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张彝父子死事
《日知录》卷八停年格条涉及到崔亮实行此制的直接原因，即张彝父子之死。《魏书·崔亮传》云：“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沉滞者皆称其能。”
查《魏书》卷六十四有《张彝传》，据魏收的判断，张彝家世还是比较显赫的，四世仕魏，拜将封爵。“彝性公强，有风气，历览经史。”“爱好知己，轻忽下流，非其意者，视之蔑尔。”在担任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时，“羌夏畏服，惮其威整，一方肃静，号为良牧。”晚年得过偏瘫，但因意志坚强，也逐渐好转。“志性不疑，善自将摄，稍能朝拜。”
他性格耿直，以敢言著称，故魏收说他“虽疹疾家庭，而志气弥亮。”他在给宣武帝上表时说：“臣闻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渊湛，犹藉众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诣其幽，独深未尽其广。先圣识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诫。故尧称则天，设谤木以晓未明；舜称尽善，悬谏鼓以规政阙。虞人献箴规之旨，盘盂著举动之铭，庶几见善而思齐，闻恶以自改。”由此可以看出张彝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了解，他后来的行事，也说明他劝宣武帝的话，并非虚文。
魏收作为史家，历来有“秽史”之称，但我最近读《魏书》，感到这个说法还是很成问题的。在不少篇章中，他并非一味说好话，或者一味加以恶评。对于张彝也是如此。他提到张彝晚年“大起宅第，微号华侈，颇侮其疏宗旧戚，不甚存纪，时有怨憾焉。”另外，也不知足，“屡表在秦州预有开援汉中之勋，希加赏报，积年不已，朝廷患之。”这里记载的问题，语焉不详，但一个大臣如此，是否会“朝廷患之”？还是有些可疑之处的。
张彝的次子仲瑀上书，议论选举之事，这大概是张彝的意思。“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这样会挡住许多军人或其后裔的晋升之路，当然要遭人忌恨。或许经过长年争战，到了世宗宣武帝时期，战事渐归平静，大量的军人难以安置，同时他们对于国家的功勋又不能忽视，而安置他们进入文官系统，可能导致行政上的种种问题。但这样的建议一出来，“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会集，屠害其家。”张彝父子也的确非同常人，“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
但是，在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二月（519年），此时正是北魏历史上以乱政著称的孝明帝之母胡灵太后掌政，“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嗸嗸，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
张彝第二天就去世了，在他临终之前，口述上表给肃宗孝明帝和胡灵太后：“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实多，既曰有益，宁容默尔。通呈有日，未简神听，岂图众愤，乃至于此。臣不能祸防未萌，虑绝殃兆，致令军众横嚣，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请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涂炭，仲瑀经宿方苏。臣年已六十，宿被荣遇，垂暮之秋，忽见此苦，顾瞻灾酷，古今无比。臣伤至重，残气假延，望景顾时，推漏就尽，顷刻待终，臣之命也，知复何言。若所上之书，少为益国，臣便是生以理全，死于义合，不负二帝于地下，臣无余恨矣。”
但是，作为执政的胡灵太后，面对如此众多的军人，只好法不责众，斩杀其中八人，草草了事，其余的都获得大赦，以安众心。但这一件事，在史籍上，无论《魏书》，还是《北史》，还是《通鉴》、《通典》，均认为“国纪之将坠矣。”果然，不出十年，北魏政权就近乎于土崩瓦解，尔朱擅政，帝后沉河，名臣巨族，屠戮殆尽。而高欢、宇文泰很快就成为东西魏的主政者。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个人的利益在受到损害时，远大的目光或者理想，往往是十分无力的。明明按照停年格的办法，政治就会变得腐败、低效甚至无效，但面对现实阻力的时候，类似于崔亮这样明智的人，鉴于张彝父子的遭遇，也只能选择解决当务之急的办法，按照年资而非能力，选择官吏。最终为了短期的个人利益，导致政府、国家的败亡，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历史的教训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也同样无用的。时势使然也。
难怪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的序言中说，人类各民族通过历史了解到的，就是永远无法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古人说，孟子认定天下将定于一，惟仁者能得之，刘邦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得了天下。但这都是从长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则是形势比人强，人们都按照各自的利益、欲求行事，如此而已。
