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刀
五百年一遇的大学问家陈寅恪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人们常常将这句话拿来形容宋朝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但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么一句话。让其后唯一一个属于汉人政权的明朝顿感尴尬。作为由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这个庞大帝国的一举一动都不可避免的与他的“前辈”藕断丝连起来。本文将就明朝与其前辈所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涂鸦之作，不喜勿喷。
一·首都有话说（军事篇）
公元1403年，由北京出发靖难的明成祖朱棣登基。一代雄主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迁都北京。这里面有想回老巢容易控制局面政治原因，也有不适应南方生活的私人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明朝政权面对强大的蒙古势力而采取的天子守边之法。而北京这座古城就这样见证了明朝那200多年的江山风雨情。
相比起成祖的迁都守边之举。400多年前的宋太宗赵光义表示兄弟你还是太年轻了。面对其兄提出的迁都洛阳意见，当时正忙着筹备烛影斧声的小赵同学（注1）慌忙一本正经地表示安定国家在德不在险，生怕其兄一迁都让自己的计划破了产。老赵当面没说什么，背后叹息一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矣。谁都没想到。宋太祖竟一语成谶，逝世200多年以后，靖康之难成了华夏至今都抹不去的伤痛。著名学者赵益在评价北宋定都时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王朝像大宋帝国那样，自一开始就弥漫着衰亡的气息。”我个人觉得这话并没有危言耸听。翻开地图看看汴梁所在的那一望无际的中原大地，再联想到那遮天蔽日的铁骑。头皮就不由得发麻。本就已经失去了北疆燕云十六州，仅仅依靠黄河天险，北宋君臣上下的自信心未免也太足了一些.....
时间拉回到朱棣时期。显然这位老兄没有赵光义先生那样的霸气外露。老老实实的阐述了一下自己“在险....当然也得在德”的思想。自此开始了明朝天子守边的一段又一段传奇：其中既有豪迈的，如成祖五次北伐。又有悲剧的，如土木堡之变+庚戌之乱（翻拍）。还有传奇的，如英宗归来+夺门之变（续集）。更有悲壮的，如北京保卫战+于谦冤死+沉冤得雪（大片三连弹）。当然也不缺喜剧的，如武宗深夜出奔+应州大捷（姊妹篇）。最后也应该有引人深思的，如袁崇焕冤死+崇祯自缢（上下集）。其阵容之庞大，场面之震撼，情节之精彩，影响之深远中任意一条都足以让这部大气磅礴的天子守边史彪炳千秋。
时至今日，当我准备无耻的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来假设明朝没有迁都的情况时，却从心底涌出一股茫然，因为我无法确定如果假设成立，那么他将凭什么抵挡如潮水般一次又一次的北方铁骑......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毫无根据的空想而已。有的，只是那厚重的北京城墙来诉说那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往事.....
注1：关于赵匡胤的死因，是一笔烂账，有多种说法，小赵的烛影斧声只是其中之一。笔者自己偏重于这一点，详细内容参照度娘。
二·首都有话说（庙堂篇）
中国的官场从不缺大戏，但相比起激情四射，爱憎分明的战争戏。观众对政治戏多少有些欠奉。大多数人觉得与那些动辄打打杀杀的重口味来说，政治戏爱憎不分明，场面不够劲爆，更不够香艳....额，咳咳，扯远了......这些还是其次，重点在于与黑白对立的战争大戏相比，从来就只有灰色的政治戏往往演到最后都不知道反派是谁。看得人一头雾水，更谈不上过瘾二字。但正是有了这些看上去稀松平常的政治戏做铺垫，才会让整个一部帝国大剧有一个大致的主要情节，而那些战争片，充其量只是个陪衬罢了。究竟玄机如何呢?这时那一直默默充当舞台的帝国国都，表示要告诉我们太多太多....
