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的翻译：诗意与创造——向钱定平老师致敬
由钱定平老师执笔翻译的中文第二版《朗读者》在中国读者中获得了好评，这个好评不仅得益于原作独特的故事情节、发人深省的思想内容和一气贯通的写作技巧，而且也与小说的基本载体——它的汉语语言分不开。本人认为中文版的《朗读者》在语言上具有三个特点：流畅、生动、地道。这三个特点使整个小说读起来舒缓自如，正像许多读者所感受到的，它让人忘了这是在读一部翻译作品。确实，《朗读者》不是生搬硬套甚或削足适履的机械性翻译，而是一种充分发挥了译者主观能动性、达到了自由境界的创造性翻译，也就是说，它将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很好地融入到了汉语言文学传统之中。
曾有人给诗下过一个别致的定义，说，诗就是翻译中所丢失的东西 ，这说明翻译过程要丢失一些东西，如信息、文采、文化意蕴等，但我在读了中文版的《朗读者》以后，不禁要说，创造性的翻译给原作平添了几分诗意，就我所读，并通过中、德文的初步对照，我觉得中文版的语言比德语版原作更为出色。如果我们按传统二分法将翻译分为直译和意译的话，这部作品无疑属于意译，或者说活译。译作中呈现出来的诗意是通过创造性翻译实现的。
古罗马的西塞罗（前106-43）是最早重视活译、反对直译的西方翻译理论家，主张译作超过原作。以《圣经》翻译奠定了德国民族语言的马丁•路德也认为，只有采用意译，才能再现原作的“精神实质”。实践证明，成功而出色的翻译几乎都来自于灵活的翻译，歌德、普希金不仅是文学大家，他们也都是主张意译的翻译高手，文学交流史上，也不乏译作比原作更为精彩的佳话；这是因为翻译本来就加入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或者说，翻译就是叛逆。
《朗读者》的创造性翻译首先表现在它不受束缚、不拘一格的多种语法、句法形式的变换上。针对德语框形结构等繁复杂糅的语法特点，译者多采用了适合汉语阅读习惯的简短句式，常将一个德语句子译成多个易于阅读理解的简单句。而针对施林克德语原作精练、紧凑的语言特色，译作者就增加一些连接虚词或补充性的想象延伸成分，如德语原文：
Um das Ratsel zu losen, rief ich mir die begegnung in Erinnerung, und die Distanz, die ich mir geschaffen hatte, indem ich sie zum ratsel gemacht hatte, loste sich auf.(S.18)
中文译文是：
为了揭开这个谜团，我在记忆里呼唤着那次灵肉际会。我原先把这看做谜团，因而产生了距离感，这时就会一扫而光。
在这里，原文的一个句子译成了两个，并加上了“原先”、“因而”、“这时”等连接成分。有时，译者也加上一些关键说明词，如写米夏和汉娜那次外出春游时汉娜因不识字而对米夏的暂时离开产生误会，因此大发雷霆，当米夏正要献给汉娜玫瑰花时却发生了悲剧性的一幕：
“别碰我！”她手里握着箍在连衣裙腰间的细皮带，朝后退了一步，一皮带就向我脸上抽过来。我的嘴唇马上破裂了，满口血腥。奇怪的是我并不感觉疼，而是大惊失色。她却又举起手臂。（P.53）
较之原文，中文译者在这里加上了一个关键性的方式状语，那就是“一皮带”，接着译者又用“满口血腥”和“大惊失色”等醒目中文词汇，使汉娜身上原本所隐藏的纳粹本性得到了强化描写，这种效果译著比原著更为明显。另外，译著有时也将繁杂的句子简化或一笔带过；或者将表达疑问的肯定陈述句译成明了的疑问句，这些都使译著风格在节奏上基本趋于舒缓，表达更明朗。
《朗读者》的创造性翻译的第二大表现是十分灵活而丰富的汉语词汇翻译，如将单腿站说成“金鸡独立”，小女孩说成“丫头片子”，将Kraft译成“劲道”，bestehen 译成“扛”，将flei ig译成“卖力”，将惊呆说成“泥塑木雕”，这些词语的翻译都是字典上所查不到的，而是译者灵活运用母语口语的结晶，还有诸如“作孽”、“有板有眼”、“有头有脸”、“一言九鼎”、“满打满算”、“望眼欲穿”等等，这种地道汉语字眼就如一粒粒闪光的珍珠，天衣无缝地镶嵌在上下文语境中而使译作鲜活生辉，显示了译作者随意驾驭汉语的高超本领。因为译作者钱定平老师本人就是一直在追求语言唯美的作家，我想这是他的翻译区别于学院派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试看他描写大自然的一段翻译文字：
眼下是莱茵河平原，看起来时而热气蒸腾、云遮雾障，时而雨幕风帘；每当艳阳高照时，就闻得出草莓清甜、繁花飘香；每当细雨如丝时，还嗅得出泥土芬芳，嗅得出隔年落叶的如梦今朝。
这段文字，无论是从朗朗音韵、鲜动色彩还是句式齐整美上都要略胜原作一畴，尤其是最后一句“嗅得出隔年落叶的如梦今朝”，用通感手法和诗性语言，既写出如画美景，又渲染出主人公米夏面对汉娜纳粹真实身份后所陷入的困惑、思索和忧愁。
