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评论《画像》
小说出版王尔德在St. James's Gazette上写的
And the moral is this: all excess, as well as all reunification, brings its own punishment.
The painter, Basil Hallward, worshipping physical beauty too much, as most painters do, dies by the hand of one in whose soul he has created a monstrous and absurd vanity.
Dorian Gray, having led a life of mere sensation and pleausre,tries to kill conscience, and at that moment kills himself.
Lord Henry Wotton seeks to be merely the spectator of life. He finds that those who reject the battle are more deeply wounded than those who take part in it.
寓意是这样的：所有的过份，以及所有的统一，带给它对自身的惩罚。
画家巴兹尔·霍华德，太过崇拜肉体之美，正如大部分画家一样；他在某个人的灵魂中催生了一种巨大而荒谬的虚荣，自己却死于此人之手。
道连格雷，曾一度在纯粹的感性与愉悦中生活，试图杀死良知，而在那一刻他杀死了自己。
亨利勋爵渴望成为一个纯粹的生命旁观者，而他发现拒绝战争的人所负的伤，远远深于那些参与战争的人。
——————————————————————————————————
巴兹尔·霍华德是我心中的我；亨利勋爵是世人眼里的我；道连是我想要——也许，在别的时代——成为的我。
（巴西尔是我心目中自己的形象，道连·格雷是我期望中的形象，亨利勋爵是世人眼中我的形象。 ）
——————————————————————————————————
奥斯卡·王尔德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在1891年出版后几乎遭到了英国报界的同声谴责，有报纸批评道：“这本书是法国颓废派文学这个麻疯怪物的产物，是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
而王尔德当时对舆论的回应是：“《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有一种可怕的道德——一种好淫的人所不能发现的道德，但是，对于一切心灵健康的人，它是明显的。”
——————————————————————————————————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王尔德惟一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年6月20日首次出版，出版后受到很大关注，出现了许多评论文章。《苏格兰观察家》7月5日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对小说作者和小说本身进行了激烈抨击，说王尔德尽管聪明漂亮，有才华，但却是一个堕落的高贵绅士；至于小说，则根本上是违反法律、违背人性的，是与道德背道而驰的，因为其主人公是一个恶魔。虽然王尔德有头脑、懂艺术，但若他照此下去，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改操他业了。王尔德奋笔反击，写了这封信，以《王尔德先生的回答》为题发表在7月12日《苏格兰观察家》上。--原注）
先生们，贵刊刚刚发表了一篇评论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不公正的，所以我要求你们准许我保留在你们的栏目里进行反驳的权利。
先生们，你们这个评论家一边承认我的小说“显然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是一位“有头脑、艺术和风格”的作家的作品，一边又显然是别有用心地板着面孔说我写这篇小说是给那些最腐化堕落的罪犯和最没有教养的人读的。先生们，我并不是说罪犯和没有教养的人除了报纸之外就不读什么东西了。他们显然不可能理解我的什么作品。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他们不谈，且让我谈谈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个更宽泛的问题。作家在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所得的愉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愉悦，他所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愉悦。艺术家关注的是对象，除此之外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至于人们会有什么闲言碎语他更不在意。他手里的工作已把他牢牢吸引住了。他对别的人也很冷淡。我写作是因为写作最可能让我获得最大的艺术享受。如果我的作品能有几个读者喜欢，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痛苦。至于群氓们，我根本就没想做流行小说家，而要做，那真是太容易了。
你们的批评家试图把艺术家与他的话题硬扯到一起，这真是犯了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对这一点，先生们，你们是根本没法辩解的。济慈是自希腊时代以来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说过：他在构思真善美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与想到假恶丑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一样多（原话是：“诗人……在构思伊阿古时和在构思伊摩琴时能获得同样的愉悦。使纯洁的哲学家感到震惊的东西却会让诗人兴奋不已。”见济慈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德·渥得斯的信。--原注）。先生们，让你们的批评家考虑考虑济慈所作的这种优秀批评的意义吧!因为艺术家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工作的。作家总是与他要表达的话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他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他就要对之深思熟虑。他离自己要表达的话题越远，他就越能更自由地工作。你们的评论家暗示说，我没明确表示过我是喜爱罪恶厌恶美德呢，还是喜爱美德厌恶罪恶。美和丑之于他只是如画家调色板上的颜色之于画家，仅此而已。他知道只有依靠它们才会产生一定的艺术效果，并且确实做到了。伊阿古在道德上可以说是可怕的，而伊摩琴伊摩琴，（莎士比亚《辛白林》一剧中cymbeline的女儿，posthumus的忠实妻子，是贞妇的典范。--译者）则是完美无瑕的。就如济慈所言，莎士比亚在创造某个恶人时所获得的快乐是与他在创造好人时获得的快乐一样多的。
