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江城》作者何伟
何伟是美国作家、记者。自从他两部畅销非虚构著作《寻路中国》和《江城》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引进中国大陆出版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被视为对中国最具洞察力的一位西方作家。他的名字也成了中国各大报纸和杂志书评版上的常客。
《寻路中国》是何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却是何伟在美国出版的非虚构“中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他在那本书中描写了2001年在北京取得中国驾照后，开车漫游中国北方长城一带、后来到浙江南部一带考察进城农民工和小企业家奋斗求生的经历。对中国现状的熟稔、对细节和数据忠实而惊人的记录、独到而别样的视角，使得该书在美国稳居畅销书榜单，并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这本书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畅销势头。
《江城》描写了何伟1997年到1999年服务于美国和平队期间，在四川小城涪陵度过的两年。该书出版后再度在中国掀起何伟热。书中描写了作者在涪陵立足之初怎样努力适应当地文化并反客为主的细节，有趣而真实。当初来到中国时，外人都不解，毕业于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何伟为何会选择一个偏僻的小城居住和工作。只有何伟自己明白，一个有志于写作的青年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封闭的象牙塔校园。“一个作家需要理解普林斯顿和牛津之外的世界。如果我要写出真实的世界，那我就必须住在那里。”何伟在采访中告诉记者。
在书评版的热度稍稍下降后，《外滩画报》从旅行、人生与写作的角度对何伟进行了电子邮件采访——这也是何伟第一次接受媒体生活方式角度的采访。在电子邮件中，何伟首次披露了他过去43年人生中的多次旅行，和艰苦卓绝的自我寻找并最终在中国得以成就写作之路的经历。采访中，何伟以他擅长的真实坦诚的笔触，叙述了众多不为人所知的有趣经历和细节。
目前，何伟携妻子——华裔美籍知名作家张彤禾（她的畅销书《工厂女孩》将于年底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中文版），和一对双胞胎女儿居住于埃及开罗。一家人积极学习阿拉伯语，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并酝酿着下一本新书。按照何伟的计划，他希望在开罗居住五六年后再度回到中国。“我想要住在西南地区，可能是成都。但也有可能再回到涪陵。到那时，中国肯定有改变，我自己也会改变。我去埃及的主要原因就是确保我对中国的认识不会变得陈腐。期待回归中国的日子。”在采访结束之际，何伟这样告诉《外滩画报》。
B=《外滩画报》
H=何伟（Peter Hessler）
靠双脚、睡袋和帐篷穷游世界
B：你人生中第一次旅行是怎样的？
H：第一次旅行时我还很小。我的父母财力有限，因此不会到外国旅行，但是我们全家经常在暑假里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多年来我们开车去过美国的绝大部分地方。我最喜欢美国的西部和南部。
我的主要旅行经历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的。大学毕业后，我和3位好友一起开车横跨美国和加拿大，这段旅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紧接着我在那年秋天去了牛津大学念书。这期间我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我随身带着帐篷，沿途露营，只花3000美元。那几年的旅行生涯让我觉得活着真是件妙事，它真正打开了我的眼界。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回到美国。我没有直接坐飞机回美国，而是把机票钱省下来坐了火车，从英国出发，一路经过东欧，到达亚洲。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有次在安徽合肥大学露营，我的朋友和我直接把帐篷搭在大学校园正中间。旁人都不知道拿我们怎么办，而且我们也不会说中文。我想那趟旅行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且决定以后一定要回来。
B：你的欧洲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却花了很少的钱，是如何办到的？
