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rshmallow Test
棉花糖实验的录像非常有趣。在等待期间,孩子们的表现千奇百怪。有的用手盖住眼睛,转过身,故意不去看桌上的盘子。还有的不安地踢桌子,或拉扯自己的小辫子。
我们的大脑中并没有一个自控开关,打败诱惑的唯一方法是回避它们,即转移注意力。
40年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米切尔做了一个考验儿童耐心和意志力的棉花糖实验，十几年后，研究者发现那些通过实验的孩子成年后更加成功。多年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智力是预测人生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但米切尔认为智力其实受制于自我控制力，“我们无法控制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
六十年代末，卡罗琳·威茨还一名4岁的小女孩，她被邀请到斯坦福大学比恩幼儿园的一间游戏房。房间比橱柜大不了多少，里面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有人叫卡罗琳坐在椅子上，从桌子上的盘子里挑一块零食，盘子里装着棉花糖、曲奇饼和脆饼干。卡罗琳挑了一块棉花糖。虽然现在已经44岁，卡罗琳仍然对这种软绵绵的甜食没有抗拒力。一名研究者对卡罗琳说：她可以选择现在就吃一块棉花糖，或者等他出去一会儿，当他回来后，她可以得到两块棉花糖。在他出去期间，如果她等得不耐烦，可以摇桌子上的铃，他会立刻返回，那么她可以立刻得到一块棉花糖，但必须放弃第二块。说完，他离开了房间。
虽然卡罗琳对这次试验并没有清晰记忆，做实验的科学家也拒绝透露关于实验对象的信息，但她有强烈的感觉，自己选择了等待，吃到两块棉花糖。“我很擅长等待，”卡罗琳告诉我，“给我一项挑战或一个任务，那我一定会找到方法去完成它，即使意味着放弃我最喜欢的食物。”她的母亲凯伦·索廷诺更加肯定：“还是小孩时，卡罗琳就很有耐心。我肯定她选择了等待。”比卡罗琳年长一岁的哥哥克雷格也参加了同一个实验。他完全没有表现出妹妹的坚韧。他对那个实验倒是记忆犹新：“在某个时刻，我突然想到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谁会知道我究竟拿来多少糖果？”克雷格说他还参加了另一个类似实验。不过诱惑物换成了玩具。有人告诉他，如果等待就可以拿到两个玩具。但他偷偷地打开了桌子。“我把里面的玩具都清空了，”他说，“我拿走了一切。在那之后，老师告诫我说再也不要进去实验房间。”
这些实验的录像非常有趣。在短暂等待期间，孩子们的表现千奇百怪。有的用手盖住眼睛，转过身，故意不去看桌上的盘子。还有的不安地踢桌子，或拉扯自己的小辫子。一个留着小分头的男孩，小心翼翼地扫视了周围一眼，确定没有人在看他，于是伸手从盘子里拿出一块奥利奥饼干，掰开后舔掉中间的白色奶油，然后再把饼干合起来，放回盘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多数孩子像克雷格一样。他们无法抗拒眼前的诱惑，连短短3分钟也等待不下去。“有几个孩子，不假思索，立刻就吃掉了棉花糖。”主持这次实验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切尔说。“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等待。多数孩子会猛盯着棉花糖，大约30秒钟后觉得等不下去了，于是摇铃。”只有约30%的孩子，像卡罗琳一样，成功等到实验者返回，有时候要等上15分钟。这些孩子找到了一种抵抗诱惑的方法。
这次实验的最初目标是揭示人们能够推迟享受的心理过程，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选择投降。70年代初，就棉花糖实验发表了几篇论文后，米切尔的目标转移到了其他研究上。“用棉花糖和孩子做实验玩不出太多花样。”
但偶尔米切尔会向他的3个同在比恩幼儿园上学的女儿打听她们朋友的情况。“大多对话像是晚餐时的闲谈，”他说，“我会问她们，‘简怎么样？埃里克怎么样？他们在学校还好吗？’”米切尔开始注意到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和他们等待棉花糖能力之间的联系。他让他的女儿给朋友的学习打分。比较分数和原来的实验数据后，他发现了两者的相互关系。“那时，我意识到这个研究需要深入下去。”1981年，给所有参加过棉花糖实验的653名孩子的父母和老师发去了调查问卷。那时，他们已经进入高中。他询问了他们的许多情况，包括制定计划，做长期打算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同学相处的情况，以及他们的SAT（美国大学标准入学考试）分数。
分析调查结果后，米切尔发现，那些不擅长等待的孩子似乎更容易有行为问题，无论是在学校或家里都如此。他们的SAT成绩较差，不擅长应对压力环境，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交不到朋友。能够等待15分钟的孩子比只能等待30秒钟的孩子的SAT成绩平均高出210分。
卡罗琳·威茨是擅长等待者的典型。她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在普林斯顿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普及桑大学心理学助教。克雷格移居洛杉矶，在娱乐行业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现正帮助编写一个电影剧本。“当然，我希望自己是个更有耐心的人，”克雷格说，“回过头去看，确实有些时候，如果有耐心也许我能做出更好的职业选择。”
米切尔和他的同事继续跟踪棉花糖实验的对象直到他们进入而立之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助教奥兹勒姆·阿杜克发现，那些不擅长等待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体重超标，沾染毒品。但是，仅仅依靠实验对象自己的报告实在令人沮丧。他解释说，“人们愿意告诉你的和他们的真实作为之间往往有很大差距。”因此，去年，米切尔（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开始邀请一群参加比恩幼儿园棉花糖实验的人回到斯坦福接受脑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卡罗琳说她计划于今年夏末接受扫描。科学家们希望发现负责情绪控制，让人们能够推迟享受的脑区域。他们还进行了各种遗传实验，寻找影响人等待棉花糖时间的遗传特征。
