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NGO生存之道（节选）
顾远（管理咨询顾问、德鲁克管理学院资深公益讲师）：
金融危机很直接的影响是没钱了。关于钱，我分成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找钱、要钱；二是如何赚钱；三是如何发现钱。
1、如何要钱
有人把这次金融危机比作1929年的经济危机。当年的那场危机对NGO反而有促进作用，危机让民众意识到NGO的存在，个人捐赠非但没减少反而增多了。如美国的联合劝募。西方个人捐款比较多，中国NGO向基金会筹款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NGO要考虑拓宽筹款渠道，考虑如何将筹款长期化、体系化和制度化。
2、如何赚钱
现在有个热门的词：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是什么？怎么做？这点值得我们去考虑。有一种看法是，纯公益，就是花别人的钱做别人的事。其实盈利和非盈利不是判断NGO的标志，关键是看如何去做。
3、如何花钱
我认为，如何花钱是探索得最少的。实际上，不是没钱，而是没有好的项目、好的设计。记得南都公益基金会的512灾后重建项目，反而是企业的项目设计得比较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项目设计和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我们的项目管理是有效率的吗？我们的资金都用得很到位吗？
“NGO能力建设”也很流行，大家都参加过培训，那么结果是怎样的呢？
在危机下，这些问题都被提到议事日程，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
除了缺钱外还有缺人的问题。看到社科院的一个数据说，08年有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对NGO是个机遇。很多NGO可能很乐观，但在座的NGO去行动了吗？招聘到大学生人才了吗？很多NGO还是停留在意愿上，没有行动。
金融危机下，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叫有准备？这便是一个例子。
我曾经做过红、黄、绿交通灯的比喻。有些组织处在红灯区，他们被动地靠有钱才做项目，现在没钱了，机构生存就有问题了。另有一些组织，他们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金融危机下，他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更强大，他们处在绿灯区。大部分组织都是处在黄灯区。重要的还是做好内部工作，再关注外界的机会。中央决定注入资金4万亿，我们关注资金的流向，1万亿流向灾区，1万亿流向环保等等。这是机遇。还有三农问题、春运问题、两千万农民工失业问题，这些都是服务机会。危机下，我们更多探讨及关注的还是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内部管理很好、对外部变化敏感的组织就能抓住机遇。
马健荣（联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总监）：
我谈点联想做公益创投的感想。在中国公益环境下，GONGO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我们更应当看到草根NGO的积极作用。目前基层民间组织还比较弱小，需要得到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联想作为企业，在这种环境下更愿与为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发展作一些贡献。因此，我们与NPI积极合作，开创性地推出了联想公益创投，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扛杆作用。
今天的话题是NGO在金融危机下的生存之道。我觉得这个话题很严肃，也很重要。
首先，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非赢利民间组织确实有个存活的问题。最起码，民间组织的筹款会出现一些困难。通常公司捐赠是根据其营业收入或效益来确定百分比的。打个比方，很多企业，去年能捐一千万元，但今年可能就只有能力捐300万元了。
第二，中国公益组织非常脆弱，他们还处在婴儿时期，特别需要关爱。但是不巧，全世界经济下滑，政府首先关注的就业和社会稳定，企业在过冬。NGO所期望得到的关注和支持也许会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这个时候最需要经受考验的是NGO的自我生存的能力了。组织内部是否健康、是否有管理能力、是否有创新的思维。这很重要。
第三，因此，我对NGO有个建议。在未来的一两年，NGO应根据自身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几件事去做。与企业的合作，更需要帮助企业搔到痒痒处。对联想来说，这种搔痒就是公益创投，去年我们的重点在扶贫上，今年重点是绿色环保。去年联想公益床头投入了300万元，今年尽管经济形势不很乐观，但是联想还是会投入300万元，继续办好公益创投计划。
第四，公益组织一定要树立服务意识，不能只是要钱的人。要钱就不平等，但如果有很好的点子，与捐赠方合作，就是平等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服务机构，了解你的合作伙伴（服务的对象）的定位、战略、最想做的事。在这个关键时期，公益组织谁存谁死？我的看法是：一个有能力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有服务意识、竞争意识的NGO肯定能将“危”化为“机”。
