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亚：欧美主流中国小众
谈到侦探推理小说，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欧美，侦探小说发源于美国，在欧洲特别是英国被发扬光大。侦探推理小说塑造出了福尔摩斯、波洛侦探等一批人们耳熟能详的角色，侦探推理小说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读者欢迎，销量也屡创新高。
从１８４１年埃德加·爱伦·坡创立侦探推理小说到今天已经有１６０年，欧美的侦探小说走过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随着日本等国家侦探推理小说的红火，欧美的侦探小说是否还能够独领风骚？如今欧美侦探小说在文坛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对此颇有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博士导师江晓原。
探案是包装的手段
江晓原算得上是一个侦探小说专家，他看过大量侦探推理小说，对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更是全部都通读。他认为，侦探推理小说在欧美始终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文学种类，长盛不衰。“侦探小说发展到今天，界限已经比较宽泛。像一些悬疑小说，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中。”江晓原告诉记者，探案就是一个包装的手段，要让故事好看，就放一个案件进去，其中也有破案和推理的过程，因此很多作品都可以归入侦探推理小说的范畴。
２０世纪是侦探探案小说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如范·达因、艾勒里·奎因这样一批优秀的作家。江晓原说，在这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荷兰人高罗佩。“高罗佩是汉学专家，他的《狄公案》在侦探小说史上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江晓原说，《狄公案》最初使用英文写成的，在欧洲风靡一时，到现在仍然非常畅销，狄仁杰这个角色可谓深入人心，反而是后来翻译成中文引入中国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响。“《狄公案》的背景虽然是古代的中国，但他写的主角实际上拥有西方现代理念的中国人。”
当代最新出版的侦探推理小说，江晓原也看了不少，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他说反而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让他非常入迷。他最喜欢的是斯蒂芬·金的作品，“我认为斯蒂芬·金的作品虽然以悬疑惊悚而吸引读者眼球，其实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的关怀，从他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对人性的叩问。”
丹·布朗是另一个江晓原非常推崇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可以归入侦探悬疑类，江晓原告诉记者，丹·布朗的作品充满了宗教的意味，但这并不影响他作品的可读性。他非常善于运用一些美国民间的传说融入到作品之中，让人真假莫辨，像《达·芬奇密码》中的“圣杯”的传说，就一直在西方流传。不过，江晓原认为，在丹·布朗的作品中，《天使与魔鬼》是最好的，无论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的《达·芬奇密码》，还是最新出版的《失落的秘符》，都不能与之相比。
这些作家的作品，总是占据着畅销榜的前几位，由此不难看出，侦探推理悬疑小说在欧美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并把这种影响扩散到全世界。
中国已错过黄金时段
“不过，这一类的作品在中国始终是小众的。”江晓原表示，知识分子很少关注推理探案类的小说，他身边就很少人看这类小说，他只能和屈指可数的朋友谈论侦探推理小说。而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始终不温不火的重要原因，在于读者的心态。
“总体上来说，侦探小说是一种轻松的消闲读物，你很难从中获得什么启迪，只能体会到那种阅读的快乐。”江晓原表示，读这种书，需要有着很放松的心态，要随着作者一起去推理去断案。但现在大家都一心赚钱，已经没有心思去读这种作品了。
江晓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最适合侦探推理小说出版的时期，但那时候没有引进太多的侦探推理小说，大家读得到的，也就是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而已。
“应该说，中国已经错过了发展侦探推理小说最黄金的时段。”他说。
江晓原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也曾经有作者尝试过侦探小说的创作，像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就是一套比较著名的作品，这本作品刻意模仿《福尔摩斯探案集》，无论从人物的设置，还是情节的发展，都有很重的痕迹，当时也曾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对于中国的侦探小说作家，江晓原最喜欢的是倪匡。他坚持认为，倪匡创作的卫斯理系列被定位为“侦探推理小说”比“科幻小说”更加适宜。“卫斯理系列的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围绕这案件的侦破，卫斯理实际上就是一个私家侦探。”他表示，深圳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可以被归入侦探小说中。