如果米切尔和他的研究小组取得成功，他们将勾勒出自我控制的脑神经线路。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智力是预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米切尔认为，智力其实受自控能力的约束：即使是最聪明的孩子也需要做作业。“通过棉花糖实验要测量的其实并不是意志力或自控能力，”米切尔说，“而是比这更重要的东西。这个实验迫使孩子们找到一种方法，让局面有利自己。他们想要第二颗棉花糖，但要怎样才能得到？我们无法控制周围世界，但我可以控制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沃尔特·米切尔是个瘦削、举止优雅的男子，头发剃得很短，满脸皱纹，说话带纽约布鲁克林腔，伴随丰富的肢体语言。讲到棉花糖实验时，模仿4岁孩童的模样维妙维肖。他说，“如果你想要知道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够等，有的不能，那么你得像他们一样思考。”
米切尔1930年出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是一名颇为成功的商人，热衷世界语。他的母亲神经脆弱，大部分时间躺在沙发上，脑门上顶着冰袋。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后，米切尔在学校遭到希特勒青年团的嘲笑，看着因为小儿麻痹症而瘸腿的父亲穿着睡衣被人赶到街上当小丑围观。纳粹入侵几周后，一家人在壁炉前烧毁和犹太人祖先有关的证据，沃尔特发现了他的外祖父的美国公民证书，这张早被遗忘的文书拯救了他们一家人。
米切尔一家移居美国后，在布鲁克林住下来。他的父母开了一家杂货铺。米切尔考入纽约大学，主修诗歌。他也对心理分析和人格测量法———比如罗尔沙赫氏墨迹测试有浓厚兴趣。他说，“在当时看来就好像精神的X透视仪，通过一些简单的图片就能判断一个人的人格。”虽然家里人要他和叔叔一起做雨伞生意，他还是选择了去俄亥俄大学读临床心理学博士。但米切尔注意到，学术理论应用有限，多数人格测试毫无用处。1955年，米切尔有机会研究特林尼达奥里萨教的“灵魂附体”仪式。虽然他的研究课题是研究人在“灵魂附体”状态下，潜意识和行为的关系。但米切尔的兴趣很快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他居住的岛上的居民分为两大族裔：东印度人和非裔；他注意到，每个族群对另一族群都有一种固有成见。“东印度人形容非裔人是冲动的享乐主义者，永远活在此时此刻，从不为未来打算。非裔人则说，东印度人不懂生活，只知道把钞票往床垫下塞，不懂享受。”
米切尔找来两个种族的孩童，给了他们两个选择：可以现在得到一小块巧克力，或者等待几天，得到一大块巧克力。米切尔发现，试验结果和孩子所属种族并无关系。其他因素———比如孩子是否和父亲一起生活———反而和结果有更多关联。他开始对推迟享受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够等待，有的却不能？是什么让等待成为可能？不同于其他更笼统的人格特征，米切尔发现，自控能力是可以用实验测量的。
1958年，米切尔成为哈佛大学助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计“个性评估”概况课程。但米切尔很快发现，虽然之前的观点认为人的性格特征整体而言是稳定的，但根据已经获得的数据却无法证明这一假设。人的性格———至少根据当时的定义———是不能被可靠测量的。几年后，他担任和平队性格测试顾问。早期和平队自愿者引起了几次令人尴尬的国际事件———一名和平队队员在明信片上肆意嘲讽东道国的卫生习惯———肯尼迪政府需要一个筛选过程，排除那些不适合代表美国执行海外任务的人。志愿者需要参加标准性格测试，米切尔对比测试结果和他们的实际表现，发现两者之间并无关系。此时，米切尔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测试，只是，人们错误高估了它们的用处。心理学家花了几年时间，寻找可以独立于环境的个性。但假如个性根本无法和环境剥离呢？“这违背了我们历来对个性的看法。”
当米切尔开始批评他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陷入混乱。1960年，心理学家提摩西·勒里帮助建立了的“墨西哥迷幻蘑菇研究计划”，研究者们开始拿自己做实验。办公桌变成了床垫，成包的化学麻醉品从瑞士邮购而来。米切尔并不反对嬉皮士，但他认为现代心理学研究应该是严谨的。于是1962年，沃尔特·米切尔离开哈佛，移居加州，开始为斯坦福大学工作。
沃尔特·米切尔是个矛盾人物。他曾大声批评性格实验的效果。另一方面自己又发明了棉花糖实验。这个实验看似简单，却有着惊人的预测能力。米切尔却认为他的言行并不矛盾。“我一直认为，人的性格中有稳定之处，”他说，“关键是，我们得找准视角。”米切尔的另一个经典研究记录了一群孩子在夏令营中不同情境下的侵略行为。多数心理学家认为，侵略性是一种微妙的性格特征，但米切尔发现，孩子们的反应取决于互动细节。一个对同伴的挑衅大发雷霆的孩子却可能乖乖接受大人的惩罚。另一个对长者警告置若罔闻的孩子却可能和同伴相处融洽。米切尔认为，评估侵略性，需要用“如果……那么……”模式：如果某个孩子受同伴挑衅，那么他会变得具有侵略性。
米切尔最喜欢举一个机械师修理汽车的例子。假如一辆汽车总是发出奇怪的尖叫声音。机械师要如何发现汽车毛病的源头？他开始寻找可能制造尖叫声的各种状况。汽车加速时是否尖叫？换挡时？或者减速时呢？除非能给尖叫声找到匹配的背景，他永远找不到毛病的源头。米切尔希望心理学家也和机械师一样工作：观察人们在特殊情境下的反应。挑战在于设计一个能够准确模仿预测行为背景的实验。为设计有效果的实验，米切尔想到10年前在特林尼达儿童身上所做的实验。有3个女儿的米切尔发现孩子是最好的实验对象。他说，“年幼的孩童是纯粹的自我中心者。一开始，他们对于想要的东西急不可耐。可是，根据对孩子的观察，我发现，逐渐的她们学会了推迟享受，并且意识到，等待和耐心会为其他可能打开大门。”