H：我带着帐篷，在任何地方都露营。有次在德国斯图加特，我坐电车出城到了郊外，在某户人家的院子里支起了帐篷。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在这家人没发现之前赶快离开。有时我睡在桥下，在瑞士徒步旅行期间我就这么干过。我很少在餐厅吃饭，而是去超市或者杂货店买食物。这样的话旅行费用就比较低。那时的我不怎么介意艰苦的环境，喜欢睡在帐篷里，现在就适应不了了。
B：你在哪里出生和长大？那里的人常旅行吗？
H：我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当时我父亲求学于匹兹堡大学。我出生2个月后，全家搬到波士顿，2岁时又搬到了密苏里州哥伦比亚，我在那里长大。哥伦比亚是个大学城，密苏里大学就在那里。我们住的地方离密苏里大学只有2里路，我经常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去那里。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校园里和四周的田野上度过。10岁时，我每周六在密苏里大学足球比赛场地卖饮料。再大点，我发现校园里可以打暑期工，就报名担当了助教，负责访谈不同领域的人，有次我还帮一位老教授整理图书馆。
哥伦比亚是个有6万人口的小城，居民并不经常旅行。尽管旁边就是大学校园，但整个小镇感觉比较偏僻。如果要前往离小镇最近的城市和机场，坐车就要花2个多小时。我非常热爱这个从小长大的小镇，但我也想走出去看看，不想一辈子待在那里。世界这么大，我想多多探索体验。
B：你热爱旅行，是因为你家庭的传统还是因为你生来就对旅行怀有激情？
H：我对旅行和旅居异地的渴望应该是出于更加私人的原因。我们家族的其他成员并不经常旅行，除了我也没有人在海外居住过。我的姐姐安吉拉是一个地理学家，必须要经常旅行，她是我们家的特例。我的父母不喜欢跨国旅行，我母亲从未到过中国，我爸爸就在我服役和平队期间到过中国一次。他们没有去埃及的想法。但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是受到了爸爸的影响，他是个天生的说故事高手，头脑非常开放，并且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非常喜欢研究事物的运作规律，并且对所有与他不同的人都很好奇。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工作中访问别人并且总是试图理解他们的文化模式。毫无疑问，他在我早年选择作家作为终生职业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B：你的祖父曾是天主教牧师，他曾经狂热地梦想来到中国，最终为什么没有来到中国？
H：他是个修道士，并不是牧师。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你想成为牧师之前必须学习全部的相关知识，宣誓后才能成为牧师。他学习了全部相关知识，但他始终没有宣誓。他退出了。因为他想去中国，但是天主教廷没有派他去那里。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在进行那次长途环球旅行之前，我去祖父曾经学习过的罗马修道院待了一周。我随身携带了他的日记并仔细阅读。那时我才了解了他想去中国的愿望，那时我对中国还非常陌生。两个月后，我到达了北京，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联系。我祖父年轻时被中国吸引，我读了他的日记后，来到了北京，并且也感受到了这种吸引。
B：在旅行中你会记录一切吗？之后写作时你是如何记住这些细节的呢？
H：我经常记录细节，详细到事无巨细。我在书里提到了环游世界的经历，但是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写得很详细。也许以后可能会写那几年的回忆录，那时候我就会重新翻阅自己的日记。那些日记很棒，我用很小的字体写在笔记本上，随时随地把笔记放在口袋里，哪怕穿过艰苦地段也是如此。所以它们看起来磨损得非常严重了。
B：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写作和文学产生热情的？在你小时候和青年时期哪些作家和书本对你有影响？
H：我在孩童时代就读了不少书。我喜欢科幻类的作品，尤其是雷·布莱德伯里（Ray Bradbury）的作品，我还喜欢托尔金的书。那时我还非常喜欢一位叫做约翰·克里斯托弗的作家。稍稍长大点后，我开始涉猎文学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还有诸如《麦田守望者》和《22条军规》之类的作品。我喜欢读任何类型的短篇故事。在我上高中那年，我的老师告诉我，我对写作有天分，她鼓励我成为一名作家。她的名字叫Mary Racine，上个月正好退休，都快30年过去了
B. 跟别的专业学生相比，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时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H：普林斯顿大学有非常强大的创意写作选修课，至今仍旧如此。美国有许多大学都有优秀的创意写作项目，但它们主要针对研究生。在普林斯顿，这个项目只为本科生开设。但即便你是普林斯顿的学生，也不保证报名就能修读。我当时被初级课程拒绝了3次，但我还是继续坚持申请。
