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眼观史----为来华传教士正名
细眼观史----为来华传教士正名（转载）(2010-01-06 09:26:20)转载▼标签： 文化
读过诸多关于义和团的书籍与探讨文字之后，脑子里浮现两个问题：第一，号称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义和团好汉们，他们既没有把外国侵略军当作主要敌人，也没有收复哪块租借地。其主要攻击对象是全无武装的中国教民、教堂、传教士。直至获得慈禧太后全力支持，在满清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下，也只是放火烧西药店、国家图书馆还殃及大半个北京城，若不是风头忽转，紫禁城也被爱国之火荡平了。仅对国家图书馆这把火，烧掉的就远比圆明园惨重得多。那么，传教士与教民究竟惹着义和拳什么了？第二，一切关于义和团的研究，都没有涉及鸦片；而所有关于鸦片的研究，也没有涉及义和团。那么，是否义和团时期中国已经没有鸦片了？然而，这三者同时、同处，毫无牵连显然是不可能的。本文姑且算是抛一块板砖，但愿引得出真玉来。
现在的新儒家们正努力地使人们承认他们信奉的学说是一种宗教，而且要跻身世界三大宗教的行列成为“世界四大宗教”。不过这种努力基本徒劳。因为“儒教”并没有那三大宗教都具备的自主原则，“儒教”的惟一原则就是愚忠，说得难听一些，“儒教”只是奴才的宗教，皇权的奴才而不是神的信徒。在三大宗教的领域，所有的王权都期盼着教宗加冕或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合法，就连狂傲的拿破仑大皇帝也不例外；“儒教”的教宗正相反，他眼巴巴地期盼每一个新皇上敕封，以免遭灭顶之灾。一句话，“儒教”精神贵在失去自我，它的最低纲领是当奴才，它的最高纲领是当好奴才。当年，当利马窦向明王朝那些儒学大师们描述：“教宗的尊严比天主教国家所有的国王都要高”的时候，他们几乎被吓得半死，唯恐皇上发怒，“焚书坑儒”的恶梦又要变成现实。
其实自打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的事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汉武帝只不过变换了手法，“独尊儒术”本身就已经把“儒”视作一种“术”，跟街头的补锅术并无多大区别，他需要这种“儒术”麻木奴隶们的头脑而已。区别仅仅在于：秦始皇整批地坑掉所有的儒演变成后世各皇有选择地每次只坑掉某一些儒，恰如同屠夫依据市场需求选某几头猪来杀一样。那些还没被杀掉的猪于是山呼万岁，除了赶紧编造许多理由论述那些被杀掉的猪该杀之外，还得表白自己随时愿意被杀，是为“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更可鄙的是，儒师们世代相传地不断丰富“杀猪有理”的学问，以备皇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杀别人或者杀自己。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乃至于如果要寻找世上最卑鄙无耻的说道，根本无须移步他就，只管到儒家智囊库里寻就是了。
宗教是西方文化现象，从世俗生活游离出来的精神状态，有这种状态作为世俗生活的寄托与没有这种寄托，对于世俗生活的质量而言，差别是不言而喻的。基督教无疑是最合理的精神状态，无论它曾有多少瑕疵，总之它能不断地调整，使自身不断地弃恶扬善，也帮助世俗生活弃恶扬善。儒学则不然，它如同一堆腐肉，除了供专制蛆虫壮大身躯之外再无他用。皇权至上就是儒学的信条，因此，当基督教来到中国，除了必然遭遇皇权限制之外，还必然会遭到儒学的限制。
公元780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记录了唐太宗欢迎这个波斯传入的基督教之聂斯托里派，它对于融合边疆少数民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德宗，六代皇帝之善待，使“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唐代国域划分十道）。武宗即位，儒学使之明白皇权所受到的威胁，遂毁佛禁景，只用儒学这个真奴才。程朱理学完成了儒学最后的僵化，除了腐败它再也玩不出什么新意思了，即使遭受“武器的批判”，儒学之蛆也只会在茧壳里蠕动。这才有没什么文化的成吉思汗的征服。元代给了基督教以新机会，忽必烈规定的“八妓九儒十丐”曾经使中华民族获得一次转机，然而，很快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大明朝把中国拖入深渊，当世界转向光明，中国却折回黑暗，儒学“功不可没”。黄仁宇评价说：“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起事时打着明教旗号，国号亦依教名而号，实则赖以行政者依旧儒学而已。其登基后昭告天下：“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夷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的儒学精神宣言，它注定滋生腐败，儒学支撑的历朝历代，无一能躲过腐败这一劫。只是当它腐烂，开始出现漏洞的时候，罗明坚、利马窦、熊三拔等传教士才得以渗入中国，尽管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数学、地理知识，直至今日，那些腐儒们还喋喋不休称传教士们“为了征服与掠夺，采取的欺骗与利诱的办法”，以掩饰儒学当年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沉入粪坑底下的罪孽。中华文化，惟有彻底剜却儒学腐肉，才会有为人类作贡献的价值，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让他儿子不要读中国书的道理。
