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世界博物馆
坏消息不断——拥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宣布将停止发行，时代集团宣布裁员600人，美国最大的报纸出版商Gannett报系将裁员3000人，《芝加哥论坛报》母公司论坛报业集团申请破产保护。在金融危机之下，美国媒体行业也是一片惨淡的景象，但这些从业者可能还保守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们已经不再被需要。导致这个行业大批人失业的未必是经济不景气，而是这个行当正处在一个调整期。
传统媒体中的名牌杂志——《电视指南》(TV Guide)，两个月前被卖掉，售价是象征性的1美元，比一份杂志的零售价还便宜。报纸和杂志依旧是很重要的新闻来源，它们提供的内容在网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但其面临的受众消费模式的更改，将是未来几年最让人困惑的问题。它在多年前就被提出来——如果你还是在街角买一份报纸翻看，你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是从电脑上、从黑莓手机上获取信息。
2008年11月4日，美国畅销书作家、《侏罗纪公园》的作者麦克·克莱顿在洛杉矶逝世，终年66岁。他是一个弃理从文的典型，用撰写学术论文的态度来写小说，小说最后往往附着庞大的参考文献列表。在许多人看来，他也是一个媒体分析专家。1993年，克莱顿在华盛顿的记者俱乐部里发表过一次演讲，他预言，“大众媒体”就像恐龙一样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它们在10年之内就会消失。如今，15年过去了，克莱顿的判断好像有些偏差，他们还没有消亡——美国的“媒体恐龙”，那些控制着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的传媒帝国，已经从25年前的50家变成了目前的5家——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迪斯尼公司、时代华纳、NBC和维亚康姆。
新闻行当里的人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准则，《纽约时报》一位老作者回忆“时报”的光荣传统，那就是，把读者想象成一个12岁的女孩子，然后开始写作，行文力求清晰简洁。这些信条在网络时代显得不合时宜。作家斯科特·伦敦说，现在记者们的工作时间大概是20年前的1/3，他们不再像前辈那样花时间做采访，核查事实，而在二手材料上面花费更多的功夫。他们只是信息的蚂蚁，很少在写报道之前问自己，这些东西值得报道吗？他们从网络上获取新闻线索，完成工作之后在网络上得到最多的反馈，他们拿起笔来的时候就开始和更接近事件核心的博客竞争。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正在形成，“大众媒体”那种“信息守门人”的角色已被瓦解。
针对这场报业危机，《纽约客》杂志一篇文章这样分析，“目前这场危机最奇怪的一点在于，尽管很多大报利润率下降，但它们受欢迎的程度却越来越高。今天人们看《时代周刊》并不比10年前看得少，相反，他们看得更多了。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他们不用付钱看。换句话说，报纸真正的问题不是互联网，而是我们。我们什么都想看，什么都要第一时间看，而且不愿意付钱。这是消费者的梦想。读者享受着新旧两个世界的好处：过去高利润产业的密集报道以及经验丰富的编辑，还有新世界的低成本。但如此美事注定不能长久”。
不久前，在美国杂志协会的年会上，一位发言者担心，传媒业的那些优秀品牌意味着可靠的新闻来源和读者的信赖，如果这些品牌消失，互联网就会成为一个无用信息的“化粪池”。这种观点与安德鲁·肯(Andrew Keen)有些相近。肯教授的著作叫《泛泛之辈》(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他对Web2.0时代兴起的网络文化大加鞭笞，称之为“业余的文化”，只是躲在个人情绪之下的信息垃圾，乌合之众的胡言乱语正在谋杀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甚至文明与道德体系都有可能因此塌陷。
100多年前，英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贬低报纸，认为那是一种粗俗的大众读物。1881年创办的《点滴》杂志多次出现在英国作家的小说中，《尤利西斯》中主人公就蹲在厕所里看这份周刊，但以19世纪末的标准，它涉及的知识和兴趣范围相当广泛，每期4万字，没有插图，排得密密麻麻，其美学标准倒像我们的门户网站。福尔摩斯小说就最先出现在这份杂志上，科幻作家威尔斯也在上面发表作品，但他对大众和报纸始终带有敌意，在1899年发表的《睡者醒来时》中，作者带我们游历200年后的世界，那时候“大众”依然存在，说着粗鲁的方言，一种“胡言乱语机器”取代了报纸，在播放虚假的新闻和蛊惑人心的口号，上层人士也不再读书，而是看活动的图像。
