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7年前俄国的历史选择[转]

   
张广翔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2期
 
　　【内容提要】　19世纪下半期俄国专制制度逐渐削弱,逐渐失去了主导性。政府轻视社会和民众的需求导致了危机;政府农业政策收效甚微使农业问题积重难返;上层统治者不能全面和及时地掌握民情,难以正确解决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和履行国家职能,一再信奉强权政治证明专制制度僵化和无能,无力化解所面临的重重危机,一再坐失和贻误良机;“流血星期日”成为当局拒绝使用和平方法缓和社会紧张状态的典型,专制制度令俄国民众绝望,革命不期而至。
　　【关键词】　俄国　专制制度　历史选择　革命
　　【作者简介】　张广翔,1957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长春　130012)
　　19~20世纪之交俄国面临艰难的历史选择:若继续维系绝对君主制将导致革命加速爆发;或者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轨道以推迟革命的爆发时间;或者动员所有力量使国家跃上民主台阶,与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比肩;或者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全新途径寻求幸福。当时俄国上述每种选择都有实现的机遇,只是专制制度一再坐失和贻误良机。
自由主义力量活跃——专制制度的危机之一
　　自由主义的原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1]。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流派,优点是理论深邃,力图客观分析社会现象,文化素养高,充满道德和法律理想;缺点是脱离群众,孤立无援,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缺乏必要的政治灵活性。俄国自由主义面对国家和所有阶级显得软弱。对下层而言,它不易理解或不够激进;对贵族而言,因其倡导取缔等级特权,过于激进而不被接受;资产阶级不接受它所提出的自由市场的口号,这看上去很离奇,原因十分简单,资产阶级经不起外国资本家的竞争,靠垄断生存;最后,以执政官僚为代表的国家本身非常保守,不接受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在这种条件下,立宪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后人工作。这些情况有力地证明,西方含义上的“自由主义”难以运用到俄国,而俄国自由主义派别代表本身爱用“立宪主义”概念,同时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绝非偶然。
　　俄国的自由派更喜欢将自己称为“协会”,而将自己的运动称为“社会运动”。这些模棱两可的术语不仅避开了“自由派”一词,而且有可能使这一运动更有代表性,更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正由于这种原因,甚至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立宪党人也认为将自己的党称为“人民自由党”为宜,而认为正式称呼“立宪民主党”不易为民众理解。
　　19世纪中期俄国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的特殊派别形成。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自由主义的报刊、地方自治局和大学[2]。1865~1875年在34个省(到1912年又有9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关成为自由主义活动的基础。1871年在莫斯科非法召开了地方自治工作者第一次大会,来自各省的近30名代表与会,齐切林“向政府要求立宪”的主张曲高和寡,多数人认为为时过早[3]。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专制制度的危机和国内社会运动的高涨使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活跃起来, 1878~1882年地方自治工作者22次上疏沙皇,提出自由主义建议,50次请求政府解决各省地方自治机关间的横向联系[4]。地方自治工作者逐渐意识到为防止政府官僚对地方自治的攻讦必须自我联合。1899年在莫斯科产生了名为“清议”(Беседа)的地方自治机关非法小组,到1905年“清议”存在期间,每年秘密召开4~5次会,每次会议50人上下,与会人员来自俄国各地,议题是一些政治和当前策略问题。其实,“清议”是整个地方自治的缩影,其参加者既有立宪的拥护者,也有反对者[5]。“清议”的最初立场相当温和,完全能被无限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所接受。“清议”的初衷尚不是制定任何具体的自由主义纲领,而只是唤醒地方自治的社会舆论,尽管温和与奉公守法的主张仍为专制制度所不容。
　　19世纪90年代地方自治机关与知识分子的 联系加强,其中一个渠道是报刊。1896~1900年俄国发行的报刊从697种增到1 002种[6],知识分子的精英控制了当时的舆论工具——报刊,而报刊成为联系众多自由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的重要渠道。自由知识分子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7]。
