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记］席勒《美育书简》（1795年）读记［2］

第五封信 在第五封信中，席勒对于法国大革命后正处于动荡巨变之中的欧洲社会作出了简要概括：专制威权一落千丈，特权阶级萎靡堕落，觉醒的下层民众在追求自身正当权利的过程中却又走向极端野蛮和残暴，利己主义滋生蔓长，社会方方面面处于分崩离析之中。 在反对专制上，席勒一向态度鲜明、词锋犀利，这是他比歌德可贵的地方。歌德在很多时候更趋向中庸和调和，显得模棱两可。席勒说：“舆论的威信已一落千丈，专制的威权已被揭露真相，虽则它还以权力武装起来，但毕竟再也不能骗取人们的尊敬。人们从长期的麻木和自欺的状态中觉醒过来，以坚强的群众呼声要求自己不可放弃的权利。然而，他们不仅要求，而且到处揭竿而起，以武力夺取他们所认为已被无理拒绝的权利。”（p.117）——这种席勒式的明晰论断既是对于那个时代极富概括力的思想素描，也是极具感召力量的政治宣言，这也是席勒的文字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然而，对于法国革命中所出现的极端暴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数人反对少数人、少数特权阶层专制统治的行动又迅速转化成为多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群氓）对于少数人和其他人的专制暴力，而且是在追求“自由”的口号之下——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们在思想上都受到极大冲击，并由此激发出对于时代变革的深邃思考和理性批判（这绝不能被简单并错误地归结为是“源于某某阶级的软弱性”）。席勒亦不例外。他说：“在广大的下层阶级中间，我们目击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打破社会秩序的桎梏要求解放，以难以驾驭的狂暴急求兽性的满足。”（p.117） 另一方面，席勒对于在“文明的矫饰”下变得愈发颓废和委靡不振的上层阶级的文化表示出极大的鄙夷。他说：“在文明的上层阶级中间”，我们见到的是“性格的委靡不振和颓废堕落”，“利己主义学说生长在礼仪彬彬的社交的娘胎中，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关怀社会的人。”（p.117）“文化不但不能给予我们自由，反而以它一切教化的力量发展了新的需要，物质需求的枷锁越来越可怕地缚紧我们，所以损失的恐慌甚至窒息了向善的热烈追求。‘逆来顺受’这句格言却被目为人生的最高智慧。”（p.118） 因此，处于急风骤雨般变化之中的社会正呼唤着全新的思想文化，而全新思想文化的再造则呼唤着健全的理想人性，而健全的理想人性之形成却又因“力本”世界的残暴和邪恶而变得愈发的晦暗不明——“这幕现代悲剧刻画出什么样的形象啊！这边是野性难驯，那边是委靡不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都集中在同一时代里。......所以，我们见到今日的时代精神动摇在荒唐与粗野之间，在不自然与纯自然之间，在迷信与道德怀疑之间；只有邪恶实力的均衡间或给它以限制。”（p.117－118）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就革命的暴烈程度和频繁程度而言，伟大的法兰西与泱泱中华帝国真可谓难兄难弟有得一比。 第六封信 在第六封信中，席勒旨在“揭发今日时代特征的缺陷方向和它的根源”，指出“人格的分裂”的事实及其社会文化的根源。 首先，借由心中的“希腊人”形象，席勒描绘出他对于“整全人性”的理想。他说：“希腊人的自然天性集一切艺术魅力和一切才智威严之大成，而不会像我们的天性那样做了它们的牺牲品”（p.118）。在希腊人那里，“我们见到：丰富的形式与丰富的内容，哲学的思考与文艺的创造，柔情与魄力，他们都兼而有之，而且使青春的幻想与成年的理性结合成一种辉煌的人性。”（p.118）在那里，“诗情尚未同机智争宠，思辨尚未因吹毛求疵而自损令名。在必要时，两者可以交换任务；因为它们都颂扬真理，不过各行其道而已。”（p.118）席勒还指出希腊人“把人性解割分别予以夸张，然后投射到希腊神灵身上，但是并不因此使得人性支离破碎，反而因此合人性种种于一炉共冶；因为任何一位神灵都不缺少完整的人性。”（p.119） 以此“整全人性”为标尺，我们愈发清晰地看见，在人性“全面、充分、自由”发展这一维度上，“现代人”日益趋向分裂，变得越来越狭隘、片面和机械。席勒质询道：“现代人群，就全体而言，就理智来衡量当然比古代最优秀的民族远为优胜；......