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评论类写作中的象征
概述：
我们需要用词语来讨论政策问题。关于如何使用词语来表达一些事情通常是修辞学和文学领域讨论的话题。但是，象征再现则是政治学中界定政策问题的本质。
象征再现的四个方面对于政治问题的界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讲故事也就是对世界上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进行解释。这些解释通常并不为人们所讲述，不言自明，被当做是理所应当的，乃至于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存在。象征可以有力地抓住我们的想象，抓住我们的心理，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解决紧要问题方案的前提。举偶法是一种演讲方法。在这种方法中，部分被用来代表整体。这种方法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象征设计，因为，我们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常会依据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被认为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比喻有时候被认为是人类思想和创造的基本核心。比喻的推理——在两件事情中找到相同性——是分类和计算的基本方法。进行比喻也就是提出政治的主张：“其中有着重要的相同点。歧义性就是象征的一个特征，无论好坏，它也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特征。我们将讨论歧义性是如何来起到调和和协调作用的。
一.故事
对于政策问题的定义通常具有讲述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是有着起承转合的过程的。这种讲述中有英雄，也有恶棍和无辜的牺牲者，并诅咒邪恶的力量，褒扬善良的力量。这种故事的线索在政策文件中通常是潜藏着的。通常，对于一些细节问题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对基本故事的不同意见。
有两种非常宽阔的故事线索在政策政治中表现地非常明显。
a)每况愈下的故事
这是近日一篇名为《香港限购奶粉 损人不利己》来自雅虎的评论（请先耐心读完）。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尽管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充满了统计学数据的政策评论文章，但它还是具备了一个好故事所要求的所有要素：a.原本正常的情况，数据证明香港一直都有能力为大陆供应奶粉，而不存在港府所宣称的奶粉短缺问题。b.文章尝试指出，因为港府的这一限购举措，本来良好的供需局面开始变糟了。这类故事常常以预测一种危机结尾，并提出一种关于采取某些步骤的建议，以避免危机的发生。
a1)阻碍进步的故事
阻碍进步的故事是每况愈下类故事的一个变体，如果每况愈下的故事讲述的是：本有一种良好的局面，因为某种政策干预，局面变糟了，任由发展会导致更危险的结果的话。那么阻碍进步的故事讲的则是：有一种每况愈下的情境，目前得到了一种政策或者举措的挽救，但是有另外一些政策或者什么正在干扰这种挽救与进步的力量。就好像是在讲一个困境中的英雄。
近日评论中的例子是《"惩罚性税收“解决不了房价上涨》（请先读完），在文中所描述的英雄是”市场经济“，但是新开征的房产税无助于房地产对市场的回归，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反而会”累积征纳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头“，无助于房地产业健康的市场化。
a2)揭示幻觉
揭示幻觉是每况愈下类故事的另一种变体，它试图讲述：变革仅仅是一种幻觉。最近找到的例子是《中国人“越过越穷”不只是幻觉》，还有《什么样的“收入倍增”才值得期待？》，前者尝试将变革内容：人均收入提高，解释为幻觉：通胀与货币超发的主导结果。后者则将变革内容：收入倍增，解释为幻觉：实际购买力的原地踏步。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数据上说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实际提高了，其实并没有治疗水平上的改善，而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在更早的时候诊断出癌症患者。再比如家庭暴力的现象其实并没有增加，但因为最近专题报道的增多，感觉情况恶化了一样。
b)无助和控制的故事
与每况愈下类的故事相比，无助和控制的故事是另一条被广泛采用的叙事方法。这类故事希望向我们表明，”情况确实非常糟糕，我们已经对此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说只能无可奈何地被动接受，但现在让我来向大家表情，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对这些事情加以控制的。"这种故事总能吸引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些故事设计了诸如自由这样的基本问题，比如说，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命运？那些向我们讲述我们正在失去对这些事情的控制的故事总是能让我们感到威胁，而哪些在这方面做更多承诺的故事总是让我们感到放心。