王颖（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
汇丰与联想是不同类型的企业，我介绍一下汇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的社区投资策略和发展方向。金融危机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就不说了，是“金融”危机，但对我们做公益和慈善是否有影响？我们的全球总裁明确地说，不会影响我们的策略。可持续发展是汇丰的基本企业策略。为实现这个策略，我们有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社区投资，通俗讲就是公益和慈善的投资。通过回馈社区，保护社区环境，提高社区教育，帮助社区弱势群体，促进社区的长远发展，企业才有可能有长久的繁荣发展，社区投资是我们的文化。08、09年，我们有规划，投资额还是很大，与07年比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大多数都是去年及前几年立项的项目。已经承诺的项目我们会按计划执行，在座的山水就正在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尾款会按计划拨付。
在此有个提醒：NGO与境外机构立项时，要注意立项的币种，由于汇率的浮动，用外币是有风险的。以后立项时要有考虑。
今年汇丰大部分项目之前已经立项的，重点领域还是教育和环保。我们会重视从这两大领域找项目，同时也关注社会热点，比如农民工的就业等等。在寻找合作伙伴方面，我们会更注重NGO的能力。小的，新的，没能证明自己能力的NGO筹款的可能性较小。
对于NGO的生存之道，我的意见是：
1、加强能力建设；
2、搜罗人才的好机会；
3、某些NGO会倒闭，也是优胜劣汰，淘汰差的未必不是好事。能经历危险的NGO才能有发展。
因此，金融危机对NGO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
吕朝（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
我先纠正一下，今天到会的除了商老师外，不是NGO的元老和前辈。我希望沙龙参会人员是行业中坚力量，遇到问题最多，解决的问题也最多。
今天沙龙的重点是“生存之道”，对处于产业链底部的操作型NGO，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我们NPI的使命是帮助初创期的民间组织，他们今年遇到很大问题，大的资助方会减少对草根组织的捐助。NPI正式开始运作是2007年，这两年我们遇到了公益力量发展的大好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转型。
政府由全能转到公共服务委托NGO，政府发展NGO来承载服务功能，这是一个大好时机。
2、资助方发展变化。
以前的资方都是境外国际组织。前几年出现企业CSR，如联想。还有大量非公募基金会产生，非公募基金会投入公益组织，他们想自己选择资助项目，为草根NGO提供了机遇。
3、民间志愿力量的产生
企业工作有很好的训练，原企业员工进入NGO，他们已受了相当多的职业化训练，对社会有较好的认识，他们的进入，为这个行业增加了人才。
发展离不开大环境，NPI这两年发展很快。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金融危机会否对NGO发展有影响，要具体分析。生存之道无外乎两个方面：开源、节流。我们机构扩大了，人员增加了，正赶上金融危机，我作为机构负责人，压力很大。节流是很难的，几乎不可能。很难减少员工工资，固定成本是钢性的，所以重点是开源，大的可能性有两种：一是传统捐赠；二是社会企业。公益捐赠是粗放型的，为什么粗放型还能筹到款？那是因为好的项目少。这种情况可能维持3-5年，将来肯定不行了。目前还是公益婴儿期，因为设计项目没有那么简单。开源捐赠的主要来源：
1、国际组织大量减少。今年与其他国际组织洽谈，他们都表示今明两年的资助将会大大减少，希望我们最好申请两年期的项目，否则明年的资助会更少。申请的预算额度也是大大减少。
2、非公募基金会。我们将继续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
3、政府。原来政府对公益组织不感兴趣，连承认公益组织的地位都有问题，但现在发生的很大的变化。政府目前有相当财力，上海政府意识非常超前，上海NPI最大的钱来源于政府。我们要开发与政府合作的经验。换位思考适合各方。与政府合作，我们也要考虑到什么是政府感兴趣的，什么是与我们相一致的，从中找到共同点。孵化与城市社区服务相关的组织，这是目前政府感兴趣的。另外，与政府合作还需要反复沟通。有时候，我们与政府特定人员沟通，但这些人员会有变换，这没有办法，但由于我们反复沟通，政府相关领导会熟悉我们的理念，其他领导也会有所了解。今年我们上海总部和北京都有可能从政府拿到资助。
耿和荪（中国扶贫基金会高级顾问）：
经济危机对中国NGO的生存和发展肯定有较大影响，但对不同类型的NGO影响程度不同，较大型的公募基金会影响小一些，草根型NGO影响大一些。其实，中国NGO资源获得不平衡的问题一直存在。我们也考虑过NGO的功能分化问题，即大型公募基金会转化为资助型基金会，主要进行资金、物资募集，将筹集到的社会资源以项目招标、委托执行等方式向操作型的草根NGO转移，而草根NGO主要发挥公益项目的具体操作功能。
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是一个操作型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提出了向筹资型基金会转化的发展战略，开始探索NGO功能分化之路，但在实践中遇到许多问题，进程很缓慢。
