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和现在的中国

“……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作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受到促进，然而，约156O年前后，工业的发展停止了，随即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似乎颇有悖常理的是，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微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余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2%，他们却拥有95一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比较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大地黯然失色。因此，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损于任何绅士的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世纪中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随即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全球通史》，L·S·斯塔夫里阿诺斯
这一大段引文，来自《全球通史》书中关于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章节。当时西班牙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葡萄牙开辟了绕过南非好望角到达亚洲“香料群岛”的航线，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一片繁荣。然而，这种繁荣并没有持续多久，紧接着的却是连续3个世纪的苦难。
奇怪的是，读到这几段描写西班牙的文字时，脑海中却生出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发现只要更改几个词语，这些话完全可以用在今天的中国，像这样：
这个落后的国家能获得经济的迅速增长，仅仅是因为它幸运的兼备廉价的人力资源、对环境的漠视和政府动力。但是，这一增长没有国民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作后盾，使得它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经济成果。诚然，近30年中国的工业由于海外市场的突然开拓而受到促进，然而2008年后，工业的发展几乎停止了……
与16世纪西班牙有所不同的是，海外投资的涌入并没有大幅增加工人的工资，但是物价（尤其是近来倍受关注的房价）的飞快上涨更加凸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既得利益集团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同样严重。虽然政府工作人员所占人口比例很低，他们却拥有土地的分配权力。因此，约占总人口60%的农民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大部分在城市工作的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意义来说，尚不能算作一个中产阶级，比较起享有地位和声望的高级公务员，他们大大地黯然失色……这一偏见成为国民准则，很多人为了一个政府机关的职位与数百人竞争，只为了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公务员。这当然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公务员确有一切好处：免税，不断上升的薪水和各种福利……
或许这30年的成果，仅在于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
现在的中国，是否会沦为16世纪的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