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例子，但也多少表达了这类故事的核心思想，《只有美国才能“奶”中国》，如果将文中的吐槽认认真真对待，那么文章的线索便是：出现了一个失去控制的情况，大陆的母亲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大陆奶粉的信任，连香港也通过了限购令，我们该何去何从？但是，这里是有一个选择的，那就是向美国购买奶粉。（好了，只是说笑而已）。
之前所引用的文章：《香港限购奶粉 损人不利己》里面其实也包含这类故事的元素，文章尝试指出，香港政府的奶粉限购令并非是别无选择的应对，其实他们是可以挽救这个局面的，即解决”货源错配“的问题即可恢复正常的市场供需。
b1)责备牺牲者的故事
责备牺牲者是无助与控制类故事的变体，这类故事同样将我们从命运的领域转到控制的领域，只是将控制置于那些承受损害的人们身上。请看这段描述：
”对于那些没有技能的妇女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有能力靠自己挣钱养活家庭。所以，对于许多这样的妇女来说，摆在她们面前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她们要么限制生育，参加工作，这样可以勉强地避免贫困。要么不工作，生育小孩，处于赤贫，靠福利救济生活。许多妇女都成为了母亲，尽管这意味着贫困状态。“
再比如我们将社会贫困人口的出现归结为他们的游手好闲与消费无度。再比如中学时期如果有学生要求在课上”去洗手间“，老师会问你：”为什么下课的时候不提前去？"，以及这篇文章《谈谈我对香港奶粉限购的几点看法》，文章将香港关于限购令的举措的原因归结为对大陆游客无节制哄抢物品的防范，这都是责备牺牲者故事的讲述方法。
无论是哪一种无助与控制的讲述，它们的共同点是，总是存在着选择。这类故事富有戏剧性的一点在于，它们可以将许多无意识的，自然的，随机的事实转换成为有意识的人类决定。如果说每况愈下的故事激起人们的担忧与沮丧，那么控制的故事则营造着人们的希望，这两类故事手法结合便是，先警告我们灾难临头了，然后鼓励我们控制自己的命运。政策故事采取许多文学和修辞的手法，这些故事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即便这些”人“没有人格实体，我们寻找诸如”房价飞涨“，”购买力下降“的罪魁祸首时，坏人常常是别有用心的房地产商，权利寻租，急功近利的银行，他们还常常是更为邪恶的力量（官商勾结，体制弊端，政策失误）的无辜牺牲者， 这些故事中的英雄常常是正在进行斗争的统计机构，负责任的知情人，财产公示的推动者，市场化的支持者，但他们常常在一些看来具有”关键意义“的意见和改革上受到阻挠，在”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下在黑暗中摸索。恳求国家可以挽救这些牺牲者，并增强这些可以挽救失败的英雄（机构）的力量。
以下是三种政策故事中最为常见和有力的语言设计方法：
二.举偶法
a)典型案例
关于这种方法的例子是《无处不在的都市忍者》，它借由举偶法开始，最终讨论的是北京的交通政策。这种典型案例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更大问题的”原型“而出现的，像这样的典型的例子就界定了整个问题，并构造了政策回应。
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威斯康星洲的一项离婚法改革，改革动议认为，应该保证在夫妻离婚时对共有财产进行平等分割。他们找到大量的离婚案例，诸如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女性没有因为她对于家庭和孩子的照顾而获得应有的补偿这样的情形，以获得妇女支持。请记住第一段中的话语，典型案例仅仅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原型，这项离婚法改革以”保护家庭主妇“为打动市民的主导思想，但却没有讲述其他情形，诸如家庭中本来财产就占优的妇女，或者干脆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妻子，因为财产平等分割的法律，反而受到损害，而不是保护。
a1)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也是一种举偶法，纪录片《食品公司》就使用了这种手法，它举出一个家庭因为沙门螺杆菌感染而失去孩子的例子，说明现有食品工业所存在的巨大安全隐患。那对夫妻为了食品安全，抵制现存残忍的食品工业而在有关部门奔走。但是，问题在于，记录片完全没有提到每年因为沙门螺杆菌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第二，为什么这一问题不是导致整个医疗部门对于沙门螺杆菌幼龄感染者治疗的推动？其中感染的方式也颇具象征意味，汉堡，牛肉，沙门螺杆菌，而后与之对比的是绿色食品，完全没有幼童食用后的可能风险。
举偶法可以因其强大的诗意作用，而延迟我们的批判性思考。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一个部分上去这样一种战略。尤其是那种能够让人身陷其间的恐怖故事，会带来具有倾向性的政策。这种方法也可以缩小问题范围，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容易掌握。举例来说，总统向某人请求为一位急需器官移植的孩子捐献一块肝脏。假如这个请求获得成功，也就是这个孩子得到了肝脏，我们都会为此感到欣慰，从而也使大家去关心那些需要得到肝脏的人们。
三.隐喻
a)政策隐喻
所谓隐喻就是意指性的比喻。如”克林顿抨击了媒体“，”产业正在遭到扼杀“，”我们生活在地球村“，从表面看隐喻只是在两件事上进行比较，而事实上它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叙述性故事，意味着要采取某种行动方式。
从符号学的角度上讲，拥有相同特质的两个相似或不相似事物之间存在的相合关系，就是隐喻。在使用明喻时，我们说，x像y；在使用隐喻时，我们说，x是y。用图表来说明一下这张图片的隐喻。
能指 相关内涵 所指
