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之我观

1：不净观 谷崎润一郎在他极尽纤细婉约颓废之美的名作《少将滋干之母》中，安排痛失所爱的国经修习不净观，月夜去到荒山坟场，观看被野狗拖出墓外的腐败尸体，以此来参悟肉身之真相，达到观色如聚沫之境，破除恋慕美色的心魔。不净观是佛教重要的修行之法，认为人的身躯藏污积垢，排泄粪便，不净乃是色身真相。 《兄弟》作为余华正面强攻当代现实的长篇巨制，曾经引发巨大争议，而受到评论家和读者诟病最多的莫过于第一章。这是充斥了屁股、粪便、蛆池等几欲令人作呕的意象的两万字，交待了主人公的出生，主人公父亲同一天再悲惨和耻辱不过的粪池之死，以及主人公后来重蹈覆辙的厕所偷窥事件。正是通过安排生死、冤孽、荣辱在这臭秽难堪的五谷轮回之所交集，向来以大胆无畏出其不意的风格著称的余华再次奏响了文学直面真相的最强音，奠定了这部堪称时代杰作的小说的基调。 没有这样粗鄙放诞到惊世骇俗的笔法，如何去再现生命最卑微、欲望最污秽的真相？如何去勾勒接下来叙事将要面对的两个极端年代？一个年代充斥着毫无文饰的罪，一个年代蒸腾着毫无文饰的欲。余华说，短短四十年，我们经历了欧洲社会四百年的动荡和起伏。 是故，批评之声反而证明了余华对人生洞彻而悲悯的观照、对叙事的及时调整，再次走在了人群之前。 2：无为观 面对那个被称为浩劫的年代，任何叙述者的笔都会踌躇。 一个被集体卷入极权主义乌托邦幻想的民族，一个个体的生命和尊严被极度漠视的时代。《兄弟》的上半部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种全面的混乱，一段复杂到匪夷所思的历史。有批评家认为余华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把这样一场动因复杂的浩劫简化为善恶之争。 余华是如何叙述的呢？那是一种自然到近乎无为的叙述，大部分时候是通过两个相依为命的小男孩的眼睛去实现。与之并行的，更有爱和亲情的叙述，成长的叙述。 孩子的视角是没有分析和自欺的。他们不明白人们行凶时凭借的荒谬的政治借口，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地主，只记住了地上的毛主席的玩笑。有什么视角能比孩子的眼睛更能排除纷扰和妄相？如果他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恶和罪，那么，那正是最真实、最震撼的真相。 作为叙述背后的全知视角，余华并未做出过善恶之争的论断。他最多通过苏妈之口发出恐惧感叹。他有时也通过曾经的风光旗手，又或曾经的红袖章们最后悲惨的命运，对这场运动的推动机制发出疑问。他有时也通过血洒街头的无知少年之口重复向极权者的集体无意识之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如果说，批评家在小说中看到了善恶之争，那是自然呈现的真相，并非简化出来的。真相本就简单不过。如果说，批评家在小说里只看到了善恶之争，那也是受限于他们自己的主观视线。 3：原型观 根据西方三大文学批评理论之一的原型批评理论的观点，艺术创作的根源和动机来自超个人的集体无意识，艺术表现的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艺术家以其天赋的敏感和表达力被选中，成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工具、出口或代言人。《兄弟》从创作手法到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似乎印证了这一理论，而余华本人对这一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后记中，他写道：“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 很难说清，作家是捕获灵感，还是被灵感捕获。通过他的后记和访谈，我们了解到，余华是在另一部长篇的写作瓶颈期，突然发现了《兄弟》的题材，经历一些曲折后故事开始现出雏形，然而，写作过程并非完全受作家本人控制。 在由故事和人物本身的力量驱动的自发写作中，余华的叙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因而呈现出人们所料未及的大胆、诡魅和多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效果和谐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技巧”。