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一思想，艺术家就发笑！

这两天，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是在去年秋天潘公凯的一个名为“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发布会上的讨论，争论的双方是朱青生和甘阳。这种讨论会历来就是样子货，一个博导，申请了一个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课题。来的都是老朋友，其实就是捧捧场。可笑的是，一帮人忙着捧场，因为觉得对方不对，结果就吵了起来。朱青生前面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甘阳后面说了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话。
－“我现在对美术界很失望，坦白说没有看到任何一件作品比较有意思。当然，我发觉美术界已经不可批评了，已经超越批评了。大家的画儿都卖得太好了。一个作品卖到一千万就不能批评，除非我卖到一千两百万。”
－“我们认为美术和文学要感性，可能感性的东西比较走在前面，可以带动或指出某种新的东西。理论构架的方面比较慢。而我比较失望的是目前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给我们思想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附庸风雅。但现在的美术界，基本问题都不想。艺术根本上处在一个异化状态。艺术应该是比较个性、个体性、匠心独运的方式，但是现在大家都在玩儿装置”
－“今天的问题根本不是‘现代不现代’，‘现代’以后，中国画还是不是中国画？中国文明还是不是中国文明？中国人还是不是中国人？这关系重大。少谈‘多元’！”
－“公凯这个书唯一重要的就是‘传统主义’。我相信也是公凯真正的心思所在；也是中国画、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表现所在。”
－“所以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把握到西方和中国比较深刻的东西，每次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要求、我们自己最强烈的现代化要求把那个东西扭转成巨谬。明明人家是反现代的东西，我们却变成了肯定性的东西。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本想最近几年应该好一点儿，但这情形仍然在发生。我只是想说，我之所以认为你们美术界挺落后的，尤其以朱青生为代表，你们越认为你们玩儿得先进，越认为你们玩儿的接近西方，你们就越落后。天底下已经没什么新东西了。西方的思想界、学术界包括艺术界，已完全空空荡荡，你们还认为要和它接轨。现在哲学界、思想界连做西学的人都在回归中国、反观中国，只有你们美术界还在玩儿装置，那个装置技巧真的做得比西方高明，观念却极落后，我都见过。现在你们玩儿得越先进，越与国际接轨，开的国际会议越多，你们就越落后，你们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意识到你们应该做什么。回归中国！”
－“我为什么反对装置？装置非常不环保，中国传统艺术很环保，一张纸、一支笔都是环保的，装置有几个到展览馆去的？大多数都是垃圾，都要处理的，为什么不敢旗帜鲜明提出装置就是反艺术、就是垃圾呢？”
此话一出，网上和微博上一篇讨伐。一般层面当然是在用装置是不是艺术，是否环保问题来攻击甘阳。这类论调基本上也就是和朱青生一个水平。一般争论到了后面就口不择言了，其实装置是不是艺术，爱未来（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是不是洋奴都不是问题的关键。爱未来的问题，是后来台湾艺术家何怀硕带过来的问题。这种讨论会，一般有50岁以上台湾人或者海外华人艺术家参与进来就是搅局的。何大师的意见就是爱未来的艺术是洋奴艺术。这个词好耳熟，去年批判当代艺术就是用的“洋奴”，“汉奸”这些词。此处按下不表，且听后面分解。
当然，另外让美术界不爽的是甘阳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高傲。“目前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给我们思想界”“我发觉美术界已经不可批评了，已经超越批评了。大家的画儿都卖得太好了。一个作品卖到一千万就不能批评，除非我卖到一千两百万。”显然，朱其及其猪一样的队友每天教育网友，荒废了学问，以至于没有被甘阳老师注意到。其实美术界卖得越贵，就被骂得越凶，不贵不仅不骂你，谈都懒得谈。所以请朱其及“猪之队”的队友一定微博爱特甘老师，把东方早报的文章剪下来寄给他。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可以反驳。前几天看格罗斯的书，老人家说“既然今天所有艺术和文化的事情都是和资本有关系的事情，所以用资本来批判艺术和文化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大意如此）但是，甘阳老师说这些话，其实暴露出思想家对美术界的讨论根本不了解，不仅不了解，而且连网络讨论和出版都不曾看。这种会参加一下，即给朋友捧了场，还有出场费，还可以骂艺术被资本控制了。可是没资本，您能有飞机票来北京开会吗？