卡洛儿.布盖 美丽与高贵 香水
换一组隐喻 瀑布 自然与新鲜 香水
每一个证词隐喻中都隐含的一个假定是，假如a类似于b，那么，解决问题a的方式也就是你处理问题b的方式，也就是作”a类似于b“的宣称。
b)有机体隐喻
这个隐喻被许多人使用，它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据说群体和社区是有”自身生命“的，会有自身的目标，关于”生命周期“的想象就被用于解释为什么一些政治问题经历着快速生长而又衰落的古城，被用来解释一个城市的发展，革新，安于现状和衰落。它实际上包含着这一假定：整体要高于部分，整体的存在是”自然“的，有它的”存在方式“。
c)自然法则的观念
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学者都宣称自己发现了社会运作背后的规律，比如社会群体必然会形成精英/非精英，统治者/被统治者两类人，还有“公共收入再分配定律”：所有对穷人的经济援助最后都会以某种形式被抽走，回归到中产阶级人士手中。这些所有的“自然法则观念”在本质上都是做出了同一种宣称：在该条规则面前，任何的变革与改革都是无益与徒劳的。
c1)激励法则
激励法则用明白的语言说，就是任何对有问题的人的帮助，实质上都是给予那些人以存在的问题报偿，而不能产生让他们摆脱问题的激励。具体地就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贫穷和吸毒的人，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情况给予鼓励，鼓励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以获得补助，而不是去改变自身处境。“助人一臂之力等于鼓励他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一信条在当今政策讨论中仍有很强的驱动力。
c2)机械装置模型
一种政治思想将政治体制理解为一台由一些工作零件组成的机器。这些零件必须出于“有秩序”和“平衡”的状态。因此，在我们关于政治权利应该如何配置的思考中，“契合与平衡”是确保国际平衡的核心，还比如“力量平衡”，核武器出现后战略家们所经常谈到的“威胁的平衡”。关于“平衡预算”的说法也意味着，无论预算盈余还是预算赤字都不是好事。这一平衡的隐喻意指着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的退步的故事，并要求从一个方面取走一些东西再加到另外一个方面。
c3)斜坡
所谓“斜坡”。许多关于被看做不道德行为的论证就是基于斜坡的理论：一次饮酒，一次抽烟，一次暴饮暴食，一次好意的撒谎。比如动物权益保护者论证我们对动物的残忍最终会转移到对自身的残忍，比如这篇学生作文：
各种斜坡的论证有一个共同的形式。这样的论证从一个开始就承认，有关的现象（诸如一部法律、一个建议、一条规则、一项计划或者一次饮酒）就本身来说没有对与错。但是接下来的论证就是，如果允许这样的现象继续下去，那么就会带来错误的、不好的或者危险的情况或案例。举例来说，那些反对允许医生帮助患上绝症的患者安乐死的法律的人们，通常隐藏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安乐死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病人乐于选择的。但是，那些反对安乐死的人们又改换了论据，宣称，我们还是不应该允许安乐死，因为一旦允许，继续这样做会让人们误入歧途。斜坡论证常常被运用于拒绝变革的目的。即使这些反对者不能找到反对这类变革的任何理由。所以斜坡论证又被哲学家戏称为“对于现状的保守的捍卫者最后的避难所”。
c4)疾病隐喻
疾病，尤其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染病，构成了许多政策隐喻的基础。一些教派，犯罪，事实上所有在一些人看来需要抨击的行为或者观念，都被说成是具有“传播性”的。这些群体的成员及其支持者据说都是会以他们的观念“感染”他人的。未婚先孕，非婚母亲，辍学等等被称为“时疾”。大学与贫民窟就是造成所有这些疾病的“温床”。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谈及“健康”的经济、商业以及制度，从这儿出发仅一步之遥，就可以谈及“城市的陋疾”和“消亡着的产业”。
疾病的隐喻蕴含着一个关于退化以及衰退的故事，以及关于在人非人的“病菌”之间争取控制权的斗争。在反对者的身上贴上标签也就意味着，将它们当做非人的东西对待是有着道德上的正确性的。假如某种社会过程被看做是在传播某种疾病，那么仅仅是对单个个体采取措施是不够的。为了将“病菌”消灭，有的银行采取“划红线”的政策，拒绝对红线内的居民提供按揭贷款，拒绝提供住房保险，似乎这些城区成为了城市的疫区。
在社会政策中最为流行的疾病隐喻就是将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形象描述成某种病态。主流社会科学将贫困、无家可归、少女怀孕、吸毒以及所有这些问题的不合理现象解释为个人问题和缺陷的结果。精神病学专业通过创造一个名称以及一套在官方诊断单上的相关症状，把许多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某种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因此，举例来说，在诊断单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诊断——“反社会人格混乱”，其它症状是”严重失业“、”一再地旷工“和"放弃社会工作”。（对于天朝而言，自然也就有了“网络成瘾”）
为什么会出现将社会问题转变为精神病的现象呢？正如所有的隐喻一样，这个隐喻能创造出政治资源。对于精神病专家来说，这样的隐喻为他们授权对“网瘾少年”的问题进行诊断和处理（网瘾治疗所，收费进行的电击治疗）。
c5)战争的隐喻