　　到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的数量迅速增长,占生活自立人口的2.7%[8]。但其作用不取决于其比重,而取决于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知识分子不同的职业组织是联结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另一个纽带,到1904年知识分子协会有300个[9],各协会之间的联系主要建立在各自领导人之间和会员之间的私人关系上,政府不希望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联合,拒绝设立协调学术活动的中心,学术组织的缺失恰恰是政府刁难所致。改善科学发展条件之争融入整个政治斗争之中[10]。远非所有协会都反对专制制度,但国内对专制制度愈是不满,俄国面临的革命危机愈严重,知识分子职业组织召开的会议愈有影响,通过的决议愈明确。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影响大的协会中讨论的问题已超出各自业务的狭小范围。尽管必须改变国家政治制度的呼声尚未对专制制度构成直接威胁,但类似言论不是个别交谈,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公开演说,这是俄国广大知识分子政治意识觉醒的征兆。知识分子反对派情绪增长还表现在 不对政府唯唯诺诺,而是反政府的,甚至有过革命活动之人作为类似会议和组织的领导人。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还吸引了最初为支持专制制度而设立的组织。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765年在彼得堡设立的“帝国自由经济协会”。
　　其初衷是为政府献言献策,但到19世纪末它变成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中心,开始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维特的政策。政府怒其不安分守己,1898年新任内务大臣的戈列梅金和农业与国家财产部大臣叶尔马洛夫因该协会的活动出格而上书沙皇。1900年自由经济协会因“越轨”行为遭到查封,莫斯科农业协会也受到株连[11]。在彼得堡“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对知识分子反对派最具吸引力,在莫斯科则是设在莫斯科大学的“法律协会”具有这种魅力,穆罗姆采夫、戈里采夫和科瓦列夫斯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活动家是其成员。根据莫斯科总督的报告,1897年该协会372人中119人“政治声誉不佳”。教育大臣认为该协会“偏离了规定的轨道,鼓动青年人的反抗情绪,对政府活动持否定态度,根本无法约束它”[12]。
　　教授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没有政治权利,一直受到监视,同专制制度的冲突已经超出狭隘的职业范畴,要求政治自由和摆脱官吏的监视,力主立宪和大学自治。1905年前高校知识分子的不满集中体现在342名教授起草的“关于教育困境问题”声明中,该声明是革命前科技界知识分子提出的最成熟的民主纲领,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保证个人的基本权利,实行代议制,大学不受官吏的监督,大学生不受警察的监督,妇女有权上大学[13]。1902年2月9日莫斯科大学800名大学生集会,要求个人、言论、信仰自由,大学面向所有人,包括妇女,实行8小时工作制,罢工自由,实行代议制。他们提出了“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的政治口号”[14]!但政府非但不让步,甚至禁止4~5人的私人聚会[15]。
　　大学教授和编外副教授不仅是频繁自由主义 活动的发起者,而且在“解放同盟”成立前充当了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间的特殊中介,其中很多人既作为地方自治工作者参加地方自治会议,还作为大学教师参加各种职业协会,在课堂上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十分自然地在《解放》杂志和“解放同盟”和谐共事。1901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开始出版非法杂志《解放》,通过各种渠道向俄国传播,两年后,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法的自由主义组织——“解放同盟”,其成员约1 600人[16]。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反 对派形成[17]。“解放同盟”成为立宪民主党的雏形,立宪派的大本营,是俄国立宪主义史的转折点,它赋予立宪运动所必需的组织机构。
　　1904年11月下旬,“解放同盟”倡议为庆祝司法章程实施40年而举行“宴会活动”,自由主义反对派情绪急剧升温。先后有34个城市举行了庆祝宴会,近5万人参加。借此机会,演说家轮番批评政府的政策,呼吁迅速改革,实行立宪和召开立宪会议,提出了“打倒君主制管理形式”、“革命”和“共和国”口号!奥德萨、下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哈尔科夫等地的暗探机关迅速将这类越轨言论上报内务部。国家的整个政治局势和地方自 治机关立场的激进化促使城市杜马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莫斯科、库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卡卢加和弗拉季高加索等地城市杜马纷纷要求信仰、集会和结社自由,扩大城市自治权,重新审查议员选举法和改善杜马活动的条件。总之,城市自治机关积极地加入到反政府的大潮当中,乃是专制制度危机加深的标志之一[18]。
政府无力化解农业危机