我们知道，“如梦今朝”是高度浓缩的中国诗性话语，将这种具有深厚汉语文化底蕴的词汇、句子移入译作，正是《朗读者》创造性翻译的另一个重要特色。译作语言常常可见到化用中国成语、格言或典故处，如“张冠李戴”、“鱼和熊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等，更为常见的是活用众多具有中国古典诗词意味的美妙语句，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如：“梦里不知身是梦”、“不思量、自难忘”、“此情可以追忆，只是当时惘然”等，尤其是小说中画龙点睛之句“曾经汉娜难为水”在原作句中只是不起眼的附加成分“mich nach Hanna…”译者却因化用于一句中国名诗使其顿具千钧之力。
以上三方面是《朗读者》在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诗意化的创造性翻译，虽然译者曾自陈其翻译是不拘一格的自由翻译，也不受制于任何翻译理论，但在我们看来，《朗读者》的翻译在本质是严谨而忠实的，可以说百变不离开其宗，这个“宗”就是原作的根本精神，它也符合奈达（Eugene A.Nida）所说的“动态对等翻译”或其他翻译理论家所说的“等值翻译”。“动态对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等值翻译”也同样是强调译文与原文内容上的一致而不拘形式的翻译，它们是翻译的上乘之法。
根据当代翻译理论，一篇作品一旦被译成了另一种语言，因为被加入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它就已属于译入国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中文版的《朗读者》不再是德国文学的《朗读者》，而因附加上了译者的美学风格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体现了许多中国文学的特色。正是这种特色，使它与中国读者的联系更加紧密，也与它在中国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密不可分。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839199&PostID=15358372
刚开始读就已经被吸引住了，细腻的心理描写，流畅的语言，不知不觉就被拉入到了故事里，
感觉像和那个15岁的男孩儿站在一起，看着潮湿的木头上自己手指留下的印记，
内心尴尬而又不知所措的脸红，最后沿着掉漆的栏杆跑下楼梯。
不知道是译者年纪的原因还是某些政策的原因，有些地方的翻译可能会有点老旧，
但是这些不影响本书的吸引力，以前一直不喜欢读译文书因为翻译了之后就会丢失很多内容，
这次没看过原版，但是我相信这版在译者的努力下肯定是更能被中国读者所理解的。
曾有人给诗下过一个别致的定义，说，诗就是翻译中所丢失的东西 ，这说明翻译过程要丢失一些东西，如信息、文采、文化意蕴等，但我在读了中文版的《朗读者》以后，不禁要说，创造性的翻译给原作平添了几分诗意，就我所读，并通过中、德文的初步对照，我觉得中文版的语言比德语版原作更为出色。如果我们按传统二分法将翻译分为直译和意译的话，这部作品无疑属于意译，或者说活译。译作中呈现出来的诗意是通过创造性翻译实现的。
古罗马的西塞罗（前106-43）是最早重视活译、反对直译的西方翻译理论家，主张译作超过原作。以《圣经》翻译奠定了德国民族语言的马丁•路德也认为，只有采用意译，才能再现原作的“精神实质”。实践证明，成功而出色的翻译几乎都来自于灵活的翻译，歌德、普希金不仅是文学大家，他们也都是主张意译的翻译高手，文学交流史上，也不乏译作比原作更为精彩的佳话；这是因为翻译本来就加入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或者说，翻译就是叛逆。
《朗读者》的创造性翻译首先表现在它不受束缚、不拘一格的多种语法、句法形式的变换上。针对德语框形结构等繁复杂糅的语法特点，译者多采用了适合汉语阅读习惯的简短句式，常将一个德语句子译成多个易于阅读理解的简单句。而针对施林克德语原作精练、紧凑的语言特色，译作者就增加一些连接虚词或补充性的想象延伸成分，如德语原文：
Um das Ratsel zu losen, rief ich mir die begegnung in Erinnerung, und die Distanz, die ich mir geschaffen hatte, indem ich sie zum ratsel gemacht hatte, loste sich auf.(S.18)
中文译文是：
为了揭开这个谜团，我在记忆里呼唤着那次灵肉际会。我原先把这看做谜团，因而产生了距离感，这时就会一扫而光。
在这里，原文的一个句子译成了两个，并加上了“原先”、“因而”、“这时”等连接成分。有时，译者也加上一些关键说明词，如写米夏和汉娜那次外出春游时汉娜因不识字而对米夏的暂时离开产生误会，因此大发雷霆，当米夏正要献给汉娜玫瑰花时却发生了悲剧性的一幕：