先生们，这个故事必然会戏剧化地围绕着道林·格雷的道德堕落这个问题发展，否则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故事情节也就没什么主题了。保持这种暧昧不明而又奇妙无穷的气氛就是杜撰出这个故事的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我敢说，先生们，他已取得了成功。每个人都在道林·格雷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罪恶。而道林·格雷有什么罪恶倒没人知道了，因为他的罪恶是发现了他身上的罪恶的人强加给他的。
总之，先生们，我真是非常遗憾这样一篇毫无价值可言的文章竟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人们说《圣·詹姆斯报》的编辑应雇用加利班加利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恶精灵。--译者）作为他的资深批评家（《圣·詹姆斯报》在6月24日发表了一篇庸俗下流的文章，名为‘狗的幼年时期研究‘，并随后开专栏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王尔德写了四封信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最后一封信(6月28日)的结尾几句话是：‘总之，先生们，请你不要迫使我因为每天的攻击而不得不写这些信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件无聊的麻烦事。因为是你先攻击我的，所以我有权利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就让现在这封信作结吧，我请求你让我的小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不朽声名吧。‘--原注），我本认为这句话是玩笑，现在看倒可能是真的了。《苏格兰观察家》不应该准许瑟赛蒂兹瑟赛蒂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因嘲笑阿基琉斯而被杀。--译者）在评论中大做鬼脸，他不配谈一个如此杰出的作家。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7月31日(·)泰特街16号
——————————————————————————————————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从王尔德寄出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后，该报又就同一个问题刊发了一封署名为查理·威伯莱的信，信中提到了莫泊桑、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都德和马洛。威伯莱的另一封信则署名为‘瑟赛蒂兹‘。王尔德的这封信以‘艺术与道德‘为题于8月2日发表。--原注）
先生们，你们的报纸上刚刚发表了一封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信--这封信在我看来可以说有许多方面是可敬的，特别是它一再坚持认为艺术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主题--查理·威伯莱先生暗示说：当我发现《道林·格雷》的道德意义竟受到英美最重要的基督教报纸如此关注时，我一定会非常伤心，因为它们一度曾把我当做道德改革家而欢呼备至。
先生们，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不仅再一次向查理·威伯莱先生本人，而且也向你们那些无疑已心急火燎的读者保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历来把这种批评看成是对我小说的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内容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完整的，那这自然会引起不同的评价。有美感和艺术感觉的人会在其中发现美，而那些更关注道德而非美的人自然只看到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意义。它会让懦夫充满恐惧，让灵魂不洁之徒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罪恶。每个人都会从中看见自己。艺术真正反映的不是生活，而是观众。
因此，就《道林·格雷》来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就像出现在《演说家》等上面的那些批评家那样，会把这部小说看做是“严肃而迷人”的艺术作品；而那些只关注艺术与行为的关系的批评家，像《基督领袖》和《基督徒世界》中的批评家，就会视之为道德寓言。《光明》据说是英国神秘主义者的喉舌，它则视之为“有很高的精神价值的作品”。《圣·詹姆斯报》显然想成为好色之徒的喉舌，所以它就从中看到或假装看到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你们的查理·威伯莱先生温和地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道德意义”。很自然，他接着就会说这部小说根本无艺术性可言。但我承认，若希望每一个批评家都能从各个角度看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不公平的。即使戈蒂耶也有自己的局限，狄德罗也不例外。在当前的英格兰，歌德是轻易见不到的。我只能向查理·威伯莱先生保证：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那种把道德极端化的手段是没有用的，艺术家不会因之而悲哀不已。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8月13日泰特街16号
——————————————————————————————————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寄去那一封宣布终止争论的信后，《苏格兰观察家》又发表了不少署名信，其中包括威伯莱的两封；t。e。布朗(一所诗歌学校的校长)的一封，信中多次引用左拉的话作例证；t。马克莱恩·库班的一封；布莱克·鲍恩(1867-1907，天主教音乐批评家)一封；威廉·阿契(戏剧批评家)一封。王尔德这封信发表在8月16日。显然这是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但《苏格兰观察家》的书信讨论后来又延续了两周。--原注）
先生，我恐怕不会与威伯莱先生就艺术问题在任何报纸上展开争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写信对我来说总是一种痛苦的事，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很遗憾地发现自己不知道威伯莱先生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信，无论如何不是出于有意，而是因为他对我个人的评价是非常不准确的。他暗示说，一旦我发现以他为代表的某类公众和某些宗教杂志的批评家们坚持要在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找出‘许多道德含义‘时，我一定非常伤心。