2008年，我会募捐总额达3亿元，是除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外募款最多的公益机构，也为在汶川灾后重建中实施我会的发展战略形成一定的物质基础。我们一直考虑在灾后重建项目中，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委托操作型NGO做项目执行工作。但遇到很多问题，主要是草根NGO的能力不足的问题，使这个想法在实施中面临效果不理想和成本加大的风险。但这一步总是要走的。我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联合一些大型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集聚较多的资金，在汶川灾后重建公益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上按上述方针一起进行探索。
刘洲鸿（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助理）：
金融危机下，经济不景气，资助型基金会会否减少资金？我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感受是：钱不是问题，但缺少好的项目。如去年我们的资金预算是2300万元，但实际只支出1700万元。我们计划按每所学校150-200万的标准，资助民间组织10年建100所新公民学校，但现在看，由于民间组织能力还不足，政府的经费补贴也没落实，实现这一目标很困难。
南都公益基金会今年将继续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大资助力度。我们今年的资金预算仍然是2000多万元，50%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40%用于灾后重建，其他10%用于能力建设、扶持机构等。我们通过项目支持发展NGO的能力。
2、推动资源整合，在行业中推动合作。我们正在策划几个大的项目活动，如“非公募基金会论坛”、“5.12灾后重建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中欧论坛分论坛”等，解决捐方与民间组织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行业的合作和交流。
3、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我们计划在民间专业社工服务机构发展方面推动政府买单，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上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争取政府支持。
金融危机很直接的影响是没钱了。关于钱，我分成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找钱、要钱；二是如何赚钱；三是如何发现钱。
1、如何要钱
有人把这次金融危机比作1929年的经济危机。当年的那场危机对NGO反而有促进作用，危机让民众意识到NGO的存在，个人捐赠非但没减少反而增多了。如美国的联合劝募。西方个人捐款比较多，中国NGO向基金会筹款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NGO要考虑拓宽筹款渠道，考虑如何将筹款长期化、体系化和制度化。
2、如何赚钱
现在有个热门的词：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是什么？怎么做？这点值得我们去考虑。有一种看法是，纯公益，就是花别人的钱做别人的事。其实盈利和非盈利不是判断NGO的标志，关键是看如何去做。
3、如何花钱
我认为，如何花钱是探索得最少的。实际上，不是没钱，而是没有好的项目、好的设计。记得南都公益基金会的512灾后重建项目，反而是企业的项目设计得比较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项目设计和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我们的项目管理是有效率的吗？我们的资金都用得很到位吗？
“NGO能力建设”也很流行，大家都参加过培训，那么结果是怎样的呢？
在危机下，这些问题都被提到议事日程，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
除了缺钱外还有缺人的问题。看到社科院的一个数据说，08年有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对NGO是个机遇。很多NGO可能很乐观，但在座的NGO去行动了吗？招聘到大学生人才了吗？很多NGO还是停留在意愿上，没有行动。
金融危机下，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叫有准备？这便是一个例子。
我曾经做过红、黄、绿交通灯的比喻。有些组织处在红灯区，他们被动地靠有钱才做项目，现在没钱了，机构生存就有问题了。另有一些组织，他们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金融危机下，他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更强大，他们处在绿灯区。大部分组织都是处在黄灯区。重要的还是做好内部工作，再关注外界的机会。中央决定注入资金4万亿，我们关注资金的流向，1万亿流向灾区，1万亿流向环保等等。这是机遇。还有三农问题、春运问题、两千万农民工失业问题，这些都是服务机会。危机下，我们更多探讨及关注的还是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内部管理很好、对外部变化敏感的组织就能抓住机遇。
