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有所为 ——对Herzog &de Meuron事务所在旧城街区中建筑改造策略的探讨
有所不为有所为
——对Herzog &de Meuron事务所在旧城街区中建筑改造策略的探讨
摘要：通过对马德里CaixaForum展馆，伦敦Tate Modern 博物馆及汉堡的易北音乐厅的解读，探讨Herzog &De Meuron事务所在欧洲城市街区中的建筑改造策略。
有所不为
和当下中国急速城市化建设不同，大部分欧洲城市早已在某种后城市化语境中开始探寻功能更新与活力重塑的途径。而在这样的建设过程中，政治或资本的决策力似乎更倾向于与文化传统、城市问题、市民行为等的均衡，于是具备综合解决问题的建筑师似乎开始发挥更明显的作用。
2000年改造完成后， Tate Modern对伦敦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城市设计、泰晤士河南岸银行区的活力和风貌都被激发，而作为世界上参观人次最多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它对伦敦的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一直在持续。Herzog & de Meuron事务所（以下简称“H&deM”）在这次实践中的成功无疑建立在他们设计伊始的改造策略上，在面对这个庞大的工业时代建筑，曾经的Battersea发电厂时，他们认为“不能再从乱抹的草图开始，而需要更具体的非形式化的建筑策略，而此时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显重要”。而发电厂本身的砖砌体量如同巨山便是其价值，去接受并强化而不是试图去破坏或毁掉它便是H&deM的策略。
或许会有人认为Tate Modern的命题伊始就是改造而非拆除重建，但对比1994年竞赛时OMA或安藤同样精彩的方案时，我们便能清晰见到H&deM对于前世电厂完整性更大程度的坚持。而“有所不为”的基本策略在随后H&deM面对类似项目时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马德里的CaixaForum原址也是座发电站，但体量可小的多了，H&deM只是拆除了电站前的一个加油站作为将来展馆的前广场。而对于这个小电站则保留了立面的砖砌墙体，历史感的保留似乎让其面对Paseo del Prado大街对面古老的普拉多博物馆和植物园时多了一分从容。
工业建筑向公共建筑的功能转化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和方式，也正因其公共建筑（博物馆，展馆等）对于功能的需求不必特殊苛求，也成为H&deM对于保留策略坚持的条件。
德国汉堡的易北河上的一座仓库的基地要新建一座音乐厅，这个任务仍交给了颇受信赖的瑞士人。音乐厅对功能的要求可比展馆复杂不少，似乎按照之前的策略把仓库保留直接改造有点困难，但H&deM仍然坚持，只是音乐厅被硬生生放在了仓库的头顶，仓库里是附属设施和车库，就像是把一般做法里的地下室拽到了地面上。当然这样做的理由看上去足够充分，被拔高的体量还原了被二战时期毁掉的老房子，而其新塑造的天际线也符合易北河区对标志性的渴望，滨河位置似乎也很难建更深的地下室……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这个砖房子拆掉。
城市磁石
如何在公共建筑中塑造有效的开放性是每个建筑师都乐于去面对的命题，而H&deM同样将开放性坚持到极致，只是每个建筑的策略稍有不同。
对于泰晤士河畔的曾经闭塞的巨大电厂而言，梳理其周边城市关系成为塑造公共性的首要步骤，于是H&deM简单明确的将建筑南北两侧的空点都变成公共广场，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到达Tate Modern，而广场的公共性随着西侧主入口的巨大缓坡进入博物馆室内的Turbine Hall。这里不仅是博物馆的核心空间 ，也成为城市中“有顶的街道”。
现存的旧有建筑因其砌筑的砖结构特点在地面层的界面显的非常封闭，而给公共性的建立带来困难，Tate Modern的做法是将广场引入地下，而在易北音乐厅项目中，瑞士人偏爱的广场则又被放在了另一个标高上，他们在新建的音乐厅的底部和原有仓库屋顶的之间找到了机会。这个外可观河，内可揽城的公共空间无疑将成为汉堡城的一个独特去处。
在马德里，H&deM塑造广场的做法则似乎疯狂一些，除了将原来的加油站移除成为一个小广场，他们还把原来电站的首层全部打通，成为一个被覆盖的广场，而这两个不同空间属性的广场则提供多种行为方式的可能：既成为博物馆入口空间，也使人可以停留交谈，也提供一片开放的室外展区。
原本极具市民聚集性的博物馆音乐厅通过对建筑本身公共空间的强化和明确处理，使得每个建筑都成为城市中的一块磁石，吸引着艺术爱好者、旅行者及市民。
外科手术