肯教授上电视接受访问，与人辩论，这些视频都在他反感的Web2.0中传播，他被当成一个迂腐可笑的小学究。技术的鼓吹者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其著作叫《一切皆混杂》(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由他来和安德鲁·肯辩论非常合适。他首先质疑“权威”这个概念——那些“大众媒体”总以为自己能帮助读者确定什么是有趣的，什么是重要的，但对于现在的受众来说，各种信息就像百货商店里的鞋子，他们宁愿自己试一试。
戴维认为，如今的信息传播，不再需要任何阅读权限和发布权限，这就是网络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我们以往的经验，是认识和组织这个世界，是将事物分割开来的。而在虚拟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不可能找到一套理念符合每一个人的兴趣。我们用处理物理世界的方式处理精神世界，这是不对的。之前，我们保存和交流信息与知识的媒介是物理属性的，因此会导致对事物的分类方法是物理化的。而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信息的时代，因此会产生一种新的组织分类的原则。在现实世界，你把照相机放在货架上销售，你必须选择一个货架；而在网络上，你需要将照相机分类到不同的标签下，便于购买者找到。在这个网络数码商店里，你需要找一台数码相机，那么就会有一系列的结果显示出来，人们有权利选择根据怎样的路径和顺序进行浏览。
在纸张时代，我们把分类的权利交给专家，在数字时代，这并不是唯一方式。我们有丰富的数据源，丰富的分享，我们无法预测别人的兴趣。当一个用户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分类的工具。温伯格教授用Facebook各种稀奇古怪的交友方式以及Wikipedia、音乐列表来阐述新的媒介传播是如何有价值，但肯教授没有被说服，他说，互联网让世界变复杂了，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复杂？更多的复杂是否就有趣？媒体应该传递信息，教育、娱乐，而不是反映世界。媒体应该简化这个世界，为了让受众更加明白，但网络并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因为网络使得问题更复杂了。
回到《点滴》杂志，100多年前，这本周刊刊登许多适合大众阅读的文学作品，这有点儿像“盛大文学网”。有书信问答：“什么是制造密封水族箱的最好的粘合剂？”这有点儿像“百度知道”。还有英国的旅游资讯，包括50多个海滨度假村的详细介绍，这有点儿像“携程”旅行。报纸与杂志在过去承担着向受众传播信息的责任，它们还负责向读者解释这个世界，现在，信息的爆炸让它们无力承担这样的责任，它们不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简单。如今，我们已经被信息包围，不论你在哪里，你都能轻松地获取自己想知道的信息与知识。旧媒体已经不能反映这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因解放了每个人的兴趣、试图满足每个人的兴趣而变得更复杂。
读者越来越不满足于“旧媒体”推广而来的信息，说到底，每个人都关心自己，都从自己关心的地方延展对这个世界的关心。我们在开心网上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在豆瓣网上找到同好，看土豆网费心猜测每个用户会喜欢什么样的视频，用谷歌搜索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用RSS订阅自己的新闻。
2008年11月23日，凯文·科利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正在进入屏幕文化的时代，500年前古腾堡印刷术让我们从口头文化传播进入到书本文化——我们有了新闻业和图书馆学，并且有了对精确的追求——白纸黑字，欣赏文句的线性逻辑，对探知客观现实的热情，以及对权威的信赖，什么东西落在书本上好像就被当成真理固定下来，“我们都成了书本人”，现在我们周遭全是屏幕，在汽车加油站看到一段电影预告片，在镶嵌在飞机座椅后的屏幕上看电影，这让我们扔掉书本、捕捉画面，“我们成为屏幕人”。就在我们的阅读通过一个链接到达另一个链接之时，我们就置身于古腾堡后的又一轮革命。