马健荣（联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总监）：
我谈点联想做公益创投的感想。在中国公益环境下，GONGO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我们更应当看到草根NGO的积极作用。目前基层民间组织还比较弱小，需要得到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联想作为企业，在这种环境下更愿与为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发展作一些贡献。因此，我们与NPI积极合作，开创性地推出了联想公益创投，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扛杆作用。
今天的话题是NGO在金融危机下的生存之道。我觉得这个话题很严肃，也很重要。
首先，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非赢利民间组织确实有个存活的问题。最起码，民间组织的筹款会出现一些困难。通常公司捐赠是根据其营业收入或效益来确定百分比的。打个比方，很多企业，去年能捐一千万元，但今年可能就只有能力捐300万元了。
第二，中国公益组织非常脆弱，他们还处在婴儿时期，特别需要关爱。但是不巧，全世界经济下滑，政府首先关注的就业和社会稳定，企业在过冬。NGO所期望得到的关注和支持也许会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这个时候最需要经受考验的是NGO的自我生存的能力了。组织内部是否健康、是否有管理能力、是否有创新的思维。这很重要。
第三，因此，我对NGO有个建议。在未来的一两年，NGO应根据自身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几件事去做。与企业的合作，更需要帮助企业搔到痒痒处。对联想来说，这种搔痒就是公益创投，去年我们的重点在扶贫上，今年重点是绿色环保。去年联想公益床头投入了300万元，今年尽管经济形势不很乐观，但是联想还是会投入300万元，继续办好公益创投计划。
第四，公益组织一定要树立服务意识，不能只是要钱的人。要钱就不平等，但如果有很好的点子，与捐赠方合作，就是平等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服务机构，了解你的合作伙伴（服务的对象）的定位、战略、最想做的事。在这个关键时期，公益组织谁存谁死？我的看法是：一个有能力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有服务意识、竞争意识的NGO肯定能将“危”化为“机”。
王颖（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
汇丰与联想是不同类型的企业，我介绍一下汇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的社区投资策略和发展方向。金融危机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就不说了，是“金融”危机，但对我们做公益和慈善是否有影响？我们的全球总裁明确地说，不会影响我们的策略。可持续发展是汇丰的基本企业策略。为实现这个策略，我们有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社区投资，通俗讲就是公益和慈善的投资。通过回馈社区，保护社区环境，提高社区教育，帮助社区弱势群体，促进社区的长远发展，企业才有可能有长久的繁荣发展，社区投资是我们的文化。08、09年，我们有规划，投资额还是很大，与07年比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大多数都是去年及前几年立项的项目。已经承诺的项目我们会按计划执行，在座的山水就正在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尾款会按计划拨付。
在此有个提醒：NGO与境外机构立项时，要注意立项的币种，由于汇率的浮动，用外币是有风险的。以后立项时要有考虑。
今年汇丰大部分项目之前已经立项的，重点领域还是教育和环保。我们会重视从这两大领域找项目，同时也关注社会热点，比如农民工的就业等等。在寻找合作伙伴方面，我们会更注重NGO的能力。小的，新的，没能证明自己能力的NGO筹款的可能性较小。
对于NGO的生存之道，我的意见是：
1、加强能力建设；
2、搜罗人才的好机会；
3、某些NGO会倒闭，也是优胜劣汰，淘汰差的未必不是好事。能经历危险的NGO才能有发展。
因此，金融危机对NGO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
吕朝（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
我先纠正一下，今天到会的除了商老师外，不是NGO的元老和前辈。我希望沙龙参会人员是行业中坚力量，遇到问题最多，解决的问题也最多。
今天沙龙的重点是“生存之道”，对处于产业链底部的操作型NGO，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我们NPI的使命是帮助初创期的民间组织，他们今年遇到很大问题，大的资助方会减少对草根组织的捐助。NPI正式开始运作是2007年，这两年我们遇到了公益力量发展的大好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转型。
政府由全能转到公共服务委托NGO，政府发展NGO来承载服务功能，这是一个大好时机。
