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笔记 13.05.20
已经是午后了，在打铜街口的荣昌铺盖面馆坐定，要了二两小面。
重庆的朋友和我说，在她的朋友里，不少人的理想，就是开一家小面馆。就像我昨天在人和镇上吃面时看见的那样，做一个小面馆的老板。自己站在炉灶前，一口保温桶模样的深锅，深锅深水。听客人吩咐下，这边打开鼓风机的电源开关，伴着机械的嘈杂，汤沸水滚。这个季节，时令的绿叶菜是莴笋尖儿，挑几根入锅断生。码起的一摞儿下好作料的面碗中拿出一只，叶菜儿铺底。再揭开近旁盛满水面的簸箩，略抓一把，二两三两的，无须过称，全在手下。必须深锅深水，面在水中才可以姿意翻滚，熟的快，也熟的透。也就是三、两分钟的光景，大笊篱兜底把面挽在其中，抄起来，上下巅两把控去面汤，顺着碗沿儿，面入碗中央。
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此一碗面，再添清汤或者红汤，不着荦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面。其余有浇头的面，再不能谓之简单的“小”，而须称荦面。不过为行文方便，凡此种种，统称小面罢了。
面都是一样的面，我想即便是最为挑剔的食客，也不能从素面上挑出三六九等来。如重庆小面这般有浇头的面，一切好坏，自然全在浇头的功夫上。口味是种很私人的体验，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都引以为美食的食物，尤其对于食物陌生的外地人而言，更难领略其中玄妙。好坏，我不能说，说即是错。只说个人喜好，普通的杂酱面，是果腹的食物，价格自然也是最低。外地人来了，果腹之余，总想贪图些口腹之欲，所以杂酱面我是不点的。一般小面馆里，最贵的不外乎牛肉或者肥肠小面，十元一碗。约定俗成的规矩是，牛肉小面与肥肠小面是要单加香菜的，所以对于我这种视香菜如洪水猛兽的异议人士，不得不立刻暴露原型地用外乡口音嘱咐上一句：不要香菜。
无论什么浇头，端上桌来，都是绿的菜、白的面、红的汤。面碗外总是有溢出的红汁，一手端过来，忙不迭地就要找纸来擦。口腹之欲未填，手指却是先尝了鲜。昨天的面馆盛名在外，仰慕前往的外地人想来不少，所以老板会问上一句要什么样的辣度。而在重庆本地人吃的老馆中，这样的询问无疑是不存在的，也是侮辱性的。当然是全麻全辣的红汤，绿叶白面里，少不了暗藏着许多细碎的红辣椒与红花椒，我是要细细拣去的，不是怕兴盛四海的辣，而是怕重庆独沽的麻。
打铜街没有开始拆迁的时候，每到中午，街角的荣昌铺盖面馆的面桌占尽了左来右去的街道，近百人埋头吸溜面前的铺盖面或者小面。今天已经午后，食客无多。小伙计已经在准备晚上的铺盖面，轧面机的嘈杂让面馆更像是间铁匠铺。浇头也卖得七零八落，我要的二两是肥肠面，跑堂的小堂倌在盛着肥肠浇头的大铁盆里左捞右挑，才给我凑够了一碗肥肠面所需的那五、六块肥肠。
汤依然够酽，面依然够烫，吸溜着面，我想起那些以开小面馆为理想的朋友的朋友们。这是我听过的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
吃完面，手背抹拉几下嘴唇我就下了打铜街。如果仔细地掏出餐巾纸来擦嘴，未免不讲究。
拆迁中的民国棉花帮商号大楼
下打铜街，中国式过了陕西街的马路，冲着钢铁怪物般的建设中的东水门大桥，下了半壁已无半壁废墟的东正街。百年的石阶，细碎的在脚下，压顶的大桥钢梁，蛮横地铺天盖地。踅进东华楼二巷，解放东路那头的谢家老宅应是得以幸免了，东正街这头的民国棉花帮商号的雕花青砖四层老楼，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涂着白圈拆字——这是所有真正美与有价值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私刑死亡判决——的楼上，裸露出的木构雕栏，依然还是民国时候的原作，原木已是酽茶的颜色，饱浸着重庆百年的风雨。眺望着长江，这是最后一瞥了，我这几天总是下打铜街，走过去看看，我知道下次再来，都他妈没了。
2011年底的海关巷与国民政府重庆海关大楼
今天的
