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誠達矣信乎哉

那個“一星運動”讓我想起多年前讀到的這一篇文章來。
達誠達矣信乎哉
陳封雄
先叔陳寅恪教授為了研究佛學，治梵文二十年之久，同時還學了藏文。一九三五年他在清華大學教書時，不惜鉅資自購一套日本印刷的漢文《大藏經》，約二百巨冊，其中就包括玄奘等大師的譯作。某日(那時我尚在讀高中)我好奇地取出一冊翻閱，對於那些經文簡直感到如讀天書，不懂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我問先叔為什麼譯出的佛經讀不懂。他說那是古漢語，又用了大量佛教術語，而且是直譯，或是譯者也未搞通，於是一般人讀不懂。和尚念經只是照念，其實也不懂，所以寺院常由高僧講經。他還說他也常讀不懂鳩摩羅什等人翻譯的經典，因而在留學歐洲時曾到德國和法國博物館借閱梵文或藏譯的原本與漢譯本互相參照，結果發現了不少誤譯之處。我問他為什麼不由他自己將一些梵文佛經重譯成使人讀得懂的文字，他說那個工作量太大，不是一個人能勝任得了的，而且他只研究佛學和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並不信佛。他開玩笑地說，等他當了和尚以後再考慮這個問題。
明清以降，文網至密，詩家憂國憂民或發點牢騷只得運用隱語曲筆。這些詩篇連本國人往往都讀不懂，直譯出來，不加詮釋，外國人當然更莫明其酸鹹之外的“妙”了。先叔寅恪喜作舊體詩，也是由於環境所迫，不能直抒胸臆。例如抗戰期間的一九四○年春，他到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會間蔣介石設宴以示對諸學者的尊重，寅恪叔宴罷歸來寫過一首《庚辰暮春重慶夜宴作》的七律，其中有“看花愁近最高樓”句。先叔曾將此詩抄寄其摯友吳宓教授，作了一些解釋，所以吳宓抄存此詩時加了附注雲：“寅恪於座中初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句。”這句詩，國人一般也不得其解，如直譯成外文，誰能明白它是表示對蔣介石的厭惡呢？先叔“晚歲為詩欠砍頭”的那些詩，如無後來學人的箋注，也是讀不懂的，因而也就無法譯成外文。
所以翻譯這門功課，專家們自然深刻瞭解其中甘苦，就連我這偶涉此道的人也體會到將一種文字(尤其是文學作品)轉化為另一種文字，而且表達得形神兼備，使一個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讀者對原文的含意全部貫通，是很不容易的。由此使我憶及我親身經歷的一件翻譯趣事：
四十多年前朝鮮戰爭時期，我在新華社從事英文新聞編譯工作。那時新華社經常發表抨擊美帝國主義者蠻橫霸道的文章。每篇評論都要譯成英文對外播發。依上級規定，稿件以中文為准，翻譯時不得作任何有違原意的更動，遇有困難也必須硬譯或直譯，不可意譯，然後再由外國專家修改潤色，使之能被外國讀者接受。某次碰到這樣一句話：“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意圖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我考慮良久，覺得外國讀者怎能知道司馬昭是何許人呢。只好按上級規定譯成The aggressive intentions of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are none but SiMa－Zhao’s heart which is known to every pedestrian.英國專家夏庇若不懂中文，對中國歷史也不很清楚，改稿時看到這句話，大惑不解，便將我叫去問道：“誰是司馬昭？路人皆知，我怎麼不知。你估計別國人能知嗎？這種句子發出去是無效句，也可能有反效果。”我只得查書，然後將司馬昭欲篡權，魏帝曹髦說了這句話的故事向他講了一遍。他認為這個成語太複雜，於是苦苦思索，想用一個相對應的外國成語來代替，從莎士比亞想到狄更斯，想不出來，最後只好用“notorious”這個字，意即“臭名昭著”，和原文的意思就不大一樣了。
關於這件趣事，我套用先叔一個詩句作結吧：“達誠達矣信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