但是对于这样的天成妙笔，一些审美观过于僵固和狭隘的批评家却无法洞悉和接受。 比如，某批评家对于这部声称要正面强攻当代现实的作品中却出现了某些与现实不符的情节提出质疑。而实际上，这样半写实半荒诞的叙事路线正是题材和人物的隐性要求。要挑战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年代的落差，需要以夸张的方式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超现实提纯，同时，又必须在细节呈现上落地，保持相当的现实感，让两者之间互为映照，呈现两个年代深层的本质的联结。 原型批评理论认为，集体无意识在艺术作品中主要通过原型来表达，而情节更多地受到个人无意识的驱动。《兄弟》开篇便一刀切题，以荒诞的情节和滑稽的人物形象深度趋近集体无意识原型和个人无意识的流向。相隔十四年如出一辙的厕所偷窥事件，让母亲李兰悲哀地意识到，李光头和他的父亲刘山峰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两个瓜”。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瓜其实是两个一脉相承的欲望原型，像古希腊神话里的狄奥尼索斯，这个原型代表着纵欲、狂欢和黑暗暴力。刘山峰之死象征着那个极权政治下的年代对于个体欲望的否认和扼杀，而李光头同一天的诞生，暗合了神话原型理论巨著《金枝》里反复印证的新老原型代表的交替仪式。刘山峰的名字是否在暗示“留得青山在”呢？误入厕所无意中让刘山峰殒命粪池的宋凡平则是理想人格的原型，因为他能够合理地疏导本能和欲望，他既具备了欲望赋予的勇气和力量，又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遵守道德礼仪，所以他叫平凡宋。而他过于善良，毫无伤害力的儿子宋钢的名字似乎是一个反讽，他是欲望表达被动的阴性人格的原型。 新的欲望原型在成长。李光头小小年纪就发现了性欲的秘密。他不断地和电线杆、长凳发生“男女关系”，童真是他的庇护伞。这个情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被大肆嘲讽和不加节制地渲染。小说中有一处这样看似调侃，其实寓意惊人的对话： 余拔牙坐起来，看着街对面的电线杆，拍拍李光头的脑袋说：“你不去搞搞这根电线杆？” “搞过了。”李光头晃着脑袋说。 “再去搞一次。”余拔牙鼓励他。 “没意思，”李光头说，“城里所有的电线杆我都搞过几次了。” “我的妈呀，”余拔牙惊叫起来，他说：“要是在从前，你就是皇帝，三宫六院；要是现在，你就是连环强奸犯，坐牢枪毙。” 正打着哈欠的李光头一听“坐牢枪毙”，惊得半个呵欠缩了回去，他瞪圆了眼睛说： “搞搞电线杆也要坐牢枪毙？” “当然啦，”余拔牙换了一种语气，“这要看你的阶级立场。” “什么阶级立场？”李光头不明白。 余拔牙伸手指着对面的电线杆，问李光头：“你是把它们当成阶级女敌人呢？还是把它们当成阶级姐妹？” 李光头还是瞪圆了眼睛不明白，余拔牙来精神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你要是把电线杆当成阶级女敌人，你搞它就是批斗它；你要是把电线杆当成阶级姐妹，你就得和它登记结婚，不登记不结婚，你就是强奸。你把城里的电线杆全搞了，你就试把城里的阶级姐妹全强奸了，还不是坐牢枪毙？” 李光头听了余拔牙的话，知道“坐牢枪毙”的后顾之忧解除了，瞪圆的双眼放心地扁成了两条缝。余拔牙拍拍李光头的脑袋问： “明白了吧？明白什么叫阶级立场了吧？” “明白了。”李光头点点头说。 “你告诉我，”余拔牙说，“你是把它们当成阶级女敌人呢？还是把它们当成阶级姐妹？” 李光头眨了一会眼睛说：“我要是把它们当成阶级电线杆呢？” 余拔牙一愣，随即大笑地骂起来：“你这个小王八蛋。” 通过小说中的余拔牙的无心调侃，作者余拔牙将欲望原型的准纵欲行为和那个极权年代的政治话语建立了直接的对应，揭示出二者之间由本能欲望驱动的深层联结：政治话语中包含着欲望的叙述。整个民族被极权政治压抑到无意识层面的个体欲望会以怎样扭曲的形式张狂爆发？那赤裸裸的恶和罪，无法解释的残暴的动力来自何方？ 