2、资助方发展变化。
以前的资方都是境外国际组织。前几年出现企业CSR，如联想。还有大量非公募基金会产生，非公募基金会投入公益组织，他们想自己选择资助项目，为草根NGO提供了机遇。
3、民间志愿力量的产生
企业工作有很好的训练，原企业员工进入NGO，他们已受了相当多的职业化训练，对社会有较好的认识，他们的进入，为这个行业增加了人才。
发展离不开大环境，NPI这两年发展很快。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金融危机会否对NGO发展有影响，要具体分析。生存之道无外乎两个方面：开源、节流。我们机构扩大了，人员增加了，正赶上金融危机，我作为机构负责人，压力很大。节流是很难的，几乎不可能。很难减少员工工资，固定成本是钢性的，所以重点是开源，大的可能性有两种：一是传统捐赠；二是社会企业。公益捐赠是粗放型的，为什么粗放型还能筹到款？那是因为好的项目少。这种情况可能维持3-5年，将来肯定不行了。目前还是公益婴儿期，因为设计项目没有那么简单。开源捐赠的主要来源：
1、国际组织大量减少。今年与其他国际组织洽谈，他们都表示今明两年的资助将会大大减少，希望我们最好申请两年期的项目，否则明年的资助会更少。申请的预算额度也是大大减少。
2、非公募基金会。我们将继续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
3、政府。原来政府对公益组织不感兴趣，连承认公益组织的地位都有问题，但现在发生的很大的变化。政府目前有相当财力，上海政府意识非常超前，上海NPI最大的钱来源于政府。我们要开发与政府合作的经验。换位思考适合各方。与政府合作，我们也要考虑到什么是政府感兴趣的，什么是与我们相一致的，从中找到共同点。孵化与城市社区服务相关的组织，这是目前政府感兴趣的。另外，与政府合作还需要反复沟通。有时候，我们与政府特定人员沟通，但这些人员会有变换，这没有办法，但由于我们反复沟通，政府相关领导会熟悉我们的理念，其他领导也会有所了解。今年我们上海总部和北京都有可能从政府拿到资助。
耿和荪（中国扶贫基金会高级顾问）：
经济危机对中国NGO的生存和发展肯定有较大影响，但对不同类型的NGO影响程度不同，较大型的公募基金会影响小一些，草根型NGO影响大一些。其实，中国NGO资源获得不平衡的问题一直存在。我们也考虑过NGO的功能分化问题，即大型公募基金会转化为资助型基金会，主要进行资金、物资募集，将筹集到的社会资源以项目招标、委托执行等方式向操作型的草根NGO转移，而草根NGO主要发挥公益项目的具体操作功能。
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是一个操作型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提出了向筹资型基金会转化的发展战略，开始探索NGO功能分化之路，但在实践中遇到许多问题，进程很缓慢。
2008年，我会募捐总额达3亿元，是除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外募款最多的公益机构，也为在汶川灾后重建中实施我会的发展战略形成一定的物质基础。我们一直考虑在灾后重建项目中，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委托操作型NGO做项目执行工作。但遇到很多问题，主要是草根NGO的能力不足的问题，使这个想法在实施中面临效果不理想和成本加大的风险。但这一步总是要走的。我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联合一些大型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集聚较多的资金，在汶川灾后重建公益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上按上述方针一起进行探索。
刘洲鸿（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助理）：
金融危机下，经济不景气，资助型基金会会否减少资金？我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感受是：钱不是问题，但缺少好的项目。如去年我们的资金预算是2300万元，但实际只支出1700万元。我们计划按每所学校150-200万的标准，资助民间组织10年建100所新公民学校，但现在看，由于民间组织能力还不足，政府的经费补贴也没落实，实现这一目标很困难。
南都公益基金会今年将继续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大资助力度。我们今年的资金预算仍然是2000多万元，50%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40%用于灾后重建，其他10%用于能力建设、扶持机构等。我们通过项目支持发展NGO的能力。
2、推动资源整合，在行业中推动合作。我们正在策划几个大的项目活动，如“非公募基金会论坛”、“5.12灾后重建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中欧论坛分论坛”等，解决捐方与民间组织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行业的合作和交流。
3、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我们计划在民间专业社工服务机构发展方面推动政府买单，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上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争取政府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