　　从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政府若干部门认为农民,首先是缺地农民的地位趋于恶化。粮食产量的增加基本靠开垦新俄罗斯、前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的土地。中部农业区土地尤为紧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府上层多次讨论欧俄农民缺地问题,设立若干农村状况调查委员会寻求对策,从此时起政府正式承认欧俄中部多数农民缺地。当时经济学家和农学家普遍认为,农民绝对和相对缺地问题间的界限难以确定,当农户和村社明显提高农业技术尚不能保证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时为绝对缺地,当不改进经营方式、不增加肥料尚可维持时为相对缺地,相对缺地时农民可大致维持温饱,绝对缺地时农民无望改善生计,唯一的出路在于新添土地或者进城打工或者向边区移民。至于多少土地够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俄国学者人言言殊,黑土带每户8~30俄亩 不等。丘卡夫金在认真梳理了各家说法基础上,归纳出黑土带每户需要8.5俄亩,非黑土带每户需要9~9.5俄亩方可维持生计[19]。根据官方资料,1861~1900年欧俄男性农民人均份地由4.8俄亩减至2.6俄亩,其中中部农业省人均份地由4.1俄亩减至2.2俄亩,而西南地区从3俄亩减至1.7俄亩[20],大俄罗斯农民的半数份地不足,190万农户每户份地少于6俄亩[21]。
　　政府为缓解世界农业危机的后果,于1883和1885年分别设立农民土地银行和贵族土地银行[22]。前者任务是方便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农民土地不足势必牵涉税收和社会稳定问题,令统治集团心神不安;后者保证领地贵族获得优惠的,实质是慈善性质的抵押贷款。实行国家抵押贷款制度未能解决农业向集约化形式过渡的资金投入和流动资金问题。
　　1891年饥荒迫使政府为提高农业水平刻不容缓实行社会、政治和农业技术措施,为此需要大幅度增加投资。面对农业收入低的事实,政府和经济学家坚信必须由国家直接影响农业。同时19世纪末俄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需要加快工业化,同样需要国家大力扶植。由此可见,在国家资金积累有限前提下,工业和农业很难同时并举,而试图在现存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从纯粹农业技术层面解决农业问题难以奏效。但政府围绕经济方针选择上的争论仍在升温,一方面,贵族强烈要求政府继续关心其地产,另一方面,有远见的地主和上层统治者担忧因多数农民朝不保夕,危及国家岁入和农业的根基,最终威胁到政治制度。19世纪90年代统治集团围绕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所展开的争论涉及所有方面[23],本文的主旨要求关注统治集团因拟定政府整个农业,尤其是农业贷款方针而产生的直接冲突。
　　尽管建立了农业和国有财产部,但无论它在整个国家管理体系中的地位,还是时任该部大臣的叶尔马洛夫的个人能力,都决定其无力左右国家的经济方针。是否满足农业的财政需要多取决 于从1892年9月维特挂帅的财政部,财政部在农业方面不如工业方面伸缩空间大,农民立法、贵族问题是内务部的管辖范围,亚历山大三世也一直关注这些问题。
　　1894年10月20日尼古拉二世登基后,立即声称特别关注农业,采取措施防止贵族破产,让农民吃饱是“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需要,比修铁路重要得多”[24],因此,维特不得不为坚持发展工业方针分神。维特担任财政大臣期间与主要对手普列维的分歧证明了俄国上层不理解俄国资本主义进化的不可避免性,维特认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是“不可违背的世界规律”,而普列维坚信“俄国有自己 的历史和独特制度”,可“免受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之苦”。
　　在维特同领地贵族就俄国经济资本主义进化进行论争的同时,财政部与农业和国有财产部之间关于国家影响农业具体形式和范围的争论也在进行中。后者谋求将涉及农业利益的所有政府措施,包括农业贷款、铁路税率、农产品贸易等都归它管,再现了俄国国家机器的特点,缺乏统一政府,每个部都想让所有机构听命于它,纳入其管理[25]。
　　财政部与农业和国有财产部之间的严重分歧在于土壤改良贷款。叶尔马洛夫的方案未提交国务会议之前,维特已经向叶尔马洛夫表态,原则上反对主要用于地主的土壤改良贷款,主张必须十分慎重地提供土壤改良贷款,建议大大地压缩这种贷款范围,只有灌溉、植树、果园、葡萄属于土壤改良贷款,而购置农具、酿酒、甜菜糖厂、农业建筑、改善生产组织不在此列,这是策略,因为恰恰地主对灌溉和植树不感兴趣。国务会议也不支持叶尔马洛夫的方案,第一,当粮价下跌时国务会议成员赞同维特的看法,土壤改良贷款将“扩大农业生产”,加剧生产过剩;第二,国务会议担心新贷款仍然不能挽救贵族地产。国务会议在压缩这种贷款范围方面比维特走得更远,只有灌溉、种果和种葡萄予以贷款。1896年5月6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国务会议的提案[26]。
　　1896年的提案无论如何不能令土地所有者称快,一方面,他们不能从土壤改良贷款中得到渴求的东西,提供贷款严格按官僚制度程序,对他们而言贷款范围过窄;另一方面,领地贵族仍然将改善农业状况的贷款视为领地免于破产的手段,要求根本改变相关制度。1898年农业会议上地主代表要求贷款不应取决于还贷能力,而是取决于所提供土壤改良贷款的目的,贷款应低息,甚至国家为此亏本,也就是将土壤改良贷款变成几乎无须偿还的补助。在财政部的监督下不可能有这种贷款,农业会议提议在农业和国有财产部之下设 立特殊的土壤改良贷款银行。
　　叶尔马洛夫力图扩大土壤改良贷款范围,1898年他有权为大领地提供酒窖和果蔬烘干室贷款,他重提为领地和独立田庄的加工性企业提供便利,希望土壤改良贷款的低息还低于贵族银行的优惠利率,维特否决了叶尔马洛夫的所有建议,一再强调土壤改良贷款的利息不能低于市场的价格。国务会议的少数成员赞成维特提出的只有提高土地价值(灌溉)一类活动属于土壤改良贷款,而不应该关心提高个别贵族领地收入问题。
　　1900年5月29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少数成员的意见[27]。叶尔马洛夫取得的胜利实在有限,因为土壤改良贷款范围有所扩大,但不增加拨款,1895~1896年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得到的土壤改良贷款100万卢布,维特许诺当该项经费用尽时每年再追加50万卢布[28]。