1966年，斯坦福心理学系成立了比恩幼儿园。那里的教室为方便实验而设计，有一面墙壁是单向玻璃，从里面看不到外面，而外面的研究者却可以看到里面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今年2月，幼儿园副院长珍妮弗·温特尔斯带我参观了当年实验的教室。今天，这里依然是活跃的心理研究中心———孩子们很快变得对拿着笔记本狂做记录的大学生视若无睹———但已经无法重复当年的棉花糖实验。温特尔斯说，“今天的很多孩子患有食物过敏，对这样那样的东西有禁忌，我们不敢拿食物做实验。”
为完善实验细节，米切尔在女儿身上做实验。“当用考验4岁孩子的意志力时，细节很重要，”他说，“该选择多大的棉花糖？哪种曲奇饼最有效果？”经过几个月的推敲琢磨，米切尔想到了一个可以精确模拟推迟享受困难性的实验方案。1968年春天，他在比恩幼儿园进行了第一次实验。“我立刻知道自己的设计是正确的，因为有几个孩子刚听完规则就要退出实验，他们觉得太难了。”
当时，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等待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渴望棉花糖的程度。但不久后，他们发现，所有孩子都同样渴望额外的零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自我控制能力？根据数百个小时的观察，米切尔认为，关键在于“策略地分配注意力，”那些有耐心的孩子会用手遮住眼睛，或者在桌子底下玩躲猫猫，或者高唱从电视上学会的儿歌。“他们的欲望并没有消退———只是被暂时忘记了。米切尔说，”如果你不停地记挂着棉花糖，想像它的美味，那可能会急不可耐地吃掉它。关键在于，不要去想它。“对于成年人，这个技巧又叫”后设认知“或者说是对自己思想模式的认识。正是有这种自知之明让人们能够克服本身的缺点。（《奥德赛》中，主人翁奥德修斯为抵御海妖歌声的诱惑，预先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他其实也用了后设认知的技巧。）米切尔的大量实验数据证明，有自知之明的孩子更擅长推迟享受。”这个实验最有趣的地方是，实验对象是4岁的孩子，他们刚开始认识自己的思考模式。“米切尔说，”那些最急不可耐的孩子往往将规则本末倒置。他们认为抵御棉花糖的最好方法是紧盯着它们，视线一刻也不离开目标。如果这样做绝对坚持不了30秒。“
米切尔说，如果以此类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棉花糖实验具有如此精确的预测能力。“如果你能应对当前炙热的情绪，那么就能把时间用于准备SAT考试，而不是看电视。同样的，你还能存下更多的钱，准备养老。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棉花糖的实验。”
在后来的实验中，米切尔和他的同事发现，只有19个月的幼童身上已经可以看到有无自控能力的差别。当幼童被和母亲暂时分开时，有的孩子立刻嚎啕大哭，另一些则可以通过分散注意力（比如玩耍手边的玩具）克服焦虑。当孩子们长到5岁时，他们又对他们进行棉花糖实验，结果发现那些立刻嚎啕大哭的孩子也是那些无法抵制当前诱惑的孩子。
如此看来，自控力似乎至少部分源自遗传。但米切尔不愿草率做结论。“通常而言，分离天性和养育就像分离性格和情境一样。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比如，当米切尔对纽约布朗克斯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做棉花糖实验时发现，他们的推迟享受能力低于普通水平。他说，”如果在穷人家长大，练习推迟享受的机会肯定较少。没有练习，那么你将永远不知道该如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无从琢磨出最好的拖延策略。“换句话说，人们学习如何使用自己的大脑，正如他们学习使用计算机：通过尝试和失败。
但米切尔发现了条捷径。他和同事们教给孩子们一个简单的心理技巧———假装桌上的棉花糖是一幅画，一幅装在相框里的画。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幅提高。那些曾经1分钟也等不了的孩子，现在能够等上15分钟。“我们所做的，只是教给他们大脑使用手册里的一两条。一旦意识到意志力其实就是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和思想，就不难学会如何增强它。”
马克·伯曼是一位瘦高的研究生，谈到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好像第一次上哲学课的大学新生。伯曼在约翰·乔尼狄斯的实验室工作。乔尼狄斯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兼神经学家，负责对参加过比恩幼儿园棉花糖实验的人进行脑部扫描。如今他们都是40多岁的成年人。测验成人的自控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吃棉花糖，”伯曼说，“他们知道实验的目标是考验推迟享受的能力，如果交给他们一个意图明显的目标，他们会竭尽所能去完成。结果，谁也不会去碰棉花糖。”
这就意味着，乔尼狄斯和他的同事们必须找到一种间接测量意志力的方法。孩子推迟吃棉花糖的能力取决于刻意转移自己注意力的能力，根据这一假设，研究者决定设计一系列任务，检验受测者控制工作记忆内容的能力。所谓工作记忆就是，在任意时刻，有意识思想所能容纳的有限信息。乔尼狄斯说这其实就是自控能力的本质：驾驭注意力的焦点，让我们的决定不被错误的思想干扰。“
去年夏天，研究者选择了55名受测者，根据他们推迟享用棉花糖的时间长短分为两个组。研究者发给每人一个笔记本电脑，电脑中装满了测试工作记忆的实验。其中两个特别有趣。第一个叫“压抑任务”。电脑任意给出4个单词，两个单词为红色，另外两个为蓝色，受测者被告知，忘记蓝色单词，只记忆红色单词。然后，电脑又给出一串单词，要求受测者判断是否之前要求他们记忆的红色单词。虽然表面上看这个任务似乎和推迟享受无关，测试的是相同的思维原理。有趣的是，科学家发现，擅长推迟享受的人同样擅长“压抑任务”测试。他们很少将蓝色和红色单词混淆。
第二个实验中，受测者被要求看一连串表情面孔。最初，他们被要求，当看到笑容面孔时按空格键，这个任务很容易，因为微笑的面孔自动启动人的“赞同行为”。几分钟后，受测者被要求当看到皱眉的面孔时按空格键。这次，他们被要求违反本能行动。同样的，那些擅长推迟享受的人被证明更擅长这个测试。当看到微笑面孔时，他们较少错误按下空格键。