“总的来说，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是不会亏本，但你想要赚大钱是不可能的。”江晓原总结说。
从１８４１年埃德加·爱伦·坡创立侦探推理小说到今天已经有１６０年，欧美的侦探小说走过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随着日本等国家侦探推理小说的红火，欧美的侦探小说是否还能够独领风骚？如今欧美侦探小说在文坛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对此颇有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博士导师江晓原。
探案是包装的手段
江晓原算得上是一个侦探小说专家，他看过大量侦探推理小说，对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更是全部都通读。他认为，侦探推理小说在欧美始终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文学种类，长盛不衰。“侦探小说发展到今天，界限已经比较宽泛。像一些悬疑小说，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中。”江晓原告诉记者，探案就是一个包装的手段，要让故事好看，就放一个案件进去，其中也有破案和推理的过程，因此很多作品都可以归入侦探推理小说的范畴。
２０世纪是侦探探案小说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如范·达因、艾勒里·奎因这样一批优秀的作家。江晓原说，在这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荷兰人高罗佩。“高罗佩是汉学专家，他的《狄公案》在侦探小说史上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江晓原说，《狄公案》最初使用英文写成的，在欧洲风靡一时，到现在仍然非常畅销，狄仁杰这个角色可谓深入人心，反而是后来翻译成中文引入中国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响。“《狄公案》的背景虽然是古代的中国，但他写的主角实际上拥有西方现代理念的中国人。”
当代最新出版的侦探推理小说，江晓原也看了不少，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他说反而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让他非常入迷。他最喜欢的是斯蒂芬·金的作品，“我认为斯蒂芬·金的作品虽然以悬疑惊悚而吸引读者眼球，其实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的关怀，从他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对人性的叩问。”
丹·布朗是另一个江晓原非常推崇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可以归入侦探悬疑类，江晓原告诉记者，丹·布朗的作品充满了宗教的意味，但这并不影响他作品的可读性。他非常善于运用一些美国民间的传说融入到作品之中，让人真假莫辨，像《达·芬奇密码》中的“圣杯”的传说，就一直在西方流传。不过，江晓原认为，在丹·布朗的作品中，《天使与魔鬼》是最好的，无论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的《达·芬奇密码》，还是最新出版的《失落的秘符》，都不能与之相比。
这些作家的作品，总是占据着畅销榜的前几位，由此不难看出，侦探推理悬疑小说在欧美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并把这种影响扩散到全世界。
中国已错过黄金时段
“不过，这一类的作品在中国始终是小众的。”江晓原表示，知识分子很少关注推理探案类的小说，他身边就很少人看这类小说，他只能和屈指可数的朋友谈论侦探推理小说。而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始终不温不火的重要原因，在于读者的心态。
“总体上来说，侦探小说是一种轻松的消闲读物，你很难从中获得什么启迪，只能体会到那种阅读的快乐。”江晓原表示，读这种书，需要有着很放松的心态，要随着作者一起去推理去断案。但现在大家都一心赚钱，已经没有心思去读这种作品了。
江晓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最适合侦探推理小说出版的时期，但那时候没有引进太多的侦探推理小说，大家读得到的，也就是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而已。
“应该说，中国已经错过了发展侦探推理小说最黄金的时段。”他说。
江晓原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也曾经有作者尝试过侦探小说的创作，像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就是一套比较著名的作品，这本作品刻意模仿《福尔摩斯探案集》，无论从人物的设置，还是情节的发展，都有很重的痕迹，当时也曾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对于中国的侦探小说作家，江晓原最喜欢的是倪匡。他坚持认为，倪匡创作的卫斯理系列被定位为“侦探推理小说”比“科幻小说”更加适宜。“卫斯理系列的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围绕这案件的侦破，卫斯理实际上就是一个私家侦探。”他表示，深圳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可以被归入侦探小说中。
“总的来说，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是不会亏本，但你想要赚大钱是不可能的。”江晓原总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