我们常常会讲到“向贫穷宣战”、“私人领域遭到了侵犯”、“向癌症宣战”、“继续进行针对饮酒驾车或者文盲的战役”。当某件事情被描述成了入侵，那么入侵者就是外来的异己者。也就说，他不是一名公民，因此他的权利也就得不到尊重，他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一旦我们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生存也就成为了首要的事情，进行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象征的设计如此流行，在情感上更具有鼓动性，这是因为象征的故事线索是隐藏的，其纯粹的诗意通常更具有说服力。如“飞船般的地球”可以让你的思考停留片刻，并让你浮想其美好又脆弱相互依靠的形象。当有官员做出承诺，要让4000万已经坐在私家车上的人下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实际上就感到我们肩上的负担减轻了。隐喻通常构成了我们文化中表达事物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表达在我们的说话中不经意地用到，构成一种常规的思维跳跃。
出于这些理由，就有必要培育某种辨认这样的象征的技能，并对据此做出的假定持某种怀疑的态度。这样说背后的蕴涵意味着什么？这样说有道理吗？某个隐喻除了讲述着所表达的意思之外还有别的意思吗？它是否与相关信息的反对方构成了某种冲突呢？一个象征是否真的能够“一句顶一万句”？在我们对这样的象征表示支持前是否应该讨论一下问题的实质呢？
四.歧义性
就艺术来说，奇异性是艺术品的内涵丰富和深刻的一个源泉。同一个蜥蜴图片印在T恤和“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上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歧义性在科学领域是不被允许的。就对于歧义性的态度而言，政治更像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若政治不允许歧义性，那么合作与折中调和不说不可能也将是十分困难的。象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承载物，通过它可以将各种不同的动机、期望以及价值综合起来，从而使得集体的行动变为可能。
歧义性允许领导人汇集来自不同方面的对于某项政策的支持。比如某位总统可以请求国会授权他“仅在美国利益遭到威胁的情况下对外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尽管谁有不知道“遭到威胁”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这种模糊的说法可以将对于这项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成功地统一起来。国会的议员们也会同意这种表达，尽管大家也都不知道“捍卫国家利益”究竟捍卫的是个什么利益。围绕着这样的歧义性观念，可以将每一个人联合起来。
歧义性可以将那些出于不同理由而能够从同一政策中获益的人们联合起来，有些人对于开发建设加以限制是出于保护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的理由，有些人同意作出这样的限制是为了保持他们居住的低密度高价格和排他性特征。从国家层面看，对新兴工业采取严格的环境控制将阻碍开发建设的发展，但这样可以让资本转移到其他地区，保持其他地区的高速发展，尽管各种社会群体对于各种其他政治问题会表示反对，但是，“环境保护”的象征可以将官员，居民和动物保护者联合起来，尽管“环境保护”这个象征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保护各种不同的东西（”环境“”房价”“资本”）。
歧义性可以让领导者得以留出一块躲过公众视野的运作领域。立法者可以通过一部具有歧义性的含糊法律，来满足对于某个问题“所有作为”的要求，然后再让一些行政机构提出一些幕后的更具冲突的细节。例如美国1887成立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它按照国会的指令确定“公正而合理的货运比例”，每个人都会同意“公正而合理”的说法，但是这一说法对于农民，承运人和铁路方面来说的理解显然是不同的。
歧义性可以让政策的决定者对冲突的双发加以安抚，“给予一方以语言上的安抚，给予另一方的则是决策上的安抚”。例子是：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对无线电广播提供的垄断特许经营加以管制来负责”保护公众的利益“。”没有什么地方比它在强调对于公共服务责任方面的做法更大程度集中、当价格上涨时放宽许可证的转让、拒绝对不公正地为了获取利润而牺牲项目质量的行为强制制裁等等。“通过在媒体透露、演讲以及介绍情况的过程将一项决策描述为一种情况，同时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予以实施，政治领导人就可以玩弄同时做出两种决策的魔术了。
讲述政策故事是实现战略的手段。政策制定者与一些利益群体都经常制造一些故事（从艺术意义上），作为他们打算要采取行动的背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实际上会对社会造成一些损害和破坏，一边让他们来做一些事情。而是说，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来讲述世界，以便使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做法以及他们所推行的行动变成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需要用词语来讨论政策问题。关于如何使用词语来表达一些事情通常是修辞学和文学领域讨论的话题。但是，象征再现则是政治学中界定政策问题的本质。