去年夏天，当我第一次和科学家谈论这些测试时，他们明显担心找不到成人受测者的行为差别。直到今年1月，他们才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开始分析（毫不惊奇的是，从自控力较低的受测者手中收回笔记本多花了些时间。）很快，测验数据表明，两组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数据图标显示，测试成绩的好坏与受测者当年推迟食用棉花糖的时间有密切关系，当年推迟时间越长，成年后的成绩越好。
剩下的大问题是，这些行为差异能否通过fMRI扫描检测到。虽然扫描刚刚开始，研究者们听上去信心十足。乔尼狄斯解释说，“这些实验做了许多次，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该着重看脑的哪个区域，可能找到什么。”他列举了一串和工作记忆有关的脑区域。它们大多位于额叶皮质———眼睛后面的部位———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额叶皮质、前扣带、左右额下回。这些部位一直被认为和自控能力有关，同时也是负责工作记忆和注意力的区域。科学家说，这绝非巧合。乔尼狄斯说，“这些强大的本能让我们伸手去抓棉花糖，或者在看到笑脸后按下空格键，打败本能的唯一方法是回避它们，这意味着转移注意力。我们称之为意志力，但其实和意志毫无关系。”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庄田佑一曾是米切尔的研究生。他跟踪研究“棉花糖实验对象”30多年，对他们的一切了如指掌。知道他们的学业成绩、社交能力，乃至应对压力和困难的能力。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许多人试图从遗传学角度寻找性格成因。但要找到和具体性格特征对应的基因相当困难。庄田说，“人是极其复杂的动物。即使最最简单的性格特征也可能由几十种基因导致。”科学家们决定专注于多巴胺路径中的基因。因为这些神经传递素负责调节动机和注意力。但是，即使细微的编码差异也可能影响到自控能力。
最近，为了了解家庭在个体自控能力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开始登门拜访当年的棉花糖实验对象。其中包括卡罗琳·威茨。“他们把我的厨房变成了实验室，”卡罗琳告诉我，“他们在里面搭了个小帐篷，弄了些曲奇饼，重复类似棉花糖的实验，测试对象变成了我的女儿。我当时就想，真希望她能够耐心等待。”
米切尔密切关注笔记本实验和脑部扫描的结果，与此同时，他更关心下一步。他说，“真正的问题是，用这些fMRI扫描结果我们能做什么从前所不能的事情。”米切尔正申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经费，打算接下来研究各种精神疾病。比如强迫症，注意力缺陷症，等等。他和同事希望能找到和众多精神疾病有关的神经回路。如果有这样的回路存在，那么帮助4岁孩童拒绝棉花糖诱惑的思维技巧也许能够帮助成年人对付他们的疾病症状。
米切尔对那些4岁时未能通过棉花糖实验，但在成年后却拥有高自控能力的人尤其感兴趣。“他们最令我好奇，”他说，“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得到显著改善。”
米切尔还计划在费城、西雅图和纽约对数百名学童进行研究，看自控能力是否能通过后天习得。虽然，他之前通过教一些心理技巧———比如把棉花糖想像成不能吃的云朵———让孩子成功推迟了吃棉花糖的时间，但这些技巧能否被长期坚持执行还是未知数。换句话说，这些技巧是否仅仅适用于实验室内？当孩子们回家后，在看电视和学习之间面临选择时是否依旧管用？
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助教安吉拉·杜克沃斯正在领导类似研究。她曾担任高中数学老师，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她说，“我逐渐相信，要让一个没有自控能力的十几岁孩子坐下来学习代数是不可能的。”于是，杜克沃斯决定成为心理学家。她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研究自控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关系。她发现，推迟享受能力实验———比如让一个8年级学生选择现在就获得1美元，或者两周后获得2美元———比智商更能准确地预测学生成绩。她的研究证明，“智力确实很重要，但是没有自控能力重要。”
去年，KIPP创始人大卫·列文找到杜克沃斯和米切尔。KIPP是全美66所公共寄宿学校联合组织。KIPP学校以漫长的课时闻名，早上7点25分到下午5点都安排有课程。KIPP的做法确实能显著提高学生成绩。KIPP的核心信条是，性格决定成功。列文说，“在幼儿园时，教育者喜欢谈论性格，老师对孩子的评价包括”擅长和同学交往“，或者”知道按顺序发言“。可是，当这些性格的重要性开始显露时，我们又避而不谈了，停止去塑造改变它们。我们一边举手投降，一边抱怨。自控能力是KIPP学校强调的基本”性格力量“。费城一所KIPP的学生衬衣上印刷着”不要吃棉花糖“的字样。”我们知道如何教数学，“列文说，”但测量性格力量则困难得多。“于是，他决定求助于杜克沃斯和米切尔，承诺他们可以自由地用学生做实验。
过去数月，研究者们在教室里开始了试点实验，试图找到让学生掌握复杂心理学技巧的最简单方法。由于研究针对4至8岁的儿童，所以教学方式主要通过“同类模仿”，比如让幼儿园孩子观看一个孩子通过转移注意力成功拒绝棉花糖的录像。科学家们获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初步结果。在短短几节课后，学生们应对强烈诱惑的能力有显著提高，但他们无法保证长期效果。杜克沃斯说，“在这种大型教育实验中有太多变数。比如老师忘记放演示录像，等等。正是这些变数让我们失眠。”
米切尔担心，即使他的教育方案完美无缺，仍然有许多科学家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家庭环境。他知道，教会孩子们心理技巧并不难，真正的挑战是养成习惯，这需要反复练习。米切尔说，“这个时候家长的作用举足轻重。”即使最普通的童年习惯———比如晚餐前不要吃零食，或把零花钱存起来———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心理训练：我们教导自己如何思考，从而战胜我们的欲望。但米切尔不满足于这样不正规的训练。“我们应该把棉花糖给每个幼儿园学童，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你看见这颗棉花糖了吗？不一定现在就吃掉它。你可以等待，这样能吃到更多的棉花糖。我来教你如何做。’”