在宋与明的两部帝国大剧 中，庙堂之上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精彩闻名程度远甚于其他朝代，在帝国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仁宗庆历新政只能算一道开胃菜。其后自神宗变法开始，到元祐更化 ，再到绍圣绍述。新旧党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搞的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最后金兵一来，全都歇菜。贯穿整个北宋中后期的党争就这样生生的玩没了一个国家。而更震惊的是对垒双方显然都不把国史当回事儿，大肆篡改，其后的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更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横插一脚，以至于神宗之后的这段公案早成了一笔烂账，根本无从说起。到了南宋，国土小了整整一半多，闹腾的人自然也少了，虽然没有了影响深远的大规模党争，但却出现了权臣秉政的局面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皆为此中翘楚。偏偏要么志大才疏，要么臭名昭著。就这么眼睁睁的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南宋号大船驶进了飓风中....白白让史家哀叹一段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华夏第二悲剧（第一是靖康之变）。
蒙元立国不足百年便已天怒人怨，于是风云集会，乱世来临，此时另一位太祖朱重八觉得时机已到，登高一呼，也加入到茫茫的起义大军中，其后的事情自不必说，书写了一段从平头布衣到君临天下的逆袭传奇。建国后的明太祖皇帝显然精力十分充沛，针对满朝堂的读书人一方面大力肃贪，兴大狱。另一方面把手伸向了流传千年的宰相制度，并成功将其废除。一套组合拳打的虎虎生风。
但太祖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宰相虽然没了，但一群叫内阁大学士的人出现在了朝堂之上，他们不是宰相却胜似宰相，他们不仅管国事，甚至把手伸向了皇帝的家事。甚至在太祖皇帝去世的150多年以后开创了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仅仅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高拱，张居正）。而从成祖的三杨内阁建立开始，以内阁为代表的众多大臣们就开始了各种精彩演出，从三杨到于谦，从杨廷和到夏言。再到徐阶严嵩斗法，再到高拱张居正，最后到六君子东林党。这群读书人所爆发出的能量让皇帝也不得不胆寒起来。
为了让这场围绕权力而产生的斗争不至于过分一边倒，皇帝开始找起了外援，于是乎，一群退居历史幕后几百年的的群体，宦官。又一次的粉墨登场。而一出手便是大手笔，导演土木堡之变的王振（笔者甚至一度怀疑这厮是不是想报复社会或者是蒙古那边的奸细），登上那个时代全球福布斯排行榜首位的刘瑾，还有那只比皇帝少活一千岁的极品王八魏忠贤。一个比一个臭名昭著。
他们的出现，让原本的一场两面PK一下成了三方角力。而更郁闷的是其中两个还是一伙的。依靠着圣眷，太监们让文人一次又一次的吃瘪，而文人不得不再次依靠皇帝才能拔出这群杂草。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三个著名的宦官乱政的朝代东汉，唐朝，明朝。其中太监祸害最严重的反而是唐朝，其次是东汉，最后才是“人才辈出”的明朝。要知道唐朝的有些大太监甚至可以废立皇帝。而相比起前辈们，明朝太监显然太不经敲打，再不着调皇帝也可以顷刻之间废掉太监们的一切，从中也可以看出这场权谋斗争中皇权的至高无上，关于皇权的一切暂且放下，日后将对此继续进行分析。言归正传，明朝太监虽然战斗力普遍不高，但这并不妨碍大明官场的热闹程度，一出出权谋大戏的上演，一段段惊心动魄的经典台词。大明朝的演员们把权谋玄机展现的淋漓尽致，让人叹为观止。
与其前辈一样，明朝也走上了党争这条不归路，由于没有宋朝皇帝那样对读书人的优待（注2），明朝的党争烈度更甚，人头落地的官员数不胜数。而以于谦，夏言，曾铣，张经，六君子为代表的一连串冤案无疑成为了明朝历史一个大大的污点，这些忠臣良辅要么死于官员内斗，要么死于宦官乱政，但若要追本溯源，就会发现这一切的一切都与那至高无上的皇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众所周知，宋朝讲究的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朱元璋虽然并不是这么想的，但奈何在他死后明朝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甚至程度还有所加强。笔者并不认为这是巧合，反而觉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华夏自秦至宋一直以来皇权至高无上的家天下坚冰，终于经受不住时间的灼烧，开始渐渐融化。而如果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不得而知，也不想做这个假设。但无疑会比大开历史倒车的满清和蒙元要好的太多太多（注3）。这也许就是所谓历史的宿命和魅力所在吧
注2：见宋太祖对后世叮嘱的勒石三戒：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注3：笔者并没有对所谓少数民族的偏见，如果清朝与元朝能做的比宋和明做的更好，自然没人再说什么，但遗憾的是....而且这与本文内容并无关联，以下不做讨论，觉得刺耳就当我没说过吧。
三·无形的大手
正如每一个历史革新时期总有保守派跳出来反对一样，眼看着自留地上的庄稼都被人收割了，皇帝自然不买账。于是便开始了与文官系统的对抗，其中有像宣宗那样培养太监对抗文官的借刀杀人型，也有以嘉靖时期的大议礼，万历的争国本为代表的赤膊上阵型。人言万般争斗只为权，这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在深究之下就会发现那壁垒分明的君权与臣权之争。文官系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但这场一开始就实力不均衡的较量终究只会是以悲剧收场。嘉靖皇帝一场廷杖打断了大明文官的脊梁，而万历朝在几任首辅前仆后继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就在内心将要绝望时才突然赢得了战斗的胜利（注4）。在这一次次斗争中，面对皇权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文官系统表现出了深深的无力感。一旦皇帝有胆量跳出规则动用非常手段，大臣基本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相比起花样百出的明朝君臣，党争激烈的宋朝显然没那么多弯弯绕。激进的宋神宗为了变法，甚至敢于破坏管理结构。皇权的强势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臣权的无力感还表现在人亡政息这四个字上。前文提到的高拱，张居正在隆庆万历年间大刀阔斧的就国家的弊病进行诊治。前后十多年时间说长不长，但也足以影响一代人，但就在张居正死后不久，还显稚嫩的万历皇帝一上台，十多年的改革就已经注定名存实亡。皇帝从来都不是稀有物种，但世间再无张居正。
这样的怪圈还体现在北宋后期新旧党人之间没完没了的翻案上，人亡政息，甚至是人不亡政已息的宿命一次又一次的萦绕在这些国家精英的头上。很多人不止一次的批判士大夫阶级的软弱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虽有道理，但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诚然，面对痼疾，须有大破，方能大立。但儒家忠君思想已被贯彻执行了千年之久。对这些读着经史子集，满口之乎者也长大的知识分子而言，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跟皇帝正面PK甚至是武装夺权，一旦被人坐实反贼的罪名，就算只是为了维护规则，但到那时，已经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恐怕还有一层意思便是在这里。这些掌握着国家先进文化的读书人实在没有理由被如此贬低，况且十年不成，那么二十年，三十年呢？因此，若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恐怕也只会含糊一句：非不能，实不愿耳。而我们也无法指责大臣们的软弱，前因后果就放在那里，光想想就已经冷汗涔涔了.....