有所不为的策略并不意味着建筑师的工作变得轻松，反而或许难度更大， H&deM展现的是对建筑设计的真诚与无比热爱： “对我们而言，如何处理既有建筑物是件兴奋的事，因为随之而来的约束力需要激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创造能量。”
在有一定历史感的旧城中盖房子，相比起拆旧盖新这种“器官移植”的做法，H&deM倾向于把他们处理旧建筑做法称之为“外科手术”。在CaixaForum，他们手术中最重要的一刀就是切除了现有建筑的底层部分，而这个动作一举解决了这个场地一系列的问题（公共性的问题），除了塑造出刚才提到的广场，还将建筑清晰的一分为二：地下室和漂浮的地上体量。地上部分挑战重力法则的野心一览无余，而这种做法很容易使得建筑也成为除了展品外吸引人的一部分。
而在另外两个规模远远大于CaixaForum的项目中，H&deM不得不用更现实的技术方式来进行手术了。而在现代建筑中历来扮演重要角色一个建筑元素——坡道——成为他们的下刀利器。在Tate Modern中，由西侧主入口切入到博物馆核心空间的巨大坡道是建筑师对原来电厂最明确的一个处理动作。而在易北音乐厅，一条同样宽阔的坡道被植入仓库内部，由地面层盘旋直达屋面广场。 如果说两条坡道都是对公共性的自然引导之外，在汉堡的项目中则多了一层含义，人们经过坡道的过程是一种有变化的空间体验，一种从旧仓库到新剧场的奇妙感受。
而三个项目都展现出的一个明确的现象就是，无论如何对旧建筑动手术，其原有的外部形象的完整性都得以保存，这不同于后现代思潮中某些过于强调新与旧的对比和冲突的处理手法，而关于新和旧的关系，H&deM处理的更为折中，更倾向于一种并置的关系。
并置的面孔
由于大部分旧建筑的规模不够满足新的使用要求，所以加建新的部分也是一个前提任务，而既然选择了保留旧建筑，由于砖石建筑结构特性，其加建的体量也只能向更高而不是向地下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了三个项目都因此被重塑的建筑轮廓。在重塑建筑轮廓的策略上，H&deM还是更多站在城市的视野回应问题，像CaixaForum新的屋顶尺度与其周边建筑尽量协调，而形态也具有某种类型学上的联系；易北音乐厅的屋顶由其内部音乐厅的形态出发，形成类似船帆的视觉印象，但他更像是跟战争时代被毁掉的原来的老建筑的屋顶形态建立某种联系；而对于泰晤士河畔那个巨大电厂而言，原来的天际线已足具标志性，他们去做的是将其用一个“光梁”的玻璃体去强化一笔而已。
当然，除了要说H&deM如何用新的去回应城市，还要回到建筑尺度来探讨他们如何处理新和旧的关系。前文提到的“并置”无疑是我们观察这几个案例时的最大感受，反应在体量上的并置源于对旧有建筑完整性的保留，我们只看到了一种简单明确的上和下的关系。
反应在材料上的并置则说明了设计的诚实性，“做新如旧”这玩意儿似乎只是中国特有，于是我们在瑞士人的作品中看到了砖和锈钢板的并置，砖和印花玻璃的并置，砖和“光梁”的并置。他们似乎并没有刻意去表现所谓新和旧的对比，或者给这种对比赋予更哲学化的意义，而仅仅去呈现出这种时代感。在Tate Modern二期中，H&deM曾试图他们青睐的另一种类型学成果“堆栈”手法移植过来，但经过深思熟虑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没有那么极端的方案，甚至更退一步将砖材料再次用在这个新房子上。
结语
我们似乎有必要再回到“拆或不拆”这个问题上来反思一下我们当下的建筑创作与实践，说到底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我们的过去究竟多么不堪，让我们痛心以致必须擦干净并忘却。而事实是它既然触动了我们，无论好或坏，无论是一个凋敝的商场，抑或一个过气的食堂，必然在时间线上留下过它应有的价值。而我们是去呵护这份时间感还是选择遗忘，答案其实很清晰，正如李安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所言：“我相信人生（时代）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都没能好好的与他们道别。”
2013-02-15
参考
《EL Croquis》152,153
《安藤忠雄连战连败》
www.herzogdemeuron.com
www.oma.eu
www.tate.org.uk
注：配图待补充
后记：
在编纂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查找资料偶然翻起书架上《安藤忠雄连战连败》这本不新的书，书中有大篇幅讲述安藤参加Tate Modern竞赛的过程和他对旧建筑改造的观点。上野的国际儿童图书馆是安藤旧建筑改造的代表作之一，在老房子中插入一个绝对完型的玻璃盒子的做法同样也被用于Tate Modern的竞赛中，尽管安藤认为其保留策略和Herzog&de Meuron的做法是一致的，但他在书中反复提及的“新旧对比”所呈现的结果却和瑞士人的“并置”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藉此窥探一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文化心态，似乎能体会乐于反思与乐于接承的些许差别，如果加上中国，则是多了个乐于遗忘罢了。
