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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 Karavan：本雅明墓地

炜明 2013-03-21 22:16:38

“100个犹太人当中，可能有5人是激进分子。而在10个激进分子当中，则可能有5个犹太人”
——转引自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
已发表的旧文，写的初衷是两个疑问：1）为何在两次大战间有众多犹太文人左倾？2）先锋艺术、左翼激进思想和现代城市经验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文中没有答案，只是自己从前的一些旧想法，重贴在这里。不过重要的还是Karavan的艺术。
（一）单行道
空气清冷而透明，地中海干燥的风刮过山坡，目力所及之处没有一片树林，只有零星的几丛低矮的橄榄树对抗着海风。岩石间开满黄色的野花，这些黄、褐色与绿色相间的繁茂地被，被风摇晃地颤动，紧紧抓住土壤，像毯子一样覆盖山坡，延伸向远方线条优美的山脊。但越靠近大海，土壤越稀薄，到悬崖底部就只有光秃的岩石，海风把带着盐的水雾抛向它们，把海浪拍打向堤岸。海的声音不停地从脚下传来。
一座像是从悬岩中雕刻出来的海滨墓园伏在这山坡上。白墙，砖砌的阶梯，从两排深绿的柏树间通往高处的教堂。两旁一个个墓龛从岩石间挖凿而成，放置着鲜花、盆栽。白墙间回响着模糊的海浪声。
墓园的门洞前是一小块平整台地，这里背对比利牛斯山脉，脚下是悬崖，眼前是被悬崖护卫的地中海的水面、无垠的天空，直到视野尽头。如果天气平静，海水从深蓝渐变到灰蓝，阳光映照出海崖的沟壑、绿毯式的山坡。
这是一片阿卡迪亚式风景围绕的墓园。
墓园的墙上没有瓦尔特•本雅明这个名字。但1940他的确曾被葬在这座叫波特博的西班牙小镇。这位犹太文人。这位当时被极少数人认为是“德国最好的文学评论家”，为躲避法国沦陷的战火逃亡至此。他的计划是渡海去美国，结局却是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自杀。在当年，人们就已找不到他真正的墓地究竟在何处。
留下的是墓园旁的纪念碑，建于54年之后：犹太雕塑家丹尼•卡拉万（Dani Karavan）把这座纪念碑设计在墓园入口旁，以实现他纪念所有逃亡者的野心：向从西班牙内战到德意志第三帝国期间，所有试图逃离集权主义政权的人们致敬，尤其是他的犹太同胞们。
卡拉万将它命名为Passages，通道或拱廊街——在荒野般的风景里，它矩形的入口精确而冷漠地切入悬崖，仿佛是通往悬崖底部的堤岸和港口的地道。
人们在墓园旁，能毫无遮拦的看到海湾、远处的海崖，却只能猜测这地道通向哪儿：如果说墓园的阶梯通向死者的世界，那么Passages的这扇门正是通向大海？或是通向逃亡者生命的自由？
走入矩形的入口，是黑暗中一段等宽的通道，阶梯以精确的30度角下降，两侧是高耸的耐候钢板。通道的前三分之一如同洞窟，像是深入地下的墓道，只在远处前方能看到一个明亮的矩形出口。
当阶梯延伸出隧道，大海从耀眼的光中突然涌现。
钢板墙面依然在两侧向下延伸，但在视野前方，却是如瀑布般高耸的海。当你沿着30度角的阶梯走向这大海，大海就好像从脚下升起、升向云间，又从高空倒向你的头顶。身边两侧是锈迹斑斑的钢板墙，仿佛摩西的杖切开水面，它把我们带向悬崖脚下的海滨，那里海面泛起白色的泡沫。或让大海从头顶完全压过我们，如同巨浪。
这是一条没有屋顶的拱廊街，或是一处废墟？但这阶梯通向何处？
当走到阶梯的最低处，第85级台阶时，横在眼前的，是一块透明的玻璃墙。踏步和钢板还在向海面延伸，海浪拍打着堤岸，把咸味的水雾抛洒在玻璃表面，也浸湿了脚下的台阶。白色的泡沫就在眼前翻涌，撞击岩石的喧响也近在咫尺——但玻璃之墙阻挡了前进。
在这块完全透明的的玻璃“墓碑”上，用五种语言刻着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里的句子：
“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
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
在历史的无名牺牲者和今日的生者之间，是看不见的永隔。人们走到这里，才惊觉这是一段无法到达目的地的旅程。我们几乎看不见——只有死去的逃亡者们看见了绝路，他们逃向自由的大海却永不可及，这使我们震惊。
通道已不再能向海延伸，尽管只遇到透明玻璃墙上的句子，旅程的意义却已被颠覆。当从海面的绝路折返、攀向天空、钻出隧道，人们只是重新回到墓园旁，回到日常世界。
（二）“历史天使”
与玻璃墓碑上提到的“无名者”不同，本雅明及其绝望、自杀的历史背景被后人不断的书写、解读和滥用。