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在华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被迫害的历史。康熙皇帝一次发怒，至雍正颁布上谕在全国禁洋教，各地官府纷纷毁教堂，捕杀或流放传教士及教民，除钦天监因天象历法不可或缺而留下少许传教士之外，清政府严令禁止传教士涉足中国，任何敢于接待外国传教士或教授其中文或涉嫌入教者皆杀无赦。从十八世纪初到鸦片战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基本绝迹。1806年，伦敦传道会决议恢复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派出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到达广州，一度藏匿于美国商行的仓库里，以免被驱逐。至1809年，他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这才有了抛头露面的机会。马里逊在马六甲开设了第一家汉字铅印所，并编撰出版了第一部英汉字典、翻译出版了首部中文《圣经》。此举遭中国官方排斥，东印度公司也因此辞退了他：“本部听说先生印刷中文圣经和劝世文，引起中国反对。皇帝下有谕旨，禁止这书，并要重治相帮的人。我们想这样作去，与贸易总受影响。现下议决，公司辞退先生职务。”1834年马里逊病逝于广州。
而那时美国教会也派来传教士，人数极少，力争的只是存在权。一位早期传教士报告称：“在我等各样事业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人颇肯信之。”于是，美国传教士伯驾1835年创立广州眼科医局（该局1856年毁于战火，1859年扩建为博济医院），以行医办法寄托宗教精神的传播，获得当地官民好感。次年，郭雷枢医生撰写《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的商榷书》，“借医传道”即成为英美新教诸会共识，纷纷派医生来华借西医之术传教。1838年2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郭雷枢、伯驾共同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并广募善款开创了今日中山医科系统，奠定了中国西医系统之基础。这些披着各种外衣的传教士，耳闻目睹了中国鸦片泛滥毒害民众的惨状，利用各种宣传品尽可能广泛地开始了奉劝民众远离鸦片的游说。
确实有个别传教士协助鸦片走私者，例如，普鲁士传教士卡尔.郭士立就是。他不仅担任鸦片走私商怡和洋行的翻译而且为其行贿中国官员，亲自参与鸦片走私，还在鸦片战争期间罗致间谍，收买中国方面的情报。1849年他回到欧洲，因其它传教士告发而遭教会指控并调查其劣迹，然而尚未等到处罚确立，郭便于1851年死于水肿病，算是报应。
而其它在华传教士群体却是当年最坚定、最持久、最彻底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因为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伯驾、裨治文等的直接介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3条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这是世界最早的国际间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以此为范例，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所定海关税则也列入类似条款。1858年卫三畏、伯驾参与制定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直接以《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亦把严禁鸦片输入写进条约里，日本明治政府借此颁布严厉禁止鸦片的布告，当明治十年发生英国鸦片商走私鸦片进入日本时，日本立即抓住不放发动了废除治外法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自从美国军舰入侵日本港口开始，日本既未向哪国宣战，也没有掀起“义和团”之类“爱国”暴动，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成功地运用变法维新以及弱国外交手段，使日本避开了中国老师的覆辙。