凯文分析了电影《星球大战》，他认为，卢卡斯在这部电影里更像一个作家，他调动单词组织句子一样用像素组成一部电影。如今，各种图片与影像资料、各种应用软件，让拍一段视频变得非常简单，网络上总有人用日本漫画中的形象创造自己的视频，图片网站上可以找到20万张金门大桥的照片，各种角度、各种光线，根本不需要你再去拍摄，这种素材的丰富降低了视频制作的门槛。总有一天，人们调用图片、图像，会像调动文字一样，这就降低了文化创造中的那种不对称性——看书比写书简单，听音乐比做音乐简单，电影原本最为复杂，但人们能够在视频网站上发布自己的电影。好莱坞大片如同东北虎，在食物链的最顶端，网络视频是食物链的最下端，但构成了屏幕文化的生态环境。美国一年公映600部电影，差不多是1200小时，而YouTube上的视频会有上百万小时之多，其最受欢迎的作品累计收看人数并不在好莱坞大片之下。
这种屏幕文化并不是这位《连线》杂志编辑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词，2007年全世界共生产制造了40亿块屏幕，2009年有可能是50亿块，这些大大小小的屏幕预示着“屏幕文化”时代的到来，而“屏幕文化”将深刻改变以“书本文化”为基础而建造的图书馆，也将丰富另一种文化传承形式——博物馆。
“一切皆IT”，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相信，越来越多的信息将在技术的引擎下重新整合，而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获取信息。这位极客正打算获得永生，他希望自己的身体被冷冻，直到50年后人类掌握“起死回生”的技术。他相信，一个更美妙的虚拟世界不用等那么长时间，“大概在2020年，孩子们就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学习历史，召开一次制宪会议，或者把自己装扮成富兰克林。虚拟世界将解放人的各个心理层面，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在虚拟世界里的活动越来越多”。
打开电脑，我们就会进入一个虚拟世界，也许在《魔兽世界》里打怪物，也许参加一个大学的远程教育。过去，我们将这些行为称作是“资讯体验”，但它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奇特的“生命体验”。键入World Wide Telescope，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始浏览宇宙，对于专家来说，这个由微软研究院开发的“望远镜”是个小玩具，但对更多的天文爱好者而言，这个“望远镜”就是一个虚拟的天文馆。
更多的人还是对地球本身感兴趣，Google Earth发布新版本之后，人们从哲学和审美的层面对这款软件进行讨论。有用户认为，是美学层面的进化从根本上带动了功能上的进步，而所谓美学范畴的改进，是对Google Earth如何更准确地反映我们生活的地球、如何更好地呈现出这个似是而非的镜面世界，做出的一切改进努力。
地图和镜面世界有何区别？从功能上看，他们有天壤之别。地图，从最大限度上过滤了非信息和不真实信息；而镜面世界，致力于通过细节和修饰打造出一个更为光鲜的现实世界。这些细节和修饰，正是地图功能为了追求清晰度而牺牲掉的东西。地图，是将高密度的信息内容最大化地还原为真实，而镜像世界则不同。Google Earth的最新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这两种性质。
这款软件在美学范畴的改进包括更多样更美观的建筑、新的光线控制和新的环境氛围，建筑的三维渲染方法越来越高效，并且数量越来越多。但这没有带来信息的增加。2006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的“世界风”天气查看软件就拥有光线控制功能，对判断特定时间里地球上哪里是黑夜哪里是白天而言，光线控制功能是很有用处的，但当需要在日出或日落时刻模拟实际光线图景时，它更像是一种装饰。
如何在信息与真实之间找到平衡，同样也是微软的Virtual Earth的任务。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带有地图功能的免费的镜面世界。2008年11月底，位于南亚硅谷班加罗尔的印度太空研究组织ISRO推出一个BHUVAN计划，其名称是梵语中的“地球”，据说其分辨率达到10米。BHUVAN利用卫星网络创建印度的高分辨率鸟瞰地图，将来还会推出全世界的网络地图和Google竞争，从商业价值上来说，这类软件可以提供世界上一切建筑的数据与属性——住宅、公司、工厂、房屋拥有者、建筑时间、高度、建筑方、价格、商业功能、是否设有网站、是否提供外卖邮递等等，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广告平台。而从智能层面来说，在互联网上堆积着大量数字信息碎片的情况下，大型网络公司如何与用户接触，如何为他们提供信息，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根据尼尔森公司的调查数据，英国约有250万人在使用Google Earth，在网络最受欢迎的应用软件中名列第7位，排在苹果iTunes(第4位)和微软Live Messenger(第1位)之后。该公司的亚历克斯·伯马斯特说：“人们花在网上的时间已达到一个稳定水平，各网站展开激烈竞争以争夺眼球，任何涉及人的位置、节约用户时间以及使网络更贴近现实——特别是从地理的角度——的东西，都是大新闻。”
