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智者的远行与回归
人有两类，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天性食肉的，就必须想尽办法觅食、搏斗，最后才得到一点充饥。而草食动物不需要这样辛苦。青草处处有，自可不必去争去斗。而熊秉明那良善仁厚的天性，这个从小被家庭严格教育出来的乖孩子，永远也成不了肉食类的人。
20 世纪末的中国美术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那些常年旅居海外的艺术家们，纷纷以回国办展览的形式在国内登堂亮相。不在下个世纪到来之前在中国办展览就不足以了却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心愿，按捺不住的思乡之情只有用作品和公众见面的方式才得以宣泄、挥洒。朱德群、赵无极、刘国松、丁绍光、石虎、徐希……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近日，“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又引起了圈内外的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熊秉明先生的名字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他所著的《张旭与狂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关于罗丹——日记择抄》、《诗三篇》、《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回归的塑造》、《看蒙娜丽莎看》等书都给读者以知识的享受和阅读的愉悦。当今华人艺术家中既有文字功力、哲学思辨，同时又拥有造型能力的人屈指可数，熊秉明，应该说是这类艺术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
蔼然可亲的长者风范之中，有一种锐利的沉静和幽默，这是一个智者。造就了如此熊秉明的，无疑得归功于他不凡的家世背景和成长经历。熊秉明1922年生于南京，他的父亲熊庆来先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熊庆来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由云南省公费派到法国的留学生，1921年回国被聘至南京东南大学创办数学系，1927年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在抗战期间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熊庆来使原来二院七系的省立云南大学扩展为五院十八系的重要国立大学。熊秉明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从南京到北京清华园再到云南，从小学到大学都毕业于名牌学校，同学和邻居中有许多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子女，杨振宁，宗璞等都是他的同学和好友。熊庆来素爱艺术，尤其喜欢齐白石，熊秉明9岁时曾和父亲同去拜访齐白石，他得到了齐白石所赠的一幅《雁来红》。课余时间，熊秉明喜欢读文学、哲学类书籍，鲁迅、曹禺、老舍等人的作品和外国小说都曾给他滋养，他说鲁迅对他的影响很大。
1944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之后被征调到军中任翻译官近两年，辗转于滇南的丛山中，他捧着里尔克的《罗丹》，在昏暗的烛光下入迷地读着，耳边是阵地的声声炮响，罗丹就这样敲开了他的心灵。怀着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崇拜，对另一种文化的好奇和追求，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他考取了公费留学，来到了巴黎。
巴黎于他并不陌生，1931年至1933年他10岁时曾随父亲在巴黎读了两年小学，参观过卢浮宫、罗丹美术馆等地，留有深刻印象。他以哲学考取公费留学法国，但是他觉得在巴黎这样的艺术之都读美学、谈艺术理论像在海滩上高谈蹈水游泳之道，而不跳到海浪里去，于是一年后他改学雕刻。他从9岁时就开始接受父亲关于几何、直线、构图的观念，父亲的讲解和图形总使他感到很奇妙，父亲又是那样喜欢艺术，因此当他做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选择时，父亲并不反对。
1949年暑假，他两年公费到期应该回国，然而他改学雕刻才一年，在“去”与“留”的问题上颇苦闷、徘徊，最后决定先为学业打好基础。二战之后，铜非常贵，铸铜像不容易，而废铁非常便宜，而且从战争中活过来的年轻雕刻家，对于焊火和废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从石膏人像转为铁片焊接结构在他的创作历程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他自小从家庭所受的教育让他不爱突出自己，也不喜欢夸张别人，这样的性格似乎不宜在雕塑中塑造英雄、伟人，于是他退居一方，回归田园，之后有了雕塑的牛、鹤、狼、乌鸦、猫头鹰、孔雀、鸽子……主要以鸟兽作题材。1955年始他被一些画廊接受，卖出了不少作品，但是他对卖艺术品一直不能习惯。要价太高觉得近于豪取，对不起别人；要价太低，近于自虐，对不起自己。他不知道怎样可以有一个客观的估价标准，以作品换取金钱的交易使他厌烦，他因此醒悟自己不适于做一个职业艺术家，他受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的影响太深。