2002年的春天，人类学家Michael Taussig坐在开往西班牙边境的火车上，他的目的地是沿海小城波特博，是那里的瓦尔特•本雅明之墓。尽管Taussig知道，这是一位以色列艺术家为一位犹太逃亡者设计的纪念碑，但在记述这段旅程感想的文字中，他仍然不时地批评着以色列（批评它针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同时批评着美国。
——这是一种奇怪的态度，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至少曾吸引过本雅明，而且正是美国记者发起的营救行动，以及马赛的美国领事馆紧急发出的签证，为包括本雅明在内的大批犹太知识分子提供了逃离纳粹的出路。尽管本雅明最终未能逃出。
但Taussig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正是本雅明这位二战前典型的犹太左翼文人对“进步”的悲观、对“胜利者”的批判，吸引着后世的左翼知识分子。正如他在1940年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言：
“如果人们问历史主义的拥护者实际上与谁共鸣，回答必然是，与胜利者。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以往征服者的继承人……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其原因是，连它的反对者也以进步的名义把它当作一种历史常规。”
这种绝望是对马克思主义者们盲目信任进步、迷信历史唯物主义的尖锐回应。也许，本雅明是少数不避讳显露出“乌托邦救世情节”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对他来说，欧洲文明的未来可能是一片黑暗，启蒙运动伴随着向野蛮的倒退，技术进步伴随着新的灾难，例如世界大战，和以高度工业化武装的纳粹德国军队。
而希望渺茫中的“拯救”，在这位文学批评家的笔下，只能是带有神秘主义的寓言。
或许他写过的最著名的寓言之一是“历史天使”：对克利的水彩画《新天使》的评论——历史进步是一场急遽的风暴，过去的文明在风暴中不断化为废墟、灾难层层堆叠，过去从来如此，未来亦复如是——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悲观主义的尖锐表达。也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等后世的文化左派。
也许今天访问波特博的人们，多少能淡淡地重温这种悲观主义，审视那些曾代表“进步”的力量：早已不存在的苏联、一些深陷债务的福利国家、可能崩溃的欧元区、甚至可能面临解体的欧盟。
如今，在欧盟的申根区政策下，穿越波特博的铁路旅客无需签证，再也没有促使本雅明自杀的边境封锁。但两国经济体的实际差距无法被掩盖：西班牙今日危机的根源，例如它极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可以追溯至弗朗哥时代。2012年，西班牙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而欧洲央行拒绝为其银行注资，在随之引发的政治乱局下，南欧的新纳粹党甚至有崛起的迹象。
但若要理解《历史哲学论纲》极度的悲观，必须想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想象那种更为黑暗、更为急迫的时代氛围。
必须想象那一代犹太知识分子的矛盾心境：他们的父辈可能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在文化上却没有坚实根基。当犹太精英希望彻底融入欧洲文化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主流的欧洲文化正在急剧衰落，伴随着经济危机，反犹主义势力骤然增长；当他们试图建立犹太国家，却同样绝望地意识到：经过改宗和长久的自愿同化，他们已疏远了犹太教传统——已经不再有活着的传统，为其生活提供意义之源。这种心境，同样影响着卡夫卡、普鲁斯特、汉娜•阿伦特、维特根斯坦等人。
放弃商业化职业之后，犹太知识分子难以融入合法的、非官方的政治网络，这种缺陷，在对政治自由严格限制的德国尤为严重。正像卡尔•马克思逃往对异见者保护更充分的英国，本雅明将自己放逐在巴黎，在这个城市，他身处欧洲大陆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却是一个彻底的异乡人、一位波西米亚式文人，他在当地的大多数社会联系都局限于流亡者之内。
“边缘人”“无家可归者”的存在主义式命题随之兴起。犹太人在亲身经验中感受到的社会排斥、犹太富裕阶层的精神迷茫，令他们同情过着波西米亚式生活的诗人和艺术家，也同情被资本主义秩序排斥的革命者、和不满的低层阶级。这是虚无主义或激进政治对抗的温床。
