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诋毁的三个在国外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瑞典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国艺术家办的叫宓爱的活动，是关于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有同学去听了个免费的报告，回来后很气愤地说有个女的带有很强偏激色彩地说自己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受害者，而且她去堕胎也是被计划生育政策害的。听了国人一般会无语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有一种自己被黑了的感觉，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其实这个偏激的例子只是迎合了老外的口味吧，没人对只有好消息的新闻感兴趣。
然而我这些充满正义感的同学，在做一个presentation的时候，为了笑果，把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加到我身上，虽然黑得很开心，但是无非是把一些事偏激化，。然后我之前却没有选择抗争。
记得当年在美国的时候，我和同学在楼下遇到一个物理教学系的大学教授，是一个很喜欢和人说话的老头。老头问我们对于美国的中学教育有啥看法，我心里想“貌似电影里都是说不爱学习的”，但是我同学说“他们很有创新精神，很有想法”，老头摇头道“他们根本不懂得尊重人，我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他们班同学还拿火去烧别人的头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过分”。我同学依然不放弃，说“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太死板，我们只是背书，到头来根本没学到什么，美国的就更好”。老头笑了笑问“物理上有个挺基本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电导通速度非常快，那电子流动的速度呢”。“非常慢”我轻轻地答道，然后老头很开心地和我握手说很多人都会弄错，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我同学，其实学习方法更重要吧，而且都是名校大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