查《魏书》卷六十四有《张彝传》，据魏收的判断，张彝家世还是比较显赫的，四世仕魏，拜将封爵。“彝性公强，有风气，历览经史。”“爱好知己，轻忽下流，非其意者，视之蔑尔。”在担任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时，“羌夏畏服，惮其威整，一方肃静，号为良牧。”晚年得过偏瘫，但因意志坚强，也逐渐好转。“志性不疑，善自将摄，稍能朝拜。”
他性格耿直，以敢言著称，故魏收说他“虽疹疾家庭，而志气弥亮。”他在给宣武帝上表时说：“臣闻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渊湛，犹藉众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诣其幽，独深未尽其广。先圣识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诫。故尧称则天，设谤木以晓未明；舜称尽善，悬谏鼓以规政阙。虞人献箴规之旨，盘盂著举动之铭，庶几见善而思齐，闻恶以自改。”由此可以看出张彝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了解，他后来的行事，也说明他劝宣武帝的话，并非虚文。
魏收作为史家，历来有“秽史”之称，但我最近读《魏书》，感到这个说法还是很成问题的。在不少篇章中，他并非一味说好话，或者一味加以恶评。对于张彝也是如此。他提到张彝晚年“大起宅第，微号华侈，颇侮其疏宗旧戚，不甚存纪，时有怨憾焉。”另外，也不知足，“屡表在秦州预有开援汉中之勋，希加赏报，积年不已，朝廷患之。”这里记载的问题，语焉不详，但一个大臣如此，是否会“朝廷患之”？还是有些可疑之处的。
张彝的次子仲瑀上书，议论选举之事，这大概是张彝的意思。“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这样会挡住许多军人或其后裔的晋升之路，当然要遭人忌恨。或许经过长年争战，到了世宗宣武帝时期，战事渐归平静，大量的军人难以安置，同时他们对于国家的功勋又不能忽视，而安置他们进入文官系统，可能导致行政上的种种问题。但这样的建议一出来，“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会集，屠害其家。”张彝父子也的确非同常人，“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
但是，在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二月（519年），此时正是北魏历史上以乱政著称的孝明帝之母胡灵太后掌政，“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嗸嗸，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
张彝第二天就去世了，在他临终之前，口述上表给肃宗孝明帝和胡灵太后：“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实多，既曰有益，宁容默尔。通呈有日，未简神听，岂图众愤，乃至于此。臣不能祸防未萌，虑绝殃兆，致令军众横嚣，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请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涂炭，仲瑀经宿方苏。臣年已六十，宿被荣遇，垂暮之秋，忽见此苦，顾瞻灾酷，古今无比。臣伤至重，残气假延，望景顾时，推漏就尽，顷刻待终，臣之命也，知复何言。若所上之书，少为益国，臣便是生以理全，死于义合，不负二帝于地下，臣无余恨矣。”
但是，作为执政的胡灵太后，面对如此众多的军人，只好法不责众，斩杀其中八人，草草了事，其余的都获得大赦，以安众心。但这一件事，在史籍上，无论《魏书》，还是《北史》，还是《通鉴》、《通典》，均认为“国纪之将坠矣。”果然，不出十年，北魏政权就近乎于土崩瓦解，尔朱擅政，帝后沉河，名臣巨族，屠戮殆尽。而高欢、宇文泰很快就成为东西魏的主政者。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个人的利益在受到损害时，远大的目光或者理想，往往是十分无力的。明明按照停年格的办法，政治就会变得腐败、低效甚至无效，但面对现实阻力的时候，类似于崔亮这样明智的人，鉴于张彝父子的遭遇，也只能选择解决当务之急的办法，按照年资而非能力，选择官吏。最终为了短期的个人利益，导致政府、国家的败亡，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历史的教训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也同样无用的。时势使然也。
难怪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的序言中说，人类各民族通过历史了解到的，就是永远无法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古人说，孟子认定天下将定于一，惟仁者能得之，刘邦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得了天下。但这都是从长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则是形势比人强，人们都按照各自的利益、欲求行事，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