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理想出版 智慧经营
【百道编按】这篇访谈的执行时间在“中国好编辑推选活动”启动之初，成稿却在活动落幕之后。这似乎为我们的好编辑推选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注脚。好编辑虽始于出版理想，但还需经营智慧才能持续。“理想出版 智慧经营”这不仅是董秀玉先生一直坚持的理念，更是她出版生涯的写照。董先生主持港三联和京三联，都是临危受命，为这两间有着文化理想的出版机构打赢了经济上的翻身仗。有了经营香港三联“全职全责”的历练，她主持北京三联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经理人”。“分层一流”的出版思想和“一主两翼”的经营理念，甚至她处理作者关系的一些细节，即便在她荣休11年之后，仍然是对出版后辈们有益的经验，和值得留存的记录。董先生非常低调，接受访谈不多，这次十分难得地接受了百道网的长篇访谈。敬请关注。
采访人：令嘉
受访人：董秀玉
编辑养成 市场定位
百道：董老师自已讲过，《读书》杂志是您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大转折。您的前三十年在积累，后面的二三十年厚积薄发。在当今的时代，编辑的养成之旅显然与您同时代人不同，不会走得那么漫长，那么艰苦。我想请董老师谈谈，前辈培养新人，最看重什么潜质？
董秀玉：爱读书，想当编辑的人起码要有文化追求和阅读习惯。有没有文化兴趣和自觉，爱不爱读书，读了书爱不爱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在总署培训班给编辑们上课时就说过，做编辑既要有理想，又要有专业水准，还必须认真踏实，每天面对的是很琐碎、很细致的工作，辛辛苦苦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文化兴趣、不喜欢书，就不要来当编辑。我们在招聘编辑的时候，只考英文，其余都不考，面谈，谈他们读的书、关心的事，以及其中的心得、爱好、体悟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素养和抱负。觉得不错的，再给一个小稿看看，写出审稿意见。这样，基本上就会了解得差不多。
百道：这种“问读法”确实是发现优秀编辑苗子最有效的方式。
董秀玉：对，这是做编辑的基础。我很看重编辑的学习能力，前提是兴趣和爱书，当然，学习不仅仅是读书，但我们是出版社，做的是书，爱书就很重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一个好的编辑必须是学习型的，要有学习的热情，要善于学习，敏感于时代的变化。而编辑又有最多最好的学习机会，关键在于是否肯去学习、能否抓住要点善于学习，更重要的是能否举一反三创造性地学习。发现选题，要大量阅读；跟作者交流，要做功课；然后看稿子，更要看参考书、会查资料。到最后书评出来，有心的编辑还会对照自己编辑过程揣摸、对照，并从中学习。实实在在的，每一本书的编辑工作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因此我总说，文化兴趣、爱读书应该是一个好编辑的基础。
百道：在编辑培养的过程中，老式的传帮带风气在今天是否更应值得鼓励和传承。但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人才流动又很频繁，让老辈或经验丰富的编辑能人们在传帮带的过程中都忍不住要留一手。董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董秀玉：老式的传帮带，难；留一手，也难。让老编辑牵头，带着编辑团队完成一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带出新编辑，这是可行的，并且成为现代出版企业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出书要求也快，一对一师徒式手把手的带法已难有空间和时间，但在某些环节，比如说资源共享，比如说作者联系，这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有老编辑传帮带就很重要。实际上共同工作过程就是个传帮带的过程，只要年轻编辑有心、主动学习，看老编辑如何发现选题，如何选择作者，如何和作者沟通，如何进行编辑加工，如何填报选题单，写作营销计划、宣传文案，如何跟设计印制发行人员进行沟通，只要眼到心到，多看多想多讨教，保持职业敏感和好奇心并认真实践，就能从老编辑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百道：编辑通过主动学习，强化职业技能，渐渐地承担起编辑工作，但编辑要成为角儿，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出版机构应该做些什么帮助编辑快速成长？
董秀玉：现在很多出版社都会参与机构培训，送编辑去学习，我看过署培中心请的老师，都是各方面很重要的专家，应该珍惜这种学习机会。我在三联的时候，我们会对编辑采取两条线的培训计划，一条是编辑业务的线，职业道德、出版社定位和特色、编辑的选题和审稿加工、作者工作、业务流程等等。另一条线是专业培训，会请哲学历史经济法学等各个学科和跨学科的优秀学者来讲学术和思想动态、热点问题、发展趋势等等，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使编辑既了解自己的读者和作者，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更重要的还是放手实践。我们每月有两个固定的会议，一个是选题会，全体编辑参加，出版发行部主任参加，一些重要的、有不同意见、无把握的选题都可以在会上提出，讨论、反驳、建议、争论，尖锐的思想碰撞，希望训练编辑们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同时也能高度地融合集体智慧，使编辑清晰三联选题的品位、特色和新的切入角度，也使出版发行部门第一时间了解做每本书的理由和目标市场。我已退休十年，还有不少老编辑在怀念当时激情四溢的选题会。还有一个是业务会，针对每月的发稿，全体发行员参加，书稿的责任编辑、责任设计和市场部负责人参加。由编辑报告书稿情况和营销计划，其他人提出市场意见和建议，形成共识，据以推动。这样的互动定位准确内容清晰，宣传发行工作好做，编辑也加强了对市场的认识。
百道：熟悉目标市场和读者要求，出版社清晰地界定出自己的出版方向，并专注下去。这会不会使很多出版机构担心错过广大的市场和广泛的读者群？有时候，拿到一本有潜力的畅销书要进行取舍，其实很难。
董秀玉：不是你的目标市场，你就要放弃，有舍才有得。如果大家做什么，你也一窝蜂去做的话，那你就是一个模糊的“大家”，丢失了你自己，你的文化特色、品牌，你的忠诚读者和稳定的作者群也都没有了。所以我在三联一直强调，我们要做好书，但必须是符合三联文化特色的好书。比如同样做学术书，中华做古籍，商务重近代，三联专攻现当代；他们的学术厚重，我们重学术的思想性和前沿性……。当时我概括三联的文化特色是八个字“人文精神，思想智慧”，所以我们科普书做的是“科学人文”；做音乐书是“音乐文化”；做美食是“文人美食”；我喜欢《老房子》，但在三联做，必须是有文化历史背景的“乡土中国”……走自己独特的路并持之以恒，品牌就是在这样的坚持过程中累积并发酵的。
我一直在看现在这个图书市场，在选题思路、营销策划、装帧设计方面，都有着令人欣喜的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打乱仗、以品种取胜的现象也越演越烈，担心这样的发展方式真会出大问题。现代出版，应是越来越专业化，有自己明确的发展目标，专心于拓展和深挖自己的分众市场，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品位品牌。凯恩斯说过，21世纪的市场要培养的是信仰顾客。出版业也必须培养自己的信仰读者，市场细化，品牌影响力越来越重要。