我们的大脑中并没有一个自控开关,打败诱惑的唯一方法是回避它们,即转移注意力。
40年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米切尔做了一个考验儿童耐心和意志力的棉花糖实验，十几年后，研究者发现那些通过实验的孩子成年后更加成功。多年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智力是预测人生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但米切尔认为智力其实受制于自我控制力，“我们无法控制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
六十年代末，卡罗琳·威茨还一名4岁的小女孩，她被邀请到斯坦福大学比恩幼儿园的一间游戏房。房间比橱柜大不了多少，里面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有人叫卡罗琳坐在椅子上，从桌子上的盘子里挑一块零食，盘子里装着棉花糖、曲奇饼和脆饼干。卡罗琳挑了一块棉花糖。虽然现在已经44岁，卡罗琳仍然对这种软绵绵的甜食没有抗拒力。一名研究者对卡罗琳说：她可以选择现在就吃一块棉花糖，或者等他出去一会儿，当他回来后，她可以得到两块棉花糖。在他出去期间，如果她等得不耐烦，可以摇桌子上的铃，他会立刻返回，那么她可以立刻得到一块棉花糖，但必须放弃第二块。说完，他离开了房间。
虽然卡罗琳对这次试验并没有清晰记忆，做实验的科学家也拒绝透露关于实验对象的信息，但她有强烈的感觉，自己选择了等待，吃到两块棉花糖。“我很擅长等待，”卡罗琳告诉我，“给我一项挑战或一个任务，那我一定会找到方法去完成它，即使意味着放弃我最喜欢的食物。”她的母亲凯伦·索廷诺更加肯定：“还是小孩时，卡罗琳就很有耐心。我肯定她选择了等待。”比卡罗琳年长一岁的哥哥克雷格也参加了同一个实验。他完全没有表现出妹妹的坚韧。他对那个实验倒是记忆犹新：“在某个时刻，我突然想到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谁会知道我究竟拿来多少糖果？”克雷格说他还参加了另一个类似实验。不过诱惑物换成了玩具。有人告诉他，如果等待就可以拿到两个玩具。但他偷偷地打开了桌子。“我把里面的玩具都清空了，”他说，“我拿走了一切。在那之后，老师告诫我说再也不要进去实验房间。”
这些实验的录像非常有趣。在短暂等待期间，孩子们的表现千奇百怪。有的用手盖住眼睛，转过身，故意不去看桌上的盘子。还有的不安地踢桌子，或拉扯自己的小辫子。一个留着小分头的男孩，小心翼翼地扫视了周围一眼，确定没有人在看他，于是伸手从盘子里拿出一块奥利奥饼干，掰开后舔掉中间的白色奶油，然后再把饼干合起来，放回盘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多数孩子像克雷格一样。他们无法抗拒眼前的诱惑，连短短3分钟也等待不下去。“有几个孩子，不假思索，立刻就吃掉了棉花糖。”主持这次实验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切尔说。“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等待。多数孩子会猛盯着棉花糖，大约30秒钟后觉得等不下去了，于是摇铃。”只有约30%的孩子，像卡罗琳一样，成功等到实验者返回，有时候要等上15分钟。这些孩子找到了一种抵抗诱惑的方法。
这次实验的最初目标是揭示人们能够推迟享受的心理过程，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选择投降。70年代初，就棉花糖实验发表了几篇论文后，米切尔的目标转移到了其他研究上。“用棉花糖和孩子做实验玩不出太多花样。”
但偶尔米切尔会向他的3个同在比恩幼儿园上学的女儿打听她们朋友的情况。“大多对话像是晚餐时的闲谈，”他说，“我会问她们，‘简怎么样？埃里克怎么样？他们在学校还好吗？’”米切尔开始注意到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和他们等待棉花糖能力之间的联系。他让他的女儿给朋友的学习打分。比较分数和原来的实验数据后，他发现了两者的相互关系。“那时，我意识到这个研究需要深入下去。”1981年，给所有参加过棉花糖实验的653名孩子的父母和老师发去了调查问卷。那时，他们已经进入高中。他询问了他们的许多情况，包括制定计划，做长期打算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同学相处的情况，以及他们的SAT（美国大学标准入学考试）分数。
分析调查结果后，米切尔发现，那些不擅长等待的孩子似乎更容易有行为问题，无论是在学校或家里都如此。他们的SAT成绩较差，不擅长应对压力环境，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交不到朋友。能够等待15分钟的孩子比只能等待30秒钟的孩子的SAT成绩平均高出210分。
卡罗琳·威茨是擅长等待者的典型。她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在普林斯顿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普及桑大学心理学助教。克雷格移居洛杉矶，在娱乐行业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现正帮助编写一个电影剧本。“当然，我希望自己是个更有耐心的人，”克雷格说，“回过头去看，确实有些时候，如果有耐心也许我能做出更好的职业选择。”
米切尔和他的同事继续跟踪棉花糖实验的对象直到他们进入而立之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助教奥兹勒姆·阿杜克发现，那些不擅长等待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体重超标，沾染毒品。但是，仅仅依靠实验对象自己的报告实在令人沮丧。他解释说，“人们愿意告诉你的和他们的真实作为之间往往有很大差距。”因此，去年，米切尔（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开始邀请一群参加比恩幼儿园棉花糖实验的人回到斯坦福接受脑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卡罗琳说她计划于今年夏末接受扫描。科学家们希望发现负责情绪控制，让人们能够推迟享受的脑区域。他们还进行了各种遗传实验，寻找影响人等待棉花糖时间的遗传特征。