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皇帝可以不管不顾，大臣可以斟酌权衡。 这些都有理由，无可厚非。但国家大势却管不了这些，两大帝国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朝野动荡中滑向了无底的深渊。
注4：争国本一案其耗时之长，烈度之大，结局之突兀放眼整个中国史都已属稀奇，至于坚持了那么长时间的万历皇帝为何突然放弃原则与文官妥协，至今众说纷纭。
四·反攻倒算的时候
在前面大段的内容中，官僚阶级无疑扮演了一个苦逼的不能再苦逼的角色，为这两部大剧飙高了票房，赚足了眼泪。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仔细回放一下这群知识分子的精彩表演，你就会突然发现这个苦情角色身上的遮羞布似乎是有些小了，根本无法掩盖自身的种种丢人行为。 虽然在文官阶级最枝繁叶茂的明宋两朝，涌现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但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消极怠工等种种骂名却似乎一直都存在着。官僚系统就像一个两面人一样存活在社会中，而可悲的是，他的罪恶面似乎露脸次数还要更多一些。好吧，请原谅我在这里说了违心话。事实上，当我们以单纯的善恶观去看待这个复杂的阶级时，会从心底涌出一股茫然。前文多次提到了宋明两朝的激烈党争，这也成为两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先抛去奸臣误国等特殊原因，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批名臣们也成为了这一并不光彩词汇的注脚。如北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两党中吕夷简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哪一位不是家喻户晓的一代名臣，但因为政见不同，竟到了势同水火，互斥对方为小人的地步，朝堂之上闹得沸沸扬扬，风波难平。而与北宋灭亡有直接关系的新旧党争问题一开始却是由王安石，司马光引发的，而这一场政治地震的后果想必二人是根本没有料到的。
回过头来看，客观的讲，北宋的一系列党争还与皇权参与后政策的摇摆不定有极大的关系，但 到了明朝，这反反复复的朝堂争斗恐怕就只能在这群士大夫身上找原因了。虽然没有了对读书人种种的优待 ，但官员们之间的内斗却愈发明显，太祖皇帝朱元璋为了监察百官，专门组织了一群叫做科道言官的人，他们品级虽低，却可以弹劾百官。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机构确实对整顿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令人失望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群家伙却摇身一变成了党争的敲门砖，为了骂人而骂人。而在这斗争升级的情况下，党争的目的也由原先的政见不同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权力斗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硝烟弥漫的明朝中期，如果说徐阶斗倒严嵩还有道德上的优势的话，那么其后高拱推倒徐阶，张居正又搞垮高拱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复制了这一模版。纵观宋明两朝历史，官员之间的内斗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在那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参政阶级本就是少数。如果说君权过分的强势本就已经危害重重，那么官僚之间的内斗无疑是给这一问题打上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事实证明，一旦国家最有力的监管机构自身出了问题，就算是皇权足够强力且愿意出面接管政权，基本也是无济于事的。否则崇祯皇帝在死前也不会说出天下文臣皆可杀的惊世之言。明朝的灭亡，也与文官阶级整体的堕落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明代整个文官的思想境界不无关联。
时间拉回到南宋时期。这个权臣辈出的的时代出产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人物，此人便是儒家著名的道学先生朱熹。 关于此人，历来争议颇多，终身致力于建立自己话语和学术霸权的工作中，还曾蛮横的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转而又对司马迁本人进行攻击，说他“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而对左丘明的《左传》他也没有放过，说他“不识道理”。他的这种偏激与情绪化在当时就遭到了学者们的反对，如林栗就在1188年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另一位学者陈傅良在1190年对朱熹做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刻消太精，颇伤简歇；矜持已甚，反涉骄吝”。学术争论中参杂个人恩怨。这样的人即使有才，但作为思想家来说显然是不太合适的，但要命的是，朱熹不仅成为了思想家，而且使理学成为了官方思想。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历史（注5）。