然而，在现代人中有谁敢挺身而出，以个人对个人，同雅典人争夺人性的锦标呢？”席勒将这归诸于现代文化的“片面发展”，归诸于“理性的滥用”。席勒说：“为什么一个希腊人有资格做他的时代的代表，一个现代人独不敢承担此责呢？因为包罗万象的天性使希腊人如此，支离破碎的天性使现代人如彼。”（p.119）“是文化本身给予现代人性这些创伤。一旦一方面扩大的经验和局限的思想使得学术必须有更精密的分工，另一方面复杂的国家机器使得地位和职业必须有更严格的区别，人性的内在统一也就必然分裂，一种毁灭性的斗争拆散了它的和谐的力量。”（p.119） 席勒说：“这种分裂是从人的内心中艺术与学术之对立开始的，政府的革新精神便使之登峰造极了。”（p.119）他在这里强调了分工带来人性分裂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越来越扩展的人类经验以及与此相应的越来越细小的学科分类，造成学术思想领域越来越精细化的分工。这当然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席勒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扩大的经验和局限的思想使得学术必须有更精密的分工”（p.119），“人类却不能不沿着这条道路迈步前进”，“希腊人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如果他们要向更高度的文化前进，他们就必须像我们一样放弃人性的完整，以便在分歧的道路上追寻真理。”（p.121）但席勒同时尖锐地指出，“职业化”也可能带来思想的狭隘和短视，在人类整体能力得以提升的同时却造成个体的人性朝向片面和机械方向畸形发展。他说：“人既然永远被桎梏在全体中得一个很小断片，他自己也就只能成为一种断片。”（p.120）“务实的精神，局限在单调的事物范围内，居于成规，抱残守缺，就定必对于自由自在的全面视而不见，限于视野，管窥蠡测。”（p.121）当然也不尽然，一切取决于个体心灵自身的开阔程度和宽广程度。——“一个有魄力的天才决不把他的活动限制在他的职业范围内，但是平凡的才能却会在他命中注定的职业上耗尽他全部可怜的力量”（p.120） 另一方面，越来越复杂的国家机器运作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活动造成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化，“复杂的国家机器使得地位和职业必须有更严格的区别”（p.119）。席勒说：“希腊城邦的群栖性质，使每个人都享得自主的生活而且在必要时可以成为独立的整体，现在已退让给一种精巧的机构，这种机构，由于集体瓦解为无限量然而无生气的部分，结果全面产生一种机械的生活。于是，国家与教会分裂，法律与风俗分裂，娱乐与劳动分离，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不相符。”（p.119-120） 席勒继而指出这种分裂所造成的种种后果——“直观的悟性和思辨的理智，现在怀着敌意割据了人性的种种领域，而且怀着嫉妒和疑忌开始守卫自己的边界；人们既然把自己的能力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也就已经在心中给自己找来一个主人，结果往往让他压服其余的能力。”（p.119） “人性的内在统一也就必然分裂，一种毁灭性的斗争拆散了它的和谐的力量。”（p.119） “因此，个人的具体生活逐渐消灭了”（p.120） “要之，假如它希望个人在特殊技能上努力达到最大深度，而宁愿他们放弃能力的最大广度；那么，其余的精神能力将被废弃，以尽力培植那唯一的可以名利兼收的才能。”（p.120） 如果有这么一件事物，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个体人性的发展却又是一个桎梏，那么，应该如何去弥合这之间的分歧呢？席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并继而以健全体魄之养成为喻提出健全人性之实现实有赖于诸精神能力的协调均衡发展。他说：“体育锻炼固然可以培养出健壮的身体，但是只有肢体的自由和谐的运动才能发展健美。同理，单一种精神能力的伸张固然可以培养出非常的人物，但是只有精神能力的调和均衡才能产生幸福美满的人物。”（p.122）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在当前的职业化分工体制之下，业余爱好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它应该不仅仅被视为工作之余的娱乐调剂以备再次投入职业化的劳作，而应被认为是发展整全人性（其中也包括对于社会公共事物的关注和参与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一种拓展、一项使命和一份责任。