百道：对，同样一类书，如果是三联出的，很多读者眼睛都不眨就买了。时尚品牌的信仰顾客盲从性很强，但读者大多比较清醒和理性。当读者变成信仰读者，就意味着出版社在读者心目中已经建立起相当高的品牌认知度。
董秀玉：这会很不同，人文和当代学术的书大家对三联有很高的信任度；词典的话，那一定是商务的信任度最高；古籍则首推中华和上海古籍了。我就有过一个跨界失败的经验，当年商务印词典，“现汉”年印300万册，“新华”年印1000万册，“牛津”年印70万册，看得我实在很眼红，正好有机会、并且有最好的版税条件给我出《新知英汉词典》，专家评论这本词典编得扎实，功能性强，并附有插图，值得出版。我经不起诱惑，在编辑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辛辛苦苦地出版了，结果当然是很不理想，读者对三联出辞书并不买账。这个教训让我牢记专业化的分众市场的重要，品牌需要累积，发展是核心竞争力的拓展和深入，再好的出版社亦并非无所不能。
至于担心是否会错过广大的市场和广泛的读者群，我认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状态下，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一本书就打遍天下通吃市场的，而况，中国的阅读人口的基数又大，能把分众市场做深做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新经典的陈明俊，每年出的书品种并不多，但力主做深做透做细，《窗边的小豆豆》这本80年代《读书》就评论过的老书，2003年他们重出，虽然一开始销售非常困难，但他们一直没放弃，坚持不懈地推动，印量逐年递增，居然连续7年位居开卷少儿榜年度第一名，累计销售超过500万册。2003年推出的《爱心树》，首印5000册，三年才卖完。2007年再推，至今已以超过50万册的销量，成为高端绘本市场中的奇迹。
分众市场潜力很大，关键是我们怎么做。我很欣赏陈明俊的一个观点：做一本畅销书没有什么可特别高兴的，让一本有价值的好书成为畅销书，才值得高兴。
百道：让读者对品牌产生信仰度是长期建设的结果，老牌出版社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锤炼。可是对于新的出版机构来说，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的信仰读者呢？
董秀玉：有坚持出版定位、建立品牌的觉悟，就有可能培育自己的信仰读者。比如说中信，中信并非老牌社，但他坚持走的是专业化的方向，以财经书为他的核心竞争力，坚持这个方向，迅速占领市场，也赢得良好口碑。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抓住人文理念一以贯之，成长得矫健而迅速。我很喜欢刘瑞琳“纯粹做书”的态度。
这里的关键在于领导层的出版理念要很清晰。不管是老出版社还是新出版社，他一定要清楚往哪个方向走，坚持走下去。否则，老出版社照样也会走乱。市场的诱惑实在是很大的。
百道：董老师是传统编辑的楷模，但我发现您对数字化的转型非常在意，您在很多地方提到了编辑要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传统编辑要怎么做才能成功转型？
董秀玉：我在意，但并不在行。只是强烈感觉传统编辑必须要直面这个数字化时代，需要有重新学习的自觉。越来越重要的内容提供将编辑推到了这个变革创新的最前沿，他们不但要具备传统编辑的基本业务能力，还必须要了解各类介质的运用，了解整个产业链，尤其要懂得资源整合和匹配，确定一条适合自己的数字化道路。数字化的脚步越来越快，谁先做好切实的准备，谁就是未来时代的赢家。
传统需要创新，才能不断延续发展，走在时代变革的前沿，这是我们每一个出版人的责任和追求。
理想出版 智慧经营
百道：大家都认同，您是个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却把经营也做得有声有色。如何保持文化和商业的平衡？这也不是新问题，它和出版业一样古老，但大家一直保持追问，说明这种平衡状态很难达到，而搞出版的人内心又最向往。
董秀玉：是的，这是一个从来的难题，尤其对于从计划经济中走过来的出版经营者来说，困惑更大。
我一直坚持“理想出版，智慧经营”的理念。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在理想与现实间，有文化责任的出版人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这里，第一位的永远是文化责任，永远要坚守的是文化尊严。
文化自觉的形成是在《读书》杂志，它奠定了我一生的追求。经营理念的形成则是在完全市场化的香港三联书店。
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离开人民出版社独立建制，我这个副总什么也不懂，好在有范用和沈昌文，范用全力推动和完成了三联的独立建制，宣布时刚退休，全部心力都还在三联身上，他的朋友他的资源都是三联的财富；而全部场面上的事，则可以有沈昌文包揽；我就只要开开心心地埋头做事就可以。而况，八十年代的市场，实在不用人操心，什么书发下去都起码印二万册以上，根本没有“经营”这个概念，只要好好地选书编辑就可以，幸福得没话说。
1987年中，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聘我去港三联，我完全不了解香港，更舍不得离开北京那么好的文化环境，老同志有的鼓励有的担心，拖来拖去谈来谈去，居然谈出点支援前线的意思，于是11月我就无知无畏地上路了。抵港第二天就任命：香港三联总经理兼总编辑，1988年1月起任，全职全责。并宣布自1988年1月开始，改制为公司，各公司全部自负盈亏。当时还懵懂着，等回到公司，发现出版亏损十年，欠账一大堆时，赶紧问领导“自负盈亏是什么概念？”，回答：“这就是全职全责的意思！”好不容易才明白，这就是“不救了”？！记得北京三联刚独立时，只给了30万人民币的投入，担心这么少怎么发展，老沈说，没关系，国家的机构，真掉河里，还能不救！想想也是，从来也没怀疑过这一点，香港中资也如是。可是，刚到两眼一抹黑的香港，居然改政策了？！
后来才觉悟到，真是这“不救了”才救了我、教育了我。既然没了指望，又不甘心没做就退回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学，认认真真地做。总结以前，发现问题并不在前任或前前任，他们都是很优秀很勤奋的前辈；更不在员工，港三联的员工热爱三联、富有职业精神。问题出在定位，以前的港三联在香港一直是作为文化统战机构的存在，那么出书方针、经营、公司内部管理、跟整个文化学术界的交流沟通等等就都会出现偏差。但另一方面，港三联在港经营四十年(1938-1988)，一直是正面的形象，也积累了丰厚的资源。加上联合集团的发展战略十分明确，又有港商务和中商印刷等经营极好的经验在前，有利条件也很多，只要用心学细心做，我相信就会有希望。
当时，真是拼命的学和做。诚心诚意爱同事，让他们做得开心；精挑细做选题，创新品牌；打通两岸三地做一流的文化讲座，打造全新的社会形象；尚未建交的韩国书展的完胜，鼓午士气；天天关心进销存，设立警戒线；盯紧终端，随时了解市场反馈；调查研究建新店，扩展通道再出发；……第一年就打了个彻底的翻身仗，并且年年翻番……。实践使我懂得，理想是需要细心经营的。
百道：这为您以后在北京的经营奠定了基础？
董秀玉：是的，93年接任北京三联，正是三联最穷最困难的时候，无房无地无钱，租地下室办公。我在93年的第一篇新年献辞中就提出：“三联书店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好好学习经营之才，同时更要牢牢抓住产品的文化性不放。”“三联书店作为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精神的老店，如何在传统中走出新路，是我们永远面临的大课题。”“1993年应当走得比过去快些，步子更大些！”