时至今日，理学的种种弊端早已毋庸赘言，但偏偏在明朝官场，所有官员几乎都是理学教条下的产物，而更讽刺的是，这群表面上的道学先生们，显然对人对己完全是两套标准。这一幕，在嘉靖年间的东南抗倭中尤为明显，对于抗倭一事，笔者将在日后详细说明，此时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抗倭领袖胡宗宪一事上。众所周知，当时的严党权倾朝野。要想干实事，就必须走严党这条路。而东南倭寇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胡宗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一名能臣，胡宗宪确实不负众望清理了东南的倭寇。期间虽然严党倒台，但也没有影响胡的丰功伟绩。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严党执政时期几乎消失的“正直言官”们，开始崭露他们的政治才能，在抗倭结束后纷纷弹劾起了这位民族英雄。最后落得个冤死大狱的凄凉结局。更令人耐人寻味的在天启初年，当时作为政坛领袖的东林党大臣们占据了朝野的半壁江山。史书称这一段特殊的时期为“众正盈朝”。在当时明金对峙的大背景下，所有人都对这群一身正气的士大夫们充满了期待。但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所有人明显都没有料到这群士大夫们一身的道德洁癖。他们的出场历史概括来讲就是一段党争的历史。（最后还失败了.....）于国事没有丝毫用处。因为理学被无限制的拔高，官员们背地里不管多么寡廉鲜耻，但在明面上依然是满嘴的圣人之言。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这帮子家伙还掌握着舆论的主动权，结结实实的杀人不眨眼。官员作为国家管理结构的重要一环，风气如此败坏，又如何能指望国家能正常运转呢....
注5：受理学影响极深的明朝官员并没有出现盲目尊大等表现。相反，在资本主义萌芽刚刚兴起的南方，明朝士大夫们对于西方文化还是在抱着一种很谦虚的态度进行学习。在江南甚至有翻译馆对传来的外国文化进行翻译。像宋应星，徐光启等著名的学者就是活跃在明朝中后期。
五·书本还是刀子
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专政经历了几千年之久，不但原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由于皇帝各种各样的私人原因衍生出新的疑难杂症。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皇帝的集权政治对国家发展并无好处。中国古代广大的士大夫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着手在宋明两朝寻求着体制上的突破，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改革失败了。但显然我们无法对此说三道四。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做到的一切。现在回头反思一下，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为何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打破千年的怪圈呢。笔者认为其病根在于国家的思想体制。宋朝虽然喊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但皇权依然足够强势。这一点自不必多提。再看明朝，主弱臣强的局面由来已久，知识分子们的失败只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了。作为明朝的官方思想的程朱理学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学说虽然僵化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但处处宣扬忠君思想。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自然是很对味口。况且在那个处处宣扬以德治国的年代。法令条例的作用被无限制的弱化。当言官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类似于胡宗宪这样的官员提出质疑时，这种人格上的谋杀反而要比肉体毁灭更加致命。道德准绳与时局发展的不同步直接导致了社会的悲哀。
再把问题放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皇权的无节制。毫无疑问 ，这是自打封建社会一诞生就从娘胎里带出的毛病，在不改变社会体制的情况下要想根治这一毛病，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是皇权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这个本来无法打开的死结掩盖了另外的一些弊病。首当其冲的便是臣权同样的无节制上。大臣们为了权力斗得不亦乐乎，这本就是国家没有明确法令所带来的恶果。自汉以后，拜秦始皇所赐。所有帝王谈法色变。反而对明显有些乌托邦倾向的儒家另眼相待。儒家讲究以德治国，很显然，孔子以及其后一大批信奉儒家的帝王们太相信礼治对官员的教化作用了。因而在规定国家法令时很明显没有对官员们的所作所为进行细化分工。且官员近乎于终身制的任期也让人无法忍受。如果说君权的无节制已经让国家走到了悬崖边缘的话，那么臣权的失控就相当于在国家背后给狠狠踹了一脚。
没有了法令约束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丝毫保护措施的精神病人一样生活在社会上。而悲剧的是在中国，这种畸形状态还这样存活了几千年.....