看了他的信，我自然希望能让你们的读者在这个一定会让历史学家很感兴趣的问题上形成正确的看法，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贵刊上表明我的态度，即我把所有这种批评都视做能增加我小说的伦理意义上的美的有益补充，对此我是心怀感激的。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从来都认为，要求一个平庸的批评家从各个角度评价一部艺术作品并不公平。我至今仍坚持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能看到某种事物的艺术美，他就可能不注意它的道德含义。如果他的性情更易于受道德的影响而非美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关心什么风格啦、论述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歌德才能充分全面、完善地看一部艺术作品。我完全同意威伯莱先生的这样一句话，即他说他很遗憾歌德没有机会读到《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敢肯定，这句话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只是希望某些幽灵一般的出版家现在能为极乐世界蒙上一层阴影；希望在戈蒂耶书的封面上也点缀着金色的常春花。
先生，你或许要问我为什么想让自己小说的道德含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的回答很简单，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包法利夫人》的主要价值并不是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萨朗波》的主要价值也不是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但福楼拜却完全正确地揭示了那些称这个不道德又称那个不准确的人实际上是真正无知的人。他不仅正确地运用了这个词的本意，而且从这个词的艺术含义的角度讲，他运用得也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批评家必须去教育大众，而艺术家必须去教育批评家。
请允许我再作一次纠正，先生，从此我就再不管什么威伯莱先生了。他在信的末尾说我始终公开表示欣赏自己的作品。我毫不怀疑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赞美我，但他确实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以及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坦言相告，从本性和选择能力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懒惰的。在我看来，优雅的空虚才是男人合适的工作。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报纸讨论，已经有216篇关于《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批评文章被我从书桌上扫到废纸篓里去了。引起我注意的公开批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出现在《苏格兰观察家》上，我之所以对之青眼相加，是因为它谈到了作家创作的意图，而它的说法又是应该纠正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圣·詹姆斯报》上，这篇文章态度粗鲁，又写得暧昧不明，在我看是应该立刻受到严厉谴责的，其语气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第三篇文章对我的攻击相对温和一点，它发表在一份名叫《历史日报》的报纸上。我认为自己给《历史日报》写文章纯粹是由于固执。实际上我也相信就是这样。我已忘了他们说过什么了。（《历史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不但攻击了王尔德的小说，而且讽刺了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它抨击《道林·格雷的画像》是毒草，充满精神和道德的腐烂气息。--原注）但我相信他们是说《道林·格雷》是有害读物。我想，我应该好心提醒他们，不管我的作品如何，它无论如何是完美的，仅此而已。至于其他那213篇批评文章，我根本就没在意。实际上我连其中的一半都没读过。这真堪悲哀，但人甚至连赞美都会厌烦，更何况是批评呢!（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赞美文章出现得较晚，代表者为佩特和叶芝。--原注）
至于布朗先生的信，我感兴趣的只是它以实例解释了我对两种明显不同类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对的。布朗先生坦率地说，他认为道德是我的小说的‘重点‘。布朗先生的意图很好，也算说对了一半，但当他从艺术角度继续谈论这部小说时，他当然是遗憾地偏离了小说的主旨。把《道林·格雷》归入左拉的《大地》一类显然是与把缪塞的《佛图尼奥》与阿达菲的情节剧相提并论一样愚蠢。布朗先生应该满足于道德欣赏。在这方面他是坚定不移的。
库班的信一开头就充满恶意地称我的信是‘厚颜无耻的谬论‘。‘厚颜无耻‘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而‘谬论‘这个词则是用错了地方。恐怕常给报纸写文章会使人的文风堕落。一旦谁踏入了报纸这个奇怪的并总是最嘈杂的竞技场，他就会变得暴躁、爱骂人，并会丧失一切平衡感。‘厚颜无耻的谬论‘既不显得暴躁也不算是骂人的话，但它不应用于对我的信的评价方面。然而，他后来也算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将功补过了，因为他把这几个词也用到自己身上了，并且还指出，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艺术家始终是从风格的美及叙述的美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的，那些没有美感或美感受制于道德顾虑的人，关注的只是诗歌或小说或绘画的主题，并总是将道德意义视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和试金石，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些。而报纸上的批评家则有时采取这种标准，有时又采取那种标准，这要视他们是有教养的人还是没教养的人而定。其实，库班先生是把‘厚颜无耻的谬论‘这种说法转换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我敢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英国民众喜欢冗长乏味的风格，喜欢有人采取这种沉闷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一件事情。我毫不怀疑库班先生现在已经后悔自己初次露面就用了那种不幸的表达方式，对此我不想多说了。就我来说，他是很值得原谅的。