我相信经营品牌、创新品牌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经过香港三联的历练，理念更清晰，也有了一点底气。在出书上，我们追求 “分层一流”(不论是学术书、中等知识读物还是大众书，都必须面对我们的目标读者，都必须追求一流品质)；在整体上，提出“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即以一流的文化学术图书为主体，辅以连锁书店和期刊群的两翼。我们的品牌连锁店资格卡得很严，但绝不收费，只要求卖三联的书，多卖还有奖励，一下子打开了被当时新华书店禁锢的学术书的通道和销路。期刊群的设想，则是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品牌相呼应， 以“读书”、“新知”、“生活”为主干刊物带领的期刊群，既有作者读者的资源融合与互动的功能，又可以有大量广告费收入。这个设想，在《三联生活周刊》已完全证实，连老牌的《读书》杂志的广告费现在也已占了整体利润的80％，这是当时的我也是没想到的，我一直不想《读书》有太多广告，尤其不能要与书不相干的广告。
当时，市场经济的风越吹越强，社会上卖书号、乱出书的现象越演越烈。有感而发，94年1月5日我又写了一篇新年献辞，题为“留住尊严，增强实力”：
“人以品为重。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结晶的图书，品和格则更至关重要。这在当今出版界，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面对市场，它已演变为一场实实在在的人格搏斗和实力较量。
“市场诱惑是巨大的。抵不住诱惑，一味的屈就，被剥夺的只能是文化的尊严。市场又是冷酷的，你不积极面对，不了解和掌握它，沒有巨大的实力带领它，它一定对你翻脸无情。
“作为良心事业的出版工作，我们的选择只能是“留住尊严，增强实力”。这也是三联书店的基本方针。”
当然，人微言轻，起不了任何作用，唯有自己埋头苦干。
百道：您能不能讲讲当时不花一分钱创刊“三联生活周刊”的故事，这既体现了您的出版理想，也是经营智慧的一个典型，应该很有意义。
董秀玉：周刊的故事太过艰难曲折，太占篇幅，先不说，可以说两件小事。一个是“金庸作品集”的出版故事，当时三联出“金庸”，虽然是我从香港带回的，其实很有顾虑，后来再三论证，大家认同属于大众读物的一流作品，符合“分层一流”的方针，决定出版。但我作了三个决定：一、只做这一套。当时梁羽生的可以给，老夫子要给，古龙的可以给，我都不敢再要。二、全套整箱发售，只作一个品种。三、不上订货会。除了整箱销售的决定有部分销售策略的因素，全部决定只有一个目的：保证三联学术书的销售和影响力，这是三联出版的根基，不容有任何的削弱。同时“金庸”的销售从打击盗版入手扩大影响，也超额完成了合同约定。因此，在整个“金庸”合约期间，我们的人文学术书仍能保持极大的增长，“金庸”离开，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正常发展。另一件事是温迪嬷嬷《绘画的故事》的翻译，我们做了整整三遍。第一遍找的译者有名，但对译这类作品没经验，没通过，决定重译；很慎重的又找了一位搞美术专业的、译过很多艺术作品、又当过老编的译者，结果又因身体关系，译稿完全意外地很不理想，实在不敢发稿，只好又下决心再重译。这样三稿下来已过了合约时间，我们只能拿了三份译稿去找授权方DK公司商量，他们一看，二话不说就同意延期，并且表示以后我们要的版权一定优先。这类事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必须有心和精心。品牌是需要呵护的，而品牌不单是理想，更是经营的基础。
百道：国营出版社编辑身上的这种经营压力在民营出版机构那里会更突出。大家的内心也有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但一年要做不出一两本畅销书，会连生存都很困难。因此很自然地，有没有做畅销书会成为评判是不是好编辑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百道这次推选好编辑，一些同行在微博上表达意见，有一些问题很尖锐，比方说：”没出过畅销书，算得上好编辑吗？”
董秀玉：我理解，民营在经营上更困难，政策对他们不公平。但民营里头有不少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做得很好的，还说“新经典”，我实在孤陋寡闻，因为一直在看着他们，又专门跟他们探究过，觉得真做得不错。他们在什么地方下功夫呢？一个是在选择上下功夫，选书很有眼光，在专业上很强；另外是在营销上下功夫，我问过他们：一些老书，一些不见得能畅销的书，到他们手上怎么能年年畅销？他们说，比如在哪个省开订货会，你们出版社的人到了那儿，交流交流情况，谈完了吃饭，吃完饭旅游；我们的人到了那儿，就留在那儿，一家家书店去看，再一个个仓库去看，补书、调书、整理、再反馈信息…，当你们的人刚刚旅游回来，我们可能刚刚走完当地的书店。他们是在两头下功夫，我觉得这功夫下得很对，首先是把书选对了；然后，好书做好了，就要很细致地去营销，工作做到每一个点上。但如果不是这样细致去做工作，老是想做畅销书，一炮而红，然后习惯了这种模式以后，就更不会去做很细致的工作，哪一天，当哪一本畅销书卡壳了，就可能很麻烦。DK那么有名的出版社，图文书做得那么好，它为什么卖掉了？就是一本畅销书做砸了，压了三百多万册就完蛋了。畅销书有畅销书的好处，我不反对畅销书，但是不能一味追求，要追求的是编辑选书的眼光和营销上的细致。每一本书都做得扎扎实实，每一本好书都把它销到最好，既对得起作者，对得起书的生命本身，出版社的整体盈利也会提高。做书不求多，也不烂做，如果书的品类做得非常多，多得都照顾不过来，每一本书的印量就会减少，看起来业绩很高，其实危机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民营书业也一样，应该不是靠品种取胜，而是靠扎扎实实的选书的眼光和营销的心思。靠“追”畅销书有辉煌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
编辑与作者
百道：您两年前和杜维明教授有过一次对谈，探讨“公共空间的开始”，您在其中谈到《读书》给您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您说：“我始终认为我们是为学者服务的，出版其实是一种服务工作，要敏感于学者的精锐思想和最新创见，把这些发掘出来，并传递出去。”这段话可否理解成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角色和担当。
董秀玉：是的。全心全意，为人作嫁就是我们的角色。但这角色不简单，必须有高眼光和创造性，才能做好这种服务工作。
你简单地过过手也是服务，作者的稿子拿来我就看一看这也是服务，但如果你选择性很强，这种服务就不一般。我在三联一直强调，要选择最高水准的作者。比如说我们做“乡土中国”系列中的《徽州》，作者是复旦的教授，谈妥选题后他要到日本去一年。编辑说，这个选题他答应了，但他去日本要耽误一年，我们一年不能出，等不等？我们梳理了整个研究徽州的人，他是最好的一个。编辑问我们找第二名来做行吗？我说不要，等一年，等他回来。王教授回到复旦，他说我刚回来，不行啊，这半年我无论如何要把教学先拾起来。于是我们又等他半年才开始动手，所以《徽州》本来是书系的第一本，我们等到第二批才出这本书。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很重要的，你会有等待，可能会有损失，但是最后的结果会很好，我们帮读者选择了最好的作者。
