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李约瑟之谜与中国复兴梦
按：其实题目应该叫中国经济的落后与复兴，跟李约瑟难题无关……
李约瑟之谜与复兴梦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作者微博】
当“中国梦”越来越流行之际，“伟大复兴”的热情口号也越发铺天盖地，中国梦的诠释之一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复兴与落后是一对正反命题，当审视复兴之际，或许应该先自省，中国为何落后？
这一问题有很多版本，最著名当属“李约瑟之谜”：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很多重要贡献，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芝加哥学派信奉复杂的问题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简单问题往往有复杂的答案。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的兴趣或许源自其专业之外一时外溢的好奇心，但是他留给中国则是数十年的困惑，这个巨大的理论黑洞，需要无数的解释来填充。
有人从文化出发，认为中国文化早熟封闭，注定与资本主义无缘；有人从科举制度出发，认为中国是没有职业科学家；有人从政治出发，认为中国没有宪政；有人则从地理出发，认为是大一统的环境阻碍分权以及分工；有人则从资源出发，认为过度发达的农业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高均衡陷阱”；还有一部分，从偶然性出发，认为中国恰好没有出现改变历史的影响人物……这些回应者中，不时让人想起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梁漱溟、戴尔蒙德、伊懋可、杨小凯、黄仁宇、林毅夫等人都为这个问题贡献了有价值的回应。
林林总总的回答虽然新鲜，但都拘泥于“中国没有什么”的模式，其背后的“匮乏”的焦虑不言而喻。那么“有什么”的对应主体其实是西欧，这也衍生了李约瑟疑问的另一个版本，也就是“韦伯疑问”：工业革命为何首先发生西欧而非中国？
热门讨论之中的对比词汇，在膨胀之中也往往失去其原本意义，比如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等等，幸好数字可以拨开意识形态的遮蔽与迷雾，给予更清晰准确的坐标系。从学界引用最多的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等人的数据来看，公元1000年，亚洲（不含日本）收入占全球GDP三分之二以上，西欧不到9%。在1820年，亚洲为56%，西欧为24%，到了1998年，亚洲为30%，西欧及其衍生国（如美国等）则为46%。由此可见，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经过鼎盛时刻，逐步到落后，再到发展的过程。
更进一步，对于中国而言，西欧真的是一个好的参照系么？ 与中国甚至其他文明对比，西欧其实相当特殊。十四世纪的西欧看似满目苍夷，却也为未来的数个世纪的变革做好准备。政治学家福山强调西欧是一个特例，“西欧的政治发展秩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已经出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机构的机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李约瑟之谜如此令国人不可自拔，更多地是由于其饱含的情感含量。中国似乎带有更多的不可知性与不可测量，当我们认为中国特殊的时候，其实中国或许正代表了一种正统。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与其说中国特别，不如说中国太正常了，过于符合一般农业文明国家发展的必然路径。政治学者福山甚至认为中国在秦代制度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当然这里的现代化并不是大家理解的一般现代化。也正因此，如要正确回应李约瑟疑问，不应该回答中国缺少什么，而应该回应西欧有什么，这将是我今后计划展开的话题。
如将视野放得再长远一些，看看亚洲与西欧的经济势力的对比变化，那么或许与国人的惯性记忆不同。如果从公元初开始，根据麦迪逊的数据，从西欧以及中国的人均数据对比看，二者在农业时代其实区别不大，事实上都是马尔萨斯模式。随后的1500年中，中国人均收入除了在宋朝时短暂地超过西欧外，其他时候都落后于西方；而西欧在十四世纪之后初步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人均收入大幅跃升，与中国的距离拉开。如果更为长远地考察，西方的领先恐怕也并非一时，按照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研究，在人类的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历史里，西方的发展指数均高于中国。
现象往往会被误会成为本质，当人们认为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人口爆发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际，他们其实就是增长本身，而非增长的原因。增长的线索并不如此显而易见，而是深深植根历史经纬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研究西方的兴起之后，得出结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恰是西方最终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原因。
由此来看，李约瑟之谜的逻辑关系值得再度推敲：如果中国在历史上并未在人均收入上超越西方，何来中国何以落后之问？科技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才是一个社会是否发展的最终裁决。中国古代科技是否领先西方姑且不说，至少，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经济发育程度并未一致性地领先西方。
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大国复兴的雄心壮志，都必须放在一个更新的水平面上来看待：中国需要寻找的道路通向未来，而不是通向过去；即使唐宋物华文宝的灼灼光华在其世足以让四方蛮夷衷心崇仰，却不是现代中国应该追随的梦想。中国梦，或者说民族复兴的梦想，恰好应该是放弃陷传统中国于停滞的运行机制，而全力拥抱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机制。
李约瑟疑问的提出，已经过去八十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此一时彼一时。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却一直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虽然这一记忆往往存在各种扭曲与矛盾，充满抹去了再写、写完了再抹去的修正；但其重量至今仍旧无法遗忘抽离，即使今天中国再度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关注，当之无愧成为不可忽视的大国力量。中国若欲前行，就必须克服这段集体记忆的重量，因为对以往的错误向往，恰足以误导中国梦。
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二，最乐观的说法是其将在数年之内超过美国，即使中国第一的时代似乎触手可及，但是不安却胜过以往。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道路仍在继续，这一进程中的时代焦虑却始终挥之不去。李约瑟的幽灵仍旧徘徊在中国的土地上，李约瑟式的质疑仍旧萦绕于耳：经济高速的中国，其发展是否仍受制于非现代的经济组织，中国能否完成社会的顺利转型？