在新版Google Earth中，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感受一次3D版古罗马之旅。谷歌称，3D古罗马城对历史学家、学生和儿童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同时也可为游客“复活”这座城市。谷歌的电脑模型以康斯坦丁大帝时期的6700座建筑为蓝本，自动跳出的“信息泡泡”则提供古罗马城周围250个地点的细节。
弗吉尼亚大学人文学科高级技术研究所负责人伯纳德·弗里希(Bernard Frische)参与了虚拟古罗马城的建造工作。他说：“这一项目是学者、建筑师和艺术家自文艺复兴时期起长达5个世纪研究的一种延续，与Google Earth的合作在打造一个虚拟时间机器方面又向前迈进一步，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将利用它研究罗马历史。”
富有想象力的科技记者马上分析，这是Google Earth在引入时间轴，“Google将把所有具有地理属性的信息集成到Google Earth上，而那些不具有地理属性的信息，通过与其他信息的关系，两拐三绕，也会间接地挂上Google Earth”。很快，谷歌中国推出一款“赤壁地图”，人们可以在地图上浏览三顾茅庐、出使江东、赤壁之战的故事，谷歌宣称，他们将用300年的时间来整合一切信息。如今，人们已经能在Google上看到无数的杂志、书以及视频，麦克·克莱顿预言的“媒体帝国”将像恐龙一样灭亡，但我们却看到一个超级恐龙、一个危险的信息怪兽的诞生，它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又会按照你的兴趣供你使用。
我们将讨论互联网上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因为它们作为文化的载体，将给网络世界赋予更有价值的内容，某种更深的快乐总与某种更深的意义相关，人们在网络上将不仅获得肤浅的乐趣，也可以从那里开始新知的旅程。我们也将讨论虚拟世界——它试图反映我们生活的这个真实世界，并将之更丰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博物馆。-
三联生活周刊 《第二人生、谷歌地球与卢浮宫》◎苗炜
传统媒体中的名牌杂志——《电视指南》(TV Guide)，两个月前被卖掉，售价是象征性的1美元，比一份杂志的零售价还便宜。报纸和杂志依旧是很重要的新闻来源，它们提供的内容在网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但其面临的受众消费模式的更改，将是未来几年最让人困惑的问题。它在多年前就被提出来——如果你还是在街角买一份报纸翻看，你是少数人；更多的人是从电脑上、从黑莓手机上获取信息。
2008年11月4日，美国畅销书作家、《侏罗纪公园》的作者麦克·克莱顿在洛杉矶逝世，终年66岁。他是一个弃理从文的典型，用撰写学术论文的态度来写小说，小说最后往往附着庞大的参考文献列表。在许多人看来，他也是一个媒体分析专家。1993年，克莱顿在华盛顿的记者俱乐部里发表过一次演讲，他预言，“大众媒体”就像恐龙一样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它们在10年之内就会消失。如今，15年过去了，克莱顿的判断好像有些偏差，他们还没有消亡——美国的“媒体恐龙”，那些控制着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的传媒帝国，已经从25年前的50家变成了目前的5家——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迪斯尼公司、时代华纳、NBC和维亚康姆。
新闻行当里的人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准则，《纽约时报》一位老作者回忆“时报”的光荣传统，那就是，把读者想象成一个12岁的女孩子，然后开始写作，行文力求清晰简洁。这些信条在网络时代显得不合时宜。作家斯科特·伦敦说，现在记者们的工作时间大概是20年前的1/3，他们不再像前辈那样花时间做采访，核查事实，而在二手材料上面花费更多的功夫。他们只是信息的蚂蚁，很少在写报道之前问自己，这些东西值得报道吗？他们从网络上获取新闻线索，完成工作之后在网络上得到最多的反馈，他们拿起笔来的时候就开始和更接近事件核心的博客竞争。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正在形成，“大众媒体”那种“信息守门人”的角色已被瓦解。
