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與《源氏物語》 - 趙武平

                
                
因為重印豐子愷先生的譯著的緣故，近年斷續注意到一些議論，拿他譯的《源氏物語》，同林文月先生的譯本作比較，簡單找出一些明面上的詞句差異，暗示豐先生繙譯的「不可靠」。更有甚者，還引用周作人書信和日記中的片言隻語，說豐先生「似尚不明白源氏是甚麼書也」（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致鮑耀明信），質疑他繙譯這部名著的資格。
其實，豐先生繙譯日本文學的資格，是毋庸置疑的，──這在林文月先生近日的答記者問中，也得到了部份的證實。她說：
每一個譯者你都可以罵，沒有一個完美的例子。第一，我很敬佩豐子愷先生的全譯，沒有偷工減料。另外，我想在那樣子的年代和情況下，他沒有太多的參考書。如果我當年知道豐子愷這樣的大家已經完成了中文繙譯，我大概會不敢提筆。
（二○一三年二月十五日《南方周末》）
就批評資格而論，林先生怕是最稱職的，因為大概只有她才會認真參照中日文本，結合自己的繙譯，判定豐先生的譯本「沒有偷工減料」，是名副其實的全譯本。在這之前，無論從他人的回憶，還是日記片斷來看，誰也拿不出證據，能說明周作人通讀過豐先生的全部譯稿。
按照周作人當年的編輯文潔若的說法，豐先生完成《源氏物語》第一卷的譯稿後，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經委派她去請教錢稻孫先生，希望錢先生根據自己曾經節譯此書的經驗，對豐先生的譯文作進一步完善。她說：
一九六三年，我還把豐子愷譯的《源氏物語》第一卷整理了一遍。那時錢稻孫已患了白內障，看字吃力了。我便念一段《源氏物語》原著，再讀豐子愷那段中譯文。錢稻孫完全靠聽覺來提出自己的看法。就這樣，終於整理出幾十條修改意見。我是複寫的，一式二份。畢竟只是錢稻孫口述的，他並未過目，我怕沒有把握，又送去請周作人做了鑒定。
（〈我所知道的錢稻孫〉，載一九九一年第一期《讀書》）
她還進一步說，起初周作人對「鑒定」豐譯並無興趣。他有兩段日記，對此事作了記錄：
「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文學出版社文潔若來訪，請為鑒定《源氏物語》校記，辭未獲免。」
「二月二十七日開始閱《源氏物語》校記。」
旁的研究者也發現，儘管「周作人既然接下這項任務，還是認認真真鑒定了一遍，並發現了我們漏掉的一些問題」（文潔若語），他卻因此對豐譯留下了負面的印象。比如，他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就說：
上午開始閱源氏校記，發現譯文極不成，喜用俗惡成語，對於平安王朝文學的空氣全無瞭解……下午豐一為寄倚魂信、文潔若信，對於豐子愷譯源氏表示不可信任。
遺憾的是，周作人下判斷的依據，只是文潔若在錢稻孫指導下記錄的第一卷的譯稿的「校記」。豐先生譯稿的全卷，周作人並未寓目。他對豐譯的貶語，只能當作一家之言，兼而聽之了，──豐譯《源氏物語》八十年代初期正式出版前，責任編輯葉渭渠先生又曾委託他自己的老師、北京大學日本文學專家劉振瀛教授對譯稿進行審定。他在寫於一九八○年六月的《譯本序》中說：
本書是由著名漫畫家、作家、繙譯家豐子愷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花費不少心血繙譯出來的，譯文優美，傳神達意，既保持了原著的古雅風格，又注意運用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筆法，譯筆頗具特色。由於十年浩劫，本書從出版計劃中撤銷；一九七三年雖重新列入計劃，但在「反黑線回潮」的衝擊下，又告夭折，致使譯者生前未能看到本書的出版，實是一件憾事。現在幾經周折，經過劉振瀛同志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見和豐一吟同志對全書進行整理，作為日本文學叢書之一，同讀者見面了。譯者長期的心血終能有益於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事業，也是可告慰於豐子愷先生的。
我在整理豐先生譯著資料的時候，也注意到了巴金先生對他的回憶，其中也談到了豐先生繙譯《源氏物語》的往事。他是這麼說的：
上海解放後，我幾次見到豐先生和一吟同志，聽說他要繙譯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語》，他開始自學俄文，並表示要學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這兩件事。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國政協的會議，他從俄語繙譯的文學作品也陸續出版。（在「四人幫」下台之前，我就聽一位老友講他正在閱讀豐先生繙譯的《源氏物語》全部手稿。）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
（《懷念豐先生》，載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二、十三日《大公報》）
巴金先生的這段話，如今看來，似乎很容易引起誤解。斷章取義者說不定會擔心：自學俄文，短短幾年時間，就能繙譯文學作品，他能譯得多好呢？某些粗心的讀者，甚或誤以為，豐先生繙譯紫式部，也是從俄文轉譯的呢。
其實也無足稱怪。畢竟大多數人並不瞭解，豐先生早年的日本留學經歷，以及他繙譯其他日本古典文學的成績。當然，更超乎普通人理解力的，是豐先生一輩中的很多人，確實有不少天才的語言家和文學家，比如查良錚先生和朱光潛先生，就都有學習和掌握多種語言的超常能耐。梁實秋先生有一篇文章裏，引用過朱先生回憶自己自學俄語事情。他說：
我在快六十歲的時候，才自學俄文，一面聽廣播，一面抓住契訶夫的《櫻桃園》和《三姊妹》，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和高爾基的《母親》這幾部書硬啃，每本書都讀上三四遍。這些工作都是在課餘的時間做的，做了兩年之後，我也可以捧着一部字典去繙譯俄文書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台灣《聯合報》副刊）
梁先生對朱先生的經驗雖然驚嘆，但也坦率承認：「學習外國語文本非易事，惟思想學問業已成熟之學者若學習另一種外國文字，旨在讀書而非會話，則用上三五年苦功即可濟事。」（〈憶李長之〉）
事實上，對於有學問的語言高手，繙譯也不是甚麼難得可比登天的挑戰。如果語言功底夠好，文學表達能力優秀，參考資料也湊手，能靜心坐下來，認真研究文本，悉心移譯，完成「不偷工減料」的全譯本，應該不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