于是宽容的人说，应该增强哲学界对于当代艺术界的了解。而不宽容的人就直接开始问候甘阳老师的妈妈，并要和她发生性关系了。其实，艺术界对哲学界没有必要宠着。把现在混在艺术界的哲学家看看，那个不是一样。远的不说，就看看那个每天蹶着后门的车间理论。从艺术史上看当古典文化的统一性消失后 ，各个文化门类的统一性就消失了。即使是黑格尔可以谈论埃及和古典艺术，谈论浪漫派 ，但是到了海德格尔能写梵高和克利，却不谈同时代的更革命的达达。你要问他，他肯定跟甘阳一个德性。但这不妨碍他的现象学是伟大的理论并影响到艺术。你要非说俏皮话，应该是，哲学基本上要50年之后才能理解艺术的工作。甘阳以理性自居，认为艺术的感性走在前面，这是对的，但是这些感性你们需要50年才能懂。甘阳老师估计没戏了。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也有人诧异当年思想解放的急先锋，也留学海外，怎么几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不用诧异。这些人，先天知识不足，语言是后补的，感觉在国外读了书，其实理论家在国外是在学习英文的阅读理解，画家在国外是在画行画。2000年代末回来，都因为85 的光环进了学院。但是如果从教学的角度看，都是贻害无穷。你说他不了解西方吧，人家是学过外语的，你说他了解吧，其实他们根本没入那个学术的圈子。这帮人回国以后，通常是哭着喊着要回归国学，动不动以“辜鸿铭”自居。
装置过不过时，哲学界懂不懂艺术都不是这场讨论的关键。如果你纠结这些问题你的智商就是朱青生的水平。我觉得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甘阳的理论中流露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些80年代的精神领袖为什么在海外度过了90年代以后，归来以后以民族文化的守卫者自居？陈丹青画个国学研究所，那还是比较轻的症状，袁运生号召博士生们学习汉代画像石，结果自己收了一大堆假古董。当然症状最重的就是甘阳这种，已经是晚期弥留症状开始说胡话了。
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是将话语表达放到上下文关系中去，而思想界的搞法是把所有孤立现象的上下文关系抛开，然后总结出流芳百世的思想。在此，我想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讨论的情景：一个国家资助的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的课题讨论会。这种课题从2000年之后就很多。结合这个背景，有意思的东西就出来了。
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个是“左派”的兴起。左派有几种，最轻的就是“表演性的左派”，比如蹶着后门的车间理论，一个开服装店的大学教授每天在营业之余发些左派的嗲，赢得无知艺术家的叫好然后自己就嗨了 ，然后。最后还有一些“微博的左派”，这些左派一般都姓司马，这里不多说了。就是“思想的左派”的，比如“汪晖”的左派，还用最极端的“行动的左派”，比如人大那个姓韩的教授。这些左派其实和我们在文学理论中理解的国际“左派”是非常不同。国际的左派，其实是在大资本主义环境下呼吁保护少数人群的利益，而中国的左派则是号召为了所谓国家的兴亡，牺牲小的利益，从而和国际上资本主义（美国日本）对抗。这类观点其实最受政府欢迎。因为中国的新左派其实是国家主义派。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一来，于是就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大家全嗨了，以为中国模式才能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现在傻了吧，中国模式除了制造pm2.5和特权以外，什么都制造不了。
2000年以来一个，另一个现象就是所谓“国学”的兴起。国学的兴起在日常就是穿唐装，穿汉服；在微薄上就是“民国范”，所以陈丹青到处出现都是“唐装”伺候。而体现在文化界就是开始强调“后殖民”，强调“中国文化本位”。在这次甘阳的言论中，大家是否也觉得很眼熟。其实“中国文化本位”最早是1935年国民党提出来的（不知道国内左派是否知道这个典故）。传统文化当然要尊重，但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三纲。你当然现在不敢谈三纲，却敢谈和谐，不在公共政治领域谈论传统文化（所以新儒家的政治理论其实并不受中国待见），却要求在私领域谈传统文化，结果就是谈的是“五常”的表皮，本质就是“服从”。结果还是“臣民”关系！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点上，中国的“新左派”开始和“国学”联姻。所以“穿唐装还要背个军书包，然后拿个外国烟斗作掩护，表明自己是在西方待过的”（比如陈丹青和袁运生）。甘阳是不是“新左派”我不知道，但是国家把这些科研经费用来研究“中国”、“传统”什么的，肯定是有企图的 。而在这个背景下，有着海外受伤经验的，80年代的思想先锋回国以后，很自然就和这股潮流合在一起了。所以甘阳们才说“重要的是传统主义”，才如杀猪一般号召“回归中国”。当然这个逻辑往下，爱未来就是洋奴，当代艺术就是“汉奸画”，没办法为他们提供思想。
虽然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当年的牛逼人物就是投靠了新左派和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事实他们却是投靠了国家给的科研经费、投靠了海归待遇、投靠了媒体的报道，或者说是不知不觉中被收买了！看起来只是作些不疼不痒的展览，有些保守，其实本质上是为虎作伥！而这才是“甘阳们”的实质！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发现其他的诸如“水墨是否中国画”都是局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