恰巧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约请他教书，于是他有了一个轻松的职业，教书30余年，曾任系主任，有剩余的时间自由创作。平时经常看展览，带着局外者的冷眼。1968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青年运动遍及全世界，在法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中，师生长期停课，开会讨论教育改革。法国学生提议增设“中国书法”课程，由熊秉明担任，使他有机会对中国书法和许多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思考，出版了《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张旭与狂草》等书，在华人读者中赢得了很大声誉。
他从哲学入手，对东、西方文化的钻研都很深入，在东、西方文化的较量和冲撞中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很清醒，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艺术作品体现了他文化视野的宽度和高度。他认为，艺术品应该是艺术家真性情的流露，只要能唱出自己内心的歌来，就达到了目的。在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中，他坚持的是“同情的理解”的观念，不带自己既有的成见。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在雕塑、书法、水墨、诗歌艺术的探索是建立在他丰厚的学识和教养上的，传达出他对人生深刻的理解和人生态度。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熊秉明先生的家庭教育非常好，中国文化的修养和熏陶也很深，他的知识和艺术创作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既有哲学意味，又率直、自然，艺术分量很重，耐咀嚼和回味。在艺术家中，他是一位学者；在学者中，他是难得的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当今中外艺术家在中、西学造诣方面，难有出其右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熊秉明在巴黎的50年并不是他奋斗的50年，而是回忆，把保留在心底最深处的，随着时间不断加深的回忆倾泻于其作品中。他认为：人有两类，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天性食肉的，就必须想尽办法觅食、搏斗，最后才得到一点充饥。而草食动物不需要这样辛苦。青草处处有，自可不必去争去斗。而熊秉明那良善仁厚的天性，这个从小被家庭严格教育出来的乖孩子，永远也成不了肉食类的人。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他在西方50年的生活道路和艺术创作。
（摘自《中华读书报》赵晋华稿）
20 世纪末的中国美术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那些常年旅居海外的艺术家们，纷纷以回国办展览的形式在国内登堂亮相。不在下个世纪到来之前在中国办展览就不足以了却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心愿，按捺不住的思乡之情只有用作品和公众见面的方式才得以宣泄、挥洒。朱德群、赵无极、刘国松、丁绍光、石虎、徐希……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近日，“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又引起了圈内外的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熊秉明先生的名字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他所著的《张旭与狂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关于罗丹——日记择抄》、《诗三篇》、《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回归的塑造》、《看蒙娜丽莎看》等书都给读者以知识的享受和阅读的愉悦。当今华人艺术家中既有文字功力、哲学思辨，同时又拥有造型能力的人屈指可数，熊秉明，应该说是这类艺术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
蔼然可亲的长者风范之中，有一种锐利的沉静和幽默，这是一个智者。造就了如此熊秉明的，无疑得归功于他不凡的家世背景和成长经历。熊秉明1922年生于南京，他的父亲熊庆来先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熊庆来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由云南省公费派到法国的留学生，1921年回国被聘至南京东南大学创办数学系，1927年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在抗战期间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熊庆来使原来二院七系的省立云南大学扩展为五院十八系的重要国立大学。熊秉明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从南京到北京清华园再到云南，从小学到大学都毕业于名牌学校，同学和邻居中有许多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子女，杨振宁，宗璞等都是他的同学和好友。熊庆来素爱艺术，尤其喜欢齐白石，熊秉明9岁时曾和父亲同去拜访齐白石，他得到了齐白石所赠的一幅《雁来红》。课余时间，熊秉明喜欢读文学、哲学类书籍，鲁迅、曹禺、老舍等人的作品和外国小说都曾给他滋养，他说鲁迅对他的影响很大。