另外就是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编辑如何帮助作者写成大众能理解的内容？比如说十多年前三联出版《中国古建筑二十讲》《外国古建筑二十讲》，陈志华和楼庆西两位是非常有水准的教授，但他们向来写的是特别专业的文章。我和他们谈，怎么使得这些古建筑和传统文化为当代年轻人所喜欢所了解呢？能不能写成通俗的文章？他们说怎么写？我建议写成讲义式的，二十讲，讲课时不会掉书袋，就象文化导游一样，比较有深度地去叙述。《二十讲》就是这样出来的，他们在专业领域早就是名教授，但通过《二十讲》，他们很快又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也是编辑的一项工作，为作者提供创造性的思维，让他变化写作的角度，变换叙述的方式，使更多的读者受惠。
编辑的眼光和创造性决定我们的服务好坏，也决定我们能否适应未来的时代。上海文艺社何承伟《话说中国》那套书，图文式地讲述中国历史，就很有创造性，做得也非常用心。我们的服务，是主动地竭诚服务，而提供一流的作品给读者才是最好的服务。
百道：编辑承担的角色中，处理作者关系很重要。在董老师看来，编辑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会最为长久？
董秀玉：我觉得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服务和桥梁的角色不是不平等的概念，上面说过，优秀的编辑眼光很高，选择性很强，他也有跟作者沟通和交流的水准，他尊重作者，作者也必然会尊重这样专业的编辑。这跟那些只会讲好话、或专做利益交换的编作者关系，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百道：编辑提出一个选题，将选题落实到位，与作者探讨提纲，讨论结构，编辑是否有能力对作者的创作提出令人心服口服的意见，这是很见编辑功底的地方。处理不好，不但合作不愉快，甚至会丢掉作者。董老师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您是怎么处理的？
董秀玉：我觉得实事求是、以诚相待很重要。我退过艾青的稿子，那是他最最风光的时候，他给了我一部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时候写的随笔，结果我拿来一看，内容不错，但完全没有整理。我当时想来想去，不整理实在不能出。可不少人说，艾青那么大作者，你退他稿子，他还会理你？编辑退稿最难，特别是给名家退稿子是最难的一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必须老实面对，我找他诚诚恳恳正面表示了意见，还认认真真给他举例，这么写大家会误解，这样写人们摸不到头脑，等等，艾青是真正的大家，马上就说，好好，我收回，我应该整理。这本书最后没有在三联出，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没来得及整理。我有一段时间还想帮他整理，但我对那段生活太不熟悉了，我想找人帮他做，他跟我讲这个非得自己做不行。我们后来还是很好的朋友。如果说我当时找借口搪塞或拖延的话，就一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也一直讲，拜托大家对作者好一点，多为作者设想，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一般来说，一本书得到的利益出版社不会比作者少，一定不要去苛刻作者。当时我从香港回来，作者卖书的事情很普遍，让作者捧着书在街头叫卖，我就觉得是出版社的耻辱，三联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也不可以接受作者个人的赞助。九十年代初，实行稿费制。一本书不管畅销不畅销，作者就是拿稿费，稿费一千字是几十块钱。我说这不行，找了三个三联的畅销书作家，跟他们说你们应该拿版税。他们说为什么？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版税，我就跟他们算了一笔账。傅敏说，啊，差这么多，我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结果我当然挨了骂，但不久出版社也都理解并推动开了。
另外，要把作者的书做好，做得适合书的内容和作者的个性。说一千道一万，给作者做好书是根本。他心血的结晶被做成怎样的书，是爱不释手，还是不敢送人，你想想他的心情，对出版社的感受，将有多大的区别。
百道：作者写一本书真的不容易，如果出版了拿不出手，确实让作者难过，编辑也会觉得难堪。但要把书做好，就皆大欢喜了。董老师把书做好了让作者特别开心的故事中，哪一桩让您印象最深刻？
董秀玉：我们做《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这是钱锺书唯一同意担任主编，由朱维铮执行主编的一套重要的学术书，中间的故事太长，先略去。就说因种种原因，这套书跟着我从北京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带回北京，前后做了十年才完成。虽然质量很好，但终究时间太久，我充满了负疚感。最后在纸张、开本、设计印制上都下了很大工夫，终于出得端庄典雅又新颖大方，主编们看了很高兴，气也基本消了。
后来我们做《钱锺书集》，《陈寅恪集》，都做得很精致大气，评价很好。大学者生平的结晶，如果做的书不能与之相衬，实在会太令人遗憾了。
还有做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也做得很有体会，我们整整做了三遍。开始，因为杨先生让我自己挑照片，很贪心的挑了好多，更想多编些进书，但做好一看，太多了，掐断了文气，推翻重来。第二次只选了部分跟文章内容相关的照片，狠心舍弃了大部分，结果出来还是不对，原来彩色照片跟整本书的氛围不对，又重来，改为单色，且是单棕的暖色。三遍以后感觉才开始对头，但又发现杨先生写在照片上的说明文字，又漂亮又温暖，于是我们又把所有说明文字全部换成手书，照片又按内容再作调整，这本书就这样被我们来回折腾了四五次。封面设计也是这样反复，放照片太呆板，放三个人的名字又不太严肃和漂亮，后来就三个圈圈，里头扉页放照片，封面不放照片，很淡雅也新颖，加上封面纸的质感，这样做出来之后，才觉得稍稍对得起杨先生的文字。
百道：图书装帧设计的事情您也会去管吗？
董秀玉：我直接管美编室，因为我觉得出版社的图书装帧风格代表一个出版社的文化。而且装帧设计也是经营的一个手段，本来读者可买可不买，看到书相这么好，不舍得不买，这有多好。
百道：三联的装帧设计风格您是不是订了条条框框？
董秀玉：有风格，但没有条条框框。三联的设计风格是美编室共同创造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当时三联美编室主任宁成春，他不但自己创作很多重要作品，还做了很多培养训练和把关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宁成春就没有三联后来那么成熟的设计风格。我只是个外行，只会说感觉，但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探讨装帧艺术的新创造和新观点。
百道：听您讲这些故事，真的很受益。要把好选题做好，做出来的书要有编辑含量，需要学习和体会的东西真不少。最后再请教董老师一个问题，年轻一代的编辑跟老一辈编辑相比，在您看来，有哪些同与不同？
董秀玉：其实大多数做编辑的人，对文化、对出版，尤其对书是有感情的。要是完全没有感情，很难坚持这一行。我也接触了好多新编辑，觉得他们还是会为理想所激动，还是愿意做有理想的好编辑。我想这是新老编辑都很一致的地方。但是现在的诱惑太多。做一本畅销书，名利地位都有了，这种诱惑让大家难免急功近利和毛躁。这也不仅是新编辑才有的问题，但新编辑本身的训练和实践都不够，很快便遇上这样的环境，定力就可能更差一些。