鸦片战争是一场与鸦片脱不了干系的战争，但它也砸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1858年，清廷既不能有效禁止鸦片，经过一通争辩，采取了开放鸦片种植及贸易的政策，进口鸦片改称“洋药”，国产鸦片称为“土药”，大清国甚至鼓励本国农民种植鸦片借以抵制进口鸦片。1876年9月，主张禁烟的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朝廷：“种罂粟之利数倍于种五谷，小民唯利是图，罔知其害。地方官不肖者收费弛禁，借以营私，其稍贤者，亦以为民利所在，不忍拂违。否则以为世俗争趋，力难禁止。大都于此一事视为故常，肯于劳怨不辞认真查禁者盖鲜，以致私种之风日浸月盛。”这位地方官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退耕还鸦”景象，据当时数据，每亩罂粟可获50两左右生鸦片，而种五谷所得至多只顶十两生鸦片的收入。他还不无远见地担忧道：“窃恐数十年以后种罂粟者十居八九，种五谷者十无二三，民食将从何出？”“此其患又不必迟之数十年以后矣！兴念及此，殊切殷忧。”果然被他不幸言中：据清廷海关总署1897年的数据，该年国产鸦片334000担，进口鸦片52859担；到义和团起事的1900年，国产鸦片达376000担，进口鸦片49201担，国产鸦片为进口的7.64倍！也即，这三年国产鸦片增长了42000担，进口鸦片减少了3658担；如果按照当时鸦片鬼最高吸食量6斤计算，1900年中国有708.67万嗜毒者；如果以其最低吸食量3斤计算，则有1417.33万！
英国传教士获得自由传教的权利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天津条约》。此前，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给了美国、法国传教士五口通商地传教的许可，是那些充当翻译的传教士自己加上去的，这次给了内地传教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到《天津条约》为止，可是僧格林沁奉皇上旨意打了北上换约的英法舰队，郭嵩焘竭力劝止，没用。措手不及的英法舰队死伤惨重，惹来报复性打击。本来，英法联军到通州时还可以休战言和，谁知还是这个僧大帅，扣了英法和谈代表及随员二十余人，百般侮辱。僧王甚至用抽大烟的烟袋锅敲打英国人质的脑袋，最终酿成火烧圆明园的惨祸。抽足了大烟会有足够的幻觉，以为靠着八旗朽兵仍可以杀得西夷片甲不留。二十年前那场鸦片战争英国人使用的还是前滑膛燧石击发枪炮，如今人家已经换装成后击发来复枪炮了，清军却以为八旗马队仍可以所向披靡。历来的宣传总是要隐瞒郭嵩焘劝阻僧王这一段是毫无意义的，除了自欺欺人之外只能显示出至今仍冥顽不化的心态。
1868年，美籍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以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六年后易名为《万国公报》，共延续33年，出了七百多期。这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纸对于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熏陶作用无可比拟。光绪皇帝每期必读；洋务派大臣都是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孙中山不但是其忠实读者，它还刊登了孙中山致李鸿章书两封；康有为、梁启超以其为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文化人，都如饥似渴地寻求每一期《万国公报》，林语堂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甚至日本天皇都长期订阅这份刊物。可以丝毫不夸张地断言：以《万国公报》为标识的一批教会报纸，是中国思想界的攻玉之石！没有《万国公报》不可能演绎中国近代思想史。而且，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份报刊象《万国公报》那样，连续几十年持续不断地谴责鸦片和鸦片贸易，也没有任何其它刊物象《万国公报》那样详尽地控诉了鸦片对中国及其人民带来的伤害。
林则徐虎门销烟时，特别邀请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作为见证嘉宾，他看完销烟全程后特地走到林则徐座位前“摘帽敛手”，表示敬意。在中国传教四十年，后成为耶鲁也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的传教士卫三畏，以其著作《中国总论》向林则徐销烟表示敬意：“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惟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卓越的事件。”另一位基督徒费伊则在《鸦片战争》一书里赞美销烟：“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的记载上，可曾有过异教徒的光明正大给基督教徒的堕落蜕化以这样更锋利的训斥吗？”
鸦片战争期间及以后，英国在华各基督教派别的传教士一致谴责鸦片贸易，认为它是一种人类罪恶，而在中国从事这类罪恶勾当的主要是英国人，因此，它不但损害了英国人的声誉，而且妨碍基督教在华传播。鸦片战争刚结束，1843年4月，一贯反对鸦片贸易的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威斯里和伦敦传教士协会就向国会递交请愿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在英国国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鸦片贸易舆论浪潮。正是传教士们的努力，英国在获胜的《南京条约》上丝毫不敢表示鸦片贸易的意愿，而且，1843年8月1日，港英当局奉命发布命令：“鉴于中国皇帝的谕令和法律已经公开宣布鸦片贩运是非法的，任何人从事这一贸易将自负其责，如果英国臣民从事这一贸易，将不会得到女王陛下的领事和其他官员的保护和支持。”鸦片贩子马地臣则指示他的走私船船长：“鸦片贸易现在在英国很不得人心，因此得保持沉默，尽量避人耳目，为此目的，不论怎样小心都不过分。”