针对这场报业危机，《纽约客》杂志一篇文章这样分析，“目前这场危机最奇怪的一点在于，尽管很多大报利润率下降，但它们受欢迎的程度却越来越高。今天人们看《时代周刊》并不比10年前看得少，相反，他们看得更多了。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他们不用付钱看。换句话说，报纸真正的问题不是互联网，而是我们。我们什么都想看，什么都要第一时间看，而且不愿意付钱。这是消费者的梦想。读者享受着新旧两个世界的好处：过去高利润产业的密集报道以及经验丰富的编辑，还有新世界的低成本。但如此美事注定不能长久”。
不久前，在美国杂志协会的年会上，一位发言者担心，传媒业的那些优秀品牌意味着可靠的新闻来源和读者的信赖，如果这些品牌消失，互联网就会成为一个无用信息的“化粪池”。这种观点与安德鲁·肯(Andrew Keen)有些相近。肯教授的著作叫《泛泛之辈》(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他对Web2.0时代兴起的网络文化大加鞭笞，称之为“业余的文化”，只是躲在个人情绪之下的信息垃圾，乌合之众的胡言乱语正在谋杀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甚至文明与道德体系都有可能因此塌陷。
100多年前，英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贬低报纸，认为那是一种粗俗的大众读物。1881年创办的《点滴》杂志多次出现在英国作家的小说中，《尤利西斯》中主人公就蹲在厕所里看这份周刊，但以19世纪末的标准，它涉及的知识和兴趣范围相当广泛，每期4万字，没有插图，排得密密麻麻，其美学标准倒像我们的门户网站。福尔摩斯小说就最先出现在这份杂志上，科幻作家威尔斯也在上面发表作品，但他对大众和报纸始终带有敌意，在1899年发表的《睡者醒来时》中，作者带我们游历200年后的世界，那时候“大众”依然存在，说着粗鲁的方言，一种“胡言乱语机器”取代了报纸，在播放虚假的新闻和蛊惑人心的口号，上层人士也不再读书，而是看活动的图像。
肯教授上电视接受访问，与人辩论，这些视频都在他反感的Web2.0中传播，他被当成一个迂腐可笑的小学究。技术的鼓吹者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其著作叫《一切皆混杂》(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由他来和安德鲁·肯辩论非常合适。他首先质疑“权威”这个概念——那些“大众媒体”总以为自己能帮助读者确定什么是有趣的，什么是重要的，但对于现在的受众来说，各种信息就像百货商店里的鞋子，他们宁愿自己试一试。
戴维认为，如今的信息传播，不再需要任何阅读权限和发布权限，这就是网络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我们以往的经验，是认识和组织这个世界，是将事物分割开来的。而在虚拟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不可能找到一套理念符合每一个人的兴趣。我们用处理物理世界的方式处理精神世界，这是不对的。之前，我们保存和交流信息与知识的媒介是物理属性的，因此会导致对事物的分类方法是物理化的。而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信息的时代，因此会产生一种新的组织分类的原则。在现实世界，你把照相机放在货架上销售，你必须选择一个货架；而在网络上，你需要将照相机分类到不同的标签下，便于购买者找到。在这个网络数码商店里，你需要找一台数码相机，那么就会有一系列的结果显示出来，人们有权利选择根据怎样的路径和顺序进行浏览。
在纸张时代，我们把分类的权利交给专家，在数字时代，这并不是唯一方式。我们有丰富的数据源，丰富的分享，我们无法预测别人的兴趣。当一个用户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分类的工具。温伯格教授用Facebook各种稀奇古怪的交友方式以及Wikipedia、音乐列表来阐述新的媒介传播是如何有价值，但肯教授没有被说服，他说，互联网让世界变复杂了，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复杂？更多的复杂是否就有趣？媒体应该传递信息，教育、娱乐，而不是反映世界。媒体应该简化这个世界，为了让受众更加明白，但网络并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因为网络使得问题更复杂了。