说到底，根本的问题是在以利润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在利润的硬指标面前，理想很受挫很无奈。所以光批评编辑并不完全公平、有用，重要的还是要改变利润承包到人的奖励机制，出版社的领导真正担负起经营的责任，为编辑的专业化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年轻编辑最大的优点是敏感，对新事物敏锐热情，学得快，这些都是突出的优点，领导和老编辑要爱护他们并严格要求，只有他们长成参天大树，才有出版业的未来。
百道：谢谢董老师。（全文完）
时间：2013年03月28日
来源 http://bookdao.com/article/61389/
 |
董秀玉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 |
采访人：令嘉
受访人：董秀玉
编辑养成 市场定位
百道：董老师自已讲过，《读书》杂志是您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大转折。您的前三十年在积累，后面的二三十年厚积薄发。在当今的时代，编辑的养成之旅显然与您同时代人不同，不会走得那么漫长，那么艰苦。我想请董老师谈谈，前辈培养新人，最看重什么潜质？
董秀玉：爱读书，想当编辑的人起码要有文化追求和阅读习惯。有没有文化兴趣和自觉，爱不爱读书，读了书爱不爱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在总署培训班给编辑们上课时就说过，做编辑既要有理想，又要有专业水准，还必须认真踏实，每天面对的是很琐碎、很细致的工作，辛辛苦苦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文化兴趣、不喜欢书，就不要来当编辑。我们在招聘编辑的时候，只考英文，其余都不考，面谈，谈他们读的书、关心的事，以及其中的心得、爱好、体悟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素养和抱负。觉得不错的，再给一个小稿看看，写出审稿意见。这样，基本上就会了解得差不多。
百道：这种“问读法”确实是发现优秀编辑苗子最有效的方式。
董秀玉：对，这是做编辑的基础。我很看重编辑的学习能力，前提是兴趣和爱书，当然，学习不仅仅是读书，但我们是出版社，做的是书，爱书就很重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一个好的编辑必须是学习型的，要有学习的热情，要善于学习，敏感于时代的变化。而编辑又有最多最好的学习机会，关键在于是否肯去学习、能否抓住要点善于学习，更重要的是能否举一反三创造性地学习。发现选题，要大量阅读；跟作者交流，要做功课；然后看稿子，更要看参考书、会查资料。到最后书评出来，有心的编辑还会对照自己编辑过程揣摸、对照，并从中学习。实实在在的，每一本书的编辑工作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因此我总说，文化兴趣、爱读书应该是一个好编辑的基础。
百道：在编辑培养的过程中，老式的传帮带风气在今天是否更应值得鼓励和传承。但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人才流动又很频繁，让老辈或经验丰富的编辑能人们在传帮带的过程中都忍不住要留一手。董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董秀玉：老式的传帮带，难；留一手，也难。让老编辑牵头，带着编辑团队完成一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带出新编辑，这是可行的，并且成为现代出版企业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出书要求也快，一对一师徒式手把手的带法已难有空间和时间，但在某些环节，比如说资源共享，比如说作者联系，这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有老编辑传帮带就很重要。实际上共同工作过程就是个传帮带的过程，只要年轻编辑有心、主动学习，看老编辑如何发现选题，如何选择作者，如何和作者沟通，如何进行编辑加工，如何填报选题单，写作营销计划、宣传文案，如何跟设计印制发行人员进行沟通，只要眼到心到，多看多想多讨教，保持职业敏感和好奇心并认真实践，就能从老编辑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百道：编辑通过主动学习，强化职业技能，渐渐地承担起编辑工作，但编辑要成为角儿，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出版机构应该做些什么帮助编辑快速成长？
董秀玉：现在很多出版社都会参与机构培训，送编辑去学习，我看过署培中心请的老师，都是各方面很重要的专家，应该珍惜这种学习机会。我在三联的时候，我们会对编辑采取两条线的培训计划，一条是编辑业务的线，职业道德、出版社定位和特色、编辑的选题和审稿加工、作者工作、业务流程等等。另一条线是专业培训，会请哲学历史经济法学等各个学科和跨学科的优秀学者来讲学术和思想动态、热点问题、发展趋势等等，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使编辑既了解自己的读者和作者，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更重要的还是放手实践。我们每月有两个固定的会议，一个是选题会，全体编辑参加，出版发行部主任参加，一些重要的、有不同意见、无把握的选题都可以在会上提出，讨论、反驳、建议、争论，尖锐的思想碰撞，希望训练编辑们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同时也能高度地融合集体智慧，使编辑清晰三联选题的品位、特色和新的切入角度，也使出版发行部门第一时间了解做每本书的理由和目标市场。我已退休十年，还有不少老编辑在怀念当时激情四溢的选题会。还有一个是业务会，针对每月的发稿，全体发行员参加，书稿的责任编辑、责任设计和市场部负责人参加。由编辑报告书稿情况和营销计划，其他人提出市场意见和建议，形成共识，据以推动。这样的互动定位准确内容清晰，宣传发行工作好做，编辑也加强了对市场的认识。
百道：熟悉目标市场和读者要求，出版社清晰地界定出自己的出版方向，并专注下去。这会不会使很多出版机构担心错过广大的市场和广泛的读者群？有时候，拿到一本有潜力的畅销书要进行取舍，其实很难。
董秀玉：不是你的目标市场，你就要放弃，有舍才有得。如果大家做什么，你也一窝蜂去做的话，那你就是一个模糊的“大家”，丢失了你自己，你的文化特色、品牌，你的忠诚读者和稳定的作者群也都没有了。所以我在三联一直强调，我们要做好书，但必须是符合三联文化特色的好书。比如同样做学术书，中华做古籍，商务重近代，三联专攻现当代；他们的学术厚重，我们重学术的思想性和前沿性……。当时我概括三联的文化特色是八个字“人文精神，思想智慧”，所以我们科普书做的是“科学人文”；做音乐书是“音乐文化”；做美食是“文人美食”；我喜欢《老房子》，但在三联做，必须是有文化历史背景的“乡土中国”……走自己独特的路并持之以恒，品牌就是在这样的坚持过程中累积并发酵的。
我一直在看现在这个图书市场，在选题思路、营销策划、装帧设计方面，都有着令人欣喜的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打乱仗、以品种取胜的现象也越演越烈，担心这样的发展方式真会出大问题。现代出版，应是越来越专业化，有自己明确的发展目标，专心于拓展和深挖自己的分众市场，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品位品牌。凯恩斯说过，21世纪的市场要培养的是信仰顾客。出版业也必须培养自己的信仰读者，市场细化，品牌影响力越来越重要。
百道：对，同样一类书，如果是三联出的，很多读者眼睛都不眨就买了。时尚品牌的信仰顾客盲从性很强，但读者大多比较清醒和理性。当读者变成信仰读者，就意味着出版社在读者心目中已经建立起相当高的品牌认知度。
