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林徽因的成就 作者： 甘智岡
林徽因作了很多詩，她的詩有形象美，這和她的美術建築專才有關。她的專業不是文學，她的一生奉獻給了建築，她在英國時立志要學建築，回國後影響了她的未婚夫梁思成學建築。他們一起赴美唸建築，諷刺的是賓州大學建築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能唸美術和舞台設計。這不能不佩服林徽因的高瞻遠囑，她就知道女孩子在那個時代要念建築，會有一段崎嶇難行的路要走，婚姻和事業一定要綁在一起，她這個建築夢才圓得了。對不起，詩和徐志摩排不到那麼前面。
談到了林徽因的藝術設計，二十年代末期，時任東北大學建築系副教授的林徽因参加了由張學良出資發起的徵集東北大學校徽圖案大獎賽，林徽因設計的“白山黑水”圖案一舉奪魁，拿下最高獎金。在五十年代，她和她的清華團隊，贏得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碑的圖案設計。
他們在三十年代投入了勘察我國古建築物的研究項目，為的是我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日本的學者變成我國古建築的代言人。在梁思成帶領的團隊，她全程參與了無數次考察古建築的活動，譬如在五台山發現的距今千年晚唐的佛寺。為了要尋找建築的年代，必須爬上樑趕走蝙蝠,清除蝙蝠屎，用濕布清洗千年樑，這樣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建設極其落後的年代，由一個殘廢的瘸子和一位肺疾三期的病人來全心全力的投入，這在講究個人主義的今天，講究〝人人為我〞的時代是不可思議的，野外工作在七七事變後停頓了，撰寫的工作一直到戰後，梁思成出版了中國古建築史才算大功告成，林徽因的貢獻不止是參贊，改稿。梁思成應當是要將林徽因列為共同撰稿的著者之一。有了這本著作，梁思成在國際學術界聲名大著。最重要的是現代人要研究中國古建築史不需再勞駕日本學者了。沒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努力，中國的古建築學到現在只是日本建築學的一個旁支，就像盆裁，禪學一樣，歐美人都以為那是日本的東西。
取得這樣的成就，林徽因既耐得住作學問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艱辛和貧困。在三十年代〝太太的客廳〞（沈從文語）上作為中心人物被愛慕者如眾星捧月般包圍的是她，窮鄉僻壤、荒寺古廟中不顧重病、不憚艱辛與梁思成考察古建築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門出身經歷繁華，被眾人稱羡的是她，戰争期間繁華落盡困居長江上游李莊，親自提了瓶子上街頭打油買醋的還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東西方藝術真諦，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贊嘆的是她，中年时一貧如洗、疾病纏身仍执意要撰寫中國古代建築史也是她。抗戰期間，費正清去李莊訪問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費正清十分欽佩他們不顧生活的艱困，而對學術的執著和投入。費感嘆地說：「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于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 如果換了美國人，他們一定先要改善生活，然後再談學術研究。」可是在抗戰那段艱苦的日子，改善生活是奢望，要照費正清的美國標準，梁思成的中國古代建築史是完成不了的。
1945年二次大戰行將结束時，林徽因受美軍邀請，在即將執行的奈良轟炸圖上為其標出了著名的文化古跡位置，以免被炸。對日本人的侵略，她和每一個中國人一樣，是痛恨到了極點。林徽因全家在長沙幾乎死於日軍的轟炸；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死於抗敵空戰，林恒的戰友們都當她為長姐，放假就在梁家聚會，每次有位戰友陣亡時，遺物就寄到梁家，林徽因總要大哭一場；在日軍打到貴州獨山時，梁從誡回憶他母親當時就下一步要逃到那裡時若有所思的回應：「咱們中國唸書的人還有最後一條路好走，家前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可是對保護日本古建築時，她放下了對日軍在中國八年的種種殘虐暴行的仇恨，由此，我们看到了林徽因所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的高貴情操。
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担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争論。由于吴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吴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同濟大学教授陳從周回憶道：〝她（指林徽因）指着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樓今日早已隨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雲散，但林徽因當日的金剛怒吼，必將永遠環繞在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國學者心頭。
談到了林徽因的藝術設計，二十年代末期，時任東北大學建築系副教授的林徽因参加了由張學良出資發起的徵集東北大學校徽圖案大獎賽，林徽因設計的“白山黑水”圖案一舉奪魁，拿下最高獎金。在五十年代，她和她的清華團隊，贏得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碑的圖案設計。
他們在三十年代投入了勘察我國古建築物的研究項目，為的是我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日本的學者變成我國古建築的代言人。在梁思成帶領的團隊，她全程參與了無數次考察古建築的活動，譬如在五台山發現的距今千年晚唐的佛寺。為了要尋找建築的年代，必須爬上樑趕走蝙蝠,清除蝙蝠屎，用濕布清洗千年樑，這樣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建設極其落後的年代，由一個殘廢的瘸子和一位肺疾三期的病人來全心全力的投入，這在講究個人主義的今天，講究〝人人為我〞的時代是不可思議的，野外工作在七七事變後停頓了，撰寫的工作一直到戰後，梁思成出版了中國古建築史才算大功告成，林徽因的貢獻不止是參贊，改稿。梁思成應當是要將林徽因列為共同撰稿的著者之一。有了這本著作，梁思成在國際學術界聲名大著。最重要的是現代人要研究中國古建築史不需再勞駕日本學者了。沒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努力，中國的古建築學到現在只是日本建築學的一個旁支，就像盆裁，禪學一樣，歐美人都以為那是日本的東西。
取得這樣的成就，林徽因既耐得住作學問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艱辛和貧困。在三十年代〝太太的客廳〞（沈從文語）上作為中心人物被愛慕者如眾星捧月般包圍的是她，窮鄉僻壤、荒寺古廟中不顧重病、不憚艱辛與梁思成考察古建築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門出身經歷繁華，被眾人稱羡的是她，戰争期間繁華落盡困居長江上游李莊，親自提了瓶子上街頭打油買醋的還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東西方藝術真諦，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贊嘆的是她，中年时一貧如洗、疾病纏身仍执意要撰寫中國古代建築史也是她。抗戰期間，費正清去李莊訪問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費正清十分欽佩他們不顧生活的艱困，而對學術的執著和投入。費感嘆地說：「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于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 如果換了美國人，他們一定先要改善生活，然後再談學術研究。」可是在抗戰那段艱苦的日子，改善生活是奢望，要照費正清的美國標準，梁思成的中國古代建築史是完成不了的。
1945年二次大戰行將结束時，林徽因受美軍邀請，在即將執行的奈良轟炸圖上為其標出了著名的文化古跡位置，以免被炸。對日本人的侵略，她和每一個中國人一樣，是痛恨到了極點。林徽因全家在長沙幾乎死於日軍的轟炸；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死於抗敵空戰，林恒的戰友們都當她為長姐，放假就在梁家聚會，每次有位戰友陣亡時，遺物就寄到梁家，林徽因總要大哭一場；在日軍打到貴州獨山時，梁從誡回憶他母親當時就下一步要逃到那裡時若有所思的回應：「咱們中國唸書的人還有最後一條路好走，家前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可是對保護日本古建築時，她放下了對日軍在中國八年的種種殘虐暴行的仇恨，由此，我们看到了林徽因所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的高貴情操。
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担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争論。由于吴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吴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同濟大学教授陳從周回憶道：〝她（指林徽因）指着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樓今日早已隨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雲散，但林徽因當日的金剛怒吼，必將永遠環繞在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國學者心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