回到《点滴》杂志，100多年前，这本周刊刊登许多适合大众阅读的文学作品，这有点儿像“盛大文学网”。有书信问答：“什么是制造密封水族箱的最好的粘合剂？”这有点儿像“百度知道”。还有英国的旅游资讯，包括50多个海滨度假村的详细介绍，这有点儿像“携程”旅行。报纸与杂志在过去承担着向受众传播信息的责任，它们还负责向读者解释这个世界，现在，信息的爆炸让它们无力承担这样的责任，它们不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简单。如今，我们已经被信息包围，不论你在哪里，你都能轻松地获取自己想知道的信息与知识。旧媒体已经不能反映这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因解放了每个人的兴趣、试图满足每个人的兴趣而变得更复杂。
读者越来越不满足于“旧媒体”推广而来的信息，说到底，每个人都关心自己，都从自己关心的地方延展对这个世界的关心。我们在开心网上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在豆瓣网上找到同好，看土豆网费心猜测每个用户会喜欢什么样的视频，用谷歌搜索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用RSS订阅自己的新闻。
2008年11月23日，凯文·科利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正在进入屏幕文化的时代，500年前古腾堡印刷术让我们从口头文化传播进入到书本文化——我们有了新闻业和图书馆学，并且有了对精确的追求——白纸黑字，欣赏文句的线性逻辑，对探知客观现实的热情，以及对权威的信赖，什么东西落在书本上好像就被当成真理固定下来，“我们都成了书本人”，现在我们周遭全是屏幕，在汽车加油站看到一段电影预告片，在镶嵌在飞机座椅后的屏幕上看电影，这让我们扔掉书本、捕捉画面，“我们成为屏幕人”。就在我们的阅读通过一个链接到达另一个链接之时，我们就置身于古腾堡后的又一轮革命。
凯文分析了电影《星球大战》，他认为，卢卡斯在这部电影里更像一个作家，他调动单词组织句子一样用像素组成一部电影。如今，各种图片与影像资料、各种应用软件，让拍一段视频变得非常简单，网络上总有人用日本漫画中的形象创造自己的视频，图片网站上可以找到20万张金门大桥的照片，各种角度、各种光线，根本不需要你再去拍摄，这种素材的丰富降低了视频制作的门槛。总有一天，人们调用图片、图像，会像调动文字一样，这就降低了文化创造中的那种不对称性——看书比写书简单，听音乐比做音乐简单，电影原本最为复杂，但人们能够在视频网站上发布自己的电影。好莱坞大片如同东北虎，在食物链的最顶端，网络视频是食物链的最下端，但构成了屏幕文化的生态环境。美国一年公映600部电影，差不多是1200小时，而YouTube上的视频会有上百万小时之多，其最受欢迎的作品累计收看人数并不在好莱坞大片之下。
这种屏幕文化并不是这位《连线》杂志编辑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词，2007年全世界共生产制造了40亿块屏幕，2009年有可能是50亿块，这些大大小小的屏幕预示着“屏幕文化”时代的到来，而“屏幕文化”将深刻改变以“书本文化”为基础而建造的图书馆，也将丰富另一种文化传承形式——博物馆。
“一切皆IT”，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相信，越来越多的信息将在技术的引擎下重新整合，而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获取信息。这位极客正打算获得永生，他希望自己的身体被冷冻，直到50年后人类掌握“起死回生”的技术。他相信，一个更美妙的虚拟世界不用等那么长时间，“大概在2020年，孩子们就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学习历史，召开一次制宪会议，或者把自己装扮成富兰克林。虚拟世界将解放人的各个心理层面，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在虚拟世界里的活动越来越多”。
打开电脑，我们就会进入一个虚拟世界，也许在《魔兽世界》里打怪物，也许参加一个大学的远程教育。过去，我们将这些行为称作是“资讯体验”，但它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奇特的“生命体验”。键入World Wide Telescope，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始浏览宇宙，对于专家来说，这个由微软研究院开发的“望远镜”是个小玩具，但对更多的天文爱好者而言，这个“望远镜”就是一个虚拟的天文馆。
更多的人还是对地球本身感兴趣，Google Earth发布新版本之后，人们从哲学和审美的层面对这款软件进行讨论。有用户认为，是美学层面的进化从根本上带动了功能上的进步，而所谓美学范畴的改进，是对Google Earth如何更准确地反映我们生活的地球、如何更好地呈现出这个似是而非的镜面世界，做出的一切改进努力。