象征再现的四个方面对于政治问题的界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讲故事也就是对世界上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进行解释。这些解释通常并不为人们所讲述，不言自明，被当做是理所应当的，乃至于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存在。象征可以有力地抓住我们的想象，抓住我们的心理，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解决紧要问题方案的前提。举偶法是一种演讲方法。在这种方法中，部分被用来代表整体。这种方法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象征设计，因为，我们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常会依据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被认为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比喻有时候被认为是人类思想和创造的基本核心。比喻的推理——在两件事情中找到相同性——是分类和计算的基本方法。进行比喻也就是提出政治的主张：“其中有着重要的相同点。歧义性就是象征的一个特征，无论好坏，它也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特征。我们将讨论歧义性是如何来起到调和和协调作用的。
一.故事
对于政策问题的定义通常具有讲述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是有着起承转合的过程的。这种讲述中有英雄，也有恶棍和无辜的牺牲者，并诅咒邪恶的力量，褒扬善良的力量。这种故事的线索在政策文件中通常是潜藏着的。通常，对于一些细节问题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对基本故事的不同意见。
有两种非常宽阔的故事线索在政策政治中表现地非常明显。
a)每况愈下的故事
这是近日一篇名为《香港限购奶粉 损人不利己》来自雅虎的评论（请先耐心读完）。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尽管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充满了统计学数据的政策评论文章，但它还是具备了一个好故事所要求的所有要素：a.原本正常的情况，数据证明香港一直都有能力为大陆供应奶粉，而不存在港府所宣称的奶粉短缺问题。b.文章尝试指出，因为港府的这一限购举措，本来良好的供需局面开始变糟了。这类故事常常以预测一种危机结尾，并提出一种关于采取某些步骤的建议，以避免危机的发生。
a1)阻碍进步的故事
阻碍进步的故事是每况愈下类故事的一个变体，如果每况愈下的故事讲述的是：本有一种良好的局面，因为某种政策干预，局面变糟了，任由发展会导致更危险的结果的话。那么阻碍进步的故事讲的则是：有一种每况愈下的情境，目前得到了一种政策或者举措的挽救，但是有另外一些政策或者什么正在干扰这种挽救与进步的力量。就好像是在讲一个困境中的英雄。
近日评论中的例子是《"惩罚性税收“解决不了房价上涨》（请先读完），在文中所描述的英雄是”市场经济“，但是新开征的房产税无助于房地产对市场的回归，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反而会”累积征纳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头“，无助于房地产业健康的市场化。
a2)揭示幻觉
揭示幻觉是每况愈下类故事的另一种变体，它试图讲述：变革仅仅是一种幻觉。最近找到的例子是《中国人“越过越穷”不只是幻觉》，还有《什么样的“收入倍增”才值得期待？》，前者尝试将变革内容：人均收入提高，解释为幻觉：通胀与货币超发的主导结果。后者则将变革内容：收入倍增，解释为幻觉：实际购买力的原地踏步。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数据上说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实际提高了，其实并没有治疗水平上的改善，而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在更早的时候诊断出癌症患者。再比如家庭暴力的现象其实并没有增加，但因为最近专题报道的增多，感觉情况恶化了一样。
b)无助和控制的故事
与每况愈下类的故事相比，无助和控制的故事是另一条被广泛采用的叙事方法。这类故事希望向我们表明，”情况确实非常糟糕，我们已经对此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说只能无可奈何地被动接受，但现在让我来向大家表情，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对这些事情加以控制的。"这种故事总能吸引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些故事设计了诸如自由这样的基本问题，比如说，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命运？那些向我们讲述我们正在失去对这些事情的控制的故事总是能让我们感到威胁，而哪些在这方面做更多承诺的故事总是让我们感到放心。
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例子，但也多少表达了这类故事的核心思想，《只有美国才能“奶”中国》，如果将文中的吐槽认认真真对待，那么文章的线索便是：出现了一个失去控制的情况，大陆的母亲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大陆奶粉的信任，连香港也通过了限购令，我们该何去何从？但是，这里是有一个选择的，那就是向美国购买奶粉。（好了，只是说笑而已）。