如果米切尔和他的研究小组取得成功，他们将勾勒出自我控制的脑神经线路。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智力是预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米切尔认为，智力其实受自控能力的约束：即使是最聪明的孩子也需要做作业。“通过棉花糖实验要测量的其实并不是意志力或自控能力，”米切尔说，“而是比这更重要的东西。这个实验迫使孩子们找到一种方法，让局面有利自己。他们想要第二颗棉花糖，但要怎样才能得到？我们无法控制周围世界，但我可以控制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沃尔特·米切尔是个瘦削、举止优雅的男子，头发剃得很短，满脸皱纹，说话带纽约布鲁克林腔，伴随丰富的肢体语言。讲到棉花糖实验时，模仿4岁孩童的模样维妙维肖。他说，“如果你想要知道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够等，有的不能，那么你得像他们一样思考。”
米切尔1930年出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是一名颇为成功的商人，热衷世界语。他的母亲神经脆弱，大部分时间躺在沙发上，脑门上顶着冰袋。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后，米切尔在学校遭到希特勒青年团的嘲笑，看着因为小儿麻痹症而瘸腿的父亲穿着睡衣被人赶到街上当小丑围观。纳粹入侵几周后，一家人在壁炉前烧毁和犹太人祖先有关的证据，沃尔特发现了他的外祖父的美国公民证书，这张早被遗忘的文书拯救了他们一家人。
米切尔一家移居美国后，在布鲁克林住下来。他的父母开了一家杂货铺。米切尔考入纽约大学，主修诗歌。他也对心理分析和人格测量法———比如罗尔沙赫氏墨迹测试有浓厚兴趣。他说，“在当时看来就好像精神的X透视仪，通过一些简单的图片就能判断一个人的人格。”虽然家里人要他和叔叔一起做雨伞生意，他还是选择了去俄亥俄大学读临床心理学博士。但米切尔注意到，学术理论应用有限，多数人格测试毫无用处。1955年，米切尔有机会研究特林尼达奥里萨教的“灵魂附体”仪式。虽然他的研究课题是研究人在“灵魂附体”状态下，潜意识和行为的关系。但米切尔的兴趣很快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他居住的岛上的居民分为两大族裔：东印度人和非裔；他注意到，每个族群对另一族群都有一种固有成见。“东印度人形容非裔人是冲动的享乐主义者，永远活在此时此刻，从不为未来打算。非裔人则说，东印度人不懂生活，只知道把钞票往床垫下塞，不懂享受。”
米切尔找来两个种族的孩童，给了他们两个选择：可以现在得到一小块巧克力，或者等待几天，得到一大块巧克力。米切尔发现，试验结果和孩子所属种族并无关系。其他因素———比如孩子是否和父亲一起生活———反而和结果有更多关联。他开始对推迟享受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够等待，有的却不能？是什么让等待成为可能？不同于其他更笼统的人格特征，米切尔发现，自控能力是可以用实验测量的。
1958年，米切尔成为哈佛大学助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计“个性评估”概况课程。但米切尔很快发现，虽然之前的观点认为人的性格特征整体而言是稳定的，但根据已经获得的数据却无法证明这一假设。人的性格———至少根据当时的定义———是不能被可靠测量的。几年后，他担任和平队性格测试顾问。早期和平队自愿者引起了几次令人尴尬的国际事件———一名和平队队员在明信片上肆意嘲讽东道国的卫生习惯———肯尼迪政府需要一个筛选过程，排除那些不适合代表美国执行海外任务的人。志愿者需要参加标准性格测试，米切尔对比测试结果和他们的实际表现，发现两者之间并无关系。此时，米切尔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测试，只是，人们错误高估了它们的用处。心理学家花了几年时间，寻找可以独立于环境的个性。但假如个性根本无法和环境剥离呢？“这违背了我们历来对个性的看法。”
当米切尔开始批评他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陷入混乱。1960年，心理学家提摩西·勒里帮助建立了的“墨西哥迷幻蘑菇研究计划”，研究者们开始拿自己做实验。办公桌变成了床垫，成包的化学麻醉品从瑞士邮购而来。米切尔并不反对嬉皮士，但他认为现代心理学研究应该是严谨的。于是1962年，沃尔特·米切尔离开哈佛，移居加州，开始为斯坦福大学工作。
沃尔特·米切尔是个矛盾人物。他曾大声批评性格实验的效果。另一方面自己又发明了棉花糖实验。这个实验看似简单，却有着惊人的预测能力。米切尔却认为他的言行并不矛盾。“我一直认为，人的性格中有稳定之处，”他说，“关键是，我们得找准视角。”米切尔的另一个经典研究记录了一群孩子在夏令营中不同情境下的侵略行为。多数心理学家认为，侵略性是一种微妙的性格特征，但米切尔发现，孩子们的反应取决于互动细节。一个对同伴的挑衅大发雷霆的孩子却可能乖乖接受大人的惩罚。另一个对长者警告置若罔闻的孩子却可能和同伴相处融洽。米切尔认为，评估侵略性，需要用“如果……那么……”模式：如果某个孩子受同伴挑衅，那么他会变得具有侵略性。
米切尔最喜欢举一个机械师修理汽车的例子。假如一辆汽车总是发出奇怪的尖叫声音。机械师要如何发现汽车毛病的源头？他开始寻找可能制造尖叫声的各种状况。汽车加速时是否尖叫？换挡时？或者减速时呢？除非能给尖叫声找到匹配的背景，他永远找不到毛病的源头。米切尔希望心理学家也和机械师一样工作：观察人们在特殊情境下的反应。挑战在于设计一个能够准确模仿预测行为背景的实验。为设计有效果的实验，米切尔想到10年前在特林尼达儿童身上所做的实验。有3个女儿的米切尔发现孩子是最好的实验对象。他说，“年幼的孩童是纯粹的自我中心者。一开始，他们对于想要的东西急不可耐。可是，根据对孩子的观察，我发现，逐渐的她们学会了推迟享受，并且意识到，等待和耐心会为其他可能打开大门。”
1966年，斯坦福心理学系成立了比恩幼儿园。那里的教室为方便实验而设计，有一面墙壁是单向玻璃，从里面看不到外面，而外面的研究者却可以看到里面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今年2月，幼儿园副院长珍妮弗·温特尔斯带我参观了当年实验的教室。今天，这里依然是活跃的心理研究中心———孩子们很快变得对拿着笔记本狂做记录的大学生视若无睹———但已经无法重复当年的棉花糖实验。温特尔斯说，“今天的很多孩子患有食物过敏，对这样那样的东西有禁忌，我们不敢拿食物做实验。”
