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纪录片简单计划
早期纪录片的历史
整理：品月
纪录电影萌芽：卢米埃尔兄弟
电影的发明最初也与真实记录密切相关，可以说电影的历史与纪录片的历史是重合的。伴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卢米埃尔兄弟登上了电影史的封面，他们也真正使纪录的电影突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并引起轰动。卢米埃尔兄弟的早期短片成为了纪录电影的滥觞。像是，《工厂的大门》（1895），《水浇园丁》（1895），《火车进站》（1896）等。路易斯•卢米埃尔说：“我想做的只是再现生活”，这是纪录片精神的源泉。
早期的纪录片几乎都是一些新闻汇编、教学指导，它的内容有关于时事动态、旅行见闻。几乎无关：原创故事、叙事结构、舞台表演。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而是“非虚构片”。从卢米埃尔兄弟伊始，非虚构片演变发展到了上世纪二〇年代，这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一战（1914-1918）的新闻片，大量的电影素材记录了战争的所有阶段，成为战时各国政府与人民交流及宣传的重要媒介。这样的新闻片亦不是纪录片，它们也只能算作“纪录片的素材”。所以说，早期的记录电影匮乏内在的高远的眼光，缺少组织性和诠释性的视野。
纪录电影之父：弗拉哈迪
“纪录片”一词是由约翰•格里尔逊第一次应用到非虚构电影中的，这是1926年他看了费拉哈迪的《摩阿拿》后做评论时提出的。其实，费拉哈迪早期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被公认为是纪录片历史的开山之作。有评论家这样说：“看了它就能了解到一个民族在与探险家接触之前的原始生活的情景。他十分注意展现事物本来的面貌。”但也有人认为弗拉哈迪作为一个旁观者来拍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是不动人的。弗拉哈迪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纪录片拍摄方法，他得到了爱斯基摩人的全面协作。弗拉哈迪运用故事片那种简洁的表现手段，更有力地传达出非虚构题材浓浓的生活气息和生机勃勃。在这里，弗拉哈迪的作者论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
纪录电影眼睛：维尔托夫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俄国诞生。1919年，世界上第一所电影学院，国立电影学院在莫斯科诞生。1921年，维尔托夫通过对大量新闻片的剪辑，制作了最早的历史长片《内战史》。维尔托夫要求摄制者们“到生活中去”。他们那一批人的拍摄方法和弗拉哈迪“参与的观察”又是不同的，他们注重的是在不为被拍摄者发现的情况下去抢拍正在进行着得事物，从不请求许可，拍摄中也绝没有表演摆布。他们自认为是“墙上的苍蝇”，这是隐形人的另外一种说法。1925年，维尔托夫发表了“电影眼睛”宣言，其一是肯定摄影机超乎寻常的功能，他认为电影是用来认识世界的，其二是伟大的蒙太奇，就是把看到的生活每个瞬间有机地组织起来。维尔托夫按照自己的思路拍摄影片如《电影眼睛》（1924），《前进吧，苏维埃！》（1926）《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6）等。1927年维尔托夫的代表作《持摄影机的人》诞生了，这是“电影眼睛”的再宣言。
纪录电影宣传：格里尔逊
上世纪三〇年代，电影进入了有声时代，纪录电影的特性也愈加明显。由于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纪录片的题材也发生了巨大转移，它的宣传教化功能亦被不断放大。福赛斯•哈迪说：“一九三〇年以后，一个新名词和一个新人名不断地在各种出版物上有规则地出现。”这个新名词是“纪录电影”，人名是格里尔逊。他把电影看作意识形态的工具，启蒙的工具，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先是个宣传家后是个电影人。同时，格里尔逊认为，声音的出现为电影增加了许多新的可能性。《漂网渔船》（1929）被认为是英国最早的纪录电影，也是格里尔逊亲自导演的唯一一部影片。这是记录电影的又一次革命，他说：“电影是一把榔头，不是一面镜子。”
一个女人和第三帝国的纪录片