最后，在与《苏格兰观察家》作别的最后时刻，我觉得有必要向你坦诚进一言。我的一位伟人朋友--他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杰出作家根据斯图亚特·马松收集的有关《道林·格雷》的重要评论和通信辑成的《艺术与道德》一书来看，（这个人是罗伯特·洛士。--原注），你本人也并非不认识他--曾对我说，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在参与这场可怕的争论，一个是《苏格兰观察家》的编辑，一个是《道林·格雷》的作者。在今天的晚餐桌上，我的朋友一边品尝着美妙的意大利红勤地酒，一边坚持说你们尽管花样百出，一会儿用假名，一会儿用一些神秘的名字，但实际上只不过戏剧化地充当了我们社会上那些半文盲阶层的代言人。署名‘h‘的那些信就是你自己耍的小花招，而那些署名非利士(philistint的意思为‘平庸之辈‘)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文章，实际上也确是名副其实的。我承认自己读到‘h‘的第一封信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在那封信里，他提出检验艺术的标准应是艺术家的政治观点，如果有人在‘什么是治理爱尔兰的最差方式‘这个问题上与艺术家意见不和，那他就会辱骂艺术家的作品。然而，平庸之辈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分成无限种类的。苏格兰人历来以严肃著称，所以我说过他们不适合做苏格兰报纸的编辑。现在我觉得自己恐怕想错了，你一直在自得其乐地发明一些小傀儡并教会他们如何吹牛皮。好了，可敬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那就请允许我最诚挚地祝贺你炮制出了什么缺乏文学风格的漂亮话，而文学风格据说又是塑造人物、塑造具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人物的关键。但我无法容忍蓄意的陷害，既然你一直在暗暗嘲笑我，那现在就让我公开与你一起大笑。虽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秘密一旦公开，喜剧也就闭幕了。拉上你的幕布，把你们的傀儡演员送回床上去吧。我喜爱堂·吉诃德，但再不想与活动木偶开战了，不管牵动他们的主人的手多么灵巧，我都不会再上当了。（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第26章，堂·吉诃德在一家酒店看木偶戏，剧中情节让他大为生气，于是拔出剑阻止演出，并把木偶砍成碎片。--原注）让他们去吧，先生，让他们回到橱架上去吧。橱架才是他们应待的地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你还可以重新给他们换上标签，再把他们拿出来供我们娱乐。他们是一群优秀的家伙，表演得很精彩，堪称技巧不凡。尽管他们的表演有点虚假，但我也不是反对艺术虚构的人。这个玩笑确实开得很好。我惟一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给你的木偶起那种不合时宜而又引人注目的名字。等着你的回音，先生。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2日
伦敦
——————————————————————————————————
致R.克勒
（人名不详。《道林·格雷的画像》前言中的最后一句格言是：“一切艺术都是非常无用的。”--原注）
亲爱的先生，艺术本身是无目的的，因为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情绪。她根本不想去指导或影响行动。她是极其无用的，她的愉悦价值就在其无用。如果对艺术作品的沉思一定要伴随某种行动，那么或者是这种艺术作品是二流水平的，或者是欣赏者没能认识到她的完整的艺术内涵。
艺术作品之无用就如花儿无用一样。花的开放是为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在观赏她的那一刻获得一种愉悦。我们与花的关系仅此而已。当然，花可以卖，这样花好像就有了实用性，但这与花本身无关，也不是花内在本质的一部分。这种事是偶然的，是对花的滥用、误用。所有这种话题恐怕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这确是一个长话题。
你真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中旬阿贝马拉旅馆
——————————————————————————————————
《道连格雷的画像》序
艺术家是各种美的东西的创造者。
揭示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
评论家是把自己对美的印象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新东西的人。
批评的最高形式和最低形式是自传式批评。
在美中发现丑的含义是一种并无可爱之处的堕落。那是一种过错。
在美中发现美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很有希望。
认为美就是美的人是卓越的。
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只有写得好坏之分，如此而已。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没有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人的道德生活部分构成了艺术家的题材，而艺术的道德在于完美地运用不完美的手段。
艺术家并不希望证实什么，连真实的东西也是可以被证实出来的。
艺术家没有道德取向，如果，那是不可原谅的风格的矫饰。
艺术家没有病态的，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表达。
思想和语言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工具。
善与恶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材料。
从形式的角度看，音乐家的艺术是一切艺术的典型，从感觉的角度看，演员的技巧就是典型。
一切艺术既具有表层意义，又具有象征意义。潜入表层底下的人得自己承担风险，读出象征意义的人也得自己承担风险。
艺术所真正要反映的是旁观者，而不是生活。（信件中有引用）
对一部艺术作品意见的分歧说明这部作品有新意，有复杂性和生命力。
当批评家意见分歧的时候，艺术家自己的意见却是统一的。
我们可以原谅一个人做一件有用的事情，只要他对这件事不赞赏备至。做一件无用之事的惟一借口是对这件事爱之过深。
一切艺术都是相当不实用的。（信件中有引用）
——————————————————————————————————
其他：
一直，从前一直，在孩童时，我有着痴呆的野心，我想改变这世界，变更社会状态。
众神几乎给了我一切。我有天才、有一个杰出的名字、上层社会的地位、辉煌、思想的勇敢；我把艺术变成一种哲学，把哲学变成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的思想和事物的颜色；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从未使人疑惑过。
总之，这世间决不是那种无神经的东西。我能够用一个警句来撼动这世界，或用一首歌来震动这世间。
我唤醒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想像力，以便它在我周围创造出神话与传说：我可以用一句格言概括一切体系，用一句警句概括一切的存在。
我把我自己--只通过艺术--引到极高的地位上。但现在，我的朋友呵，你所见的，是一个害怕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可怜的牺牲者。
（王尔德）
And the moral is this: all excess, as well as all reunification, brings its own punishment.