　　用于流动资金的短期贷款问题对领地贵族最为迫切,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起地主开始要求国家银行以特殊理由为其提供短期贷款,维特断然拒绝政府过于迎合贵族需要的保护计划。其实该计划超出了国库的能力,他强调,贵族债务增加只是导致失去土地,连环保无力保证一再出现的债主偿还新贷款。贵族和农民经济确实需要大规模短期贷款,需要寻找这种贷款的资金来源,但到工业危机初期,短期农业贷款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19世纪末发展农业特别是农业贷款问题并非坦途,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农民经济,其集约化和面向全俄市场,转入资本主义轨道是大势所趋,需要加强土壤改良和短期贷款。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形势使地主和农民经济一时手足无措。
　　因多数贵族无力适应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所得的赎金和抵押贷款用于非生产目的[29],组织国家抵押贷款较迟,本来已经陷入深刻危机的贵族经济,再度受到世界农业危机和1893~1895年粮价下跌的重创。领地贵族得到抵押贷款按地价走高时所估,此时偿还则很困难。在这些条件下领地贵族将任何贷款形式都视为缓解抵押贷款债务 的手段,变短期贷款(单名期票贷款或商品抵押贷款)为长期贷款的诱惑竟无法抵御,这种趋势令统治集团对贵族渴望土壤改良和短期贷款的诉求慎之又慎。在这种情况下贵族领地新的非生产性债务增加和继之衰落,使赞成保护领地贵族的官吏也难以宽心。此外,对财政部而言,如何防止因滞留国家银行资金而威胁货币流通改革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对农民而言,农业贷款方面困难更多。尽管农民土地基金有所扩大,农民银行的抵押贷款主要满足的是地主,而非农民。当时抵押土地可作为获取资金的手段,农民则例外。结果基于正常商业基础上的贷款要求很难适用于农民。在农业 危机条件下欧俄多数农户入不敷出[30]。等级的和合作社的小宗贷款机关的贷款用于弥补置地或消费目的[31],短期贷款变成了长期贷款。
　　财政部的政策使局势复杂化。国家预算的急剧增加和对农民困难估计不足,决定增加间接税和发展国家储蓄银行,后者将农村上层的闲置资金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使农村贷款合作社自我筹款的内部积累的渠道收缩,国家银行的补助金只是杯水车薪[32]。19世纪90年代下半期维特未在小宗贷款方面采取任何实际步骤,他认为改变农民的法律地位是这种步骤的必要前提。显然,农业方面大规模生产性利用土壤改良和短期贷款的条件尚不成熟,同样私人资本完全流入了抵押贷款银行。私人资本向大型粮仓投资的路一开始被1888年关于商业存款法所堵死,国家农业贷款组织全面受阻,货币市场对低息的抵押债券不屑一顾,而是介入利息丰厚的证券以及财政部从中作梗。财政部的立场取决于如下原因:难以设立商业性的而非优惠性的农业贷款;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货币改革是必要的,货币改革的准备和实施时期难以保证土壤改良和短期贷款的拨款;维特对粮价波动的判断有误,将降价趋势误认为稳定趋势,认为农业生产增长将威胁对外贸易平衡,因此农业无须国家的扶持;维特对手提出的发展农业贷款的要求与维特的经济方针处处作对,结果诱发财政大臣做出不明智的反应。在国家总的财政与经济政策中统治集团围绕农业贷款地位问题的分歧难以弥合。
　　20世纪初,专制制度经济政策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维特全力推进工业化计划,无不以剥夺农民为出发点。农民在法律和财产方面深受农奴制残余所累,农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远远跟不上赋税增长的速度。1902年,维特不得不承认,“民众缴纳直接和间接税的能力已近极限”。在这些条件下国家直接投资铁路建设的规模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铁路建设曾是发展冶金业、机器制 造业、燃料工业的强有力的杠杆,农业每况愈下迫使政府分神。叶尔马洛夫和领地贵族代表希望采取措施缓解农业危机,促进农业高涨,维特则认为在农业问题局部解决之前,这种农业高涨是不可能的,这种分歧折射出经济方针的特点。在1902年复杂形势下,维特力主召开的农村工业需要的特别会议不仅重点讨论农民问题,而且讨论一系列经济问题。在农村工业需要特别会议上,财政部同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围绕农业之争依旧[33],普列维密切关注特别会议上所涉猎的农民和贵族问题,余下的经济问题很少过问。维特将向土壤改 良贷款和小额贷款的拨款降到最低,在管理小额贷款机关问题上财政部和内务部达成了妥协,以财政部的立场为主。围绕长期抵押贷款问题首要的是农民银行的业务与内务部的农业问题措施协调一致,这种妥协对专制制度而言是客观情况使然,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农民银行保留贷的款,而非土地规划性质,财政部试图做出一定让步注定失败。在所研究时期设立的农业贷款事务委员会并未扩大内务部对农民和贵族银行的实际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普列维之死,主要的是由于日俄战争。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农业危机导致农村社会矛盾激化之时,还是维特的立场,无论是其对 手的建议都不是发展农业的前提[34]。
　　维特为坚持和实施自己方针不得不与普列维为首的保守势力苦斗。维特领导的财政部和普列维挂帅的内务部为制定农业纲领竞相争宠。二者战略意图严重相左,而具体策略大同小异。例如,二者联手修改护照制度,起草废除连环保的法案,再如,二者农业纲领共性很多,维特和普列维事实上赞成保留地主地产,未将农民缺地视为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二者提倡方便富裕农民脱离村社,内务部靠排除异己来加强村社,但财政部则将此举视为解散村社的前奏。维特和普列维尽管对未来农民等级制度问题分歧甚大,但因担忧农民 无地,所以限制份地集中。这种斗争证明了政府农业政策的深刻危机。财政部和内务部围绕村社命运问题(农业纲领的核心问题之一)和解决农业危机的途径问题意见不一[35]。