此时大量的犹太知识分子左倾，但都感到痛苦和迷惑。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令他们对传统的自由主义失去信任，以为在政治上有真诚信仰的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的一边是衰老而不断陷入战争的欧洲，另一边是新生的苏联——然而，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布，却彻底摧毁了本雅明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幻想。
本雅明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以技术进步来衡量历史，说那只是一种“空洞的、机械计算的时间观念”，它是左派容忍苏联教条和大清洗的借口、是面对纳粹暴行无所作为的借口。他认为必须与这种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彻底决裂，必须在“当下的瞬间”打破历史的连续性。
无疑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更为诡异的是，在纳粹崛起前后，马丁•海德格尔等德国知识分子也在热情地谈论着“决断的瞬间”，谈论着“打破机械空洞的时间观”——目的是拯救欧洲文明，阻止它陷入“技术理性”的桎梏。至少海德格尔就把他加入纳粹的体验，描述为这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体验。
1940年，“历史天使”的悲观寓言恰逢其时：海德格尔佩戴着纳粹标志，汉娜•阿伦特（曾是本雅明一个亲戚的妻子）被迫逃亡——德国绕过马其顿防线攻入法国，6月，巴黎陷落，盖世太保没收了本雅明在巴黎公寓的藏书。巴黎是这位德意志犹太人精神上唯一的故乡，他曾有充分的时间、有多次机会离开法国，但巴黎——以及旧式的欧洲文化——却是他唯一愿意驻留的地方，这为他在逃亡途中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6月和8月，本雅明向身在纽约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求救，希望获得去美国的签证，同时他逃向尚未被占领的卢尔德，试图逃离法国。他和难民同伴们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抵达波特博，这是当时许多人知道的一条逃亡路线：取道西班牙，由里斯本登船去美国。
然而就在他们抵达波特博的当天，西班牙关闭了边境。流亡者们被告知，他们将在第二天被遣送回法国。当天，他们只能在警察监护下的一家旅馆过夜。夜里10点，本雅明服用大量吗啡自杀，留下遗言：我无法前行，看不到出路……在确认他死亡后，同行者为他在墓地买了一块5年期的墓龛。
仅仅几个星期后，封锁边境的禁令取消了。
（三）大都市之梦
当汉娜•阿伦特也到达波特博，仅仅是在几个月以后，但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墓龛。“到处都找不到他的名字。”本雅明之墓成为一处“假墓”，与西班牙内战后的许多无名死者之墓一样。
她写到那里令人映像深刻的风景：“墓地面朝一个不大的海湾，直接俯瞰着地中海，它从层层台地的岩石上被切出来，棺材也被推入这些岩石里。这是目前为止，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迷人、最美的地方。”
她惊叹这片风景的美，正像德国哲学家、诗人中常见的对土地的敏感和情怀。这一情怀渗透了青年黑格尔运动至现象学派。但在本雅明的写作中，却几乎从未出现过对（前现代的）自然风景的留恋，相反，他的主要思想指向巴黎——所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城市。
人文主义者迷恋阿卡迪亚风景，这风景围绕着过去文明的废墟，在其上可以用秩序和理性重建理想的居所——现代主义者却身处陌生的大都市，为其密度和节奏所震惊。在左派文人眼中，大城市首先是庞大的生产和消费机器，伴随着复杂的分工、高效的贸易、金融、统治、冲突与人造景观。城市的风景，可以在快速的资本循环中不断改变。它追求新奇、打破稳定。它是纯粹的人工家园，脱离土地的束缚，营造完全人为的、新潮的乌托邦——这就是现代人的家乡。
欧洲传统与现代技术的尖锐对比，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经验（人们在“世纪的末维也纳”可以观察到它最精彩、最集中的表现）：在世纪之交，西欧腹地残存的守旧的国家制度、过于成熟精致的文化，与急速的技术进步（包括战争方式的激变）冲撞在一起。这种经验刺激了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在德、奥和意大利境内的诞生——正如19世纪巴黎的风云变幻刺激了现代派的兴起。