之前所引用的文章：《香港限购奶粉 损人不利己》里面其实也包含这类故事的元素，文章尝试指出，香港政府的奶粉限购令并非是别无选择的应对，其实他们是可以挽救这个局面的，即解决”货源错配“的问题即可恢复正常的市场供需。
b1)责备牺牲者的故事
责备牺牲者是无助与控制类故事的变体，这类故事同样将我们从命运的领域转到控制的领域，只是将控制置于那些承受损害的人们身上。请看这段描述：
”对于那些没有技能的妇女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人有能力靠自己挣钱养活家庭。所以，对于许多这样的妇女来说，摆在她们面前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她们要么限制生育，参加工作，这样可以勉强地避免贫困。要么不工作，生育小孩，处于赤贫，靠福利救济生活。许多妇女都成为了母亲，尽管这意味着贫困状态。“
再比如我们将社会贫困人口的出现归结为他们的游手好闲与消费无度。再比如中学时期如果有学生要求在课上”去洗手间“，老师会问你：”为什么下课的时候不提前去？"，以及这篇文章《谈谈我对香港奶粉限购的几点看法》，文章将香港关于限购令的举措的原因归结为对大陆游客无节制哄抢物品的防范，这都是责备牺牲者故事的讲述方法。
无论是哪一种无助与控制的讲述，它们的共同点是，总是存在着选择。这类故事富有戏剧性的一点在于，它们可以将许多无意识的，自然的，随机的事实转换成为有意识的人类决定。如果说每况愈下的故事激起人们的担忧与沮丧，那么控制的故事则营造着人们的希望，这两类故事手法结合便是，先警告我们灾难临头了，然后鼓励我们控制自己的命运。政策故事采取许多文学和修辞的手法，这些故事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即便这些”人“没有人格实体，我们寻找诸如”房价飞涨“，”购买力下降“的罪魁祸首时，坏人常常是别有用心的房地产商，权利寻租，急功近利的银行，他们还常常是更为邪恶的力量（官商勾结，体制弊端，政策失误）的无辜牺牲者， 这些故事中的英雄常常是正在进行斗争的统计机构，负责任的知情人，财产公示的推动者，市场化的支持者，但他们常常在一些看来具有”关键意义“的意见和改革上受到阻挠，在”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下在黑暗中摸索。恳求国家可以挽救这些牺牲者，并增强这些可以挽救失败的英雄（机构）的力量。
以下是三种政策故事中最为常见和有力的语言设计方法：
二.举偶法
a)典型案例
关于这种方法的例子是《无处不在的都市忍者》，它借由举偶法开始，最终讨论的是北京的交通政策。这种典型案例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更大问题的”原型“而出现的，像这样的典型的例子就界定了整个问题，并构造了政策回应。
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威斯康星洲的一项离婚法改革，改革动议认为，应该保证在夫妻离婚时对共有财产进行平等分割。他们找到大量的离婚案例，诸如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女性没有因为她对于家庭和孩子的照顾而获得应有的补偿这样的情形，以获得妇女支持。请记住第一段中的话语，典型案例仅仅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原型，这项离婚法改革以”保护家庭主妇“为打动市民的主导思想，但却没有讲述其他情形，诸如家庭中本来财产就占优的妇女，或者干脆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妻子，因为财产平等分割的法律，反而受到损害，而不是保护。
a1)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也是一种举偶法，纪录片《食品公司》就使用了这种手法，它举出一个家庭因为沙门螺杆菌感染而失去孩子的例子，说明现有食品工业所存在的巨大安全隐患。那对夫妻为了食品安全，抵制现存残忍的食品工业而在有关部门奔走。但是，问题在于，记录片完全没有提到每年因为沙门螺杆菌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第二，为什么这一问题不是导致整个医疗部门对于沙门螺杆菌幼龄感染者治疗的推动？其中感染的方式也颇具象征意味，汉堡，牛肉，沙门螺杆菌，而后与之对比的是绿色食品，完全没有幼童食用后的可能风险。
举偶法可以因其强大的诗意作用，而延迟我们的批判性思考。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一个部分上去这样一种战略。尤其是那种能够让人身陷其间的恐怖故事，会带来具有倾向性的政策。这种方法也可以缩小问题范围，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容易掌握。举例来说，总统向某人请求为一位急需器官移植的孩子捐献一块肝脏。假如这个请求获得成功，也就是这个孩子得到了肝脏，我们都会为此感到欣慰，从而也使大家去关心那些需要得到肝脏的人们。
三.隐喻
a)政策隐喻
所谓隐喻就是意指性的比喻。如”克林顿抨击了媒体“，”产业正在遭到扼杀“，”我们生活在地球村“，从表面看隐喻只是在两件事上进行比较，而事实上它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叙述性故事，意味着要采取某种行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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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学的角度上讲，拥有相同特质的两个相似或不相似事物之间存在的相合关系，就是隐喻。在使用明喻时，我们说，x像y；在使用隐喻时，我们说，x是y。用图表来说明一下这张图片的隐喻。
能指 相关内涵 所指
卡洛儿.布盖 美丽与高贵 香水
换一组隐喻 瀑布 自然与新鲜 香水