时至今日，封建社会的家天下局面早已一去不复返。皇帝不存在了，思想大解放，法治社会也开始被提倡，甚至连普通民众都有了直接参政的渠道。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然将会是官员主导一切的主旋律。新的体制虽然会带来新的问题。但相信只要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并不断完善国家法律以及保持法律的贯彻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臣权也必将慢慢退化。等到民权与臣权并驾齐驱的那一天，才将会使华夏迎来千年未有之局面
一·首都有话说（军事篇）
公元1403年，由北京出发靖难的明成祖朱棣登基。一代雄主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迁都北京。这里面有想回老巢容易控制局面政治原因，也有不适应南方生活的私人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明朝政权面对强大的蒙古势力而采取的天子守边之法。而北京这座古城就这样见证了明朝那200多年的江山风雨情。
相比起成祖的迁都守边之举。400多年前的宋太宗赵光义表示兄弟你还是太年轻了。面对其兄提出的迁都洛阳意见，当时正忙着筹备烛影斧声的小赵同学（注1）慌忙一本正经地表示安定国家在德不在险，生怕其兄一迁都让自己的计划破了产。老赵当面没说什么，背后叹息一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矣。谁都没想到。宋太祖竟一语成谶，逝世200多年以后，靖康之难成了华夏至今都抹不去的伤痛。著名学者赵益在评价北宋定都时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王朝像大宋帝国那样，自一开始就弥漫着衰亡的气息。”我个人觉得这话并没有危言耸听。翻开地图看看汴梁所在的那一望无际的中原大地，再联想到那遮天蔽日的铁骑。头皮就不由得发麻。本就已经失去了北疆燕云十六州，仅仅依靠黄河天险，北宋君臣上下的自信心未免也太足了一些.....
时间拉回到朱棣时期。显然这位老兄没有赵光义先生那样的霸气外露。老老实实的阐述了一下自己“在险....当然也得在德”的思想。自此开始了明朝天子守边的一段又一段传奇：其中既有豪迈的，如成祖五次北伐。又有悲剧的，如土木堡之变+庚戌之乱（翻拍）。还有传奇的，如英宗归来+夺门之变（续集）。更有悲壮的，如北京保卫战+于谦冤死+沉冤得雪（大片三连弹）。当然也不缺喜剧的，如武宗深夜出奔+应州大捷（姊妹篇）。最后也应该有引人深思的，如袁崇焕冤死+崇祯自缢（上下集）。其阵容之庞大，场面之震撼，情节之精彩，影响之深远中任意一条都足以让这部大气磅礴的天子守边史彪炳千秋。
时至今日，当我准备无耻的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来假设明朝没有迁都的情况时，却从心底涌出一股茫然，因为我无法确定如果假设成立，那么他将凭什么抵挡如潮水般一次又一次的北方铁骑......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毫无根据的空想而已。有的，只是那厚重的北京城墙来诉说那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往事.....
注1：关于赵匡胤的死因，是一笔烂账，有多种说法，小赵的烛影斧声只是其中之一。笔者自己偏重于这一点，详细内容参照度娘。
二·首都有话说（庙堂篇）
中国的官场从不缺大戏，但相比起激情四射，爱憎分明的战争戏。观众对政治戏多少有些欠奉。大多数人觉得与那些动辄打打杀杀的重口味来说，政治戏爱憎不分明，场面不够劲爆，更不够香艳....额，咳咳，扯远了......这些还是其次，重点在于与黑白对立的战争大戏相比，从来就只有灰色的政治戏往往演到最后都不知道反派是谁。看得人一头雾水，更谈不上过瘾二字。但正是有了这些看上去稀松平常的政治戏做铺垫，才会让整个一部帝国大剧有一个大致的主要情节，而那些战争片，充其量只是个陪衬罢了。究竟玄机如何呢?这时那一直默默充当舞台的帝国国都，表示要告诉我们太多太多....