进入了写作班以后，我在几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教导下学习，他们都是小说家。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一名小说家。但我在大三那年选修了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非小说课程，然后我开始将焦点转移到非小说写作上，但那时我已经拥有了一些虚构写作的技巧。
大多数非虚构作家来自新闻领域，这常常导致他们的作品不够有趣。
“我在对的时间到了对的城市”
B：和平队是什么样的组织？你在《寻路中国》里多次提到了它。
H：和平队创始人是已故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它是冷战的产物。美国担心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过于官方和疏远，希望有年轻人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多年后和平队已经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志愿者也不再是官方的工具。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项目，它帮助了美国人了解外面的世界。
在中国服役的和平队队员中，涌现了许多作家。前志愿者们已经出版了6本书籍，还有3本即将付印。影响力极高的《老北京最后的日子》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梅耶，就曾在和平部队待过。还有位前志愿者后来去了《纽约时报》北京站工作，还获得了普利策奖。我认为这些人的成就和在和平队期间学会的中文密不可分。住在小城市里，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
B：谈谈你在涪陵的生活吧。
H：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就喜欢上了她，但那时我只是一个游客。后来因为参与了和平队，我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作为生活在涪陵的外国人，我时不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还是会找到归属感。有时候，人会有一种感觉，那一刹那，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意义，涪陵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我在对的时间到了对的城市。1997年，中国像涪陵这样的城市终于开始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渐渐有了自己的清晰定位。同时我也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开始正式地成为一个作家。
B：《江城》在美国出版前后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H：在涪陵待了6个月后，我的导师约翰·麦克菲给我寄了一封长信，建议我将涪陵的生活写成一本书。我一直忙着学习中文和教书，完全没想过写作。他这个建议让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开始认真考虑。我对涪陵做了一些调查，然后着手建立了《江城》的结构。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想我不会写书。
但当时，我觉得自己很难拿到一份出版合同，因为我没有什么出版的经验。但我还是写完了那本书。我和父母一起住，花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那本书于1998年12月完稿。写完之后我非常抑郁，因为我看不出那本书哪里好。当时找工作也遇到了麻烦。我投简历给美国的许多报刊杂志，但是全部石沉大海。那是段艰难的日子。最终我列了个名单，把书稿寄给名单上的代理公司。其中两个表示有兴趣，我挑选了其中一家，它有能力把我的书卖给出版人。虽然不算非常走运，但也是个比较体面的出路了，我得到的报酬也让我付清了大学贷款。
2001年，《江城》正式出版，评论界开始有所反应，突然我预感这本书会受到欢迎。说实话，那让我十分紧张。很多不确定感向我袭来，我害怕涪陵人会讨厌这本书。大概到了2003年，我也意识到了《江城》的成功和受到的重视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当时我没想到它在中国也能这么受欢迎。即便像赛珍珠这样真正懂得中国的优秀作家，曾写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书，甚至凭《大地》一书获得诺贝尔奖，她也不被当时的中国读者认可。我认为当今的中国读者比以往更自信，能够更开放地面对整个世界。他们想要听到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中国读者对《寻路中国》和《江城》两本书的回应比我自己的解读更有价值。