本雅明并无故土，作为流亡的犹太人，他在巴黎不能融入本地社区，与法国有影响力的财富阶层和知识分子组织接触并不多，他的性格也对此无所作为。引起他共鸣的生活，是第二帝国时期的波西米亚文人，例如波德莱尔，以及巴黎激进革命传统中的文人们、街头政治家们、密谋者们。所有这些人都是边缘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不稳定，与市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有时靠印刷媒体带来的新市场赚取生活费，但又不愿寻求稳定的职业。他们同样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本雅明为布朗基这样的革命策划者着迷。布朗基在酒馆中鼓吹暴动；本雅明则在图书馆里寻找无产阶级革命的蛛丝马迹。
但政治局势的逼迫压倒了文学艺术的经验。如果不是纳粹德国的进攻和苏联的背叛，本雅明会继续埋首做他关于波德莱尔与巴黎的研究。
他相信边缘人的身份有一种优势：比起那些在生产和消费链条中得利的中产阶级市民、比起从农村来城市寻找更好生活的工人，那些波西米亚们、“闲逛者”们能摆脱利益计算、“更深刻的”观察资本主义：
当他们闲逛在拱廊街的商店橱窗前，发现了“商品拜物教”——人们像做梦一样进入商场造成的幻想世界。光鲜亮丽的人造景观装点着室外空间，充满魅惑，人们在集体无意识中做梦。但当种种幻想被揭露、其梦幻的本质被用非常规的图像展示时，我们就遇到了超现实主义，人们在超现实主义艺术中，沉醉于颠覆商品拜物教的神话。
当他们闲逛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发现了“震惊”感受——城市中日常生活的感受，就像工人在流水线上的感受一样：到处是机械的重复、震耳欲聋的噪音……闲逛者震惊于城市那不可控制的、非人的、抽象的节奏。
19世纪的文学，如波德莱尔的诗歌，展现出城市生活的一些代价：旧有的社会联系快速解体；贫困在城市中聚集（尽管分散的贫困者在乡村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人口的高密度产生了“陌生人群”这一文学形象；市场迅速打破了传统等级社会的价值体系，极大的贬低了神圣权威的地位，但其力量和新奇性令人兴奋。波德莱尔用文学讽喻，把这种亵渎的快感纳入现代艺术。
有趣的是，现代人深深迷恋着这种震惊、不稳定和快节奏，因为它意味着新奇、偶遇、不可预料的魅力、和身处陌生人群中而绝对孤独的自由。（正如在后世的人们看来，大都市的高密度环境是其经济创造力的源泉。信息、产业和消费者的积聚带来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也是艺术家想象力的新土壤。）
本雅明发现，从这些城市经验中产生了现代艺术：新的音乐和舞蹈节奏、机械复制技术、拼贴绘画、电影和文学中的蒙太奇，以及其它众多激进的创新。
本雅明把经过概括的城市经验称为“辩证法意象”——这里没有政治经济学的论证，一切来某些阶层的人在城市中的切身体验，或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体验。这是一种类似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借鉴了犹太教和马克思主义的末日救世传统后，它们构成了一幅残酷的寓言图画：资本主义会不断把它自己改造为废墟，即所谓创造性的破坏，直到将所有牢固的、延续性的文明摧毁，实现启蒙运动的自我毁灭。
作为一个没有故土的人，本雅明任随自己在这种自我拔根的力量中生存，他不会向海德格尔那样鼓吹回归民族乡土，不会幻想从资本主义城市中退出。目睹欧洲陷落于战争，他不愿离开，只想做个沉船上的见证人。
1937至1940年，本雅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拼命思考着这些，他当然意识到纳粹正在逼近，但他认为自己所作的研究正是文化领域的抵抗！例如，以法兰西第二帝国隐射德意志第三帝国，以路易•波拿巴隐射希特勒。这是对历史的解谜，就像是对犹太教秘典的解谜。
但这并不是他一人的想法，当时几乎所有的左派知识分子，都将法西斯主义诠释为资本主义达到极致的一个阶段，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以便吻合辩证法的先验逻辑。他们认为批判资本主义，就是批判法西斯主义，原因是：两者都依靠当时最先进的现代技术和武力。因此战争或是末日降临，或是“人类最重大问题的解决”——资本主义的毁灭，新世界的诞生。