美国著名传教士麦都恩也发表声明：“这项贸易以莫大的耻辱玷污着英国人在中国的声名，由于有些英国臣民继续从事于一种害人的毒品的武装走私，借着这种买卖使自己发财致富，却摧毁并杀害了那些可怜的吸烟成瘾的中国人。”可是大清国《虎门条约》谈判代表耆英却私下告知英国代表璞鼎查：“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直至1852年，英国人德庇时报告：“战争以来，至今已近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众所周知，满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禁止鸦片的措施。……耆英在1844年给了我一封短信，坦率地指出：鸦片贸易可以在双方默契下进行。按照这一默契实现和平后，一次有关严禁鸦片的公告也没有发表过。”其实道光皇帝早在1843年12月就在耆英奏折上批示：“朕反复深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人民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至少，鸦片不是英国人捏着中国人鼻子硬灌下去的。
1874年，曾经在中国传教的丹拿牧师领衔，建立“英国东方禁止鸦片贸易协会”，掀起新一轮禁烟浪潮。到1877年，中国首位大使郭嵩焘出使英国，伦敦力除鸦片贸易公会前往拜会郭嵩焘，请求中国查禁鸦片。英国各报纷纷刊登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教会联络其它反鸦片贸易人士组成“为促进英国人民和政府与鸦片贸易断绝一切关系委员会”，其主席沙普慈百利向政府递交了一个详尽的鸦片危害调查备忘录，并且在英国媒体掀起控诉浪潮。郭奏折称：“西洋人士知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相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夏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以后屡见英国士绅力陈鸦片烟之害，发于至诚，又复会集多人，陈述此义。”朝廷接此奏折即批复准备禁种罂粟，然而始终未行。何者？朝廷有税收，腐儒官员得中饱，百姓有享受，罪责归洋人，何乐而不为？一具腐败得发臭的木乃伊，今天依旧可以借民族主义把它包装进水晶棺，继续弘扬儒学自娱自乐。
我们的教科书和各种宣传文章从来不告诉人们，在华各国传教士严格执行以下章程：任何中国教民入教，必须是不种、不吸食、不运输、不买卖鸦片者，必须恪守一夫一妻准则。而且，入教以后必须承担奉劝亲朋好友远离鸦片之义务，否则不准入教。教会还广设戒毒所，帮助任何有意戒除毒瘾的鸦片吸食者，更游说中国城乡士绅，动员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戒毒会所。传教士们广为散发并刊载于《万国公报》上的《伦敦力除鸦片贸易会告白》：“各处绅士庶民等，当发奋自抒其见，禀明地方官宪不许在其本处种罂粟，吸鸦片。亦当各处设戒烟善会及刊书劝人勿食。此书寄来本会，翻译与英人观览，使英人知华人真欲救国出鸦片之陷阱。十八省各城各邑各乡欲救中国之人免其吸鸦片致败亡，当各为力除鸦片公会，共誓不买不食，亦不许子弟陷溺其中，绅民又禀官宪，在属内不得开烟馆，严禁种烟。”
1875年9月，羊城劝除鸦片公会成立，会址设于教会所办仁济大街博济医院（今中山二附院），董事局为中国人，实际主持为美国传教士，每月集会一次，宗旨为：“专欲劝我华人去除鸦片之害”。它在《万国公报》上刊登告示称：“父诫其子，兄勉其弟，绅耆遍谕不准其地种罂粟花，官宪有权严禁其民开洋烟馆，吸食者迷途返步……此倡彼和，自迩及遐”；“爰集同人，立此公会，各思善法，共设良谋，或作论标贴街衢，或撰书派送闾里，或修扎耸立别会，或呈禀上达官绅。速效未敢妄求成功，俟诸异日相机立法，因时制宜，务使我辈劝之于先，他人继之于后，从小至大，由卑逮尊，将必于事有济，不致流毒无穷，是所薄望。”随即，北京、天津、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都建立了力除鸦片公会，还以基督教会、教堂为依托，以华人教民为骨干，在各省各地相继建立戒毒公所，帮助任何有意戒毒的民众。各种文章、漫画、诗文广为散发，《万国公报》上经年累月持续不断刊登此类戒毒宣传品；曾经在北京英国教会医院担任院长的传教士德贞（Dudgeon，John Hepburn），广泛收集鸦片在中国造成各种恶果的资料，汇集成《戒烟说略》，全文刊载于《中西闻见录》第30号，并使《万国公报》予以转载。他在这个汇集的序文里严厉抨击英国政府：“将损人之物议入条约，而显然灭其天良矣。乃本英国之奸顽之商，昔年贩运鸦片人所不齿，入条约之后，若辈列为端士正人，今虽如盗贼洗手，终不免玷辱本国之廉耻，致邻邦之物议，中国衔恨。”“察中国各省栽种鸦片较之外来之烟约加两倍，核其物价之值并抽厘之数，溯其款项何自而出，莫非中国之脂膏焉？均其富贵贫贱、男女老少，按每人吸食鸦片一钱核之，及诸吸烬抽灰之辈，约有瘾之人计二三千万之众。令人思之毛发凛然。”利用其治外法权之地位，他向清廷提出三项任何中国臣民都不敢妄言的禁毒措施，然而，清廷只好装聋作哑。