为完善实验细节，米切尔在女儿身上做实验。“当用考验4岁孩子的意志力时，细节很重要，”他说，“该选择多大的棉花糖？哪种曲奇饼最有效果？”经过几个月的推敲琢磨，米切尔想到了一个可以精确模拟推迟享受困难性的实验方案。1968年春天，他在比恩幼儿园进行了第一次实验。“我立刻知道自己的设计是正确的，因为有几个孩子刚听完规则就要退出实验，他们觉得太难了。”
当时，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等待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渴望棉花糖的程度。但不久后，他们发现，所有孩子都同样渴望额外的零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自我控制能力？根据数百个小时的观察，米切尔认为，关键在于“策略地分配注意力，”那些有耐心的孩子会用手遮住眼睛，或者在桌子底下玩躲猫猫，或者高唱从电视上学会的儿歌。“他们的欲望并没有消退———只是被暂时忘记了。米切尔说，”如果你不停地记挂着棉花糖，想像它的美味，那可能会急不可耐地吃掉它。关键在于，不要去想它。“对于成年人，这个技巧又叫”后设认知“或者说是对自己思想模式的认识。正是有这种自知之明让人们能够克服本身的缺点。（《奥德赛》中，主人翁奥德修斯为抵御海妖歌声的诱惑，预先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他其实也用了后设认知的技巧。）米切尔的大量实验数据证明，有自知之明的孩子更擅长推迟享受。”这个实验最有趣的地方是，实验对象是4岁的孩子，他们刚开始认识自己的思考模式。“米切尔说，”那些最急不可耐的孩子往往将规则本末倒置。他们认为抵御棉花糖的最好方法是紧盯着它们，视线一刻也不离开目标。如果这样做绝对坚持不了30秒。“
米切尔说，如果以此类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棉花糖实验具有如此精确的预测能力。“如果你能应对当前炙热的情绪，那么就能把时间用于准备SAT考试，而不是看电视。同样的，你还能存下更多的钱，准备养老。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棉花糖的实验。”
在后来的实验中，米切尔和他的同事发现，只有19个月的幼童身上已经可以看到有无自控能力的差别。当幼童被和母亲暂时分开时，有的孩子立刻嚎啕大哭，另一些则可以通过分散注意力（比如玩耍手边的玩具）克服焦虑。当孩子们长到5岁时，他们又对他们进行棉花糖实验，结果发现那些立刻嚎啕大哭的孩子也是那些无法抵制当前诱惑的孩子。
如此看来，自控力似乎至少部分源自遗传。但米切尔不愿草率做结论。“通常而言，分离天性和养育就像分离性格和情境一样。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比如，当米切尔对纽约布朗克斯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做棉花糖实验时发现，他们的推迟享受能力低于普通水平。他说，”如果在穷人家长大，练习推迟享受的机会肯定较少。没有练习，那么你将永远不知道该如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无从琢磨出最好的拖延策略。“换句话说，人们学习如何使用自己的大脑，正如他们学习使用计算机：通过尝试和失败。
但米切尔发现了条捷径。他和同事们教给孩子们一个简单的心理技巧———假装桌上的棉花糖是一幅画，一幅装在相框里的画。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幅提高。那些曾经1分钟也等不了的孩子，现在能够等上15分钟。“我们所做的，只是教给他们大脑使用手册里的一两条。一旦意识到意志力其实就是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和思想，就不难学会如何增强它。”
马克·伯曼是一位瘦高的研究生，谈到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好像第一次上哲学课的大学新生。伯曼在约翰·乔尼狄斯的实验室工作。乔尼狄斯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兼神经学家，负责对参加过比恩幼儿园棉花糖实验的人进行脑部扫描。如今他们都是40多岁的成年人。测验成人的自控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吃棉花糖，”伯曼说，“他们知道实验的目标是考验推迟享受的能力，如果交给他们一个意图明显的目标，他们会竭尽所能去完成。结果，谁也不会去碰棉花糖。”
这就意味着，乔尼狄斯和他的同事们必须找到一种间接测量意志力的方法。孩子推迟吃棉花糖的能力取决于刻意转移自己注意力的能力，根据这一假设，研究者决定设计一系列任务，检验受测者控制工作记忆内容的能力。所谓工作记忆就是，在任意时刻，有意识思想所能容纳的有限信息。乔尼狄斯说这其实就是自控能力的本质：驾驭注意力的焦点，让我们的决定不被错误的思想干扰。“
去年夏天，研究者选择了55名受测者，根据他们推迟享用棉花糖的时间长短分为两个组。研究者发给每人一个笔记本电脑，电脑中装满了测试工作记忆的实验。其中两个特别有趣。第一个叫“压抑任务”。电脑任意给出4个单词，两个单词为红色，另外两个为蓝色，受测者被告知，忘记蓝色单词，只记忆红色单词。然后，电脑又给出一串单词，要求受测者判断是否之前要求他们记忆的红色单词。虽然表面上看这个任务似乎和推迟享受无关，测试的是相同的思维原理。有趣的是，科学家发现，擅长推迟享受的人同样擅长“压抑任务”测试。他们很少将蓝色和红色单词混淆。
第二个实验中，受测者被要求看一连串表情面孔。最初，他们被要求，当看到笑容面孔时按空格键，这个任务很容易，因为微笑的面孔自动启动人的“赞同行为”。几分钟后，受测者被要求当看到皱眉的面孔时按空格键。这次，他们被要求违反本能行动。同样的，那些擅长推迟享受的人被证明更擅长这个测试。当看到微笑面孔时，他们较少错误按下空格键。
去年夏天，当我第一次和科学家谈论这些测试时，他们明显担心找不到成人受测者的行为差别。直到今年1月，他们才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开始分析（毫不惊奇的是，从自控力较低的受测者手中收回笔记本多花了些时间。）很快，测验数据表明，两组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数据图标显示，测试成绩的好坏与受测者当年推迟食用棉花糖的时间有密切关系，当年推迟时间越长，成年后的成绩越好。
