仅是世界神秘之证据，也是人类自由不枯竭的源泉，也许神秘这片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提醒过望不到边的“深渊”里，除了自由，还深藏着更多的海底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