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存在之问——海德格尔读记［1］

作为一个对于20世纪诸多思想领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无疑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关键人物，然而其著作却向来以晦涩艰深著称，恰如林中路一般蜿蜒曲折，让人难识其踪难辨其径。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海德格尔思想其实是对自苏格拉底以来两千多年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拨、是对自文艺复兴后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数百年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反拨、是对自现代科学革命之后尤其是工业化革命以来数百年中所形成并不断强化且最终成泛滥之势的技术主义的反拨。若不能在问题境域、运思路向、语词特点乃至行文风格上予以整体的领会和把握，则让人有如坠五里雾中茫然不知所终之撼。所以，即使一个西方人在理解海德格尔思想时也会感觉生涩困难，更何况对于未曾经历过思想启蒙、历来缺少理性主义思辨传统且正在大力推进技术进步以扫除愚昧的国人，那在理解上更是增添了一重时代节拍上的错位感。——在尚未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批判之时，科学、理性和技术进步自有其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在，中国早期思想先行者无不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绝非偶然。因此，站在前工业化时代的现实社会处境里去看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批判思想总感觉有些节拍上的错位：在学理上是一回事，在社会应用上却往往是另一回事。这就好比自己连肉还没有吃上，别人就已经弃肉食素提倡健康了。当然，这也未必不是很好的警示，如果取纳得当的话倒可以转变成为继起者的后发优势，但这取决于我们能否精审明辨，对于所有理论思想，搞清楚其所由自、其所回应的时代命题，否则难免囫囵吞枣、张冠李戴，最终以进步的名义阻碍和扼杀社会进步。 其二，凡大思想家行文均自具特色，思想内容与文体风格通常融为一炉互为表里难解难分，即所谓“风格即人，人即风格”，且往往具有显隐二重结构，运思及行文于是更显丰富厚重，在结构上亦获得一种相对相生、相克相谐的发展动力。经典案例即如柏拉图之《对话录》，浅者取其字义，读到一篇篇如同戏剧般精彩的对话；深者得其理义，看见殊相共相之辨、理一体殊之分。海德格尔之行文，尤其是其后期著作，亦有同工之妙，差可比拟于西方音乐中复调织体与对位技法之传统，当然这有时也会加重理解上的困难。与中文相比，西语的介词连缀原就极其灵活，造成语句层次极丰富、含义极深广，常有回环往复、叠床架屋之妙，往往一段之中一句之内就蕴含无穷意味。而海德格尔更是语言大家，他对于词根原初意义进行了词源学上的深度挖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于他自己存在论思想的新语词，这就使得对其文本的理解更增添了一层困难。 其三，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历来重直觉顿悟和整体观照（或称holistic view）而轻概念分析和逻辑推演，这与海德格尔思想既有暗合同时也有貌似神离的差异。海德格尔所意欲追问的“存在”于本质上是“前逻辑的”和“非理性的”（就其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对“逻辑”和“理性”的理解而言），但海德格尔的运思却仍是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语境内小心翼翼地展开的，为的是避免重新落入形而上学思维的巢臼，因为这种思维早已无孔不入地渗透于传统语言并与理性思维方式和神学话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如此专注于词源学的发掘——他试图掸去蒙垢在语词上的层层积埃，让原初的存在之光再次照临并启示处于迷途羔羊一般境遇的现代人类文明。臻于至境的中国大哲们在其悟道时往往会归于“大道不言”，故不落言诠，而将其对生命的体认表现在艺术创作甚或直接显相于艺术化的人生态度与行为中。反观西方大哲，他们虽然也知道“对于不可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但仍契而不舍地致思于超越性的终极问题，孜孜于对存在之境的追问，并致力于语词的改造以期达到对于生命之本体的无蔽的敞亮。这种对于“最高的和最终的事物”的追求恰正是宗教情感最本质的所在，也是中西方文明最大的分野。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的思想，尤其是其后期思想，对于国人直觉顿悟式的思维方式而言既显得如此切近又隔得那么遥远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