在宋与明的两部帝国大剧 中，庙堂之上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精彩闻名程度远甚于其他朝代，在帝国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仁宗庆历新政只能算一道开胃菜。其后自神宗变法开始，到元祐更化 ，再到绍圣绍述。新旧党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搞的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最后金兵一来，全都歇菜。贯穿整个北宋中后期的党争就这样生生的玩没了一个国家。而更震惊的是对垒双方显然都不把国史当回事儿，大肆篡改，其后的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更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横插一脚，以至于神宗之后的这段公案早成了一笔烂账，根本无从说起。到了南宋，国土小了整整一半多，闹腾的人自然也少了，虽然没有了影响深远的大规模党争，但却出现了权臣秉政的局面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皆为此中翘楚。偏偏要么志大才疏，要么臭名昭著。就这么眼睁睁的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南宋号大船驶进了飓风中....白白让史家哀叹一段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华夏第二悲剧（第一是靖康之变）。
蒙元立国不足百年便已天怒人怨，于是风云集会，乱世来临，此时另一位太祖朱重八觉得时机已到，登高一呼，也加入到茫茫的起义大军中，其后的事情自不必说，书写了一段从平头布衣到君临天下的逆袭传奇。建国后的明太祖皇帝显然精力十分充沛，针对满朝堂的读书人一方面大力肃贪，兴大狱。另一方面把手伸向了流传千年的宰相制度，并成功将其废除。一套组合拳打的虎虎生风。
但太祖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宰相虽然没了，但一群叫内阁大学士的人出现在了朝堂之上，他们不是宰相却胜似宰相，他们不仅管国事，甚至把手伸向了皇帝的家事。甚至在太祖皇帝去世的150多年以后开创了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仅仅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高拱，张居正）。而从成祖的三杨内阁建立开始，以内阁为代表的众多大臣们就开始了各种精彩演出，从三杨到于谦，从杨廷和到夏言。再到徐阶严嵩斗法，再到高拱张居正，最后到六君子东林党。这群读书人所爆发出的能量让皇帝也不得不胆寒起来。
为了让这场围绕权力而产生的斗争不至于过分一边倒，皇帝开始找起了外援，于是乎，一群退居历史幕后几百年的的群体，宦官。又一次的粉墨登场。而一出手便是大手笔，导演土木堡之变的王振（笔者甚至一度怀疑这厮是不是想报复社会或者是蒙古那边的奸细），登上那个时代全球福布斯排行榜首位的刘瑾，还有那只比皇帝少活一千岁的极品王八魏忠贤。一个比一个臭名昭著。
他们的出现，让原本的一场两面PK一下成了三方角力。而更郁闷的是其中两个还是一伙的。依靠着圣眷，太监们让文人一次又一次的吃瘪，而文人不得不再次依靠皇帝才能拔出这群杂草。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三个著名的宦官乱政的朝代东汉，唐朝，明朝。其中太监祸害最严重的反而是唐朝，其次是东汉，最后才是“人才辈出”的明朝。要知道唐朝的有些大太监甚至可以废立皇帝。而相比起前辈们，明朝太监显然太不经敲打，再不着调皇帝也可以顷刻之间废掉太监们的一切，从中也可以看出这场权谋斗争中皇权的至高无上，关于皇权的一切暂且放下，日后将对此继续进行分析。言归正传，明朝太监虽然战斗力普遍不高，但这并不妨碍大明官场的热闹程度，一出出权谋大戏的上演，一段段惊心动魄的经典台词。大明朝的演员们把权谋玄机展现的淋漓尽致，让人叹为观止。
与其前辈一样，明朝也走上了党争这条不归路，由于没有宋朝皇帝那样对读书人的优待（注2），明朝的党争烈度更甚，人头落地的官员数不胜数。而以于谦，夏言，曾铣，张经，六君子为代表的一连串冤案无疑成为了明朝历史一个大大的污点，这些忠臣良辅要么死于官员内斗，要么死于宦官乱政，但若要追本溯源，就会发现这一切的一切都与那至高无上的皇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众所周知，宋朝讲究的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朱元璋虽然并不是这么想的，但奈何在他死后明朝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甚至程度还有所加强。笔者并不认为这是巧合，反而觉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华夏自秦至宋一直以来皇权至高无上的家天下坚冰，终于经受不住时间的灼烧，开始渐渐融化。而如果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不得而知，也不想做这个假设。但无疑会比大开历史倒车的满清和蒙元要好的太多太多（注3）。这也许就是所谓历史的宿命和魅力所在吧
注2：见宋太祖对后世叮嘱的勒石三戒：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注3：笔者并没有对所谓少数民族的偏见，如果清朝与元朝能做的比宋和明做的更好，自然没人再说什么，但遗憾的是....而且这与本文内容并无关联，以下不做讨论，觉得刺耳就当我没说过吧。
三·无形的大手
正如每一个历史革新时期总有保守派跳出来反对一样，眼看着自留地上的庄稼都被人收割了，皇帝自然不买账。于是便开始了与文官系统的对抗，其中有像宣宗那样培养太监对抗文官的借刀杀人型，也有以嘉靖时期的大议礼，万历的争国本为代表的赤膊上阵型。人言万般争斗只为权，这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在深究之下就会发现那壁垒分明的君权与臣权之争。文官系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但这场一开始就实力不均衡的较量终究只会是以悲剧收场。嘉靖皇帝一场廷杖打断了大明文官的脊梁，而万历朝在几任首辅前仆后继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就在内心将要绝望时才突然赢得了战斗的胜利（注4）。在这一次次斗争中，面对皇权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文官系统表现出了深深的无力感。一旦皇帝有胆量跳出规则动用非常手段，大臣基本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相比起花样百出的明朝君臣，党争激烈的宋朝显然没那么多弯弯绕。激进的宋神宗为了变法，甚至敢于破坏管理结构。皇权的强势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臣权的无力感还表现在人亡政息这四个字上。前文提到的高拱，张居正在隆庆万历年间大刀阔斧的就国家的弊病进行诊治。前后十多年时间说长不长，但也足以影响一代人，但就在张居正死后不久，还显稚嫩的万历皇帝一上台，十多年的改革就已经注定名存实亡。皇帝从来都不是稀有物种，但世间再无张居正。
这样的怪圈还体现在北宋后期新旧党人之间没完没了的翻案上，人亡政息，甚至是人不亡政已息的宿命一次又一次的萦绕在这些国家精英的头上。很多人不止一次的批判士大夫阶级的软弱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虽有道理，但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诚然，面对痼疾，须有大破，方能大立。但儒家忠君思想已被贯彻执行了千年之久。对这些读着经史子集，满口之乎者也长大的知识分子而言，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跟皇帝正面PK甚至是武装夺权，一旦被人坐实反贼的罪名，就算只是为了维护规则，但到那时，已经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恐怕还有一层意思便是在这里。这些掌握着国家先进文化的读书人实在没有理由被如此贬低，况且十年不成，那么二十年，三十年呢？因此，若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恐怕也只会含糊一句：非不能，实不愿耳。而我们也无法指责大臣们的软弱，前因后果就放在那里，光想想就已经冷汗涔涔了.....