——对Herzog &de Meuron事务所在旧城街区中建筑改造策略的探讨
摘要：通过对马德里CaixaForum展馆，伦敦Tate Modern 博物馆及汉堡的易北音乐厅的解读，探讨Herzog &De Meuron事务所在欧洲城市街区中的建筑改造策略。
有所不为
和当下中国急速城市化建设不同，大部分欧洲城市早已在某种后城市化语境中开始探寻功能更新与活力重塑的途径。而在这样的建设过程中，政治或资本的决策力似乎更倾向于与文化传统、城市问题、市民行为等的均衡，于是具备综合解决问题的建筑师似乎开始发挥更明显的作用。
2000年改造完成后， Tate Modern对伦敦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城市设计、泰晤士河南岸银行区的活力和风貌都被激发，而作为世界上参观人次最多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它对伦敦的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一直在持续。Herzog & de Meuron事务所（以下简称“H&deM”）在这次实践中的成功无疑建立在他们设计伊始的改造策略上，在面对这个庞大的工业时代建筑，曾经的Battersea发电厂时，他们认为“不能再从乱抹的草图开始，而需要更具体的非形式化的建筑策略，而此时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显重要”。而发电厂本身的砖砌体量如同巨山便是其价值，去接受并强化而不是试图去破坏或毁掉它便是H&deM的策略。
或许会有人认为Tate Modern的命题伊始就是改造而非拆除重建，但对比1994年竞赛时OMA或安藤同样精彩的方案时，我们便能清晰见到H&deM对于前世电厂完整性更大程度的坚持。而“有所不为”的基本策略在随后H&deM面对类似项目时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马德里的CaixaForum原址也是座发电站，但体量可小的多了，H&deM只是拆除了电站前的一个加油站作为将来展馆的前广场。而对于这个小电站则保留了立面的砖砌墙体，历史感的保留似乎让其面对Paseo del Prado大街对面古老的普拉多博物馆和植物园时多了一分从容。
工业建筑向公共建筑的功能转化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和方式，也正因其公共建筑（博物馆，展馆等）对于功能的需求不必特殊苛求，也成为H&deM对于保留策略坚持的条件。
德国汉堡的易北河上的一座仓库的基地要新建一座音乐厅，这个任务仍交给了颇受信赖的瑞士人。音乐厅对功能的要求可比展馆复杂不少，似乎按照之前的策略把仓库保留直接改造有点困难，但H&deM仍然坚持，只是音乐厅被硬生生放在了仓库的头顶，仓库里是附属设施和车库，就像是把一般做法里的地下室拽到了地面上。当然这样做的理由看上去足够充分，被拔高的体量还原了被二战时期毁掉的老房子，而其新塑造的天际线也符合易北河区对标志性的渴望，滨河位置似乎也很难建更深的地下室……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这个砖房子拆掉。
城市磁石
如何在公共建筑中塑造有效的开放性是每个建筑师都乐于去面对的命题，而H&deM同样将开放性坚持到极致，只是每个建筑的策略稍有不同。
对于泰晤士河畔的曾经闭塞的巨大电厂而言，梳理其周边城市关系成为塑造公共性的首要步骤，于是H&deM简单明确的将建筑南北两侧的空点都变成公共广场，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到达Tate Modern，而广场的公共性随着西侧主入口的巨大缓坡进入博物馆室内的Turbine Hall。这里不仅是博物馆的核心空间 ，也成为城市中“有顶的街道”。
现存的旧有建筑因其砌筑的砖结构特点在地面层的界面显的非常封闭，而给公共性的建立带来困难，Tate Modern的做法是将广场引入地下，而在易北音乐厅项目中，瑞士人偏爱的广场则又被放在了另一个标高上，他们在新建的音乐厅的底部和原有仓库屋顶的之间找到了机会。这个外可观河，内可揽城的公共空间无疑将成为汉堡城的一个独特去处。
在马德里，H&deM塑造广场的做法则似乎疯狂一些，除了将原来的加油站移除成为一个小广场，他们还把原来电站的首层全部打通，成为一个被覆盖的广场，而这两个不同空间属性的广场则提供多种行为方式的可能：既成为博物馆入口空间，也使人可以停留交谈，也提供一片开放的室外展区。
原本极具市民聚集性的博物馆音乐厅通过对建筑本身公共空间的强化和明确处理，使得每个建筑都成为城市中的一块磁石，吸引着艺术爱好者、旅行者及市民。
外科手术
有所不为的策略并不意味着建筑师的工作变得轻松，反而或许难度更大， H&deM展现的是对建筑设计的真诚与无比热爱： “对我们而言，如何处理既有建筑物是件兴奋的事，因为随之而来的约束力需要激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创造能量。”