上世纪三〇年代记录电影的宣传功效被发挥到一种极端，为独裁和侵略鼓噪的纳粹纪录片登上了历史舞台。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狂言：“谎言说一千遍也能成为真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还是出现了像莱尼•里芬斯塔尔一样出类拔萃的记录电影人，她是一名女性。《意志的胜利》（1935）的拍摄是兴师动众的，巨大规模的。摄制组有120个人，16名摄影师，30台摄影机。莱尼把摄影机的位置和摄制组活动范围都标在了地图上，纽伦堡的市政工程也听命于她的布置，为了拍摄，神速修筑了特别的桥梁、斜坡。
二次世界大战和纪录片
整个上世纪三〇年代四〇年代是关于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的。在美国，“工人电影”发生了，如长纪录片《饥渴》（1932）。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名字是劳伦斯，以及他的杰作《开垦平原的犁》，这同样是一部历经艰险才制作完成的纪录片，最初的预算只有6000美元，他的作品恰当地迎合了“罗斯福新政”的宣传。在这之后，美国的纪录片电影人更加关注“二战”（1937—1945），关注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纪录片风格基本上是延承格里尔逊模式，只不过题材更广，深度愈加。关注西班牙内战的影片有《西班牙之心》（1937）。在东方战场发生的影片有《中国的反击》。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尤里斯•伊文思，他的影片《须德海》（1930）的最后一个部分
《新土地》被审查人员评论到：我们不能让它上映，它拍得太真实了。”
关于二战，纳粹德国同样是制作了大量的纪录片，被称为“军用喇叭”，影片的作用不言而喻。汉斯•伯特仑的《战火的洗礼》（1940）是为德国空军而摄制的，戈林傲慢的言辞甚至使人发笑。同年，弗里兹•希普拉的《进攻波兰》展示了激烈的地面战争实况，真是不可一世。《自由女神的周围》（1941）是讽刺美国的，它说：那里盗匪横行、种族歧视、罢工随时发生，理想和现实鲜明对比，怪不得自由女神转过身背对美国。
整理：品月
纪录电影萌芽：卢米埃尔兄弟
电影的发明最初也与真实记录密切相关，可以说电影的历史与纪录片的历史是重合的。伴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卢米埃尔兄弟登上了电影史的封面，他们也真正使纪录的电影突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并引起轰动。卢米埃尔兄弟的早期短片成为了纪录电影的滥觞。像是，《工厂的大门》（1895），《水浇园丁》（1895），《火车进站》（1896）等。路易斯•卢米埃尔说：“我想做的只是再现生活”，这是纪录片精神的源泉。
早期的纪录片几乎都是一些新闻汇编、教学指导，它的内容有关于时事动态、旅行见闻。几乎无关：原创故事、叙事结构、舞台表演。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而是“非虚构片”。从卢米埃尔兄弟伊始，非虚构片演变发展到了上世纪二〇年代，这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一战（1914-1918）的新闻片，大量的电影素材记录了战争的所有阶段，成为战时各国政府与人民交流及宣传的重要媒介。这样的新闻片亦不是纪录片，它们也只能算作“纪录片的素材”。所以说，早期的记录电影匮乏内在的高远的眼光，缺少组织性和诠释性的视野。
纪录电影之父：弗拉哈迪
“纪录片”一词是由约翰•格里尔逊第一次应用到非虚构电影中的，这是1926年他看了费拉哈迪的《摩阿拿》后做评论时提出的。其实，费拉哈迪早期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被公认为是纪录片历史的开山之作。有评论家这样说：“看了它就能了解到一个民族在与探险家接触之前的原始生活的情景。他十分注意展现事物本来的面貌。”但也有人认为弗拉哈迪作为一个旁观者来拍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是不动人的。弗拉哈迪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纪录片拍摄方法，他得到了爱斯基摩人的全面协作。弗拉哈迪运用故事片那种简洁的表现手段，更有力地传达出非虚构题材浓浓的生活气息和生机勃勃。在这里，弗拉哈迪的作者论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