地图和镜面世界有何区别？从功能上看，他们有天壤之别。地图，从最大限度上过滤了非信息和不真实信息；而镜面世界，致力于通过细节和修饰打造出一个更为光鲜的现实世界。这些细节和修饰，正是地图功能为了追求清晰度而牺牲掉的东西。地图，是将高密度的信息内容最大化地还原为真实，而镜像世界则不同。Google Earth的最新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这两种性质。
这款软件在美学范畴的改进包括更多样更美观的建筑、新的光线控制和新的环境氛围，建筑的三维渲染方法越来越高效，并且数量越来越多。但这没有带来信息的增加。2006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的“世界风”天气查看软件就拥有光线控制功能，对判断特定时间里地球上哪里是黑夜哪里是白天而言，光线控制功能是很有用处的，但当需要在日出或日落时刻模拟实际光线图景时，它更像是一种装饰。
如何在信息与真实之间找到平衡，同样也是微软的Virtual Earth的任务。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带有地图功能的免费的镜面世界。2008年11月底，位于南亚硅谷班加罗尔的印度太空研究组织ISRO推出一个BHUVAN计划，其名称是梵语中的“地球”，据说其分辨率达到10米。BHUVAN利用卫星网络创建印度的高分辨率鸟瞰地图，将来还会推出全世界的网络地图和Google竞争，从商业价值上来说，这类软件可以提供世界上一切建筑的数据与属性——住宅、公司、工厂、房屋拥有者、建筑时间、高度、建筑方、价格、商业功能、是否设有网站、是否提供外卖邮递等等，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广告平台。而从智能层面来说，在互联网上堆积着大量数字信息碎片的情况下，大型网络公司如何与用户接触，如何为他们提供信息，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根据尼尔森公司的调查数据，英国约有250万人在使用Google Earth，在网络最受欢迎的应用软件中名列第7位，排在苹果iTunes(第4位)和微软Live Messenger(第1位)之后。该公司的亚历克斯·伯马斯特说：“人们花在网上的时间已达到一个稳定水平，各网站展开激烈竞争以争夺眼球，任何涉及人的位置、节约用户时间以及使网络更贴近现实——特别是从地理的角度——的东西，都是大新闻。”
在新版Google Earth中，人们可以在电脑上感受一次3D版古罗马之旅。谷歌称，3D古罗马城对历史学家、学生和儿童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同时也可为游客“复活”这座城市。谷歌的电脑模型以康斯坦丁大帝时期的6700座建筑为蓝本，自动跳出的“信息泡泡”则提供古罗马城周围250个地点的细节。
弗吉尼亚大学人文学科高级技术研究所负责人伯纳德·弗里希(Bernard Frische)参与了虚拟古罗马城的建造工作。他说：“这一项目是学者、建筑师和艺术家自文艺复兴时期起长达5个世纪研究的一种延续，与Google Earth的合作在打造一个虚拟时间机器方面又向前迈进一步，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将利用它研究罗马历史。”
富有想象力的科技记者马上分析，这是Google Earth在引入时间轴，“Google将把所有具有地理属性的信息集成到Google Earth上，而那些不具有地理属性的信息，通过与其他信息的关系，两拐三绕，也会间接地挂上Google Earth”。很快，谷歌中国推出一款“赤壁地图”，人们可以在地图上浏览三顾茅庐、出使江东、赤壁之战的故事，谷歌宣称，他们将用300年的时间来整合一切信息。如今，人们已经能在Google上看到无数的杂志、书以及视频，麦克·克莱顿预言的“媒体帝国”将像恐龙一样灭亡，但我们却看到一个超级恐龙、一个危险的信息怪兽的诞生，它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又会按照你的兴趣供你使用。
我们将讨论互联网上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因为它们作为文化的载体，将给网络世界赋予更有价值的内容，某种更深的快乐总与某种更深的意义相关，人们在网络上将不仅获得肤浅的乐趣，也可以从那里开始新知的旅程。我们也将讨论虚拟世界——它试图反映我们生活的这个真实世界，并将之更丰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博物馆。-
三联生活周刊 《第二人生、谷歌地球与卢浮宫》◎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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