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男性知识分子拒绝女权主义？

本文(<走向女权主义)以上部分写作于2006年2月，六年过去了，到我此刻续写这篇文章的2013年1月底，我再次上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查看目录，让我惊喜的是，有更多的人，不是几个人，而是成百上千的人，大多都是女性，继续大步迈向女权主义。如果仍以出版为尺度，中国女权主义出版的最新成果标志着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进步：这六年里，以“女性主义”为题目的专著，从2006年到2012年，共出版了187部；以女性主义为方法的硕士或博士论文，有1700部；以“女权主义”为题目的专著有310部，以“女权主义”为关键词的硕士博士论文有2200部。如我在上面所说，每个写了以女权主义为条目的书的作者都有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权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一部分。
让我略感欣慰的是，在这成百上千的书和论文的著者中也有我的名字，有我写的不多的文章，研究文章和评论文章，也有我翻译的美国黑人女性思想者贝尔•胡克斯的小书《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这本书是应北京师范大学季广茂教授邀请翻译的，收录在他主编的“标点文化书坊”丛书里。如荣维易教授在为本书写的长篇评论中所说：“季先生是善于学习的，在他主编标点学术文化书坊时，主动让沈睿选一本女权主义的书放入其中。”荣维易教授赞美的季先生以及这本书的翻译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是季广茂教授与我共同走向女权主义者的过程。我跟季教授原来并不认识，因为女权主义而争辩，也居然因为此而成了朋友，也因此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在我看来，我们共同合作这本书的故事，象征了女权主义与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关系。
2006年到2007年间，中国的网络发展正在“论坛”阶段，思想和声音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网络的各个论坛里出现。那时几个著名的网络论坛十分活跃，我所参与的“真名网”论坛，不是一个特别活跃的论坛，但是因为是用真名，吸引了不用网名的作者，这使这个论坛的发言有一定承担和责任。当然其实“真名”并非名副其实，大多数的人，为安全起见，还是用网名的。我参与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可以用网名，就用了真名字。
我在论坛上，大多是读，很少发言。一天我偶尔看到一个帖子，谈及女权主义在中国似乎无用，我忍不住问这位帖子的作者，你到底读过几本女权主义的书？你怎么能这样评价你所不知道的理论或思想呢？为了强调女权主义思想的重要性，我还问，你知道今年在美国出版的书中以女权主义为主题词的到底有多少本？这个作者用了一个网名，叫做“还我门牙，”我觉得这个网名很有意思，我当然不知道这个网名的背后是季广茂教授。看了我的问题，这位作者很和气，也很客气，立刻问：“你知道出了什么书吗？”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上到美国图书出版中的著名的目录库Books in Print去查。这个目录库是我在美国学术训练时，教授要求必查的一个研究目录，很方便，中国那时可能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目录库可以即时查看西方当年出版的书目。我还到我所任教的图书馆里看看当年学校买的书中有多少是用“女权主义”编目的，并上图书馆去实地察看这些书。我回答这个帖子的作者的时候，就写了几本我翻阅过的当年出版的学术书名，并加上评语说：“您总不能说美国学者都是傻瓜笨蛋，居然有这么多人用女权主义理论做研究的方法吧？”
让我吃惊的是这位帖子的作者立刻在网上回复：“你说得很有道理。如果女权主义在美国学院里有一席之地，一定有我所不知的道理。”他这种虚怀若谷态度让我十分惊异和感动，他干脆直接给我写信，要我介绍一些女权主义理论，给大众读。这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季广茂教授。我于是挑选了一本很浅显的书，不是学院性写作，而是给大众读者写作的女权主义理论书，这就是这本书《激情的政治》翻译的因由。书的出版是季广茂教授和金城出版社王吉胜主编积极支持的结果。
女权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属于比较边缘的学科和思潮。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占主导的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权主义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不多，很多人对女权主义理论有或多或少的误解。翻译贝尔•胡克斯这本书的经历，让我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我意识到，排斥或误解女权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们顽固不化地拒绝一种基于人权理论之上的思想方法，而是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现实以及中国男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造成的。