就像海关巷，前年还是清静寂寥，树荫下几道石阶，阶上是左右的邻里闲坐着，闲聊着。忽然就成废墟了，我走下去，遗矢遍地。提起裤子的孩子说前面走不通了，我问他向左去四方街呢？不通；向右去邮政局巷呢？不通。甚至国民zf重庆海关大楼上也涂上了拆字，难道这也忍心夷平吗？酡红着脸的汉子醺醺然地走过来，看着看着海关大楼的我，摇摇晃晃走到石阶平台，那年我回望阒寂的海关巷的石阶那里，脱下裤子，尿向那年我走下邮政局巷的石阶。然后他看见我还站在那里，愕然地看着他，他也索性回过身来，无遮无挡地裸露着尿着尿的鸡巴看着我。
一切都没有羞耻了，青天白日之下。
后来我在十八梯又遇到了熟悉的棒棒，他也认出了我，我们打招呼寒暄。棒棒明显瘦了许多，他和他的伙伴，穿着同样最便宜的解放鞋，坐在下回水沟路口的台阶上等着活儿。重庆几乎连续一周的雨停了，也忽然就热了起来，我站在台阶后面的楼道里依然汗如浆出。另一个棒棒路过停下来，比划着双臂上的血痕，说刚才一担三百斤的活儿累惨喽。
熟识的棒棒显然不觉得这需要同情，他更关心的是三百斤的活儿是在哪里遇到的，看来他遗憾的是那血痕没有在自己的手臂上，几十块钱的酬劳没有在自己的口袋里。
我走的时候和他道别了。一个下厚慈街买菜的穿着白衬衫的老汉看见了我的相机，提着两根茄子，他和我说让他恼火的事情。他说崽儿买的数码相机花去了一万九，他走几级台阶停下来喘气，再接着说几句崽儿什么东西都要买最好的，实在恼火。
路边算命的长胡子大仙急赤白脸，看来卦儿打的不准。老汉摇着头继续爬十八梯，大仙摇着签继续圆谎，求签的摆着手继续不信。我就坐在了石阶上，阳光斑驳，人们雨水一般从我身旁流过。
从较场口回新华路的道路实在漫长，在炎热的下午不停歇地走着，回去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
我错下了凯旋路，要从望龙门翻二府衙与东升楼，那么高的石阶，那么高的山，我觉得重庆在天上，我永远够不着。
重庆的朋友和我说，在她的朋友里，不少人的理想，就是开一家小面馆。就像我昨天在人和镇上吃面时看见的那样，做一个小面馆的老板。自己站在炉灶前，一口保温桶模样的深锅，深锅深水。听客人吩咐下，这边打开鼓风机的电源开关，伴着机械的嘈杂，汤沸水滚。这个季节，时令的绿叶菜是莴笋尖儿，挑几根入锅断生。码起的一摞儿下好作料的面碗中拿出一只，叶菜儿铺底。再揭开近旁盛满水面的簸箩，略抓一把，二两三两的，无须过称，全在手下。必须深锅深水，面在水中才可以姿意翻滚，熟的快，也熟的透。也就是三、两分钟的光景，大笊篱兜底把面挽在其中，抄起来，上下巅两把控去面汤，顺着碗沿儿，面入碗中央。
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此一碗面，再添清汤或者红汤，不着荦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面。其余有浇头的面，再不能谓之简单的“小”，而须称荦面。不过为行文方便，凡此种种，统称小面罢了。
面都是一样的面，我想即便是最为挑剔的食客，也不能从素面上挑出三六九等来。如重庆小面这般有浇头的面，一切好坏，自然全在浇头的功夫上。口味是种很私人的体验，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都引以为美食的食物，尤其对于食物陌生的外地人而言，更难领略其中玄妙。好坏，我不能说，说即是错。只说个人喜好，普通的杂酱面，是果腹的食物，价格自然也是最低。外地人来了，果腹之余，总想贪图些口腹之欲，所以杂酱面我是不点的。一般小面馆里，最贵的不外乎牛肉或者肥肠小面，十元一碗。约定俗成的规矩是，牛肉小面与肥肠小面是要单加香菜的，所以对于我这种视香菜如洪水猛兽的异议人士，不得不立刻暴露原型地用外乡口音嘱咐上一句：不要香菜。
无论什么浇头，端上桌来，都是绿的菜、白的面、红的汤。面碗外总是有溢出的红汁，一手端过来，忙不迭地就要找纸来擦。口腹之欲未填，手指却是先尝了鲜。昨天的面馆盛名在外，仰慕前往的外地人想来不少，所以老板会问上一句要什么样的辣度。而在重庆本地人吃的老馆中，这样的询问无疑是不存在的，也是侮辱性的。当然是全麻全辣的红汤，绿叶白面里，少不了暗藏着许多细碎的红辣椒与红花椒，我是要细细拣去的，不是怕兴盛四海的辣，而是怕重庆独沽的麻。
