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
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论法的精神》。历史趋势中的理性因素(英雄)和非理性因素(时势,尤其是经济基础)。个人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趋势(统计规律,例如大量样本面对美色当前,外部压力为多少的情况下,失足率相应地为多少)。
权利论者的理论基础是,人过了一定年龄,就能而且应该对自己的自由意志造成的行为负责。启蒙论者的问题稍微复杂。启蒙论者某种意义上假设人性本善(或者更准确的说,本理性。人的不成熟、不理性乃是人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但康德自然不会这么幼稚,不然,他不会说,人——实质指理性——是目的。遮蔽理性的到底是什么?是社会环境,还是人性?如果是社会环境,那么,变革社会环境、建立一套适合人性之善(或不善)的制度就能解决问题。如果是人性,那么,变革人性就能解决问题。当然,前提是,人性是可变的。当然,历史上的圣人为我们提供了人性变革的依据。因为圣人生下来也不过是一个只知道吃喝拉撒的禽兽。是这样吗?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圣人那么少,几乎就是没有呢?于是乎,问题肯定出在社会坏境。但又为什么没法一劳永逸地建立一套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呢?而只能一劳永逸地建立一种“开放社会”呢?原因是,人性本恶。所以,启蒙论者又不得不变更人性。但如何能变更人性呢?恰恰不是通过教给人们什么是善,但又确实是通过教给人们什么是善——善即趋利避害(生命权、财产权等)。
历史表明,启蒙论者并没有成功变革人性——使人变得更理性。但他们又确实成功变革了人性,使人变得趋利避害了,并且把道德建立在趋利避害之上,道德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趋利避害。什么是“利”?生命和财产,而非灵魂之能力、德性。
那么,无论启蒙论者是否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标,他们都足以驳倒那些认为人性无法改变的人。虽然,他们本想使人成神,结果反倒使人成了禽兽。那么,认为人性无法改变的人的真实观点是什么呢?无非是,人性无法轻易改变。康德也是同意的,所以他说,必须付出非常非常之多的代价,例如,上万次乃至上亿次的世界大战?所以,看康德的同学简直无须去读康德了,看一看《叛逆的鲁鲁修》或者《高达系列》就行了。当然,这些日本动画片更接近黑格尔,一两役就终结了历史。纵观康德和黑格尔,我们终于能发觉是什么遮蔽了理性了,原来是遗忘(对于个人而言,就是懒惰,不遗忘历史唯有通过学习历史)。那么,如何可能通过教导别人要勤奋而使别人勤奋呢?事实上没办法,一切刺激懒惰的人勤奋的办法,都是外部诱惑。但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历史这种时间性的东西如何竟然可能遮蔽理性这种非时间性的东西?这和权利论者说的那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间点有关系,也就是说,和成熟有关系。而(不)成熟又是启蒙论者的主题。也就是说,不光人类有成熟不成熟之分,个人亦有。而且,前者很可能是从后者推导出来的。如何使人类成熟?如何使个人成熟?这是两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的确,有的个人达到了成熟,但是否所有个人都可能达到成熟?人类的成熟是每个个人皆成熟吗?
权利论者的理论基础是,人过了一定年龄,就能而且应该对自己的自由意志造成的行为负责。启蒙论者的问题稍微复杂。启蒙论者某种意义上假设人性本善(或者更准确的说,本理性。人的不成熟、不理性乃是人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但康德自然不会这么幼稚,不然,他不会说,人——实质指理性——是目的。遮蔽理性的到底是什么?是社会环境,还是人性?如果是社会环境,那么,变革社会环境、建立一套适合人性之善(或不善)的制度就能解决问题。如果是人性,那么,变革人性就能解决问题。当然,前提是,人性是可变的。当然,历史上的圣人为我们提供了人性变革的依据。因为圣人生下来也不过是一个只知道吃喝拉撒的禽兽。是这样吗?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圣人那么少,几乎就是没有呢?于是乎,问题肯定出在社会坏境。但又为什么没法一劳永逸地建立一套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呢?而只能一劳永逸地建立一种“开放社会”呢?原因是,人性本恶。所以,启蒙论者又不得不变更人性。但如何能变更人性呢?恰恰不是通过教给人们什么是善,但又确实是通过教给人们什么是善——善即趋利避害(生命权、财产权等)。
历史表明,启蒙论者并没有成功变革人性——使人变得更理性。但他们又确实成功变革了人性,使人变得趋利避害了,并且把道德建立在趋利避害之上,道德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趋利避害。什么是“利”?生命和财产,而非灵魂之能力、德性。
那么,无论启蒙论者是否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标,他们都足以驳倒那些认为人性无法改变的人。虽然,他们本想使人成神,结果反倒使人成了禽兽。那么,认为人性无法改变的人的真实观点是什么呢?无非是,人性无法轻易改变。康德也是同意的,所以他说,必须付出非常非常之多的代价,例如,上万次乃至上亿次的世界大战?所以,看康德的同学简直无须去读康德了,看一看《叛逆的鲁鲁修》或者《高达系列》就行了。当然,这些日本动画片更接近黑格尔,一两役就终结了历史。纵观康德和黑格尔,我们终于能发觉是什么遮蔽了理性了,原来是遗忘(对于个人而言,就是懒惰,不遗忘历史唯有通过学习历史)。那么,如何可能通过教导别人要勤奋而使别人勤奋呢?事实上没办法,一切刺激懒惰的人勤奋的办法,都是外部诱惑。但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历史这种时间性的东西如何竟然可能遮蔽理性这种非时间性的东西?这和权利论者说的那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间点有关系,也就是说,和成熟有关系。而(不)成熟又是启蒙论者的主题。也就是说,不光人类有成熟不成熟之分,个人亦有。而且,前者很可能是从后者推导出来的。如何使人类成熟?如何使个人成熟?这是两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的确,有的个人达到了成熟,但是否所有个人都可能达到成熟?人类的成熟是每个个人皆成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