　　农民生活状况恶化导致农民反抗升级,1897~1900年俄国农民反抗232起,其中18起被军队镇压,1901~1904年农民反抗577起,其中89起被军队镇压[36]。1901年农民反抗113起,遍及35个省,其中20起被军队镇压,农民多以武力相拒[37]。1902年农民运动规模最大、形式多样,达到217起。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数县337个村的15万农民奋起反抗,规模空前是当时农民运动的顶峰[38],内务大臣B.K.普列维亲赴哈尔科夫兴师问罪,960人被送上法庭,其中836人被判刑[39]。1901年起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现象与日俱增。从此时起农民为土地的争执和收回“割地”抗争转向直接夺取地主土地[40]。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成为20世纪初俄国社会危机的一部分。
　　1903年3月司法大臣Н.В.穆拉维约夫在向尼古拉二世汇报惩罚1902年春天起义参加者的措施中也道出了农民反抗的实情。他承认随着农民土地不足的人数递增,农村经济状况恶化[41]。
　　1904年12月8日警察局局长A.A.洛普辛在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谈到了哈尔科夫省农民起义的原因、进程和性质,耐人寻味。他认为,农民运动前五年连年歉收和1901年饥荒使农民忍耐达到极限,连续数年经常断炊,靠草根和树皮果腹,不知肉味,男子因走投无路,无人伸出救援之手,未将打家劫舍视为畏途。最初农民为生存向地主要粮食、土豆和牲畜,农民声称“不给就自己动手”,无须打招呼,需要什么拿什么,一些地方打死地主的管家,甚至一把火烧掉地主宅院[42]。“这些混乱局面是名副其实的暴动。当帝国大部分农民忍无可忍之时,只要某一个省出现风吹草动而失控,骚动将迅速蔓延全国,那时派大军镇压恐怕也无济于事”[43]。
“流血星期日”能否避免?
　　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能否避免?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悲剧发生后人们很快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也依然在讨论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任何一场革命都有其发生的前提条件,而其根源或多或少在革命前期已经暴露无遗。俄国专制制度、等级制度、人民贫困、社会文化裂痕和民族-宗教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其长期奉行的对外扩张政策加剧了国家财政困难,赋税的一增再增导致民不聊生。这些都是20世纪初爆发革命的潜在原因。因此,从宏观角度而言,20世纪初俄国民主革命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革命爆发的原因、时间、斗争的尖锐性和如何进行,也就是要解决的问题,从微观角度看,则取决于诸多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两种结局同时并存,永远存在另一种选择。因此分析沙皇当局在1905年1月9日流血事件前夕采取了那些措施,能否摆脱革命,优化国家社会-政治发展进程,降低爆发革命的危险,至少可以推迟革命以及减少革命造成的损失的可能性问题非常值得探讨。1904年12月~1905年1月初俄国政府有化解革命发生的机会。
　　面临日益紧张的国内形势,尼古拉二世既不听左右关于放弃传统“强硬”方针的主张,更不听较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即将爆发”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44]。尼古拉二世试图按惯例解决危机,1904年12月2日他召集20位要员,寻求“平息叛乱”之策,数人建议考虑选举代表制度,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对此非常愤怒,他说“专制制度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有宗教特点,即使是帝王也无权限制上帝赋予他的使命”[45]。此言正中尼古拉二世的下怀,他“总是更信任建议其不要让步的那些人”。当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和大臣委员会主席维特提到选举代表制度和专制制度不能共存后,尼古拉二世向与会者宣布:“政权应当永恒”[46。显而易见,多数政府要员和尼古拉二世本人在1905年前夕不想松动国家的政治制度。
　　普梯洛夫工厂行政部门和加邦领导的“彼得 堡工厂工人会议”纳尔瓦分会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内务部本意是利用这个组织,以平息工人的抗议,但该组织的实际行动逐渐背离了内务部的初衷[47]。加邦本人很复杂,他很自负,喜欢冒险,缺乏敏锐的政治眼光,但同情普通人。加邦组织的力量保障了工人的社会权利和物质利益。普梯洛夫工厂行政部门低估了该组织在首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到1905年,该厂有6 000人是加邦组织的成员。普梯洛夫厂长С.И.斯米尔诺夫为获得更大利润,从1904年秋天起不断冒犯工人的权利。厂方拒不接触工人组织,1904年12月,厂方为了动摇工人组织的威信,以破坏劳动纪律为名开除了该组织4名工人骨干。纳尔瓦分会要求恢复被开除的4名工人的工作,而厂方首先以同盟歇业相威胁。工人提出不满足8小时工作日、取消加班、提高薪酬等经济要求就拒绝上工。斯米尔诺夫立即求助于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大臣毫不犹豫地支持厂方[48],等于变相鼓励厂方漠视工人的要求。
　　在首都其他企业的工人纷纷声援普梯洛夫工人,局势更为紧张的情况下,斯米尔诺夫按照彼得堡市长И.А.弗隆的授意,允诺恢复3名工人工作,另1名工人却不再录用。这一决定引发了新一轮的工人骚动。1月2日纳尔瓦分会召集多家大型金属加工企业的600名工人代表商讨对策,推选出以加邦为首的40人代表团同斯米尔诺夫于1月3日进行最后谈判。加邦周旋于工人和厂长之间,倾向于双方妥协,但斯米尔诺夫拒绝继续让步的消息传遍了工厂。当晚普梯洛夫工厂的所有车间着火,机器停转,工厂瘫痪。普梯洛夫工人罢工的消息一天之间传遍了整个彼得堡,1月4日,罢工的工人达到1.5万人,罢工具有反政府的性质[49]。1月5~6日,罢工者人数达到3万人。