The painter, Basil Hallward, worshipping physical beauty too much, as most painters do, dies by the hand of one in whose soul he has created a monstrous and absurd vanity.
Dorian Gray, having led a life of mere sensation and pleausre,tries to kill conscience, and at that moment kills himself.
Lord Henry Wotton seeks to be merely the spectator of life. He finds that those who reject the battle are more deeply wounded than those who take part in it.
寓意是这样的：所有的过份，以及所有的统一，带给它对自身的惩罚。
画家巴兹尔·霍华德，太过崇拜肉体之美，正如大部分画家一样；他在某个人的灵魂中催生了一种巨大而荒谬的虚荣，自己却死于此人之手。
道连格雷，曾一度在纯粹的感性与愉悦中生活，试图杀死良知，而在那一刻他杀死了自己。
亨利勋爵渴望成为一个纯粹的生命旁观者，而他发现拒绝战争的人所负的伤，远远深于那些参与战争的人。
——————————————————————————————————
巴兹尔·霍华德是我心中的我；亨利勋爵是世人眼里的我；道连是我想要——也许，在别的时代——成为的我。
（巴西尔是我心目中自己的形象，道连·格雷是我期望中的形象，亨利勋爵是世人眼中我的形象。 ）
——————————————————————————————————
奥斯卡·王尔德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在1891年出版后几乎遭到了英国报界的同声谴责，有报纸批评道：“这本书是法国颓废派文学这个麻疯怪物的产物，是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
而王尔德当时对舆论的回应是：“《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有一种可怕的道德——一种好淫的人所不能发现的道德，但是，对于一切心灵健康的人，它是明显的。”
——————————————————————————————————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王尔德惟一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年6月20日首次出版，出版后受到很大关注，出现了许多评论文章。《苏格兰观察家》7月5日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对小说作者和小说本身进行了激烈抨击，说王尔德尽管聪明漂亮，有才华，但却是一个堕落的高贵绅士；至于小说，则根本上是违反法律、违背人性的，是与道德背道而驰的，因为其主人公是一个恶魔。虽然王尔德有头脑、懂艺术，但若他照此下去，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改操他业了。王尔德奋笔反击，写了这封信，以《王尔德先生的回答》为题发表在7月12日《苏格兰观察家》上。--原注）
先生们，贵刊刚刚发表了一篇评论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不公正的，所以我要求你们准许我保留在你们的栏目里进行反驳的权利。
先生们，你们这个评论家一边承认我的小说“显然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是一位“有头脑、艺术和风格”的作家的作品，一边又显然是别有用心地板着面孔说我写这篇小说是给那些最腐化堕落的罪犯和最没有教养的人读的。先生们，我并不是说罪犯和没有教养的人除了报纸之外就不读什么东西了。他们显然不可能理解我的什么作品。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他们不谈，且让我谈谈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个更宽泛的问题。作家在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所得的愉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愉悦，他所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愉悦。艺术家关注的是对象，除此之外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至于人们会有什么闲言碎语他更不在意。他手里的工作已把他牢牢吸引住了。他对别的人也很冷淡。我写作是因为写作最可能让我获得最大的艺术享受。如果我的作品能有几个读者喜欢，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痛苦。至于群氓们，我根本就没想做流行小说家，而要做，那真是太容易了。
你们的批评家试图把艺术家与他的话题硬扯到一起，这真是犯了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对这一点，先生们，你们是根本没法辩解的。济慈是自希腊时代以来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说过：他在构思真善美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与想到假恶丑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一样多（原话是：“诗人……在构思伊阿古时和在构思伊摩琴时能获得同样的愉悦。使纯洁的哲学家感到震惊的东西却会让诗人兴奋不已。”见济慈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德·渥得斯的信。--原注）。先生们，让你们的批评家考虑考虑济慈所作的这种优秀批评的意义吧!因为艺术家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工作的。作家总是与他要表达的话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他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他就要对之深思熟虑。他离自己要表达的话题越远，他就越能更自由地工作。你们的评论家暗示说，我没明确表示过我是喜爱罪恶厌恶美德呢，还是喜爱美德厌恶罪恶。美和丑之于他只是如画家调色板上的颜色之于画家，仅此而已。他知道只有依靠它们才会产生一定的艺术效果，并且确实做到了。伊阿古在道德上可以说是可怕的，而伊摩琴伊摩琴，（莎士比亚《辛白林》一剧中cymbeline的女儿，posthumus的忠实妻子，是贞妇的典范。--译者）则是完美无瑕的。就如济慈所言，莎士比亚在创造某个恶人时所获得的快乐是与他在创造好人时获得的快乐一样多的。
先生们，这个故事必然会戏剧化地围绕着道林·格雷的道德堕落这个问题发展，否则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故事情节也就没什么主题了。保持这种暧昧不明而又奇妙无穷的气氛就是杜撰出这个故事的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我敢说，先生们，他已取得了成功。每个人都在道林·格雷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罪恶。而道林·格雷有什么罪恶倒没人知道了，因为他的罪恶是发现了他身上的罪恶的人强加给他的。