董秀玉：这会很不同，人文和当代学术的书大家对三联有很高的信任度；词典的话，那一定是商务的信任度最高；古籍则首推中华和上海古籍了。我就有过一个跨界失败的经验，当年商务印词典，“现汉”年印300万册，“新华”年印1000万册，“牛津”年印70万册，看得我实在很眼红，正好有机会、并且有最好的版税条件给我出《新知英汉词典》，专家评论这本词典编得扎实，功能性强，并附有插图，值得出版。我经不起诱惑，在编辑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辛辛苦苦地出版了，结果当然是很不理想，读者对三联出辞书并不买账。这个教训让我牢记专业化的分众市场的重要，品牌需要累积，发展是核心竞争力的拓展和深入，再好的出版社亦并非无所不能。
至于担心是否会错过广大的市场和广泛的读者群，我认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状态下，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一本书就打遍天下通吃市场的，而况，中国的阅读人口的基数又大，能把分众市场做深做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新经典的陈明俊，每年出的书品种并不多，但力主做深做透做细，《窗边的小豆豆》这本80年代《读书》就评论过的老书，2003年他们重出，虽然一开始销售非常困难，但他们一直没放弃，坚持不懈地推动，印量逐年递增，居然连续7年位居开卷少儿榜年度第一名，累计销售超过500万册。2003年推出的《爱心树》，首印5000册，三年才卖完。2007年再推，至今已以超过50万册的销量，成为高端绘本市场中的奇迹。
分众市场潜力很大，关键是我们怎么做。我很欣赏陈明俊的一个观点：做一本畅销书没有什么可特别高兴的，让一本有价值的好书成为畅销书，才值得高兴。
百道：让读者对品牌产生信仰度是长期建设的结果，老牌出版社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锤炼。可是对于新的出版机构来说，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的信仰读者呢？
董秀玉：有坚持出版定位、建立品牌的觉悟，就有可能培育自己的信仰读者。比如说中信，中信并非老牌社，但他坚持走的是专业化的方向，以财经书为他的核心竞争力，坚持这个方向，迅速占领市场，也赢得良好口碑。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抓住人文理念一以贯之，成长得矫健而迅速。我很喜欢刘瑞琳“纯粹做书”的态度。
这里的关键在于领导层的出版理念要很清晰。不管是老出版社还是新出版社，他一定要清楚往哪个方向走，坚持走下去。否则，老出版社照样也会走乱。市场的诱惑实在是很大的。
百道：董老师是传统编辑的楷模，但我发现您对数字化的转型非常在意，您在很多地方提到了编辑要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传统编辑要怎么做才能成功转型？
董秀玉：我在意，但并不在行。只是强烈感觉传统编辑必须要直面这个数字化时代，需要有重新学习的自觉。越来越重要的内容提供将编辑推到了这个变革创新的最前沿，他们不但要具备传统编辑的基本业务能力，还必须要了解各类介质的运用，了解整个产业链，尤其要懂得资源整合和匹配，确定一条适合自己的数字化道路。数字化的脚步越来越快，谁先做好切实的准备，谁就是未来时代的赢家。
传统需要创新，才能不断延续发展，走在时代变革的前沿，这是我们每一个出版人的责任和追求。
理想出版 智慧经营
百道：大家都认同，您是个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却把经营也做得有声有色。如何保持文化和商业的平衡？这也不是新问题，它和出版业一样古老，但大家一直保持追问，说明这种平衡状态很难达到，而搞出版的人内心又最向往。
董秀玉：是的，这是一个从来的难题，尤其对于从计划经济中走过来的出版经营者来说，困惑更大。
我一直坚持“理想出版，智慧经营”的理念。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在理想与现实间，有文化责任的出版人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这里，第一位的永远是文化责任，永远要坚守的是文化尊严。
文化自觉的形成是在《读书》杂志，它奠定了我一生的追求。经营理念的形成则是在完全市场化的香港三联书店。
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离开人民出版社独立建制，我这个副总什么也不懂，好在有范用和沈昌文，范用全力推动和完成了三联的独立建制，宣布时刚退休，全部心力都还在三联身上，他的朋友他的资源都是三联的财富；而全部场面上的事，则可以有沈昌文包揽；我就只要开开心心地埋头做事就可以。而况，八十年代的市场，实在不用人操心，什么书发下去都起码印二万册以上，根本没有“经营”这个概念，只要好好地选书编辑就可以，幸福得没话说。
1987年中，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聘我去港三联，我完全不了解香港，更舍不得离开北京那么好的文化环境，老同志有的鼓励有的担心，拖来拖去谈来谈去，居然谈出点支援前线的意思，于是11月我就无知无畏地上路了。抵港第二天就任命：香港三联总经理兼总编辑，1988年1月起任，全职全责。并宣布自1988年1月开始，改制为公司，各公司全部自负盈亏。当时还懵懂着，等回到公司，发现出版亏损十年，欠账一大堆时，赶紧问领导“自负盈亏是什么概念？”，回答：“这就是全职全责的意思！”好不容易才明白，这就是“不救了”？！记得北京三联刚独立时，只给了30万人民币的投入，担心这么少怎么发展，老沈说，没关系，国家的机构，真掉河里，还能不救！想想也是，从来也没怀疑过这一点，香港中资也如是。可是，刚到两眼一抹黑的香港，居然改政策了？！
后来才觉悟到，真是这“不救了”才救了我、教育了我。既然没了指望，又不甘心没做就退回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学，认认真真地做。总结以前，发现问题并不在前任或前前任，他们都是很优秀很勤奋的前辈；更不在员工，港三联的员工热爱三联、富有职业精神。问题出在定位，以前的港三联在香港一直是作为文化统战机构的存在，那么出书方针、经营、公司内部管理、跟整个文化学术界的交流沟通等等就都会出现偏差。但另一方面，港三联在港经营四十年(1938-1988)，一直是正面的形象，也积累了丰厚的资源。加上联合集团的发展战略十分明确，又有港商务和中商印刷等经营极好的经验在前，有利条件也很多，只要用心学细心做，我相信就会有希望。
当时，真是拼命的学和做。诚心诚意爱同事，让他们做得开心；精挑细做选题，创新品牌；打通两岸三地做一流的文化讲座，打造全新的社会形象；尚未建交的韩国书展的完胜，鼓午士气；天天关心进销存，设立警戒线；盯紧终端，随时了解市场反馈；调查研究建新店，扩展通道再出发；……第一年就打了个彻底的翻身仗，并且年年翻番……。实践使我懂得，理想是需要细心经营的。
百道：这为您以后在北京的经营奠定了基础？
董秀玉：是的，93年接任北京三联，正是三联最穷最困难的时候，无房无地无钱，租地下室办公。我在93年的第一篇新年献辞中就提出：“三联书店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好好学习经营之才，同时更要牢牢抓住产品的文化性不放。”“三联书店作为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精神的老店，如何在传统中走出新路，是我们永远面临的大课题。”“1993年应当走得比过去快些，步子更大些！”