　　此时,赞成“向沙皇请愿”的意见已占上风。请愿词先由自由派和记者拟定,后向工人组织宣读并讨论,此时事件的发展不取决于加邦和他的“谋士”,他们只能随波逐流。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1月6日晚,在工业主会议上科科夫佐夫再次支持厂主拒绝满足工人要求。1月7日首都总罢工的工人达到7万人,当天“彼得堡工厂工人会议”总部和诸分会分别讨论了1月9日请愿的具体计划:早上10点各分会同时出发,下午2点在冬宫集合[50]。由于告密,当日加邦被司法大臣Н.В.穆拉维约夫传唤,司法大臣一见到加邦就高喊:“你们想限制君主制度吗”?加邦毕恭毕敬地向其交出请愿词,恳请“别使游行以悲剧收场”[51]。
　　帝国首都有史以来第一次爆发总罢工。军队协助警察警戒电站、煤气工厂、水库、火车站和大型工业企业。在早些时候,政府由于担心工人总罢工,命令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和列维尔的驻军向彼得堡集结[52]。
　　加邦担心发生流血事件,但是他已经无力左右局势。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和工人站在一起。1月8日和9日早上,加邦向工人会议总部成员临别讲话十分矛盾。在一些时候他有些狂热,他认为工人“应当向沙皇请愿,沙皇是正义的象征”。在另一些时候他出言慎重,甚至有预见性。他说:“若沙皇不理睬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沙皇了”。加邦一直相信“不会开枪”,1月8日早上他希望面见内务部大臣П.Д.斯维亚托波克—米尔斯基,但未果,加邦给他留了一封信,告诉他1月9日彼得堡的工人和市民想见沙皇,“以便让沙皇知道俄国民众的需要”。在信中他强调,不会侵犯尼古拉二世。同一天加邦还致信沙皇,请求沙皇不要让明天请愿的工人失望,保证不会侵犯您,不要发生无缘无故的流血事件[53]。
　　史学家一直试图找到尼古拉二世参与下达1月9日向和平示威者射击的证据,未果。但不能忽略如下事实,当1月4日首都罢工来势凶猛之时,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克—米尔斯基提出辞呈(他辞职的原因是国家处于革命前夜,他无力防止革命)。沙皇与其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在辞呈中说,当国家政局严重动荡之时他在政治改革方 面却无所作为。沙皇表示,国家无须任何改革,只是“需要停止集会和言论”,吃惊的米尔斯基把两手一摊说:“若禁止民众集会和言论自由,那就只能宣布戒严,禁止一切”。尼古拉平静地回答:“那又怎样,大概不得不如此”[54]。此事过后,在1月6日,当军用炮弹误中冬宫侧面皇帝教堂的屋顶,彼得堡军方最高指挥官接到口头命令,将宣布首都进入军事状态。但当沙皇那天动身前往皇村之前,科科夫佐夫提醒沙皇,这可能导致在欧洲交易所上市的俄国有价证券崩盘。沙皇马上收回了成命[55]。但是,按科科夫佐夫的话说,若警察局将 “沙皇不在城里度周末的消息提前告诉工人,整个行动就会停下来,冬宫广场上也不会有大群人集会”[56]。尼古拉二世清楚,尽管取消了军事状态,但军队向首都集结完毕,且处于战备状态,在民众失控时,可随时使用武力。1月8日当社会活动家代表团请求大臣委员会主席维特不要批准向和平游行的工人射击时,维特说他“完全不知道此事”,“不能干涉此事”,“此事不在其职权之内”[57]。
　　而沙皇在“流血星期日”前夕,将全权交给了自己的叔叔、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此人认为用武力对付民众的反抗最有效。沙皇自己却离开了首都,“脱离了干系”。
　　结果,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就成为当局拒绝使用和平方法缓和社会紧张状态的典型。1904年末以地方自治局工作者-自由派为代表的社会和以1905年1月初的彼得堡工人为代表的民众表现不俗。俄国上层统治者却不能全面地和及时地掌握民情,不能正确解决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和履行国家职能,一再信奉强权政治证明专制制度的僵化和无能。1905年1月9日悲剧的主角不是加邦,而是人民,群众性的工人抗议运动最后竟以向沙皇请愿游行告终。
　　在“流血星期日”前夕和这一天,尼古拉二世的行为对于专制体制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命运来说,是真正的自我毁灭。沙皇不知道除了用武力镇压对其抱有幻想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外,还能找到更灵活、更人道的方式处理与民众的关系问题[58]。沙皇拒绝满足人民和社会提出的毫不过分的要求导致民众失望,促使民众走向反抗之路。俄国社会对“流血星期日”的强烈反应拉开了1905年革命的序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贵族经常抱怨“贫困”和政府的支持不够;资产阶级经济能力与日俱增却很少拥有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话语权,很难参与国家管理,官僚主义阻碍工商业活动,导致了资产阶级的不满;知识分子要求合法的公民自由,扩大职业活动的范围,而且知识分子视“为民请命”和社稷为己任,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趋于明朗;农民积贫积弱之势日甚,不得不铤而走险;“流血星期日”使工人最终丢掉了对专制制度的幻想。对待非俄罗斯人如同对待二等公民,侮辱他们的传统、语言和文化,使其与专制制度势同水火。尽管不同阶层不满的程度和表现形式不一,反政府的言行也不一,然而都加剧了俄国专制制度面临的危机,加之专制制度无力化解重重危机,革命不期而至十分自然。
　　〔本文系吉林大学基本业务费哲社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赶超型现代化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В.В.Леонтович,ИсториялиберализмавРоссии(1762-1914) .М.,Русскийпуть. 1995.с. 60.