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皇帝可以不管不顾，大臣可以斟酌权衡。 这些都有理由，无可厚非。但国家大势却管不了这些，两大帝国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朝野动荡中滑向了无底的深渊。
注4：争国本一案其耗时之长，烈度之大，结局之突兀放眼整个中国史都已属稀奇，至于坚持了那么长时间的万历皇帝为何突然放弃原则与文官妥协，至今众说纷纭。
四·反攻倒算的时候
在前面大段的内容中，官僚阶级无疑扮演了一个苦逼的不能再苦逼的角色，为这两部大剧飙高了票房，赚足了眼泪。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仔细回放一下这群知识分子的精彩表演，你就会突然发现这个苦情角色身上的遮羞布似乎是有些小了，根本无法掩盖自身的种种丢人行为。 虽然在文官阶级最枝繁叶茂的明宋两朝，涌现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但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消极怠工等种种骂名却似乎一直都存在着。官僚系统就像一个两面人一样存活在社会中，而可悲的是，他的罪恶面似乎露脸次数还要更多一些。好吧，请原谅我在这里说了违心话。事实上，当我们以单纯的善恶观去看待这个复杂的阶级时，会从心底涌出一股茫然。前文多次提到了宋明两朝的激烈党争，这也成为两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先抛去奸臣误国等特殊原因，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批名臣们也成为了这一并不光彩词汇的注脚。如北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两党中吕夷简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哪一位不是家喻户晓的一代名臣，但因为政见不同，竟到了势同水火，互斥对方为小人的地步，朝堂之上闹得沸沸扬扬，风波难平。而与北宋灭亡有直接关系的新旧党争问题一开始却是由王安石，司马光引发的，而这一场政治地震的后果想必二人是根本没有料到的。
回过头来看，客观的讲，北宋的一系列党争还与皇权参与后政策的摇摆不定有极大的关系，但 到了明朝，这反反复复的朝堂争斗恐怕就只能在这群士大夫身上找原因了。虽然没有了对读书人种种的优待 ，但官员们之间的内斗却愈发明显，太祖皇帝朱元璋为了监察百官，专门组织了一群叫做科道言官的人，他们品级虽低，却可以弹劾百官。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机构确实对整顿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令人失望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群家伙却摇身一变成了党争的敲门砖，为了骂人而骂人。而在这斗争升级的情况下，党争的目的也由原先的政见不同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权力斗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硝烟弥漫的明朝中期，如果说徐阶斗倒严嵩还有道德上的优势的话，那么其后高拱推倒徐阶，张居正又搞垮高拱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复制了这一模版。纵观宋明两朝历史，官员之间的内斗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在那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参政阶级本就是少数。如果说君权过分的强势本就已经危害重重，那么官僚之间的内斗无疑是给这一问题打上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事实证明，一旦国家最有力的监管机构自身出了问题，就算是皇权足够强力且愿意出面接管政权，基本也是无济于事的。否则崇祯皇帝在死前也不会说出天下文臣皆可杀的惊世之言。明朝的灭亡，也与文官阶级整体的堕落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明代整个文官的思想境界不无关联。
时间拉回到南宋时期。这个权臣辈出的的时代出产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人物，此人便是儒家著名的道学先生朱熹。 关于此人，历来争议颇多，终身致力于建立自己话语和学术霸权的工作中，还曾蛮横的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转而又对司马迁本人进行攻击，说他“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而对左丘明的《左传》他也没有放过，说他“不识道理”。他的这种偏激与情绪化在当时就遭到了学者们的反对，如林栗就在1188年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另一位学者陈傅良在1190年对朱熹做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刻消太精，颇伤简歇；矜持已甚，反涉骄吝”。学术争论中参杂个人恩怨。这样的人即使有才，但作为思想家来说显然是不太合适的，但要命的是，朱熹不仅成为了思想家，而且使理学成为了官方思想。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历史（注5）。时至今日，理学的种种弊端早已毋庸赘言，但偏偏在明朝官场，所有官员几乎都是理学教条下的产物，而更讽刺的是，这群表面上的道学先生们，显然对人对己完全是两套标准。这一幕，在嘉靖年间的东南抗倭中尤为明显，对于抗倭一事，笔者将在日后详细说明，此时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抗倭领袖胡宗宪一事上。众所周知，当时的严党权倾朝野。要想干实事，就必须走严党这条路。