B：你在中国的自驾车之旅持续了多长时间？
H：《寻路中国》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以我的两次开车旅行为基础而写作的。第一次旅行是在2001年的秋天，我旅行了大概5到6周的时间。第二次旅行在2002年的春天，也是用了差不多的时间。在北京周边我还做了其他调查，但是这两次旅程是最主要的。你如果有美国原版的《寻路中国》，可以看到地图上的路线。
这两次是非常棒的旅行经历，也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两次旅行经历。那时候的时间也刚刚好，我在中国待了5年，对中国的语言和风俗适应自如。但是开车旅行对我而言是第一次，所以十分新鲜，十分激动。当然路况常常是崎岖的，有时也会迷路，但是路上遇到的人都非常好。在我的经验中，中国偏僻地区的人更加有礼貌。
B：《寻路中国》中提到很多故事发生在北京乡村三岔，跟你之前选择住在涪陵是同样的原因吗？
H：2000年底，我意识到我正在错过一些东西。我生活在北京，却花了太多时间与外国人相处，因此开始想念在涪陵的生活，我跟当地人相处得很好，我很在乎他们。我认为找个小一点的地方，与当地人建立联系会更好地帮助我理解中国。作为一个记者，了解农村人的生活有一点困难，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我在那里有个自己的家，会对我了解那里非常有利。
把家搬到三岔是我在北京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当然这帮助了我的写作，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当我认识住在三岔的人们，特别是魏氏一家后，我感到和这块土地、和中国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这帮助我和我将要写到的这个国家建立非常健康的联系。三岔和涪陵让我在中国有了真正的根。我相信所描写的一切都是在这些地方形成的。他们给了我根，还给了我责任感。
B：你是在哪里写作的《寻路中国》？相比《江城》的写作过程，这段经历怎么样？
H：每本书都意味不一样的写作体验。我是在密苏里州我父母的家里写《江城》的。我在菊儿胡同写成了《甲骨文》。那是一段漫长的经历。期间我的臂膀因为打篮球骨折过，我独臂打了几章文字。邻居一直在装修，那些噪音令我头痛不已。有时候我会去三岔写，但是我在三岔的家太简陋，冬天太冷，所以一次只能在那待个三四天。当我最终完成《甲骨文》一书时，我对自己说下次一定要挑个好的环境写作。
我在科罗拉多的里奇韦（ridgway）写成了《寻路中国》，从2007年底写到2008年秋天，期间休息了一次，去北京感受奥运会。写作过程非常放松，我会在清晨和下午早些时候写作，然后去长跑直到晚饭时间。里奇韦是美国最漂亮的地方之一，那里的山脉非常高。我每天跑大概20公里，我在2008年6月参加了一次马拉松比赛。
我未来的目标是：享受写作的过程。我能以此为生是非常幸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自由的工作日程，而富有创造性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的感激充满了《寻路中国》这本书，我确信这样的感激会一直贯穿在将来的写作中。
我还打算在新书中收录一些关于美国的文章作为调剂。我的目标是收录过去十几年间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些最好的文章。有些是人物特写，有些是散文，有些比较幽默，有些比较严肃。比如，我认为最好的故事名叫《唐医生》，是关于科罗拉多西南部小镇上的一个药剂师。我还写过一篇叫《去西方》的文章，关于从中国去美国的移民们。我认为那些故事对于中国读者和美国读者而言都是有意思的。
B：是什么让你去了埃及？
H：我们想要去世界上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居住、学习语言并写作。我想去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精彩现状的地方，就像中国那样。所以埃及自然而然成为了目的地。我们2007年离开中国时就是这么打算的。但因为《寻路中国》和宝宝的关系，我们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更长的时间。后来埃及闹革命，所以去埃及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目前我集中精力学习阿拉伯语，现在可以进行流畅的基本对话了。我希望接下来的7到8个月里自己更有长进，语言方面能独当一面。我很怀念流利说中文的日子，不用依赖翻译。
B：在埃及过得怎么样？