[2]Г.И.Щитинина,Идей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М.,Наука. 1996.с. 140.
[3]关于此次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参加人数记载不一。В.Г.Чернуха,Внутренняяполитикацаризмассередины50 -хдо начала80-хггⅩⅨв.,Ленинград.,Наука. 1978.с. 218—219.
[4]Ф.А.Петров,“Нелегальныеобщеземскиесовещанияи сьездыконца70-х—начала80-хгодов”//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 1974. No.9.с.33.
[5]К.Ф.Шацилло,Русски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1905-1907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85.с.36-37.
[6]В.Р.Лейкина-Свирская,Русск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в 1900-1917годах.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с.123 .
[7]Г.И.Щитинина,Идей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141.
[8]К.Ф.Шацилло,Русски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1905-1907гг.с.40.
[9]К.Ф.Шацилло,Русски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1905-1907гг.с.45.
[10]Г.И.Щитинина,Идей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143.
[11]Г.И.Щитинина,Идей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145,153.
[12]К.Ф.Шацилло,Русски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1905-1907гг.с.51.
[13]该宣言正文仅4页,而1 500人的署名用了14页,或以个人名义署名,或以集体(彼得堡有军事医学科学院、高等女子学院,莫斯科有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教育协会、莫斯科农业学院,华沙、杰尔普特、敖德萨和雅罗斯拉夫尔德学校、学术机构)名义署名。Г.И.Щитинина,Идейная жизнь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168-169.
[14]Г.И.Щитинина,Идей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195.
[15]А.Е.Иванов,СтуденческаякорпорацияРоссиивконце 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ека,опыткультурной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и.Москва.,Новыйхронограф. 2004.с.329.
[16]В.В.Леонтович,Историялиберализмав России (1762—1914).с.360-361.
[17]Г.И.Щитинина,Идей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153.
[18]В.А.Нардова,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игородскиедумыв России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ека.СПБ.:Наука. 1994.с.142—153.
[19]В.Г.Тюкавкин,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москва.М.,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мысли, 2001.с.69.
[20]А.П.Корелин,Столыпинскаяаграрнаяреформав аспектеземельнойсобствености//Сатов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ный социалб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обственостиназемлю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и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2002.с.241.ЛетенкоА.В.Российские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реформы. Историяиуроки.Москва.:Наука. 2004.с.56.
[21]В.Г.Тюкавкин,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аграрнаяреформа,с.79.