剩下的大问题是，这些行为差异能否通过fMRI扫描检测到。虽然扫描刚刚开始，研究者们听上去信心十足。乔尼狄斯解释说，“这些实验做了许多次，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该着重看脑的哪个区域，可能找到什么。”他列举了一串和工作记忆有关的脑区域。它们大多位于额叶皮质———眼睛后面的部位———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额叶皮质、前扣带、左右额下回。这些部位一直被认为和自控能力有关，同时也是负责工作记忆和注意力的区域。科学家说，这绝非巧合。乔尼狄斯说，“这些强大的本能让我们伸手去抓棉花糖，或者在看到笑脸后按下空格键，打败本能的唯一方法是回避它们，这意味着转移注意力。我们称之为意志力，但其实和意志毫无关系。”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庄田佑一曾是米切尔的研究生。他跟踪研究“棉花糖实验对象”30多年，对他们的一切了如指掌。知道他们的学业成绩、社交能力，乃至应对压力和困难的能力。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许多人试图从遗传学角度寻找性格成因。但要找到和具体性格特征对应的基因相当困难。庄田说，“人是极其复杂的动物。即使最最简单的性格特征也可能由几十种基因导致。”科学家们决定专注于多巴胺路径中的基因。因为这些神经传递素负责调节动机和注意力。但是，即使细微的编码差异也可能影响到自控能力。
最近，为了了解家庭在个体自控能力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开始登门拜访当年的棉花糖实验对象。其中包括卡罗琳·威茨。“他们把我的厨房变成了实验室，”卡罗琳告诉我，“他们在里面搭了个小帐篷，弄了些曲奇饼，重复类似棉花糖的实验，测试对象变成了我的女儿。我当时就想，真希望她能够耐心等待。”
米切尔密切关注笔记本实验和脑部扫描的结果，与此同时，他更关心下一步。他说，“真正的问题是，用这些fMRI扫描结果我们能做什么从前所不能的事情。”米切尔正申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经费，打算接下来研究各种精神疾病。比如强迫症，注意力缺陷症，等等。他和同事希望能找到和众多精神疾病有关的神经回路。如果有这样的回路存在，那么帮助4岁孩童拒绝棉花糖诱惑的思维技巧也许能够帮助成年人对付他们的疾病症状。
米切尔对那些4岁时未能通过棉花糖实验，但在成年后却拥有高自控能力的人尤其感兴趣。“他们最令我好奇，”他说，“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得到显著改善。”
米切尔还计划在费城、西雅图和纽约对数百名学童进行研究，看自控能力是否能通过后天习得。虽然，他之前通过教一些心理技巧———比如把棉花糖想像成不能吃的云朵———让孩子成功推迟了吃棉花糖的时间，但这些技巧能否被长期坚持执行还是未知数。换句话说，这些技巧是否仅仅适用于实验室内？当孩子们回家后，在看电视和学习之间面临选择时是否依旧管用？
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助教安吉拉·杜克沃斯正在领导类似研究。她曾担任高中数学老师，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她说，“我逐渐相信，要让一个没有自控能力的十几岁孩子坐下来学习代数是不可能的。”于是，杜克沃斯决定成为心理学家。她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研究自控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关系。她发现，推迟享受能力实验———比如让一个8年级学生选择现在就获得1美元，或者两周后获得2美元———比智商更能准确地预测学生成绩。她的研究证明，“智力确实很重要，但是没有自控能力重要。”
去年，KIPP创始人大卫·列文找到杜克沃斯和米切尔。KIPP是全美66所公共寄宿学校联合组织。KIPP学校以漫长的课时闻名，早上7点25分到下午5点都安排有课程。KIPP的做法确实能显著提高学生成绩。KIPP的核心信条是，性格决定成功。列文说，“在幼儿园时，教育者喜欢谈论性格，老师对孩子的评价包括”擅长和同学交往“，或者”知道按顺序发言“。可是，当这些性格的重要性开始显露时，我们又避而不谈了，停止去塑造改变它们。我们一边举手投降，一边抱怨。自控能力是KIPP学校强调的基本”性格力量“。费城一所KIPP的学生衬衣上印刷着”不要吃棉花糖“的字样。”我们知道如何教数学，“列文说，”但测量性格力量则困难得多。“于是，他决定求助于杜克沃斯和米切尔，承诺他们可以自由地用学生做实验。
过去数月，研究者们在教室里开始了试点实验，试图找到让学生掌握复杂心理学技巧的最简单方法。由于研究针对4至8岁的儿童，所以教学方式主要通过“同类模仿”，比如让幼儿园孩子观看一个孩子通过转移注意力成功拒绝棉花糖的录像。科学家们获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初步结果。在短短几节课后，学生们应对强烈诱惑的能力有显著提高，但他们无法保证长期效果。杜克沃斯说，“在这种大型教育实验中有太多变数。比如老师忘记放演示录像，等等。正是这些变数让我们失眠。”
米切尔担心，即使他的教育方案完美无缺，仍然有许多科学家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家庭环境。他知道，教会孩子们心理技巧并不难，真正的挑战是养成习惯，这需要反复练习。米切尔说，“这个时候家长的作用举足轻重。”即使最普通的童年习惯———比如晚餐前不要吃零食，或把零花钱存起来———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心理训练：我们教导自己如何思考，从而战胜我们的欲望。但米切尔不满足于这样不正规的训练。“我们应该把棉花糖给每个幼儿园学童，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你看见这颗棉花糖了吗？不一定现在就吃掉它。你可以等待，这样能吃到更多的棉花糖。我来教你如何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