读过诸多关于义和团的书籍与探讨文字之后，脑子里浮现两个问题：第一，号称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义和团好汉们，他们既没有把外国侵略军当作主要敌人，也没有收复哪块租借地。其主要攻击对象是全无武装的中国教民、教堂、传教士。直至获得慈禧太后全力支持，在满清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下，也只是放火烧西药店、国家图书馆还殃及大半个北京城，若不是风头忽转，紫禁城也被爱国之火荡平了。仅对国家图书馆这把火，烧掉的就远比圆明园惨重得多。那么，传教士与教民究竟惹着义和拳什么了？第二，一切关于义和团的研究，都没有涉及鸦片；而所有关于鸦片的研究，也没有涉及义和团。那么，是否义和团时期中国已经没有鸦片了？然而，这三者同时、同处，毫无牵连显然是不可能的。本文姑且算是抛一块板砖，但愿引得出真玉来。
现在的新儒家们正努力地使人们承认他们信奉的学说是一种宗教，而且要跻身世界三大宗教的行列成为“世界四大宗教”。不过这种努力基本徒劳。因为“儒教”并没有那三大宗教都具备的自主原则，“儒教”的惟一原则就是愚忠，说得难听一些，“儒教”只是奴才的宗教，皇权的奴才而不是神的信徒。在三大宗教的领域，所有的王权都期盼着教宗加冕或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合法，就连狂傲的拿破仑大皇帝也不例外；“儒教”的教宗正相反，他眼巴巴地期盼每一个新皇上敕封，以免遭灭顶之灾。一句话，“儒教”精神贵在失去自我，它的最低纲领是当奴才，它的最高纲领是当好奴才。当年，当利马窦向明王朝那些儒学大师们描述：“教宗的尊严比天主教国家所有的国王都要高”的时候，他们几乎被吓得半死，唯恐皇上发怒，“焚书坑儒”的恶梦又要变成现实。
其实自打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的事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汉武帝只不过变换了手法，“独尊儒术”本身就已经把“儒”视作一种“术”，跟街头的补锅术并无多大区别，他需要这种“儒术”麻木奴隶们的头脑而已。区别仅仅在于：秦始皇整批地坑掉所有的儒演变成后世各皇有选择地每次只坑掉某一些儒，恰如同屠夫依据市场需求选某几头猪来杀一样。那些还没被杀掉的猪于是山呼万岁，除了赶紧编造许多理由论述那些被杀掉的猪该杀之外，还得表白自己随时愿意被杀，是为“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更可鄙的是，儒师们世代相传地不断丰富“杀猪有理”的学问，以备皇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杀别人或者杀自己。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乃至于如果要寻找世上最卑鄙无耻的说道，根本无须移步他就，只管到儒家智囊库里寻就是了。
宗教是西方文化现象，从世俗生活游离出来的精神状态，有这种状态作为世俗生活的寄托与没有这种寄托，对于世俗生活的质量而言，差别是不言而喻的。基督教无疑是最合理的精神状态，无论它曾有多少瑕疵，总之它能不断地调整，使自身不断地弃恶扬善，也帮助世俗生活弃恶扬善。儒学则不然，它如同一堆腐肉，除了供专制蛆虫壮大身躯之外再无他用。皇权至上就是儒学的信条，因此，当基督教来到中国，除了必然遭遇皇权限制之外，还必然会遭到儒学的限制。
公元780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记录了唐太宗欢迎这个波斯传入的基督教之聂斯托里派，它对于融合边疆少数民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德宗，六代皇帝之善待，使“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唐代国域划分十道）。武宗即位，儒学使之明白皇权所受到的威胁，遂毁佛禁景，只用儒学这个真奴才。程朱理学完成了儒学最后的僵化，除了腐败它再也玩不出什么新意思了，即使遭受“武器的批判”，儒学之蛆也只会在茧壳里蠕动。这才有没什么文化的成吉思汗的征服。元代给了基督教以新机会，忽必烈规定的“八妓九儒十丐”曾经使中华民族获得一次转机，然而，很快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大明朝把中国拖入深渊，当世界转向光明，中国却折回黑暗，儒学“功不可没”。黄仁宇评价说：“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起事时打着明教旗号，国号亦依教名而号，实则赖以行政者依旧儒学而已。其登基后昭告天下：“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夷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的儒学精神宣言，它注定滋生腐败，儒学支撑的历朝历代，无一能躲过腐败这一劫。只是当它腐烂，开始出现漏洞的时候，罗明坚、利马窦、熊三拔等传教士才得以渗入中国，尽管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数学、地理知识，直至今日，那些腐儒们还喋喋不休称传教士们“为了征服与掠夺，采取的欺骗与利诱的办法”，以掩饰儒学当年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沉入粪坑底下的罪孽。中华文化，惟有彻底剜却儒学腐肉，才会有为人类作贡献的价值，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让他儿子不要读中国书的道理。