我们应当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席勒的这句话：“一个人能够不妨碍职业而还有余力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就决不是一个平凡的头脑。”（p.120）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艺术活动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席勒说：我们“有权利通过另一种更高的艺术来恢复政治艺术所业已破坏的能力总体。”（p.123）虽然，在这封信中席勒尚未对艺术和美的创造活动的本质作出定义。 作为一个超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席勒在这封信中表现出的两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思想特点： 其一，席勒从理想人性的角度，对于偏重于“知”、“识”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他说：“他们始终完全看不见人性，因为他们把人性同纯粹智力的产物混淆起来”（p.120）“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因滥用理性而势必背弃自然，却未能通过理性返回自然”（p.118）席勒始终坚守理想人性和个体自由，一切以此为出发点，一切以此为旨归，他从不脱离理想人性而空谈自由，也从不脱离自由而空谈理想人性。在我看来，这是席勒思想最可宝贵的地方，至今仍启示着我们，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席勒表现出致力于弥合“思辨理性”和“经验主义”（所用术语为“务实精神”）之间分歧的希望和努力。他精准地概括了这两类思维方式的特征和利弊——“思辨的精神力求依照想象来塑造现实，把想象的主观条件提高为客观存在的主要法则；而务实的精神却趋向另一极端，要根据特殊的零星经验来衡量一般的一切经验，要把自己的业务规律一律应用于各种业务上。所以思辨精神定必成为空虚的慎重之牺牲品，务实精神则定必成为浅薄的浮夸之牺牲品；因为前者站得太高而不见个别，后者站得太低而不见全体。”（p.121）席勒指出：“心灵的敏感性在程度上必须依赖想象力的活泼，在范围上必须依赖想象力的丰富。现在，分析能力占了优势，就定必剥夺了想象力的力量和热情，局限的视野范围定必减少想象力的丰富性。因此，抽象思维的思想家往往是心肠冷酷，......而专心事务的人则往往是心胸狭隘”（p.121）在此，席勒又一次批判了基于“分析能力”的“知性”思维方式，主张恢复“想象力的活泼”和“想象力的丰富”，而这实有赖于思辨理性的整全洞观和把握。因此，在对“想象力”的标举中，席勒高扬了人类基于“创造”本质的“实践理性”，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质之所在，并通过构建这样的问题视角和思想框架，为进一步探讨艺术和美的本质设定了合理的语词场域。 第七封信 在第七封信中，席勒阐明的主要观点是：理想国家之建立须以理想人性为基础，而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和缓慢渐进的变革（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借由革命实现突变的空想）。席勒说：“能不能期望国家产生这种效果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今业已建成的国家酿成了那些祸害，而在观念中理性所构思的国家不但不能建立更美满的人性，反而它自己必须建立在人性之上。”（p.123）“今日的时代性格必须首先从堕落的深渊中升起来，一方面必须摆脱自然的盲目的威力，另一方面必须恢复它的淳朴、真实、丰富：这一任务就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了。” 第八封信 在第八封信中，席勒对人性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现实性进行了思考，如何推动？谁是推动者？推动的力量何在？他首先指出人性向善的阻碍：疏懒和惰性——他说：“大多数人因生活需求的斗争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所以他们不能抖擞精神同自己的错误展开一场新的艰苦的斗争。