“别碰我！”她手里握着箍在连衣裙腰间的细皮带，朝后退了一步，一皮带就向我脸上抽过来。我的嘴唇马上破裂了，满口血腥。奇怪的是我并不感觉疼，而是大惊失色。她却又举起手臂。（P.53）
较之原文，中文译者在这里加上了一个关键性的方式状语，那就是“一皮带”，接着译者又用“满口血腥”和“大惊失色”等醒目中文词汇，使汉娜身上原本所隐藏的纳粹本性得到了强化描写，这种效果译著比原著更为明显。另外，译著有时也将繁杂的句子简化或一笔带过；或者将表达疑问的肯定陈述句译成明了的疑问句，这些都使译著风格在节奏上基本趋于舒缓，表达更明朗。
《朗读者》的创造性翻译的第二大表现是十分灵活而丰富的汉语词汇翻译，如将单腿站说成“金鸡独立”，小女孩说成“丫头片子”，将Kraft译成“劲道”，bestehen 译成“扛”，将flei ig译成“卖力”，将惊呆说成“泥塑木雕”，这些词语的翻译都是字典上所查不到的，而是译者灵活运用母语口语的结晶，还有诸如“作孽”、“有板有眼”、“有头有脸”、“一言九鼎”、“满打满算”、“望眼欲穿”等等，这种地道汉语字眼就如一粒粒闪光的珍珠，天衣无缝地镶嵌在上下文语境中而使译作鲜活生辉，显示了译作者随意驾驭汉语的高超本领。因为译作者钱定平老师本人就是一直在追求语言唯美的作家，我想这是他的翻译区别于学院派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试看他描写大自然的一段翻译文字：
眼下是莱茵河平原，看起来时而热气蒸腾、云遮雾障，时而雨幕风帘；每当艳阳高照时，就闻得出草莓清甜、繁花飘香；每当细雨如丝时，还嗅得出泥土芬芳，嗅得出隔年落叶的如梦今朝。
这段文字，无论是从朗朗音韵、鲜动色彩还是句式齐整美上都要略胜原作一畴，尤其是最后一句“嗅得出隔年落叶的如梦今朝”，用通感手法和诗性语言，既写出如画美景，又渲染出主人公米夏面对汉娜纳粹真实身份后所陷入的困惑、思索和忧愁。
我们知道，“如梦今朝”是高度浓缩的中国诗性话语，将这种具有深厚汉语文化底蕴的词汇、句子移入译作，正是《朗读者》创造性翻译的另一个重要特色。译作语言常常可见到化用中国成语、格言或典故处，如“张冠李戴”、“鱼和熊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等，更为常见的是活用众多具有中国古典诗词意味的美妙语句，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如：“梦里不知身是梦”、“不思量、自难忘”、“此情可以追忆，只是当时惘然”等，尤其是小说中画龙点睛之句“曾经汉娜难为水”在原作句中只是不起眼的附加成分“mich nach Hanna…”译者却因化用于一句中国名诗使其顿具千钧之力。
以上三方面是《朗读者》在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诗意化的创造性翻译，虽然译者曾自陈其翻译是不拘一格的自由翻译，也不受制于任何翻译理论，但在我们看来，《朗读者》的翻译在本质是严谨而忠实的，可以说百变不离开其宗，这个“宗”就是原作的根本精神，它也符合奈达（Eugene A.Nida）所说的“动态对等翻译”或其他翻译理论家所说的“等值翻译”。“动态对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等值翻译”也同样是强调译文与原文内容上的一致而不拘形式的翻译，它们是翻译的上乘之法。
根据当代翻译理论，一篇作品一旦被译成了另一种语言，因为被加入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它就已属于译入国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中文版的《朗读者》不再是德国文学的《朗读者》，而因附加上了译者的美学风格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体现了许多中国文学的特色。正是这种特色，使它与中国读者的联系更加紧密，也与它在中国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密不可分。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839199&PostID=15358372
刚开始读就已经被吸引住了，细腻的心理描写，流畅的语言，不知不觉就被拉入到了故事里，
感觉像和那个15岁的男孩儿站在一起，看着潮湿的木头上自己手指留下的印记，
内心尴尬而又不知所措的脸红，最后沿着掉漆的栏杆跑下楼梯。
不知道是译者年纪的原因还是某些政策的原因，有些地方的翻译可能会有点老旧，
但是这些不影响本书的吸引力，以前一直不喜欢读译文书因为翻译了之后就会丢失很多内容，
这次没看过原版，但是我相信这版在译者的努力下肯定是更能被中国读者所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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