总之，先生们，我真是非常遗憾这样一篇毫无价值可言的文章竟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人们说《圣·詹姆斯报》的编辑应雇用加利班加利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恶精灵。--译者）作为他的资深批评家（《圣·詹姆斯报》在6月24日发表了一篇庸俗下流的文章，名为‘狗的幼年时期研究‘，并随后开专栏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王尔德写了四封信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最后一封信(6月28日)的结尾几句话是：‘总之，先生们，请你不要迫使我因为每天的攻击而不得不写这些信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件无聊的麻烦事。因为是你先攻击我的，所以我有权利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就让现在这封信作结吧，我请求你让我的小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不朽声名吧。‘--原注），我本认为这句话是玩笑，现在看倒可能是真的了。《苏格兰观察家》不应该准许瑟赛蒂兹瑟赛蒂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因嘲笑阿基琉斯而被杀。--译者）在评论中大做鬼脸，他不配谈一个如此杰出的作家。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7月31日(·)泰特街16号
——————————————————————————————————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从王尔德寄出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后，该报又就同一个问题刊发了一封署名为查理·威伯莱的信，信中提到了莫泊桑、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都德和马洛。威伯莱的另一封信则署名为‘瑟赛蒂兹‘。王尔德的这封信以‘艺术与道德‘为题于8月2日发表。--原注）
先生们，你们的报纸上刚刚发表了一封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信--这封信在我看来可以说有许多方面是可敬的，特别是它一再坚持认为艺术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主题--查理·威伯莱先生暗示说：当我发现《道林·格雷》的道德意义竟受到英美最重要的基督教报纸如此关注时，我一定会非常伤心，因为它们一度曾把我当做道德改革家而欢呼备至。
先生们，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不仅再一次向查理·威伯莱先生本人，而且也向你们那些无疑已心急火燎的读者保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历来把这种批评看成是对我小说的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内容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完整的，那这自然会引起不同的评价。有美感和艺术感觉的人会在其中发现美，而那些更关注道德而非美的人自然只看到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意义。它会让懦夫充满恐惧，让灵魂不洁之徒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罪恶。每个人都会从中看见自己。艺术真正反映的不是生活，而是观众。
因此，就《道林·格雷》来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就像出现在《演说家》等上面的那些批评家那样，会把这部小说看做是“严肃而迷人”的艺术作品；而那些只关注艺术与行为的关系的批评家，像《基督领袖》和《基督徒世界》中的批评家，就会视之为道德寓言。《光明》据说是英国神秘主义者的喉舌，它则视之为“有很高的精神价值的作品”。《圣·詹姆斯报》显然想成为好色之徒的喉舌，所以它就从中看到或假装看到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你们的查理·威伯莱先生温和地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道德意义”。很自然，他接着就会说这部小说根本无艺术性可言。但我承认，若希望每一个批评家都能从各个角度看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不公平的。即使戈蒂耶也有自己的局限，狄德罗也不例外。在当前的英格兰，歌德是轻易见不到的。我只能向查理·威伯莱先生保证：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那种把道德极端化的手段是没有用的，艺术家不会因之而悲哀不已。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8月13日泰特街16号
——————————————————————————————————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寄去那一封宣布终止争论的信后，《苏格兰观察家》又发表了不少署名信，其中包括威伯莱的两封；t。e。布朗(一所诗歌学校的校长)的一封，信中多次引用左拉的话作例证；t。马克莱恩·库班的一封；布莱克·鲍恩(1867-1907，天主教音乐批评家)一封；威廉·阿契(戏剧批评家)一封。王尔德这封信发表在8月16日。显然这是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但《苏格兰观察家》的书信讨论后来又延续了两周。--原注）
先生，我恐怕不会与威伯莱先生就艺术问题在任何报纸上展开争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写信对我来说总是一种痛苦的事，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很遗憾地发现自己不知道威伯莱先生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信，无论如何不是出于有意，而是因为他对我个人的评价是非常不准确的。他暗示说，一旦我发现以他为代表的某类公众和某些宗教杂志的批评家们坚持要在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找出‘许多道德含义‘时，我一定非常伤心。