只要能够逃避运用思想的艰苦，他们便心满意足，宁愿让别人来监护他们的思想。如果有什么更高尚的要求激动他们的心灵，他们便深信不疑地坚持国家与教会为此而准备的成规。”（p.125）——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或为艰苦的生存压力所迫，或为疏懒和麻木的心性所羁绊，宁可屈从于专制权威，而不愿行使自己自由的权利和责任进行独立的、理性的思考。这点其实非常尖锐，也为其后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所证实，在今天仍有巨大现实性。因此，席勒指出：“敢于做智者！必须具有勇气和魄力，才能战胜生性疏懒和心灵怯懦对我们教化的障碍。”（p.125） 席勒认为，应诉诸于人类的感性力量来推动人性向善的进步，这为进一步从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意义的角度揭示艺术和美的创造活动的本质埋下了伏笔。他说：“如果真理要在斗争中以力制胜，真理本身必须首先变成一种力量，而且在现象中必须选拔人类的一种本能作为她的战士；因为在感性世界里本能是唯一的动力。”（p.124）“所以，感性能力的培养是当前的急务，不但因为它是使得改进了的识力能对生活发生效果的手段，而且正因为它能够唤起识力的进步。”（p.125） 第九封信 在第九封信中，席勒着重强调了艺术活动的自由本质。他说：“政治立法者可以封禁艺术与科学的领域，可是他不能统治这些领域。他可以放逐真理之友，但是真理千古长存；他可以贬黜艺术家，但是他不能篡改艺术。”（p.126）在席勒眼中，真正的艺术决不是对人低俗趣味的迎合，决不是对人性朝向腐化堕落的引诱，虽然堕落的科学和堕落的艺术会随社会品德的腐化而表现出谄媚的奴颜。他说：“在社会品德变得刚强而硬化的场合，我们便见到科学严守着它的界限，艺术甘受清规戒律的沉重枷锁；在社会品德变得柔弱而软化的场合，科学就力求取悦于人，艺术就力求提供娱乐。”（p.126）席勒呼吁，真正的艺术家应坚守自己的志业，既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又超越并引领自己的时代。他说：“无疑，艺术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但是如果他同时是时代的生徒甚或是时代的嬖臣，那就是艺术家的大不幸。......当然，他应该从当代选择题材，但是他必须从更高尚的时代借用它的形式，甚至超越一切时代从万古不变的绝对统一体中假借它的本质。......时代的风尚可能诽谤也可能称颂过他的题材，但是他的纯洁的形式总避过流风的变化。......人性已丧失了尊严，但是艺术拯救了它，把它保存在意味深长的金石里；......当阴冷的夜色还笼罩着幽谷之时，人性的高峰已经是灿烂夺目。”（p.126）他又说：“你应该同你的时代共呼吸，但不要做时代的产物；你应该为你的同代人尽力，但不要做他们所颂扬的事情，而要做他们所需要的事情。”（p.128） 席勒毕竟是个热血喷涌、内心灼热的诗人（这是我爱席勒远胜过歌德的地方）。他深深地为时代所触动，怀着一个“有心人”悲悯而博大的心，通过言语－行动（speech-acts），急切地寻求向善的进步。他说：“这一代人的不幸深深地诉诸有心人，他们的屈辱更深地动人心弦，他们的热情如火如荼，在他们精力充沛的灵魂里有一股灼热的希望，焦急地要求行动。”（p.127） 出现在第九封信中的这句格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记得高三时午间独自一人在图书馆阅览室读到这句话瞬间就被一种悲壮而崇高的情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他说：“如果有一个爱美爱真理的青年朋友问及我，他怎样才能不顾时代的抗议，满足自己胸中的高尚追求，我将这样回答：给你所能影响的世界指出向善的道路，时光的静静逝流自会带来进步。”（p.127）而另一段话，每一次重读，也能时时给人以激励。在此，席勒再次展现出启蒙时代的蓬勃朝气和昂扬自信的斗争精神，并显示出他所受到的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他说：“纯粹的道德动机总以绝对境界为目的；对于它，时间是不存在的，一旦未来必须从现在发展下去，未来即在目前。对于无拘无束的理性，倾向就是完成，一朝踏上长途，途终业已在望。”（p.127） 注：引文出自缪朗山译席勒《美育书简》，见《缪朗山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