每一个证词隐喻中都隐含的一个假定是，假如a类似于b，那么，解决问题a的方式也就是你处理问题b的方式，也就是作”a类似于b“的宣称。
b)有机体隐喻
这个隐喻被许多人使用，它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据说群体和社区是有”自身生命“的，会有自身的目标，关于”生命周期“的想象就被用于解释为什么一些政治问题经历着快速生长而又衰落的古城，被用来解释一个城市的发展，革新，安于现状和衰落。它实际上包含着这一假定：整体要高于部分，整体的存在是”自然“的，有它的”存在方式“。
c)自然法则的观念
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学者都宣称自己发现了社会运作背后的规律，比如社会群体必然会形成精英/非精英，统治者/被统治者两类人，还有“公共收入再分配定律”：所有对穷人的经济援助最后都会以某种形式被抽走，回归到中产阶级人士手中。这些所有的“自然法则观念”在本质上都是做出了同一种宣称：在该条规则面前，任何的变革与改革都是无益与徒劳的。
c1)激励法则
激励法则用明白的语言说，就是任何对有问题的人的帮助，实质上都是给予那些人以存在的问题报偿，而不能产生让他们摆脱问题的激励。具体地就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贫穷和吸毒的人，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情况给予鼓励，鼓励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以获得补助，而不是去改变自身处境。“助人一臂之力等于鼓励他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一信条在当今政策讨论中仍有很强的驱动力。
c2)机械装置模型
一种政治思想将政治体制理解为一台由一些工作零件组成的机器。这些零件必须出于“有秩序”和“平衡”的状态。因此，在我们关于政治权利应该如何配置的思考中，“契合与平衡”是确保国际平衡的核心，还比如“力量平衡”，核武器出现后战略家们所经常谈到的“威胁的平衡”。关于“平衡预算”的说法也意味着，无论预算盈余还是预算赤字都不是好事。这一平衡的隐喻意指着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的退步的故事，并要求从一个方面取走一些东西再加到另外一个方面。
c3)斜坡
所谓“斜坡”。许多关于被看做不道德行为的论证就是基于斜坡的理论：一次饮酒，一次抽烟，一次暴饮暴食，一次好意的撒谎。比如动物权益保护者论证我们对动物的残忍最终会转移到对自身的残忍，比如这篇学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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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斜坡的论证有一个共同的形式。这样的论证从一个开始就承认，有关的现象（诸如一部法律、一个建议、一条规则、一项计划或者一次饮酒）就本身来说没有对与错。但是接下来的论证就是，如果允许这样的现象继续下去，那么就会带来错误的、不好的或者危险的情况或案例。举例来说，那些反对允许医生帮助患上绝症的患者安乐死的法律的人们，通常隐藏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安乐死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病人乐于选择的。但是，那些反对安乐死的人们又改换了论据，宣称，我们还是不应该允许安乐死，因为一旦允许，继续这样做会让人们误入歧途。斜坡论证常常被运用于拒绝变革的目的。即使这些反对者不能找到反对这类变革的任何理由。所以斜坡论证又被哲学家戏称为“对于现状的保守的捍卫者最后的避难所”。
c4)疾病隐喻
疾病，尤其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染病，构成了许多政策隐喻的基础。一些教派，犯罪，事实上所有在一些人看来需要抨击的行为或者观念，都被说成是具有“传播性”的。这些群体的成员及其支持者据说都是会以他们的观念“感染”他人的。未婚先孕，非婚母亲，辍学等等被称为“时疾”。大学与贫民窟就是造成所有这些疾病的“温床”。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谈及“健康”的经济、商业以及制度，从这儿出发仅一步之遥，就可以谈及“城市的陋疾”和“消亡着的产业”。
疾病的隐喻蕴含着一个关于退化以及衰退的故事，以及关于在人非人的“病菌”之间争取控制权的斗争。在反对者的身上贴上标签也就意味着，将它们当做非人的东西对待是有着道德上的正确性的。假如某种社会过程被看做是在传播某种疾病，那么仅仅是对单个个体采取措施是不够的。为了将“病菌”消灭，有的银行采取“划红线”的政策，拒绝对红线内的居民提供按揭贷款，拒绝提供住房保险，似乎这些城区成为了城市的疫区。
在社会政策中最为流行的疾病隐喻就是将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形象描述成某种病态。主流社会科学将贫困、无家可归、少女怀孕、吸毒以及所有这些问题的不合理现象解释为个人问题和缺陷的结果。精神病学专业通过创造一个名称以及一套在官方诊断单上的相关症状，把许多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某种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因此，举例来说，在诊断单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诊断——“反社会人格混乱”，其它症状是”严重失业“、”一再地旷工“和"放弃社会工作”。（对于天朝而言，自然也就有了“网络成瘾”）