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在华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被迫害的历史。康熙皇帝一次发怒，至雍正颁布上谕在全国禁洋教，各地官府纷纷毁教堂，捕杀或流放传教士及教民，除钦天监因天象历法不可或缺而留下少许传教士之外，清政府严令禁止传教士涉足中国，任何敢于接待外国传教士或教授其中文或涉嫌入教者皆杀无赦。从十八世纪初到鸦片战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基本绝迹。1806年，伦敦传道会决议恢复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派出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到达广州，一度藏匿于美国商行的仓库里，以免被驱逐。至1809年，他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这才有了抛头露面的机会。马里逊在马六甲开设了第一家汉字铅印所，并编撰出版了第一部英汉字典、翻译出版了首部中文《圣经》。此举遭中国官方排斥，东印度公司也因此辞退了他：“本部听说先生印刷中文圣经和劝世文，引起中国反对。皇帝下有谕旨，禁止这书，并要重治相帮的人。我们想这样作去，与贸易总受影响。现下议决，公司辞退先生职务。”1834年马里逊病逝于广州。
而那时美国教会也派来传教士，人数极少，力争的只是存在权。一位早期传教士报告称：“在我等各样事业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人颇肯信之。”于是，美国传教士伯驾1835年创立广州眼科医局（该局1856年毁于战火，1859年扩建为博济医院），以行医办法寄托宗教精神的传播，获得当地官民好感。次年，郭雷枢医生撰写《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的商榷书》，“借医传道”即成为英美新教诸会共识，纷纷派医生来华借西医之术传教。1838年2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郭雷枢、伯驾共同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并广募善款开创了今日中山医科系统，奠定了中国西医系统之基础。这些披着各种外衣的传教士，耳闻目睹了中国鸦片泛滥毒害民众的惨状，利用各种宣传品尽可能广泛地开始了奉劝民众远离鸦片的游说。
确实有个别传教士协助鸦片走私者，例如，普鲁士传教士卡尔.郭士立就是。他不仅担任鸦片走私商怡和洋行的翻译而且为其行贿中国官员，亲自参与鸦片走私，还在鸦片战争期间罗致间谍，收买中国方面的情报。1849年他回到欧洲，因其它传教士告发而遭教会指控并调查其劣迹，然而尚未等到处罚确立，郭便于1851年死于水肿病，算是报应。
而其它在华传教士群体却是当年最坚定、最持久、最彻底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因为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伯驾、裨治文等的直接介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3条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这是世界最早的国际间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以此为范例，1847年中国与瑞典、挪威所定海关税则也列入类似条款。1858年卫三畏、伯驾参与制定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直接以《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亦把严禁鸦片输入写进条约里，日本明治政府借此颁布严厉禁止鸦片的布告，当明治十年发生英国鸦片商走私鸦片进入日本时，日本立即抓住不放发动了废除治外法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自从美国军舰入侵日本港口开始，日本既未向哪国宣战，也没有掀起“义和团”之类“爱国”暴动，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成功地运用变法维新以及弱国外交手段，使日本避开了中国老师的覆辙。