余华安排余拔牙主导这样一次对话，表明了这种安排的有意识和他思考的深入程度，也证明了无力解读他的用意的平庸批评家们的浅薄和草率。 通过铺陈政治话语对刘镇这个社会缩影中各行各业的人的日常话语的渗透和改装，余华以戏剧舞台上重复唱诵似的手法渲染出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暴，更是特别通过余拔牙之口，深刻而含蓄地指引我们看向风暴的中心。在一场失控的龙卷风般的政治动乱中，谁能保证自己幸免于难？完美的善良的夫与父宋凡平短暂地成为旗手之后便迅速沦为牺牲品。不那么完美和善良的孙胜一家很快也遭遇灭顶之灾。其惨烈和混乱程度已经不能被主张性本善的儒家理念所解释，而是极权的束缚积聚了太多的破坏力导致的全面的崩坏和毁塌。然而下降至个人层面，善恶之分依然存在。每个人都带着原罪和欲望的驱动力来到世间，所谓善恶之分，更多在于对自己伤害力的意识，只是极端政治给人提供了轻易的自欺借口。 仔细想来，社会的每一种大规范都含有乌托邦的企图，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人性束缚。如何避免破坏力的爆发与伤害，最终也只能凭借人性之善。如果每个人都能悟透佛法所说的众生平等，自性利他，抛却世俗执念，敞开心中樊篱，善待周围的生灵，与世界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才是最终救赎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善与恶的区分又何尝不是问题之根本，不是真相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罪恶叙述并行的宋凡平夫妇的爱情叙述、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的相依为命的亲情叙述，路人相助的友情叙述，是流淌在那个极端年代狰狞剪影之上月光般的存在，是对于丑陋而黑暗的暴力欲望的美与善的救赎。宋凡平被关押之前领着两兄弟去看月色下波涛汹涌的大海的隐喻意义正在于此吧。 走过那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兄弟俩来到了我们中间，用余华的话说，这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 欲望原型在遭遇爱情挫折之后，他的能量找到了物欲的出口。光头凭借锲而不舍的厚脸皮和强大的行动力不知觉间混成了亿万富翁，成为一个惟GDP时代的强者。在这一段里，他的一个超现实举动成为关键的隐喻，那就是，在梦中情人林红嫁给了自己的哥哥宋钢时，他去医院做了输精管结扎术。这一举动被陈思和解读为，他从生父刘山峰那里继承了复仇无意识时，也继承了继父宋凡平善良无害的理想人格，所以在欲望遭到宋凡平的继承者宋钢的阻挡时，没有选择复仇，而是对自己进行了阉割。而阉割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欲望原型，演绎出后来的种种奇闻异事。我很认同这种分析，在这里想补充一点的是，宋钢作为阴性人格原型，在李光头那里更多代表了他的母亲。余华在小说中多次有意无意地突出宋钢的女性特质，比如他给光头做饭，为他织毛衣。光头说，他除了不会生孩子，女人的事他都会做。这应该不是无心之语。美而无用、动力匮乏、习惯于自我克制和牺牲的宋钢，注定在欲帜高张的年代成为不合时宜者被淘汰，他不是一个有力的欲望表达者和追逐者，也不是恰当的欲望对象，所以既不能获得成功，又要遭受欲望对象般的凌辱和毁灭。小说的末段安排他跟随江湖骗子去追求财富和成功，推销性用品却备受挫折，甚至接受了安装假体乳房的荒谬之举，不无象征意义。宋钢自杀后，李光头直呼自己成了孤儿，这其中既有手足之情，也不乏对于宋钢身上母亲形象的认同。李光头在宋钢死后，性情大变，再也不是那个纵欲狂欢的王八蛋，在围观者眼里变得像个林黛玉。也许可以这样说，宋钢的惨死象征了母亲原型的自我牺牲，所导致的强烈至极的失落和震撼促成了李光头这个冥顽的欲望原型的最终皈依。余华对宋钢临死前的生之留恋不惜笔墨，发出咏叹，这也是为物欲横流的年代指出救赎之路的笔墨。一直作为欲望对象存在的林红，在悲剧性的沉寂后，重新泛起在时代浪潮的表面，昔日纯情少女成了今天红灯区的老板娘。这是从生之空虚中诞生的新的欲望原型。这样的情节安排既是对这个伦理颠倒时代的乖张讽喻，又像是一种合理劝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