为什么会出现将社会问题转变为精神病的现象呢？正如所有的隐喻一样，这个隐喻能创造出政治资源。对于精神病专家来说，这样的隐喻为他们授权对“网瘾少年”的问题进行诊断和处理（网瘾治疗所，收费进行的电击治疗）。
c5)战争的隐喻
我们常常会讲到“向贫穷宣战”、“私人领域遭到了侵犯”、“向癌症宣战”、“继续进行针对饮酒驾车或者文盲的战役”。当某件事情被描述成了入侵，那么入侵者就是外来的异己者。也就说，他不是一名公民，因此他的权利也就得不到尊重，他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一旦我们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生存也就成为了首要的事情，进行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象征的设计如此流行，在情感上更具有鼓动性，这是因为象征的故事线索是隐藏的，其纯粹的诗意通常更具有说服力。如“飞船般的地球”可以让你的思考停留片刻，并让你浮想其美好又脆弱相互依靠的形象。当有官员做出承诺，要让4000万已经坐在私家车上的人下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实际上就感到我们肩上的负担减轻了。隐喻通常构成了我们文化中表达事物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表达在我们的说话中不经意地用到，构成一种常规的思维跳跃。
出于这些理由，就有必要培育某种辨认这样的象征的技能，并对据此做出的假定持某种怀疑的态度。这样说背后的蕴涵意味着什么？这样说有道理吗？某个隐喻除了讲述着所表达的意思之外还有别的意思吗？它是否与相关信息的反对方构成了某种冲突呢？一个象征是否真的能够“一句顶一万句”？在我们对这样的象征表示支持前是否应该讨论一下问题的实质呢？
四.歧义性
就艺术来说，奇异性是艺术品的内涵丰富和深刻的一个源泉。同一个蜥蜴图片印在T恤和“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上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歧义性在科学领域是不被允许的。就对于歧义性的态度而言，政治更像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若政治不允许歧义性，那么合作与折中调和不说不可能也将是十分困难的。象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承载物，通过它可以将各种不同的动机、期望以及价值综合起来，从而使得集体的行动变为可能。
歧义性允许领导人汇集来自不同方面的对于某项政策的支持。比如某位总统可以请求国会授权他“仅在美国利益遭到威胁的情况下对外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尽管谁有不知道“遭到威胁”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这种模糊的说法可以将对于这项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成功地统一起来。国会的议员们也会同意这种表达，尽管大家也都不知道“捍卫国家利益”究竟捍卫的是个什么利益。围绕着这样的歧义性观念，可以将每一个人联合起来。
歧义性可以将那些出于不同理由而能够从同一政策中获益的人们联合起来，有些人对于开发建设加以限制是出于保护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的理由，有些人同意作出这样的限制是为了保持他们居住的低密度高价格和排他性特征。从国家层面看，对新兴工业采取严格的环境控制将阻碍开发建设的发展，但这样可以让资本转移到其他地区，保持其他地区的高速发展，尽管各种社会群体对于各种其他政治问题会表示反对，但是，“环境保护”的象征可以将官员，居民和动物保护者联合起来，尽管“环境保护”这个象征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保护各种不同的东西（”环境“”房价”“资本”）。
歧义性可以让领导者得以留出一块躲过公众视野的运作领域。立法者可以通过一部具有歧义性的含糊法律，来满足对于某个问题“所有作为”的要求，然后再让一些行政机构提出一些幕后的更具冲突的细节。例如美国1887成立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它按照国会的指令确定“公正而合理的货运比例”，每个人都会同意“公正而合理”的说法，但是这一说法对于农民，承运人和铁路方面来说的理解显然是不同的。
歧义性可以让政策的决定者对冲突的双发加以安抚，“给予一方以语言上的安抚，给予另一方的则是决策上的安抚”。例子是：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对无线电广播提供的垄断特许经营加以管制来负责”保护公众的利益“。”没有什么地方比它在强调对于公共服务责任方面的做法更大程度集中、当价格上涨时放宽许可证的转让、拒绝对不公正地为了获取利润而牺牲项目质量的行为强制制裁等等。“通过在媒体透露、演讲以及介绍情况的过程将一项决策描述为一种情况，同时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予以实施，政治领导人就可以玩弄同时做出两种决策的魔术了。
讲述政策故事是实现战略的手段。政策制定者与一些利益群体都经常制造一些故事（从艺术意义上），作为他们打算要采取行动的背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实际上会对社会造成一些损害和破坏，一边让他们来做一些事情。而是说，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来讲述世界，以便使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做法以及他们所推行的行动变成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