鸦片战争是一场与鸦片脱不了干系的战争，但它也砸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1858年，清廷既不能有效禁止鸦片，经过一通争辩，采取了开放鸦片种植及贸易的政策，进口鸦片改称“洋药”，国产鸦片称为“土药”，大清国甚至鼓励本国农民种植鸦片借以抵制进口鸦片。1876年9月，主张禁烟的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朝廷：“种罂粟之利数倍于种五谷，小民唯利是图，罔知其害。地方官不肖者收费弛禁，借以营私，其稍贤者，亦以为民利所在，不忍拂违。否则以为世俗争趋，力难禁止。大都于此一事视为故常，肯于劳怨不辞认真查禁者盖鲜，以致私种之风日浸月盛。”这位地方官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退耕还鸦”景象，据当时数据，每亩罂粟可获50两左右生鸦片，而种五谷所得至多只顶十两生鸦片的收入。他还不无远见地担忧道：“窃恐数十年以后种罂粟者十居八九，种五谷者十无二三，民食将从何出？”“此其患又不必迟之数十年以后矣！兴念及此，殊切殷忧。”果然被他不幸言中：据清廷海关总署1897年的数据，该年国产鸦片334000担，进口鸦片52859担；到义和团起事的1900年，国产鸦片达376000担，进口鸦片49201担，国产鸦片为进口的7.64倍！也即，这三年国产鸦片增长了42000担，进口鸦片减少了3658担；如果按照当时鸦片鬼最高吸食量6斤计算，1900年中国有708.67万嗜毒者；如果以其最低吸食量3斤计算，则有1417.33万！
英国传教士获得自由传教的权利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天津条约》。此前，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给了美国、法国传教士五口通商地传教的许可，是那些充当翻译的传教士自己加上去的，这次给了内地传教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到《天津条约》为止，可是僧格林沁奉皇上旨意打了北上换约的英法舰队，郭嵩焘竭力劝止，没用。措手不及的英法舰队死伤惨重，惹来报复性打击。本来，英法联军到通州时还可以休战言和，谁知还是这个僧大帅，扣了英法和谈代表及随员二十余人，百般侮辱。僧王甚至用抽大烟的烟袋锅敲打英国人质的脑袋，最终酿成火烧圆明园的惨祸。抽足了大烟会有足够的幻觉，以为靠着八旗朽兵仍可以杀得西夷片甲不留。二十年前那场鸦片战争英国人使用的还是前滑膛燧石击发枪炮，如今人家已经换装成后击发来复枪炮了，清军却以为八旗马队仍可以所向披靡。历来的宣传总是要隐瞒郭嵩焘劝阻僧王这一段是毫无意义的，除了自欺欺人之外只能显示出至今仍冥顽不化的心态。
1868年，美籍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以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六年后易名为《万国公报》，共延续33年，出了七百多期。这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纸对于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熏陶作用无可比拟。光绪皇帝每期必读；洋务派大臣都是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孙中山不但是其忠实读者，它还刊登了孙中山致李鸿章书两封；康有为、梁启超以其为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文化人，都如饥似渴地寻求每一期《万国公报》，林语堂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甚至日本天皇都长期订阅这份刊物。可以丝毫不夸张地断言：以《万国公报》为标识的一批教会报纸，是中国思想界的攻玉之石！没有《万国公报》不可能演绎中国近代思想史。而且，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份报刊象《万国公报》那样，连续几十年持续不断地谴责鸦片和鸦片贸易，也没有任何其它刊物象《万国公报》那样详尽地控诉了鸦片对中国及其人民带来的伤害。
林则徐虎门销烟时，特别邀请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作为见证嘉宾，他看完销烟全程后特地走到林则徐座位前“摘帽敛手”，表示敬意。在中国传教四十年，后成为耶鲁也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的传教士卫三畏，以其著作《中国总论》向林则徐销烟表示敬意：“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惟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卓越的事件。”另一位基督徒费伊则在《鸦片战争》一书里赞美销烟：“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的记载上，可曾有过异教徒的光明正大给基督教徒的堕落蜕化以这样更锋利的训斥吗？”
鸦片战争期间及以后，英国在华各基督教派别的传教士一致谴责鸦片贸易，认为它是一种人类罪恶，而在中国从事这类罪恶勾当的主要是英国人，因此，它不但损害了英国人的声誉，而且妨碍基督教在华传播。鸦片战争刚结束，1843年4月，一贯反对鸦片贸易的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威斯里和伦敦传教士协会就向国会递交请愿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在英国国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鸦片贸易舆论浪潮。正是传教士们的努力，英国在获胜的《南京条约》上丝毫不敢表示鸦片贸易的意愿，而且，1843年8月1日，港英当局奉命发布命令：“鉴于中国皇帝的谕令和法律已经公开宣布鸦片贩运是非法的，任何人从事这一贸易将自负其责，如果英国臣民从事这一贸易，将不会得到女王陛下的领事和其他官员的保护和支持。”鸦片贩子马地臣则指示他的走私船船长：“鸦片贸易现在在英国很不得人心，因此得保持沉默，尽量避人耳目，为此目的，不论怎样小心都不过分。”