纪录电影眼睛：维尔托夫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俄国诞生。1919年，世界上第一所电影学院，国立电影学院在莫斯科诞生。1921年，维尔托夫通过对大量新闻片的剪辑，制作了最早的历史长片《内战史》。维尔托夫要求摄制者们“到生活中去”。他们那一批人的拍摄方法和弗拉哈迪“参与的观察”又是不同的，他们注重的是在不为被拍摄者发现的情况下去抢拍正在进行着得事物，从不请求许可，拍摄中也绝没有表演摆布。他们自认为是“墙上的苍蝇”，这是隐形人的另外一种说法。1925年，维尔托夫发表了“电影眼睛”宣言，其一是肯定摄影机超乎寻常的功能，他认为电影是用来认识世界的，其二是伟大的蒙太奇，就是把看到的生活每个瞬间有机地组织起来。维尔托夫按照自己的思路拍摄影片如《电影眼睛》（1924），《前进吧，苏维埃！》（1926）《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6）等。1927年维尔托夫的代表作《持摄影机的人》诞生了，这是“电影眼睛”的再宣言。
纪录电影宣传：格里尔逊
上世纪三〇年代，电影进入了有声时代，纪录电影的特性也愈加明显。由于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纪录片的题材也发生了巨大转移，它的宣传教化功能亦被不断放大。福赛斯•哈迪说：“一九三〇年以后，一个新名词和一个新人名不断地在各种出版物上有规则地出现。”这个新名词是“纪录电影”，人名是格里尔逊。他把电影看作意识形态的工具，启蒙的工具，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先是个宣传家后是个电影人。同时，格里尔逊认为，声音的出现为电影增加了许多新的可能性。《漂网渔船》（1929）被认为是英国最早的纪录电影，也是格里尔逊亲自导演的唯一一部影片。这是记录电影的又一次革命，他说：“电影是一把榔头，不是一面镜子。”
一个女人和第三帝国的纪录片
上世纪三〇年代记录电影的宣传功效被发挥到一种极端，为独裁和侵略鼓噪的纳粹纪录片登上了历史舞台。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狂言：“谎言说一千遍也能成为真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还是出现了像莱尼•里芬斯塔尔一样出类拔萃的记录电影人，她是一名女性。《意志的胜利》（1935）的拍摄是兴师动众的，巨大规模的。摄制组有120个人，16名摄影师，30台摄影机。莱尼把摄影机的位置和摄制组活动范围都标在了地图上，纽伦堡的市政工程也听命于她的布置，为了拍摄，神速修筑了特别的桥梁、斜坡。
二次世界大战和纪录片
整个上世纪三〇年代四〇年代是关于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的。在美国，“工人电影”发生了，如长纪录片《饥渴》（1932）。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名字是劳伦斯，以及他的杰作《开垦平原的犁》，这同样是一部历经艰险才制作完成的纪录片，最初的预算只有6000美元，他的作品恰当地迎合了“罗斯福新政”的宣传。在这之后，美国的纪录片电影人更加关注“二战”（1937—1945），关注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纪录片风格基本上是延承格里尔逊模式，只不过题材更广，深度愈加。关注西班牙内战的影片有《西班牙之心》（1937）。在东方战场发生的影片有《中国的反击》。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尤里斯•伊文思，他的影片《须德海》（1930）的最后一个部分
《新土地》被审查人员评论到：我们不能让它上映，它拍得太真实了。”
关于二战，纳粹德国同样是制作了大量的纪录片，被称为“军用喇叭”，影片的作用不言而喻。汉斯•伯特仑的《战火的洗礼》（1940）是为德国空军而摄制的，戈林傲慢的言辞甚至使人发笑。同年，弗里兹•希普拉的《进攻波兰》展示了激烈的地面战争实况，真是不可一世。《自由女神的周围》（1941）是讽刺美国的，它说：那里盗匪横行、种族歧视、罢工随时发生，理想和现实鲜明对比，怪不得自由女神转过身背对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