李约瑟之谜与复兴梦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作者微博】
当“中国梦”越来越流行之际，“伟大复兴”的热情口号也越发铺天盖地，中国梦的诠释之一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复兴与落后是一对正反命题，当审视复兴之际，或许应该先自省，中国为何落后？
这一问题有很多版本，最著名当属“李约瑟之谜”：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很多重要贡献，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芝加哥学派信奉复杂的问题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简单问题往往有复杂的答案。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的兴趣或许源自其专业之外一时外溢的好奇心，但是他留给中国则是数十年的困惑，这个巨大的理论黑洞，需要无数的解释来填充。
有人从文化出发，认为中国文化早熟封闭，注定与资本主义无缘；有人从科举制度出发，认为中国是没有职业科学家；有人从政治出发，认为中国没有宪政；有人则从地理出发，认为是大一统的环境阻碍分权以及分工；有人则从资源出发，认为过度发达的农业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高均衡陷阱”；还有一部分，从偶然性出发，认为中国恰好没有出现改变历史的影响人物……这些回应者中，不时让人想起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梁漱溟、戴尔蒙德、伊懋可、杨小凯、黄仁宇、林毅夫等人都为这个问题贡献了有价值的回应。
林林总总的回答虽然新鲜，但都拘泥于“中国没有什么”的模式，其背后的“匮乏”的焦虑不言而喻。那么“有什么”的对应主体其实是西欧，这也衍生了李约瑟疑问的另一个版本，也就是“韦伯疑问”：工业革命为何首先发生西欧而非中国？
热门讨论之中的对比词汇，在膨胀之中也往往失去其原本意义，比如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等等，幸好数字可以拨开意识形态的遮蔽与迷雾，给予更清晰准确的坐标系。从学界引用最多的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等人的数据来看，公元1000年，亚洲（不含日本）收入占全球GDP三分之二以上，西欧不到9%。在1820年，亚洲为56%，西欧为24%，到了1998年，亚洲为30%，西欧及其衍生国（如美国等）则为46%。由此可见，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经过鼎盛时刻，逐步到落后，再到发展的过程。
更进一步，对于中国而言，西欧真的是一个好的参照系么？ 与中国甚至其他文明对比，西欧其实相当特殊。十四世纪的西欧看似满目苍夷，却也为未来的数个世纪的变革做好准备。政治学家福山强调西欧是一个特例，“西欧的政治发展秩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已经出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机构的机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李约瑟之谜如此令国人不可自拔，更多地是由于其饱含的情感含量。中国似乎带有更多的不可知性与不可测量，当我们认为中国特殊的时候，其实中国或许正代表了一种正统。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与其说中国特别，不如说中国太正常了，过于符合一般农业文明国家发展的必然路径。政治学者福山甚至认为中国在秦代制度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当然这里的现代化并不是大家理解的一般现代化。也正因此，如要正确回应李约瑟疑问，不应该回答中国缺少什么，而应该回应西欧有什么，这将是我今后计划展开的话题。
如将视野放得再长远一些，看看亚洲与西欧的经济势力的对比变化，那么或许与国人的惯性记忆不同。如果从公元初开始，根据麦迪逊的数据，从西欧以及中国的人均数据对比看，二者在农业时代其实区别不大，事实上都是马尔萨斯模式。随后的1500年中，中国人均收入除了在宋朝时短暂地超过西欧外，其他时候都落后于西方；而西欧在十四世纪之后初步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人均收入大幅跃升，与中国的距离拉开。如果更为长远地考察，西方的领先恐怕也并非一时，按照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研究，在人类的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历史里，西方的发展指数均高于中国。
现象往往会被误会成为本质，当人们认为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人口爆发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际，他们其实就是增长本身，而非增长的原因。增长的线索并不如此显而易见，而是深深植根历史经纬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研究西方的兴起之后，得出结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恰是西方最终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原因。
由此来看，李约瑟之谜的逻辑关系值得再度推敲：如果中国在历史上并未在人均收入上超越西方，何来中国何以落后之问？科技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才是一个社会是否发展的最终裁决。中国古代科技是否领先西方姑且不说，至少，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经济发育程度并未一致性地领先西方。
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大国复兴的雄心壮志，都必须放在一个更新的水平面上来看待：中国需要寻找的道路通向未来，而不是通向过去；即使唐宋物华文宝的灼灼光华在其世足以让四方蛮夷衷心崇仰，却不是现代中国应该追随的梦想。中国梦，或者说民族复兴的梦想，恰好应该是放弃陷传统中国于停滞的运行机制，而全力拥抱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机制。
李约瑟疑问的提出，已经过去八十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此一时彼一时。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却一直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虽然这一记忆往往存在各种扭曲与矛盾，充满抹去了再写、写完了再抹去的修正；但其重量至今仍旧无法遗忘抽离，即使今天中国再度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关注，当之无愧成为不可忽视的大国力量。中国若欲前行，就必须克服这段集体记忆的重量，因为对以往的错误向往，恰足以误导中国梦。
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第二，最乐观的说法是其将在数年之内超过美国，即使中国第一的时代似乎触手可及，但是不安却胜过以往。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道路仍在继续，这一进程中的时代焦虑却始终挥之不去。李约瑟的幽灵仍旧徘徊在中国的土地上，李约瑟式的质疑仍旧萦绕于耳：经济高速的中国，其发展是否仍受制于非现代的经济组织，中国能否完成社会的顺利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