在有一定历史感的旧城中盖房子，相比起拆旧盖新这种“器官移植”的做法，H&deM倾向于把他们处理旧建筑做法称之为“外科手术”。在CaixaForum，他们手术中最重要的一刀就是切除了现有建筑的底层部分，而这个动作一举解决了这个场地一系列的问题（公共性的问题），除了塑造出刚才提到的广场，还将建筑清晰的一分为二：地下室和漂浮的地上体量。地上部分挑战重力法则的野心一览无余，而这种做法很容易使得建筑也成为除了展品外吸引人的一部分。
而在另外两个规模远远大于CaixaForum的项目中，H&deM不得不用更现实的技术方式来进行手术了。而在现代建筑中历来扮演重要角色一个建筑元素——坡道——成为他们的下刀利器。在Tate Modern中，由西侧主入口切入到博物馆核心空间的巨大坡道是建筑师对原来电厂最明确的一个处理动作。而在易北音乐厅，一条同样宽阔的坡道被植入仓库内部，由地面层盘旋直达屋面广场。 如果说两条坡道都是对公共性的自然引导之外，在汉堡的项目中则多了一层含义，人们经过坡道的过程是一种有变化的空间体验，一种从旧仓库到新剧场的奇妙感受。
而三个项目都展现出的一个明确的现象就是，无论如何对旧建筑动手术，其原有的外部形象的完整性都得以保存，这不同于后现代思潮中某些过于强调新与旧的对比和冲突的处理手法，而关于新和旧的关系，H&deM处理的更为折中，更倾向于一种并置的关系。
并置的面孔
由于大部分旧建筑的规模不够满足新的使用要求，所以加建新的部分也是一个前提任务，而既然选择了保留旧建筑，由于砖石建筑结构特性，其加建的体量也只能向更高而不是向地下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了三个项目都因此被重塑的建筑轮廓。在重塑建筑轮廓的策略上，H&deM还是更多站在城市的视野回应问题，像CaixaForum新的屋顶尺度与其周边建筑尽量协调，而形态也具有某种类型学上的联系；易北音乐厅的屋顶由其内部音乐厅的形态出发，形成类似船帆的视觉印象，但他更像是跟战争时代被毁掉的原来的老建筑的屋顶形态建立某种联系；而对于泰晤士河畔那个巨大电厂而言，原来的天际线已足具标志性，他们去做的是将其用一个“光梁”的玻璃体去强化一笔而已。
当然，除了要说H&deM如何用新的去回应城市，还要回到建筑尺度来探讨他们如何处理新和旧的关系。前文提到的“并置”无疑是我们观察这几个案例时的最大感受，反应在体量上的并置源于对旧有建筑完整性的保留，我们只看到了一种简单明确的上和下的关系。
反应在材料上的并置则说明了设计的诚实性，“做新如旧”这玩意儿似乎只是中国特有，于是我们在瑞士人的作品中看到了砖和锈钢板的并置，砖和印花玻璃的并置，砖和“光梁”的并置。他们似乎并没有刻意去表现所谓新和旧的对比，或者给这种对比赋予更哲学化的意义，而仅仅去呈现出这种时代感。在Tate Modern二期中，H&deM曾试图他们青睐的另一种类型学成果“堆栈”手法移植过来，但经过深思熟虑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没有那么极端的方案，甚至更退一步将砖材料再次用在这个新房子上。
结语
我们似乎有必要再回到“拆或不拆”这个问题上来反思一下我们当下的建筑创作与实践，说到底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我们的过去究竟多么不堪，让我们痛心以致必须擦干净并忘却。而事实是它既然触动了我们，无论好或坏，无论是一个凋敝的商场，抑或一个过气的食堂，必然在时间线上留下过它应有的价值。而我们是去呵护这份时间感还是选择遗忘，答案其实很清晰，正如李安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所言：“我相信人生（时代）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都没能好好的与他们道别。”
2013-02-15
参考
《EL Croquis》152,153
《安藤忠雄连战连败》
www.herzogdemeuron.com
www.oma.eu
www.tate.org.uk
注：配图待补充
后记：
在编纂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查找资料偶然翻起书架上《安藤忠雄连战连败》这本不新的书，书中有大篇幅讲述安藤参加Tate Modern竞赛的过程和他对旧建筑改造的观点。上野的国际儿童图书馆是安藤旧建筑改造的代表作之一，在老房子中插入一个绝对完型的玻璃盒子的做法同样也被用于Tate Modern的竞赛中，尽管安藤认为其保留策略和Herzog&de Meuron的做法是一致的，但他在书中反复提及的“新旧对比”所呈现的结果却和瑞士人的“并置”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藉此窥探一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文化心态，似乎能体会乐于反思与乐于接承的些许差别，如果加上中国，则是多了个乐于遗忘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