在本雅明的纪念碑前，这些围绕着历史及大城市形成观念，与波特博海湾纯净的自然风景形成了尖锐的、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并置。
（四）否定的寓言
或许丹尼•卡拉万准确地捕捉到本雅明思想与身平中的气质：否定性。他虽然迷恋大城市，却在根本上反对大城市（希望用革命来重塑它们），坚信它们会自我否定，实现寓言。
Passages，这座纪念碑，完美的嵌入到当地的风景中，它具有超然冷漠的几何形式，但却与大海、天空、海风和悬岩都有着紧密关联，它让拾级而下的人亲身体验到这个海湾独一无二的场所精神。
这让人想起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其中他指出：现代艺术的机械化生产，会让“氛围”消失，此后一幅画、一件雕塑可以完全与环境和现场体验无关，与最初的产权脱离，可以被廉价的复制、再复制。而这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毫无疑问，卡拉万的作品却竭力保持着“氛围”，它只适合波特博，对它的机械复制将毫无意义。它看起来是现代大城市经验的对立面，是巴黎的对立面。
但是Passages全部用工业材料制成：钢板、玻璃，与巴黎19世纪的拱廊街相近的材料。它是后工业化艺术，是现代工业建造的、向着大自然敞开的废墟，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拼贴产物。它并未通向大海。在开阔的自然风景中，Passages刻意营造了阻断、以象征人类社会的绝望，用玻璃墓碑强调历史中的“遗忘”和断裂——否定，成了纪念碑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
政治的隐喻代替了自然风景的精神意义。尽管它天衣无缝地借用了大海、天空、风和悬崖，但人们终究被封闭在人为的路径里。Passages真正的场所精神来自人类社会的悲剧——来自西班牙内战、来自边境逃亡者的恐惧、来自整个欧洲经历的血腥和死亡。
在期盼共产主义能拯救欧洲的时代氛围中，本雅明，以及一代左翼知识分子并不清楚：苏联与德意志第三帝国共享了经济计划、严格的管制甚至劳工政策。法西斯在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神话中毫无位置。他们也并不清楚：本雅明所熟悉的德国政治制度与英美国家存在着重要的差距（本雅明不喜欢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他所倾心的法国历史上，从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对政治自由的限制，与文人缺乏政治经验互相促进、专制国家与激进的革命精神互相激发——巴黎对闲逛者的友好并不能改变这一政制缺陷。
末日救世神话面临历史的狡黠。本雅明将应用现代技术的纳粹德国，等同于资本主义及其“进步”，造成了二战前后左翼的持久混乱。通过苏联及其“共产主义”，历史天使的悲观寓言成真，当进步的乌托邦露出野蛮的面孔，只令人震惊不已。
然而作为一种否定性的乌托邦力量，本雅明的悲观没有被遗忘，我们也曾体验过。因为并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历史的无名牺牲者；并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对无名死者的集体遗忘，无数人在胜利者的神话中被葬于无名墓地。
“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
“如果敌人获胜，即使死者也不会得到安全。”
当人们失去了几乎一切传统与信念，急速地步入大都市，但又被剥夺了形成合法社会网络的政治权力。此时，一个文人阶层可能出现，它毫无政治实践经验、社会地位不稳、精神不安。它摇摆在市场利益、虚无主义和激进政治的诉求之间。大都市的陌异而又迷人的经验，将被更强烈的感触到，尽管不一定是本雅明式的末世想象。永远有人群生存在城市边缘，不愿离开或是无法远离。由此看来，本雅明精心描述的 “闲逛者”形象也许并未过时。
闲逛者是都市的旁观者，他们在大街上自由的散步，墓园边的“通道”却在不可改变的限定下通往终点。到达终点时已别无选择，只能折返，离大海——最初的目标越来越远。海浪喧嚷却从未停息。
但人们可以循着另一侧的小路走到悬崖脚下。站在那里的码头上，地中海包围着身体，海平面展现在极度透明的空气中，让人感到如此自由的站在天海之间，甚至因为毫无指引方向的标志，而有些疑虑。刚才在玻璃墓碑前的，切近大海而又无路可走的绝望，现在已恍如隔世。走过墓园和Passages，我们分享了历史牺牲者的体验，越过了亡者无法跨越的边境，现在，正停在他们本来要踏上、却从未踏上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