打铜街没有开始拆迁的时候，每到中午，街角的荣昌铺盖面馆的面桌占尽了左来右去的街道，近百人埋头吸溜面前的铺盖面或者小面。今天已经午后，食客无多。小伙计已经在准备晚上的铺盖面，轧面机的嘈杂让面馆更像是间铁匠铺。浇头也卖得七零八落，我要的二两是肥肠面，跑堂的小堂倌在盛着肥肠浇头的大铁盆里左捞右挑，才给我凑够了一碗肥肠面所需的那五、六块肥肠。
汤依然够酽，面依然够烫，吸溜着面，我想起那些以开小面馆为理想的朋友的朋友们。这是我听过的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
吃完面，手背抹拉几下嘴唇我就下了打铜街。如果仔细地掏出餐巾纸来擦嘴，未免不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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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打铜街，中国式过了陕西街的马路，冲着钢铁怪物般的建设中的东水门大桥，下了半壁已无半壁废墟的东正街。百年的石阶，细碎的在脚下，压顶的大桥钢梁，蛮横地铺天盖地。踅进东华楼二巷，解放东路那头的谢家老宅应是得以幸免了，东正街这头的民国棉花帮商号的雕花青砖四层老楼，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涂着白圈拆字——这是所有真正美与有价值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私刑死亡判决——的楼上，裸露出的木构雕栏，依然还是民国时候的原作，原木已是酽茶的颜色，饱浸着重庆百年的风雨。眺望着长江，这是最后一瞥了，我这几天总是下打铜街，走过去看看，我知道下次再来，都他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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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海关巷，前年还是清静寂寥，树荫下几道石阶，阶上是左右的邻里闲坐着，闲聊着。忽然就成废墟了，我走下去，遗矢遍地。提起裤子的孩子说前面走不通了，我问他向左去四方街呢？不通；向右去邮政局巷呢？不通。甚至国民zf重庆海关大楼上也涂上了拆字，难道这也忍心夷平吗？酡红着脸的汉子醺醺然地走过来，看着看着海关大楼的我，摇摇晃晃走到石阶平台，那年我回望阒寂的海关巷的石阶那里，脱下裤子，尿向那年我走下邮政局巷的石阶。然后他看见我还站在那里，愕然地看着他，他也索性回过身来，无遮无挡地裸露着尿着尿的鸡巴看着我。
一切都没有羞耻了，青天白日之下。
后来我在十八梯又遇到了熟悉的棒棒，他也认出了我，我们打招呼寒暄。棒棒明显瘦了许多，他和他的伙伴，穿着同样最便宜的解放鞋，坐在下回水沟路口的台阶上等着活儿。重庆几乎连续一周的雨停了，也忽然就热了起来，我站在台阶后面的楼道里依然汗如浆出。另一个棒棒路过停下来，比划着双臂上的血痕，说刚才一担三百斤的活儿累惨喽。
熟识的棒棒显然不觉得这需要同情，他更关心的是三百斤的活儿是在哪里遇到的，看来他遗憾的是那血痕没有在自己的手臂上，几十块钱的酬劳没有在自己的口袋里。
我走的时候和他道别了。一个下厚慈街买菜的穿着白衬衫的老汉看见了我的相机，提着两根茄子，他和我说让他恼火的事情。他说崽儿买的数码相机花去了一万九，他走几级台阶停下来喘气，再接着说几句崽儿什么东西都要买最好的，实在恼火。
路边算命的长胡子大仙急赤白脸，看来卦儿打的不准。老汉摇着头继续爬十八梯，大仙摇着签继续圆谎，求签的摆着手继续不信。我就坐在了石阶上，阳光斑驳，人们雨水一般从我身旁流过。
从较场口回新华路的道路实在漫长，在炎热的下午不停歇地走着，回去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
我错下了凯旋路，要从望龙门翻二府衙与东升楼，那么高的石阶，那么高的山，我觉得重庆在天上，我永远够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