H：我们住在尼罗河上的克岛，我很喜欢这里。有时候它会让我想起涪陵。下午我经常和宝宝一起散步，看着尼罗河的景色。我们住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公寓楼里，这个楼很有特色。这里的经济不十分好，所以他们不能对城市全部重新翻建，就像中国一样。我喜欢我们的房子，它有高高的天花板，漂亮的木地板，暖气也设计得非常好。我们还有一个小花园，我的宝宝们很喜欢，她们也在学习阿拉伯语。
《寻路中国》是何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却是何伟在美国出版的非虚构“中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他在那本书中描写了2001年在北京取得中国驾照后，开车漫游中国北方长城一带、后来到浙江南部一带考察进城农民工和小企业家奋斗求生的经历。对中国现状的熟稔、对细节和数据忠实而惊人的记录、独到而别样的视角，使得该书在美国稳居畅销书榜单，并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现在，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这本书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畅销势头。
《江城》描写了何伟1997年到1999年服务于美国和平队期间，在四川小城涪陵度过的两年。该书出版后再度在中国掀起何伟热。书中描写了作者在涪陵立足之初怎样努力适应当地文化并反客为主的细节，有趣而真实。当初来到中国时，外人都不解，毕业于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何伟为何会选择一个偏僻的小城居住和工作。只有何伟自己明白，一个有志于写作的青年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封闭的象牙塔校园。“一个作家需要理解普林斯顿和牛津之外的世界。如果我要写出真实的世界，那我就必须住在那里。”何伟在采访中告诉记者。
在书评版的热度稍稍下降后，《外滩画报》从旅行、人生与写作的角度对何伟进行了电子邮件采访——这也是何伟第一次接受媒体生活方式角度的采访。在电子邮件中，何伟首次披露了他过去43年人生中的多次旅行，和艰苦卓绝的自我寻找并最终在中国得以成就写作之路的经历。采访中，何伟以他擅长的真实坦诚的笔触，叙述了众多不为人所知的有趣经历和细节。
目前，何伟携妻子——华裔美籍知名作家张彤禾（她的畅销书《工厂女孩》将于年底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中文版），和一对双胞胎女儿居住于埃及开罗。一家人积极学习阿拉伯语，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并酝酿着下一本新书。按照何伟的计划，他希望在开罗居住五六年后再度回到中国。“我想要住在西南地区，可能是成都。但也有可能再回到涪陵。到那时，中国肯定有改变，我自己也会改变。我去埃及的主要原因就是确保我对中国的认识不会变得陈腐。期待回归中国的日子。”在采访结束之际，何伟这样告诉《外滩画报》。
B=《外滩画报》
H=何伟（Peter Hessler）
靠双脚、睡袋和帐篷穷游世界
B：你人生中第一次旅行是怎样的？
H：第一次旅行时我还很小。我的父母财力有限，因此不会到外国旅行，但是我们全家经常在暑假里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多年来我们开车去过美国的绝大部分地方。我最喜欢美国的西部和南部。
我的主要旅行经历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的。大学毕业后，我和3位好友一起开车横跨美国和加拿大，这段旅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紧接着我在那年秋天去了牛津大学念书。这期间我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我随身带着帐篷，沿途露营，只花3000美元。那几年的旅行生涯让我觉得活着真是件妙事，它真正打开了我的眼界。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回到美国。我没有直接坐飞机回美国，而是把机票钱省下来坐了火车，从英国出发，一路经过东欧，到达亚洲。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有次在安徽合肥大学露营，我的朋友和我直接把帐篷搭在大学校园正中间。旁人都不知道拿我们怎么办，而且我们也不会说中文。我想那趟旅行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且决定以后一定要回来。
B：你的欧洲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却花了很少的钱，是如何办到的？
H：我带着帐篷，在任何地方都露营。有次在德国斯图加特，我坐电车出城到了郊外，在某户人家的院子里支起了帐篷。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在这家人没发现之前赶快离开。有时我睡在桥下，在瑞士徒步旅行期间我就这么干过。我很少在餐厅吃饭，而是去超市或者杂货店买食物。这样的话旅行费用就比较低。那时的我不怎么介意艰苦的环境，喜欢睡在帐篷里，现在就适应不了了。