我相信经营品牌、创新品牌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经过香港三联的历练，理念更清晰，也有了一点底气。在出书上，我们追求 “分层一流”(不论是学术书、中等知识读物还是大众书，都必须面对我们的目标读者，都必须追求一流品质)；在整体上，提出“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即以一流的文化学术图书为主体，辅以连锁书店和期刊群的两翼。我们的品牌连锁店资格卡得很严，但绝不收费，只要求卖三联的书，多卖还有奖励，一下子打开了被当时新华书店禁锢的学术书的通道和销路。期刊群的设想，则是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品牌相呼应， 以“读书”、“新知”、“生活”为主干刊物带领的期刊群，既有作者读者的资源融合与互动的功能，又可以有大量广告费收入。这个设想，在《三联生活周刊》已完全证实，连老牌的《读书》杂志的广告费现在也已占了整体利润的80％，这是当时的我也是没想到的，我一直不想《读书》有太多广告，尤其不能要与书不相干的广告。
当时，市场经济的风越吹越强，社会上卖书号、乱出书的现象越演越烈。有感而发，94年1月5日我又写了一篇新年献辞，题为“留住尊严，增强实力”：
“人以品为重。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结晶的图书，品和格则更至关重要。这在当今出版界，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面对市场，它已演变为一场实实在在的人格搏斗和实力较量。
“市场诱惑是巨大的。抵不住诱惑，一味的屈就，被剥夺的只能是文化的尊严。市场又是冷酷的，你不积极面对，不了解和掌握它，沒有巨大的实力带领它，它一定对你翻脸无情。
“作为良心事业的出版工作，我们的选择只能是“留住尊严，增强实力”。这也是三联书店的基本方针。”
当然，人微言轻，起不了任何作用，唯有自己埋头苦干。
百道：您能不能讲讲当时不花一分钱创刊“三联生活周刊”的故事，这既体现了您的出版理想，也是经营智慧的一个典型，应该很有意义。
董秀玉：周刊的故事太过艰难曲折，太占篇幅，先不说，可以说两件小事。一个是“金庸作品集”的出版故事，当时三联出“金庸”，虽然是我从香港带回的，其实很有顾虑，后来再三论证，大家认同属于大众读物的一流作品，符合“分层一流”的方针，决定出版。但我作了三个决定：一、只做这一套。当时梁羽生的可以给，老夫子要给，古龙的可以给，我都不敢再要。二、全套整箱发售，只作一个品种。三、不上订货会。除了整箱销售的决定有部分销售策略的因素，全部决定只有一个目的：保证三联学术书的销售和影响力，这是三联出版的根基，不容有任何的削弱。同时“金庸”的销售从打击盗版入手扩大影响，也超额完成了合同约定。因此，在整个“金庸”合约期间，我们的人文学术书仍能保持极大的增长，“金庸”离开，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正常发展。另一件事是温迪嬷嬷《绘画的故事》的翻译，我们做了整整三遍。第一遍找的译者有名，但对译这类作品没经验，没通过，决定重译；很慎重的又找了一位搞美术专业的、译过很多艺术作品、又当过老编的译者，结果又因身体关系，译稿完全意外地很不理想，实在不敢发稿，只好又下决心再重译。这样三稿下来已过了合约时间，我们只能拿了三份译稿去找授权方DK公司商量，他们一看，二话不说就同意延期，并且表示以后我们要的版权一定优先。这类事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必须有心和精心。品牌是需要呵护的，而品牌不单是理想，更是经营的基础。
百道：国营出版社编辑身上的这种经营压力在民营出版机构那里会更突出。大家的内心也有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但一年要做不出一两本畅销书，会连生存都很困难。因此很自然地，有没有做畅销书会成为评判是不是好编辑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百道这次推选好编辑，一些同行在微博上表达意见，有一些问题很尖锐，比方说：”没出过畅销书，算得上好编辑吗？”
董秀玉：我理解，民营在经营上更困难，政策对他们不公平。但民营里头有不少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做得很好的，还说“新经典”，我实在孤陋寡闻，因为一直在看着他们，又专门跟他们探究过，觉得真做得不错。他们在什么地方下功夫呢？一个是在选择上下功夫，选书很有眼光，在专业上很强；另外是在营销上下功夫，我问过他们：一些老书，一些不见得能畅销的书，到他们手上怎么能年年畅销？他们说，比如在哪个省开订货会，你们出版社的人到了那儿，交流交流情况，谈完了吃饭，吃完饭旅游；我们的人到了那儿，就留在那儿，一家家书店去看，再一个个仓库去看，补书、调书、整理、再反馈信息…，当你们的人刚刚旅游回来，我们可能刚刚走完当地的书店。他们是在两头下功夫，我觉得这功夫下得很对，首先是把书选对了；然后，好书做好了，就要很细致地去营销，工作做到每一个点上。但如果不是这样细致去做工作，老是想做畅销书，一炮而红，然后习惯了这种模式以后，就更不会去做很细致的工作，哪一天，当哪一本畅销书卡壳了，就可能很麻烦。DK那么有名的出版社，图文书做得那么好，它为什么卖掉了？就是一本畅销书做砸了，压了三百多万册就完蛋了。畅销书有畅销书的好处，我不反对畅销书，但是不能一味追求，要追求的是编辑选书的眼光和营销上的细致。每一本书都做得扎扎实实，每一本好书都把它销到最好，既对得起作者，对得起书的生命本身，出版社的整体盈利也会提高。做书不求多，也不烂做，如果书的品类做得非常多，多得都照顾不过来，每一本书的印量就会减少，看起来业绩很高，其实危机也很大。所以我觉得，民营书业也一样，应该不是靠品种取胜，而是靠扎扎实实的选书的眼光和营销的心思。靠“追”畅销书有辉煌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
编辑与作者
百道：您两年前和杜维明教授有过一次对谈，探讨“公共空间的开始”，您在其中谈到《读书》给您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您说：“我始终认为我们是为学者服务的，出版其实是一种服务工作，要敏感于学者的精锐思想和最新创见，把这些发掘出来，并传递出去。”这段话可否理解成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角色和担当。
董秀玉：是的。全心全意，为人作嫁就是我们的角色。但这角色不简单，必须有高眼光和创造性，才能做好这种服务工作。
你简单地过过手也是服务，作者的稿子拿来我就看一看这也是服务，但如果你选择性很强，这种服务就不一般。我在三联一直强调，要选择最高水准的作者。比如说我们做“乡土中国”系列中的《徽州》，作者是复旦的教授，谈妥选题后他要到日本去一年。编辑说，这个选题他答应了，但他去日本要耽误一年，我们一年不能出，等不等？我们梳理了整个研究徽州的人，他是最好的一个。编辑问我们找第二名来做行吗？我说不要，等一年，等他回来。王教授回到复旦，他说我刚回来，不行啊，这半年我无论如何要把教学先拾起来。于是我们又等他半年才开始动手，所以《徽州》本来是书系的第一本，我们等到第二批才出这本书。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很重要的，你会有等待，可能会有损失，但是最后的结果会很好，我们帮读者选择了最好的作者。
另外就是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编辑如何帮助作者写成大众能理解的内容？比如说十多年前三联出版《中国古建筑二十讲》《外国古建筑二十讲》，陈志华和楼庆西两位是非常有水准的教授，但他们向来写的是特别专业的文章。我和他们谈，怎么使得这些古建筑和传统文化为当代年轻人所喜欢所了解呢？能不能写成通俗的文章？他们说怎么写？我建议写成讲义式的，二十讲，讲课时不会掉书袋，就象文化导游一样，比较有深度地去叙述。《二十讲》就是这样出来的，他们在专业领域早就是名教授，但通过《二十讲》，他们很快又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也是编辑的一项工作，为作者提供创造性的思维，让他变化写作的角度，变换叙述的方式，使更多的读者受惠。