看了他的信，我自然希望能让你们的读者在这个一定会让历史学家很感兴趣的问题上形成正确的看法，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贵刊上表明我的态度，即我把所有这种批评都视做能增加我小说的伦理意义上的美的有益补充，对此我是心怀感激的。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从来都认为，要求一个平庸的批评家从各个角度评价一部艺术作品并不公平。我至今仍坚持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能看到某种事物的艺术美，他就可能不注意它的道德含义。如果他的性情更易于受道德的影响而非美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关心什么风格啦、论述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歌德才能充分全面、完善地看一部艺术作品。我完全同意威伯莱先生的这样一句话，即他说他很遗憾歌德没有机会读到《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敢肯定，这句话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只是希望某些幽灵一般的出版家现在能为极乐世界蒙上一层阴影；希望在戈蒂耶书的封面上也点缀着金色的常春花。
先生，你或许要问我为什么想让自己小说的道德含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的回答很简单，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包法利夫人》的主要价值并不是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萨朗波》的主要价值也不是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但福楼拜却完全正确地揭示了那些称这个不道德又称那个不准确的人实际上是真正无知的人。他不仅正确地运用了这个词的本意，而且从这个词的艺术含义的角度讲，他运用得也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批评家必须去教育大众，而艺术家必须去教育批评家。
请允许我再作一次纠正，先生，从此我就再不管什么威伯莱先生了。他在信的末尾说我始终公开表示欣赏自己的作品。我毫不怀疑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赞美我，但他确实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以及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坦言相告，从本性和选择能力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懒惰的。在我看来，优雅的空虚才是男人合适的工作。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报纸讨论，已经有216篇关于《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批评文章被我从书桌上扫到废纸篓里去了。引起我注意的公开批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出现在《苏格兰观察家》上，我之所以对之青眼相加，是因为它谈到了作家创作的意图，而它的说法又是应该纠正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圣·詹姆斯报》上，这篇文章态度粗鲁，又写得暧昧不明，在我看是应该立刻受到严厉谴责的，其语气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第三篇文章对我的攻击相对温和一点，它发表在一份名叫《历史日报》的报纸上。我认为自己给《历史日报》写文章纯粹是由于固执。实际上我也相信就是这样。我已忘了他们说过什么了。（《历史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不但攻击了王尔德的小说，而且讽刺了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它抨击《道林·格雷的画像》是毒草，充满精神和道德的腐烂气息。--原注）但我相信他们是说《道林·格雷》是有害读物。我想，我应该好心提醒他们，不管我的作品如何，它无论如何是完美的，仅此而已。至于其他那213篇批评文章，我根本就没在意。实际上我连其中的一半都没读过。这真堪悲哀，但人甚至连赞美都会厌烦，更何况是批评呢!（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赞美文章出现得较晚，代表者为佩特和叶芝。--原注）
至于布朗先生的信，我感兴趣的只是它以实例解释了我对两种明显不同类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对的。布朗先生坦率地说，他认为道德是我的小说的‘重点‘。布朗先生的意图很好，也算说对了一半，但当他从艺术角度继续谈论这部小说时，他当然是遗憾地偏离了小说的主旨。把《道林·格雷》归入左拉的《大地》一类显然是与把缪塞的《佛图尼奥》与阿达菲的情节剧相提并论一样愚蠢。布朗先生应该满足于道德欣赏。在这方面他是坚定不移的。
库班的信一开头就充满恶意地称我的信是‘厚颜无耻的谬论‘。‘厚颜无耻‘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而‘谬论‘这个词则是用错了地方。恐怕常给报纸写文章会使人的文风堕落。一旦谁踏入了报纸这个奇怪的并总是最嘈杂的竞技场，他就会变得暴躁、爱骂人，并会丧失一切平衡感。‘厚颜无耻的谬论‘既不显得暴躁也不算是骂人的话，但它不应用于对我的信的评价方面。然而，他后来也算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将功补过了，因为他把这几个词也用到自己身上了，并且还指出，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艺术家始终是从风格的美及叙述的美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的，那些没有美感或美感受制于道德顾虑的人，关注的只是诗歌或小说或绘画的主题，并总是将道德意义视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和试金石，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些。而报纸上的批评家则有时采取这种标准，有时又采取那种标准，这要视他们是有教养的人还是没教养的人而定。其实，库班先生是把‘厚颜无耻的谬论‘这种说法转换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我敢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英国民众喜欢冗长乏味的风格，喜欢有人采取这种沉闷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一件事情。我毫不怀疑库班先生现在已经后悔自己初次露面就用了那种不幸的表达方式，对此我不想多说了。就我来说，他是很值得原谅的。