而东南倭寇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胡宗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一名能臣，胡宗宪确实不负众望清理了东南的倭寇。期间虽然严党倒台，但也没有影响胡的丰功伟绩。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严党执政时期几乎消失的“正直言官”们，开始崭露他们的政治才能，在抗倭结束后纷纷弹劾起了这位民族英雄。最后落得个冤死大狱的凄凉结局。更令人耐人寻味的在天启初年，当时作为政坛领袖的东林党大臣们占据了朝野的半壁江山。史书称这一段特殊的时期为“众正盈朝”。在当时明金对峙的大背景下，所有人都对这群一身正气的士大夫们充满了期待。但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所有人明显都没有料到这群士大夫们一身的道德洁癖。他们的出场历史概括来讲就是一段党争的历史。（最后还失败了.....）于国事没有丝毫用处。因为理学被无限制的拔高，官员们背地里不管多么寡廉鲜耻，但在明面上依然是满嘴的圣人之言。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这帮子家伙还掌握着舆论的主动权，结结实实的杀人不眨眼。官员作为国家管理结构的重要一环，风气如此败坏，又如何能指望国家能正常运转呢....
注5：受理学影响极深的明朝官员并没有出现盲目尊大等表现。相反，在资本主义萌芽刚刚兴起的南方，明朝士大夫们对于西方文化还是在抱着一种很谦虚的态度进行学习。在江南甚至有翻译馆对传来的外国文化进行翻译。像宋应星，徐光启等著名的学者就是活跃在明朝中后期。
五·书本还是刀子
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专政经历了几千年之久，不但原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由于皇帝各种各样的私人原因衍生出新的疑难杂症。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皇帝的集权政治对国家发展并无好处。中国古代广大的士大夫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着手在宋明两朝寻求着体制上的突破，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改革失败了。但显然我们无法对此说三道四。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做到的一切。现在回头反思一下，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为何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打破千年的怪圈呢。笔者认为其病根在于国家的思想体制。宋朝虽然喊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但皇权依然足够强势。这一点自不必多提。再看明朝，主弱臣强的局面由来已久，知识分子们的失败只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了。作为明朝的官方思想的程朱理学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学说虽然僵化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但处处宣扬忠君思想。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自然是很对味口。况且在那个处处宣扬以德治国的年代。法令条例的作用被无限制的弱化。当言官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类似于胡宗宪这样的官员提出质疑时，这种人格上的谋杀反而要比肉体毁灭更加致命。道德准绳与时局发展的不同步直接导致了社会的悲哀。
再把问题放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皇权的无节制。毫无疑问 ，这是自打封建社会一诞生就从娘胎里带出的毛病，在不改变社会体制的情况下要想根治这一毛病，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是皇权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这个本来无法打开的死结掩盖了另外的一些弊病。首当其冲的便是臣权同样的无节制上。大臣们为了权力斗得不亦乐乎，这本就是国家没有明确法令所带来的恶果。自汉以后，拜秦始皇所赐。所有帝王谈法色变。反而对明显有些乌托邦倾向的儒家另眼相待。儒家讲究以德治国，很显然，孔子以及其后一大批信奉儒家的帝王们太相信礼治对官员的教化作用了。因而在规定国家法令时很明显没有对官员们的所作所为进行细化分工。且官员近乎于终身制的任期也让人无法忍受。如果说君权的无节制已经让国家走到了悬崖边缘的话，那么臣权的失控就相当于在国家背后给狠狠踹了一脚。
没有了法令约束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丝毫保护措施的精神病人一样生活在社会上。而悲剧的是在中国，这种畸形状态还这样存活了几千年.....
时至今日，封建社会的家天下局面早已一去不复返。皇帝不存在了，思想大解放，法治社会也开始被提倡，甚至连普通民众都有了直接参政的渠道。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仍然将会是官员主导一切的主旋律。新的体制虽然会带来新的问题。但相信只要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并不断完善国家法律以及保持法律的贯彻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臣权也必将慢慢退化。等到民权与臣权并驾齐驱的那一天，才将会使华夏迎来千年未有之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