B：你在哪里出生和长大？那里的人常旅行吗？
H：我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当时我父亲求学于匹兹堡大学。我出生2个月后，全家搬到波士顿，2岁时又搬到了密苏里州哥伦比亚，我在那里长大。哥伦比亚是个大学城，密苏里大学就在那里。我们住的地方离密苏里大学只有2里路，我经常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去那里。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校园里和四周的田野上度过。10岁时，我每周六在密苏里大学足球比赛场地卖饮料。再大点，我发现校园里可以打暑期工，就报名担当了助教，负责访谈不同领域的人，有次我还帮一位老教授整理图书馆。
哥伦比亚是个有6万人口的小城，居民并不经常旅行。尽管旁边就是大学校园，但整个小镇感觉比较偏僻。如果要前往离小镇最近的城市和机场，坐车就要花2个多小时。我非常热爱这个从小长大的小镇，但我也想走出去看看，不想一辈子待在那里。世界这么大，我想多多探索体验。
B：你热爱旅行，是因为你家庭的传统还是因为你生来就对旅行怀有激情？
H：我对旅行和旅居异地的渴望应该是出于更加私人的原因。我们家族的其他成员并不经常旅行，除了我也没有人在海外居住过。我的姐姐安吉拉是一个地理学家，必须要经常旅行，她是我们家的特例。我的父母不喜欢跨国旅行，我母亲从未到过中国，我爸爸就在我服役和平队期间到过中国一次。他们没有去埃及的想法。但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是受到了爸爸的影响，他是个天生的说故事高手，头脑非常开放，并且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非常喜欢研究事物的运作规律，并且对所有与他不同的人都很好奇。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工作中访问别人并且总是试图理解他们的文化模式。毫无疑问，他在我早年选择作家作为终生职业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B：你的祖父曾是天主教牧师，他曾经狂热地梦想来到中国，最终为什么没有来到中国？
H：他是个修道士，并不是牧师。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你想成为牧师之前必须学习全部的相关知识，宣誓后才能成为牧师。他学习了全部相关知识，但他始终没有宣誓。他退出了。因为他想去中国，但是天主教廷没有派他去那里。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在进行那次长途环球旅行之前，我去祖父曾经学习过的罗马修道院待了一周。我随身携带了他的日记并仔细阅读。那时我才了解了他想去中国的愿望，那时我对中国还非常陌生。两个月后，我到达了北京，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联系。我祖父年轻时被中国吸引，我读了他的日记后，来到了北京，并且也感受到了这种吸引。
B：在旅行中你会记录一切吗？之后写作时你是如何记住这些细节的呢？
H：我经常记录细节，详细到事无巨细。我在书里提到了环游世界的经历，但是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写得很详细。也许以后可能会写那几年的回忆录，那时候我就会重新翻阅自己的日记。那些日记很棒，我用很小的字体写在笔记本上，随时随地把笔记放在口袋里，哪怕穿过艰苦地段也是如此。所以它们看起来磨损得非常严重了。
B：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写作和文学产生热情的？在你小时候和青年时期哪些作家和书本对你有影响？
H：我在孩童时代就读了不少书。我喜欢科幻类的作品，尤其是雷·布莱德伯里（Ray Bradbury）的作品，我还喜欢托尔金的书。那时我还非常喜欢一位叫做约翰·克里斯托弗的作家。稍稍长大点后，我开始涉猎文学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还有诸如《麦田守望者》和《22条军规》之类的作品。我喜欢读任何类型的短篇故事。在我上高中那年，我的老师告诉我，我对写作有天分，她鼓励我成为一名作家。她的名字叫Mary Racine，上个月正好退休，都快30年过去了
B. 跟别的专业学生相比，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时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H：普林斯顿大学有非常强大的创意写作选修课，至今仍旧如此。美国有许多大学都有优秀的创意写作项目，但它们主要针对研究生。在普林斯顿，这个项目只为本科生开设。但即便你是普林斯顿的学生，也不保证报名就能修读。我当时被初级课程拒绝了3次，但我还是继续坚持申请。