编辑的眼光和创造性决定我们的服务好坏，也决定我们能否适应未来的时代。上海文艺社何承伟《话说中国》那套书，图文式地讲述中国历史，就很有创造性，做得也非常用心。我们的服务，是主动地竭诚服务，而提供一流的作品给读者才是最好的服务。
百道：编辑承担的角色中，处理作者关系很重要。在董老师看来，编辑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会最为长久？
董秀玉：我觉得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服务和桥梁的角色不是不平等的概念，上面说过，优秀的编辑眼光很高，选择性很强，他也有跟作者沟通和交流的水准，他尊重作者，作者也必然会尊重这样专业的编辑。这跟那些只会讲好话、或专做利益交换的编作者关系，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百道：编辑提出一个选题，将选题落实到位，与作者探讨提纲，讨论结构，编辑是否有能力对作者的创作提出令人心服口服的意见，这是很见编辑功底的地方。处理不好，不但合作不愉快，甚至会丢掉作者。董老师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您是怎么处理的？
董秀玉：我觉得实事求是、以诚相待很重要。我退过艾青的稿子，那是他最最风光的时候，他给了我一部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时候写的随笔，结果我拿来一看，内容不错，但完全没有整理。我当时想来想去，不整理实在不能出。可不少人说，艾青那么大作者，你退他稿子，他还会理你？编辑退稿最难，特别是给名家退稿子是最难的一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必须老实面对，我找他诚诚恳恳正面表示了意见，还认认真真给他举例，这么写大家会误解，这样写人们摸不到头脑，等等，艾青是真正的大家，马上就说，好好，我收回，我应该整理。这本书最后没有在三联出，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没来得及整理。我有一段时间还想帮他整理，但我对那段生活太不熟悉了，我想找人帮他做，他跟我讲这个非得自己做不行。我们后来还是很好的朋友。如果说我当时找借口搪塞或拖延的话，就一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也一直讲，拜托大家对作者好一点，多为作者设想，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一般来说，一本书得到的利益出版社不会比作者少，一定不要去苛刻作者。当时我从香港回来，作者卖书的事情很普遍，让作者捧着书在街头叫卖，我就觉得是出版社的耻辱，三联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也不可以接受作者个人的赞助。九十年代初，实行稿费制。一本书不管畅销不畅销，作者就是拿稿费，稿费一千字是几十块钱。我说这不行，找了三个三联的畅销书作家，跟他们说你们应该拿版税。他们说为什么？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版税，我就跟他们算了一笔账。傅敏说，啊，差这么多，我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结果我当然挨了骂，但不久出版社也都理解并推动开了。
另外，要把作者的书做好，做得适合书的内容和作者的个性。说一千道一万，给作者做好书是根本。他心血的结晶被做成怎样的书，是爱不释手，还是不敢送人，你想想他的心情，对出版社的感受，将有多大的区别。
百道：作者写一本书真的不容易，如果出版了拿不出手，确实让作者难过，编辑也会觉得难堪。但要把书做好，就皆大欢喜了。董老师把书做好了让作者特别开心的故事中，哪一桩让您印象最深刻？
董秀玉：我们做《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这是钱锺书唯一同意担任主编，由朱维铮执行主编的一套重要的学术书，中间的故事太长，先略去。就说因种种原因，这套书跟着我从北京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带回北京，前后做了十年才完成。虽然质量很好，但终究时间太久，我充满了负疚感。最后在纸张、开本、设计印制上都下了很大工夫，终于出得端庄典雅又新颖大方，主编们看了很高兴，气也基本消了。
后来我们做《钱锺书集》，《陈寅恪集》，都做得很精致大气，评价很好。大学者生平的结晶，如果做的书不能与之相衬，实在会太令人遗憾了。
还有做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也做得很有体会，我们整整做了三遍。开始，因为杨先生让我自己挑照片，很贪心的挑了好多，更想多编些进书，但做好一看，太多了，掐断了文气，推翻重来。第二次只选了部分跟文章内容相关的照片，狠心舍弃了大部分，结果出来还是不对，原来彩色照片跟整本书的氛围不对，又重来，改为单色，且是单棕的暖色。三遍以后感觉才开始对头，但又发现杨先生写在照片上的说明文字，又漂亮又温暖，于是我们又把所有说明文字全部换成手书，照片又按内容再作调整，这本书就这样被我们来回折腾了四五次。封面设计也是这样反复，放照片太呆板，放三个人的名字又不太严肃和漂亮，后来就三个圈圈，里头扉页放照片，封面不放照片，很淡雅也新颖，加上封面纸的质感，这样做出来之后，才觉得稍稍对得起杨先生的文字。
百道：图书装帧设计的事情您也会去管吗？
董秀玉：我直接管美编室，因为我觉得出版社的图书装帧风格代表一个出版社的文化。而且装帧设计也是经营的一个手段，本来读者可买可不买，看到书相这么好，不舍得不买，这有多好。
百道：三联的装帧设计风格您是不是订了条条框框？
董秀玉：有风格，但没有条条框框。三联的设计风格是美编室共同创造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当时三联美编室主任宁成春，他不但自己创作很多重要作品，还做了很多培养训练和把关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宁成春就没有三联后来那么成熟的设计风格。我只是个外行，只会说感觉，但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探讨装帧艺术的新创造和新观点。
百道：听您讲这些故事，真的很受益。要把好选题做好，做出来的书要有编辑含量，需要学习和体会的东西真不少。最后再请教董老师一个问题，年轻一代的编辑跟老一辈编辑相比，在您看来，有哪些同与不同？
董秀玉：其实大多数做编辑的人，对文化、对出版，尤其对书是有感情的。要是完全没有感情，很难坚持这一行。我也接触了好多新编辑，觉得他们还是会为理想所激动，还是愿意做有理想的好编辑。我想这是新老编辑都很一致的地方。但是现在的诱惑太多。做一本畅销书，名利地位都有了，这种诱惑让大家难免急功近利和毛躁。这也不仅是新编辑才有的问题，但新编辑本身的训练和实践都不够，很快便遇上这样的环境，定力就可能更差一些。
说到底，根本的问题是在以利润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在利润的硬指标面前，理想很受挫很无奈。所以光批评编辑并不完全公平、有用，重要的还是要改变利润承包到人的奖励机制，出版社的领导真正担负起经营的责任，为编辑的专业化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年轻编辑最大的优点是敏感，对新事物敏锐热情，学得快，这些都是突出的优点，领导和老编辑要爱护他们并严格要求，只有他们长成参天大树，才有出版业的未来。
百道：谢谢董老师。（全文完）
时间：2013年03月28日
来源 http://bookdao.com/article/61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