1944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之后被征调到军中任翻译官近两年，辗转于滇南的丛山中，他捧着里尔克的《罗丹》，在昏暗的烛光下入迷地读着，耳边是阵地的声声炮响，罗丹就这样敲开了他的心灵。怀着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崇拜，对另一种文化的好奇和追求，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他考取了公费留学，来到了巴黎。
巴黎于他并不陌生，1931年至1933年他10岁时曾随父亲在巴黎读了两年小学，参观过卢浮宫、罗丹美术馆等地，留有深刻印象。他以哲学考取公费留学法国，但是他觉得在巴黎这样的艺术之都读美学、谈艺术理论像在海滩上高谈蹈水游泳之道，而不跳到海浪里去，于是一年后他改学雕刻。他从9岁时就开始接受父亲关于几何、直线、构图的观念，父亲的讲解和图形总使他感到很奇妙，父亲又是那样喜欢艺术，因此当他做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选择时，父亲并不反对。
1949年暑假，他两年公费到期应该回国，然而他改学雕刻才一年，在“去”与“留”的问题上颇苦闷、徘徊，最后决定先为学业打好基础。二战之后，铜非常贵，铸铜像不容易，而废铁非常便宜，而且从战争中活过来的年轻雕刻家，对于焊火和废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从石膏人像转为铁片焊接结构在他的创作历程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他自小从家庭所受的教育让他不爱突出自己，也不喜欢夸张别人，这样的性格似乎不宜在雕塑中塑造英雄、伟人，于是他退居一方，回归田园，之后有了雕塑的牛、鹤、狼、乌鸦、猫头鹰、孔雀、鸽子……主要以鸟兽作题材。1955年始他被一些画廊接受，卖出了不少作品，但是他对卖艺术品一直不能习惯。要价太高觉得近于豪取，对不起别人；要价太低，近于自虐，对不起自己。他不知道怎样可以有一个客观的估价标准，以作品换取金钱的交易使他厌烦，他因此醒悟自己不适于做一个职业艺术家，他受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的影响太深。
恰巧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约请他教书，于是他有了一个轻松的职业，教书30余年，曾任系主任，有剩余的时间自由创作。平时经常看展览，带着局外者的冷眼。1968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青年运动遍及全世界，在法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中，师生长期停课，开会讨论教育改革。法国学生提议增设“中国书法”课程，由熊秉明担任，使他有机会对中国书法和许多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思考，出版了《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张旭与狂草》等书，在华人读者中赢得了很大声誉。
他从哲学入手，对东、西方文化的钻研都很深入，在东、西方文化的较量和冲撞中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很清醒，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艺术作品体现了他文化视野的宽度和高度。他认为，艺术品应该是艺术家真性情的流露，只要能唱出自己内心的歌来，就达到了目的。在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中，他坚持的是“同情的理解”的观念，不带自己既有的成见。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在雕塑、书法、水墨、诗歌艺术的探索是建立在他丰厚的学识和教养上的，传达出他对人生深刻的理解和人生态度。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熊秉明先生的家庭教育非常好，中国文化的修养和熏陶也很深，他的知识和艺术创作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既有哲学意味，又率直、自然，艺术分量很重，耐咀嚼和回味。在艺术家中，他是一位学者；在学者中，他是难得的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当今中外艺术家在中、西学造诣方面，难有出其右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熊秉明在巴黎的50年并不是他奋斗的50年，而是回忆，把保留在心底最深处的，随着时间不断加深的回忆倾泻于其作品中。他认为：人有两类，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天性食肉的，就必须想尽办法觅食、搏斗，最后才得到一点充饥。而草食动物不需要这样辛苦。青草处处有，自可不必去争去斗。而熊秉明那良善仁厚的天性，这个从小被家庭严格教育出来的乖孩子，永远也成不了肉食类的人。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他在西方50年的生活道路和艺术创作。
（摘自《中华读书报》赵晋华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