进入了写作班以后，我在几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教导下学习，他们都是小说家。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一名小说家。但我在大三那年选修了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非小说课程，然后我开始将焦点转移到非小说写作上，但那时我已经拥有了一些虚构写作的技巧。
大多数非虚构作家来自新闻领域，这常常导致他们的作品不够有趣。
“我在对的时间到了对的城市”
B：和平队是什么样的组织？你在《寻路中国》里多次提到了它。
H：和平队创始人是已故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它是冷战的产物。美国担心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过于官方和疏远，希望有年轻人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多年后和平队已经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志愿者也不再是官方的工具。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项目，它帮助了美国人了解外面的世界。
在中国服役的和平队队员中，涌现了许多作家。前志愿者们已经出版了6本书籍，还有3本即将付印。影响力极高的《老北京最后的日子》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梅耶，就曾在和平部队待过。还有位前志愿者后来去了《纽约时报》北京站工作，还获得了普利策奖。我认为这些人的成就和在和平队期间学会的中文密不可分。住在小城市里，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
B：谈谈你在涪陵的生活吧。
H：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就喜欢上了她，但那时我只是一个游客。后来因为参与了和平队，我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作为生活在涪陵的外国人，我时不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还是会找到归属感。有时候，人会有一种感觉，那一刹那，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意义，涪陵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我在对的时间到了对的城市。1997年，中国像涪陵这样的城市终于开始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渐渐有了自己的清晰定位。同时我也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开始正式地成为一个作家。
B：《江城》在美国出版前后你遇到了哪些困难？
H：在涪陵待了6个月后，我的导师约翰·麦克菲给我寄了一封长信，建议我将涪陵的生活写成一本书。我一直忙着学习中文和教书，完全没想过写作。他这个建议让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开始认真考虑。我对涪陵做了一些调查，然后着手建立了《江城》的结构。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想我不会写书。
但当时，我觉得自己很难拿到一份出版合同，因为我没有什么出版的经验。但我还是写完了那本书。我和父母一起住，花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那本书于1998年12月完稿。写完之后我非常抑郁，因为我看不出那本书哪里好。当时找工作也遇到了麻烦。我投简历给美国的许多报刊杂志，但是全部石沉大海。那是段艰难的日子。最终我列了个名单，把书稿寄给名单上的代理公司。其中两个表示有兴趣，我挑选了其中一家，它有能力把我的书卖给出版人。虽然不算非常走运，但也是个比较体面的出路了，我得到的报酬也让我付清了大学贷款。
2001年，《江城》正式出版，评论界开始有所反应，突然我预感这本书会受到欢迎。说实话，那让我十分紧张。很多不确定感向我袭来，我害怕涪陵人会讨厌这本书。大概到了2003年，我也意识到了《江城》的成功和受到的重视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当时我没想到它在中国也能这么受欢迎。即便像赛珍珠这样真正懂得中国的优秀作家，曾写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书，甚至凭《大地》一书获得诺贝尔奖，她也不被当时的中国读者认可。我认为当今的中国读者比以往更自信，能够更开放地面对整个世界。他们想要听到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中国读者对《寻路中国》和《江城》两本书的回应比我自己的解读更有价值。
B：你在中国的自驾车之旅持续了多长时间？