把二十世纪末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与女权主义的关系跟“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与女权主义关系比，我曾经认为我们这代人比“五四”时代的人先天就差远了。“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胡适还是高举左翼大旗的鲁迅，无论是政治上坚持非激进的周作人还是自称越老越激进的蔡元培，都是为女性大声呼喊的人，都写文章为女权思想辩护或鼓吹女权思想，都是中国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他们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当代知识分子却鲜有这样的男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对女权主义思想摇头或不理解的人，好像女权主义不能登学术的大雅之堂，很多人也对此不感兴趣。到底是为什么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呢？不仅如此，很多女性知识分子也不愿意用女权主义来明确自己的立场，她们也同样拒绝女权主义。
季广茂教授以及诗人王家新教授，在一旦了解女权主义之后对女权主义理论的积极支持，让我关注这个问题，我渐渐地意识到，不仅是我以及出生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女性是在中国革命的性别平等话语中长大的，同时代的男性也是在这种性别平等话语里长大的。“男女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女都像男的一样”的平等思想伤害了女性，给女性枷上了双重负担：公共领域的与私人领域的负担，女性要走向社会，承担工作，还要做家务带孩子。与此同时，“男女都一样都像男人一样”并没有带给中国男性自我主体的解放与平等，相反，中国男性同样被剥夺了他们主体性的政治现实深深地伤害。传统的男主外的“公共空间”被女性“入侵”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虽然给予女性平等权利即平等政治权、教育权，工作权等，但思想意识、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中国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中国的男女都对女性平等还没有做好准备，女性的“被平等”使男性感到自己地位下降，权力丧失，产生了巨大的性别焦虑；女性的被平等迫使女性“不爱红妆爱武装，”用程式化的所谓男性特征取代传统文化规定的女性行为特征。中国受到教育的男男女女在国家和革命的男女平等或“男女都一样”的话语里都对自己的性别位置感到困惑与不安。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与革命（男女都一样都像男的一样）之间，都茫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政治制度，表面上的“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个人独裁专制，其统治方式都是传统的皇权秘密政治操作。官方的性别意识形态，一方面是阳光明媚的男女都一样的宣传，一方面是明代理学传统的无孔不入的控制，造成的事实是，中国的性别意识形态全然继承了传统的保守的儒家思想。比如，虽然人民共和国1953年就颁布了貌似平等的《离婚法》，但离婚是很不光彩的， 让很多人想而却步，除非是政治离婚；性道德回归极度保守，爱情这两个字都不能在生活里出现，儒家的传统理学性道德控制着人们的头脑和行为，传统的两性角色起着实际的作用。女性在革命话语“被平等”的同时，实际陷入更大的更无微不至的箍制里。我们这一代男性与女性在这样的性别文化与社会环境里成长。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革命话语纷纷瓦解，“男女都一样”的平等沦为空洞的、让人厌恶的现实与口号，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儒家文化名正言顺地回潮。怀着对“男女都一样”这类话语的抵触，“男女不一样”的认知成为主流。承认男女差别本来是男女平等的起点，可是，传统话语利用男女差别而贬抑女性再次被普遍接受，女性成为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变以及传统文化回潮的牺牲品。产业改组，下岗工人大多是女性；工作竞争激烈，女性工作权利受损，被迫提早退休；男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女性甘愿做男性附庸等等。思想上，传统男性文化似乎终于喘了一口气，被压抑的男性主体似乎终于抬头起来，“男主外”的传统定位让他们再次确定了自己的社会位置，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此并非不欢迎，他们对与革命话语声音相似的女权主义理论条件反射般地排斥，采取若罔闻或敌视的态度，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此：出于对中国革命话语男女都一样的厌恶，思想上矫枉过正； 处在经济改革的洪流里，跟着传统复归的潮流翻卷；以诉求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忽视体制内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人权的名义呼吁普世价值，把更受到压抑和压迫的群体——女性对自己权利的诉求放到第二位等等。
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不支持男女平等吗？当然不是，自从清朝中期以来，中国进步男性一直在为女性地位呼吁，以写作于十九世纪初的《镜花缘》为例，中国女权思想是本土知识分子对现实思考的产物。十九世纪末对西方的接触以及五四运动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男性）的觉醒，但是1949年以来的意识形态和激进的社会改革让中国知识分子畏惧女权主义思想，以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男女平等思想上似乎在退步，而不是进步，这根本归罪的也许是忽视男女不同的“男女都一样”的意识形态。季广茂教授以及诗人王家新教授愿意了解女权主义思想并积极支持女权主义思想的传播，让我坚定地相信，问问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会同意并支持男女应该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生存权利，他们都是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