最后，在与《苏格兰观察家》作别的最后时刻，我觉得有必要向你坦诚进一言。我的一位伟人朋友--他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杰出作家根据斯图亚特·马松收集的有关《道林·格雷》的重要评论和通信辑成的《艺术与道德》一书来看，（这个人是罗伯特·洛士。--原注），你本人也并非不认识他--曾对我说，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在参与这场可怕的争论，一个是《苏格兰观察家》的编辑，一个是《道林·格雷》的作者。在今天的晚餐桌上，我的朋友一边品尝着美妙的意大利红勤地酒，一边坚持说你们尽管花样百出，一会儿用假名，一会儿用一些神秘的名字，但实际上只不过戏剧化地充当了我们社会上那些半文盲阶层的代言人。署名‘h‘的那些信就是你自己耍的小花招，而那些署名非利士(philistint的意思为‘平庸之辈‘)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文章，实际上也确是名副其实的。我承认自己读到‘h‘的第一封信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在那封信里，他提出检验艺术的标准应是艺术家的政治观点，如果有人在‘什么是治理爱尔兰的最差方式‘这个问题上与艺术家意见不和，那他就会辱骂艺术家的作品。然而，平庸之辈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分成无限种类的。苏格兰人历来以严肃著称，所以我说过他们不适合做苏格兰报纸的编辑。现在我觉得自己恐怕想错了，你一直在自得其乐地发明一些小傀儡并教会他们如何吹牛皮。好了，可敬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那就请允许我最诚挚地祝贺你炮制出了什么缺乏文学风格的漂亮话，而文学风格据说又是塑造人物、塑造具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人物的关键。但我无法容忍蓄意的陷害，既然你一直在暗暗嘲笑我，那现在就让我公开与你一起大笑。虽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秘密一旦公开，喜剧也就闭幕了。拉上你的幕布，把你们的傀儡演员送回床上去吧。我喜爱堂·吉诃德，但再不想与活动木偶开战了，不管牵动他们的主人的手多么灵巧，我都不会再上当了。（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第26章，堂·吉诃德在一家酒店看木偶戏，剧中情节让他大为生气，于是拔出剑阻止演出，并把木偶砍成碎片。--原注）让他们去吧，先生，让他们回到橱架上去吧。橱架才是他们应待的地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你还可以重新给他们换上标签，再把他们拿出来供我们娱乐。他们是一群优秀的家伙，表演得很精彩，堪称技巧不凡。尽管他们的表演有点虚假，但我也不是反对艺术虚构的人。这个玩笑确实开得很好。我惟一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给你的木偶起那种不合时宜而又引人注目的名字。等着你的回音，先生。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2日
伦敦
——————————————————————————————————
致R.克勒
（人名不详。《道林·格雷的画像》前言中的最后一句格言是：“一切艺术都是非常无用的。”--原注）
亲爱的先生，艺术本身是无目的的，因为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情绪。她根本不想去指导或影响行动。她是极其无用的，她的愉悦价值就在其无用。如果对艺术作品的沉思一定要伴随某种行动，那么或者是这种艺术作品是二流水平的，或者是欣赏者没能认识到她的完整的艺术内涵。
艺术作品之无用就如花儿无用一样。花的开放是为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在观赏她的那一刻获得一种愉悦。我们与花的关系仅此而已。当然，花可以卖，这样花好像就有了实用性，但这与花本身无关，也不是花内在本质的一部分。这种事是偶然的，是对花的滥用、误用。所有这种话题恐怕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这确是一个长话题。
你真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中旬阿贝马拉旅馆
——————————————————————————————————
《道连格雷的画像》序
艺术家是各种美的东西的创造者。
揭示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
评论家是把自己对美的印象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新东西的人。
批评的最高形式和最低形式是自传式批评。
在美中发现丑的含义是一种并无可爱之处的堕落。那是一种过错。
在美中发现美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很有希望。
认为美就是美的人是卓越的。
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只有写得好坏之分，如此而已。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厌恶，是卡利班在镜中没有窥见自己面容时所表现出的狂怒。
人的道德生活部分构成了艺术家的题材，而艺术的道德在于完美地运用不完美的手段。
艺术家并不希望证实什么，连真实的东西也是可以被证实出来的。
艺术家没有道德取向，如果，那是不可原谅的风格的矫饰。
艺术家没有病态的，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表达。
思想和语言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工具。
善与恶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材料。
从形式的角度看，音乐家的艺术是一切艺术的典型，从感觉的角度看，演员的技巧就是典型。
一切艺术既具有表层意义，又具有象征意义。潜入表层底下的人得自己承担风险，读出象征意义的人也得自己承担风险。
艺术所真正要反映的是旁观者，而不是生活。（信件中有引用）
对一部艺术作品意见的分歧说明这部作品有新意，有复杂性和生命力。
当批评家意见分歧的时候，艺术家自己的意见却是统一的。
我们可以原谅一个人做一件有用的事情，只要他对这件事不赞赏备至。做一件无用之事的惟一借口是对这件事爱之过深。
一切艺术都是相当不实用的。（信件中有引用）
——————————————————————————————————
其他：
一直，从前一直，在孩童时，我有着痴呆的野心，我想改变这世界，变更社会状态。
众神几乎给了我一切。我有天才、有一个杰出的名字、上层社会的地位、辉煌、思想的勇敢；我把艺术变成一种哲学，把哲学变成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的思想和事物的颜色；我所说所做的一切从未使人疑惑过。
总之，这世间决不是那种无神经的东西。我能够用一个警句来撼动这世界，或用一首歌来震动这世间。
我唤醒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想像力，以便它在我周围创造出神话与传说：我可以用一句格言概括一切体系，用一句警句概括一切的存在。
我把我自己--只通过艺术--引到极高的地位上。但现在，我的朋友呵，你所见的，是一个害怕神罚而不堪悔恨之情的可怜的牺牲者。
（王尔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