H：《寻路中国》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以我的两次开车旅行为基础而写作的。第一次旅行是在2001年的秋天，我旅行了大概5到6周的时间。第二次旅行在2002年的春天，也是用了差不多的时间。在北京周边我还做了其他调查，但是这两次旅程是最主要的。你如果有美国原版的《寻路中国》，可以看到地图上的路线。
这两次是非常棒的旅行经历，也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两次旅行经历。那时候的时间也刚刚好，我在中国待了5年，对中国的语言和风俗适应自如。但是开车旅行对我而言是第一次，所以十分新鲜，十分激动。当然路况常常是崎岖的，有时也会迷路，但是路上遇到的人都非常好。在我的经验中，中国偏僻地区的人更加有礼貌。
B：《寻路中国》中提到很多故事发生在北京乡村三岔，跟你之前选择住在涪陵是同样的原因吗？
H：2000年底，我意识到我正在错过一些东西。我生活在北京，却花了太多时间与外国人相处，因此开始想念在涪陵的生活，我跟当地人相处得很好，我很在乎他们。我认为找个小一点的地方，与当地人建立联系会更好地帮助我理解中国。作为一个记者，了解农村人的生活有一点困难，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我在那里有个自己的家，会对我了解那里非常有利。
把家搬到三岔是我在北京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当然这帮助了我的写作，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当我认识住在三岔的人们，特别是魏氏一家后，我感到和这块土地、和中国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这帮助我和我将要写到的这个国家建立非常健康的联系。三岔和涪陵让我在中国有了真正的根。我相信所描写的一切都是在这些地方形成的。他们给了我根，还给了我责任感。
B：你是在哪里写作的《寻路中国》？相比《江城》的写作过程，这段经历怎么样？
H：每本书都意味不一样的写作体验。我是在密苏里州我父母的家里写《江城》的。我在菊儿胡同写成了《甲骨文》。那是一段漫长的经历。期间我的臂膀因为打篮球骨折过，我独臂打了几章文字。邻居一直在装修，那些噪音令我头痛不已。有时候我会去三岔写，但是我在三岔的家太简陋，冬天太冷，所以一次只能在那待个三四天。当我最终完成《甲骨文》一书时，我对自己说下次一定要挑个好的环境写作。
我在科罗拉多的里奇韦（ridgway）写成了《寻路中国》，从2007年底写到2008年秋天，期间休息了一次，去北京感受奥运会。写作过程非常放松，我会在清晨和下午早些时候写作，然后去长跑直到晚饭时间。里奇韦是美国最漂亮的地方之一，那里的山脉非常高。我每天跑大概20公里，我在2008年6月参加了一次马拉松比赛。
我未来的目标是：享受写作的过程。我能以此为生是非常幸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自由的工作日程，而富有创造性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的感激充满了《寻路中国》这本书，我确信这样的感激会一直贯穿在将来的写作中。
我还打算在新书中收录一些关于美国的文章作为调剂。我的目标是收录过去十几年间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些最好的文章。有些是人物特写，有些是散文，有些比较幽默，有些比较严肃。比如，我认为最好的故事名叫《唐医生》，是关于科罗拉多西南部小镇上的一个药剂师。我还写过一篇叫《去西方》的文章，关于从中国去美国的移民们。我认为那些故事对于中国读者和美国读者而言都是有意思的。
B：是什么让你去了埃及？
H：我们想要去世界上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居住、学习语言并写作。我想去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精彩现状的地方，就像中国那样。所以埃及自然而然成为了目的地。我们2007年离开中国时就是这么打算的。但因为《寻路中国》和宝宝的关系，我们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更长的时间。后来埃及闹革命，所以去埃及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目前我集中精力学习阿拉伯语，现在可以进行流畅的基本对话了。我希望接下来的7到8个月里自己更有长进，语言方面能独当一面。我很怀念流利说中文的日子，不用依赖翻译。
B：在埃及过得怎么样？
H：我们住在尼罗河上的克岛，我很喜欢这里。有时候它会让我想起涪陵。下午我经常和宝宝一起散步，看着尼罗河的景色。我们住在一座历史悠久的公寓楼里，这个楼很有特色。这里的经济不十分好，所以他们不能对城市全部重新翻建，就像中国一样。我喜欢我们的房子，它有高高的天花板，漂亮的木地板，暖气也设计得非常好。我们还有一个小花园，我的宝宝们很喜欢，她们也在学习阿拉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