[22]维特担任财政大臣后贵族银行的业务扩展到西部的维尔诺、科夫诺、格罗德诺和明斯克等9省,为购置波兰地主的领地提供贷款,以扩大西部地区俄罗斯地主的比重。С.Ю.Витт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и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хматериалов,Том. 3.Книга третья,М.,Наука. 2006.с.36.Н.А.Проскурякова,Земельные банки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М.,РОССПЭН. 2002.с.95.
[23]В.С.Дякин,Деньгидлясельскогохозяйства1892-1914гг.СПБ.: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 т. 1997.с.14.
[24]В.С.Дякин,Деньгидлясельскогохозяйства1892-1914гг.с.19-20.
[25]ИнститутисторииСССР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АН СССР,Кризис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вРоссии1895-1917.Ленинград.,Наука, 1984.с.20.
[26]А.П.Корелин,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кредитвРоссии 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8.с.35-36.
[27]А.П.Корелин,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кредитвРоссии в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36.
[28]В.С.Дякин,Деньгидлясельскогохозяйства1892-1914гг.с.49.
[29]В.С.Дякин,Деньгидлясельскогохозяйства1892-1914гг.с.84,92.;А.П.Корелин,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кредит вРоссиивконцеⅩ Ⅸ—началеⅩ Ⅹв.с. 237.;Н.А.Проскурякова,Земельныебанки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с.464.
[30]20世纪初欧俄半数省份的农民经济入不敷出,最好的情况是收支持平。根据调查的结果:1905年8月24日《乌拉尔报》登载在整个北高加索,萨拉托夫和图拉省农民收支相抵;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省、亚罗斯拉夫、卡卢加和赫尔松省农民年均收入和支出分别为255和271,217和230,395和400,398和416,430卢布和480卢布,所有小俄罗斯诸省则分别为432和435卢布。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Перваяреволюцияв 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ие.М.,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с. 42.;В.С.Дякин,Деньгидля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1892-1914гг.с.93.
[31]АПКорелин,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кредитвРоссиив 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240
[32]АПКорелин,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кредитвРоссиив концеⅩⅨ—началеⅩⅩв.с. 237;В.С.Дякин,Денькидля сельскогохозяйства1892-1914гг.с.93.
[33]В.Д.Лепедев,Местныекомитетыособогосовещанияо нуждах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1902 -1904гг)//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 2001.No5.с.67.
[34]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е.с. 47.
[35]А.П.Корелин,Столыпинскаяаграрнаяреформав аспектеземельнойсобствености//Сатов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ны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обственостиназемлю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и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с. 257.
[36]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вРоссиив1901—1904гг.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М.,Наука, 1998.с.11-12.
[37]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 РАН,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вРоссиив1901—1904гг.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No11.12.с. 37 - 42;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ие.с.81.
[38]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вРоссиив1901—1904гг.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 No45-47.с.103-111.
[3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ие.с.82.
[40]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вРоссиив1901—1904гг,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с.13;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с.83.
[41]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вРоссиив1901—1904гг,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с.9.
[42]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вРоссиив1901—1904гг,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No47.с.108—111.
[43]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вРоссиив1901—1904гг,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No47.с.109.
[44]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ие.с.178.
[45]ИнститутисторииСССР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АН СССР,Кризис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вРоссии1895-1917.с.147.
[46]С.Ю.Витте,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Т. 2.М.: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с.334.
[47]很多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学者未分清祖巴托夫和加邦组织的差别,加邦常常被称为“奸细”、“暗探局的奸细”,甚至煽动工人请愿遭“沙皇暴君”涂炭的挑拨者。目前史学家没有充分证据确认或洗清其这些罪名。加邦与警察局的官吏、彼得堡市政当局和教会机构打交道,警察局保护加邦的活动和免费为其提供开会场所,但警察局与加邦的最终目的明显不一致,警察局需要加邦吸引工人,但并未为加邦组织提供经费。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 й историиРАН,Первая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с.155.
[48]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ие.с.163.
[4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ие.с.163.
[50]И.М.Пушкарева,Былалиальтернативау“кровавог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 2005. No5.с.21.
[51]ИнститутисторииСССР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АН СССР,Кризис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вРоссии1895 - 1917.с. 170;ИнститутРосси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РАН,Перваяреволюцияв 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ие.с.169.
[52]Революция1905 - 1907гг,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Началопервойрус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Январь-март1905года.М.,АкадемиянаукСССР. 1955.с. 19-20, 31-33.
[53]И.М.Пушкарева,Былалиальтернативау“кровавог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с. 21.
[54]И.М.Пушкарева,Былалиальтернативау“кровавог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с.22.
[55]ИнститутисторииСССР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АН СССР,Кризис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вРоссии1895-1917с.173.
[56]ДневниккнЕ.А.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Историчесие записки1965.Т. 77.с.71.
[57]С.Ю.Витте,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Т.2.с.342.
[58]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России,Взглядчерезстолетие.с.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