美国著名传教士麦都恩也发表声明：“这项贸易以莫大的耻辱玷污着英国人在中国的声名，由于有些英国臣民继续从事于一种害人的毒品的武装走私，借着这种买卖使自己发财致富，却摧毁并杀害了那些可怜的吸烟成瘾的中国人。”可是大清国《虎门条约》谈判代表耆英却私下告知英国代表璞鼎查：“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直至1852年，英国人德庇时报告：“战争以来，至今已近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众所周知，满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禁止鸦片的措施。……耆英在1844年给了我一封短信，坦率地指出：鸦片贸易可以在双方默契下进行。按照这一默契实现和平后，一次有关严禁鸦片的公告也没有发表过。”其实道光皇帝早在1843年12月就在耆英奏折上批示：“朕反复深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人民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至少，鸦片不是英国人捏着中国人鼻子硬灌下去的。
1874年，曾经在中国传教的丹拿牧师领衔，建立“英国东方禁止鸦片贸易协会”，掀起新一轮禁烟浪潮。到1877年，中国首位大使郭嵩焘出使英国，伦敦力除鸦片贸易公会前往拜会郭嵩焘，请求中国查禁鸦片。英国各报纷纷刊登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教会联络其它反鸦片贸易人士组成“为促进英国人民和政府与鸦片贸易断绝一切关系委员会”，其主席沙普慈百利向政府递交了一个详尽的鸦片危害调查备忘录，并且在英国媒体掀起控诉浪潮。郭奏折称：“西洋人士知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相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夏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以后屡见英国士绅力陈鸦片烟之害，发于至诚，又复会集多人，陈述此义。”朝廷接此奏折即批复准备禁种罂粟，然而始终未行。何者？朝廷有税收，腐儒官员得中饱，百姓有享受，罪责归洋人，何乐而不为？一具腐败得发臭的木乃伊，今天依旧可以借民族主义把它包装进水晶棺，继续弘扬儒学自娱自乐。
我们的教科书和各种宣传文章从来不告诉人们，在华各国传教士严格执行以下章程：任何中国教民入教，必须是不种、不吸食、不运输、不买卖鸦片者，必须恪守一夫一妻准则。而且，入教以后必须承担奉劝亲朋好友远离鸦片之义务，否则不准入教。教会还广设戒毒所，帮助任何有意戒除毒瘾的鸦片吸食者，更游说中国城乡士绅，动员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戒毒会所。传教士们广为散发并刊载于《万国公报》上的《伦敦力除鸦片贸易会告白》：“各处绅士庶民等，当发奋自抒其见，禀明地方官宪不许在其本处种罂粟，吸鸦片。亦当各处设戒烟善会及刊书劝人勿食。此书寄来本会，翻译与英人观览，使英人知华人真欲救国出鸦片之陷阱。十八省各城各邑各乡欲救中国之人免其吸鸦片致败亡，当各为力除鸦片公会，共誓不买不食，亦不许子弟陷溺其中，绅民又禀官宪，在属内不得开烟馆，严禁种烟。”
1875年9月，羊城劝除鸦片公会成立，会址设于教会所办仁济大街博济医院（今中山二附院），董事局为中国人，实际主持为美国传教士，每月集会一次，宗旨为：“专欲劝我华人去除鸦片之害”。它在《万国公报》上刊登告示称：“父诫其子，兄勉其弟，绅耆遍谕不准其地种罂粟花，官宪有权严禁其民开洋烟馆，吸食者迷途返步……此倡彼和，自迩及遐”；“爰集同人，立此公会，各思善法，共设良谋，或作论标贴街衢，或撰书派送闾里，或修扎耸立别会，或呈禀上达官绅。速效未敢妄求成功，俟诸异日相机立法，因时制宜，务使我辈劝之于先，他人继之于后，从小至大，由卑逮尊，将必于事有济，不致流毒无穷，是所薄望。”随即，北京、天津、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都建立了力除鸦片公会，还以基督教会、教堂为依托，以华人教民为骨干，在各省各地相继建立戒毒公所，帮助任何有意戒毒的民众。各种文章、漫画、诗文广为散发，《万国公报》上经年累月持续不断刊登此类戒毒宣传品；曾经在北京英国教会医院担任院长的传教士德贞（Dudgeon，John Hepburn），广泛收集鸦片在中国造成各种恶果的资料，汇集成《戒烟说略》，全文刊载于《中西闻见录》第30号，并使《万国公报》予以转载。他在这个汇集的序文里严厉抨击英国政府：“将损人之物议入条约，而显然灭其天良矣。乃本英国之奸顽之商，昔年贩运鸦片人所不齿，入条约之后，若辈列为端士正人，今虽如盗贼洗手，终不免玷辱本国之廉耻，致邻邦之物议，中国衔恨。”“察中国各省栽种鸦片较之外来之烟约加两倍，核其物价之值并抽厘之数，溯其款项何自而出，莫非中国之脂膏焉？均其富贵贫贱、男女老少，按每人吸食鸦片一钱核之，及诸吸烬抽灰之辈，约有瘾之人计二三千万之众。令人思之毛发凛然。”利用其治外法权之地位，他向清廷提出三项任何中国臣民都不敢妄言的禁毒措施，然而，清廷只好装聋作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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