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司匹林
所有短暂而浪漫的镜头，都可能是日后的致命伤。
我并不想让他知道，在这人来人往的机场，告诉一个即将在你生命中消失的人，你实际上有多爱他，更像是一种满怀目的性的煽情。
在这种时候，绝口不提比千言万语好，我要笑得尽量云淡风请。
我知道在这一刻之后，我年轻的爱人小白会登上飞机，踏上异国土地，开始崭新的生活。用上其它香味的香皂或洗发水，甚至结识新的女人，对新的女人说出新的“如果”。
人们总是喜欢用“如果”去勾勒一些莫须有的奇迹，可大部分“如果”都不可兑现，不过是从希望到绝望的一个缓冲地带。
今天是我作娱记三周年的日子，娱记事业对我的改变，是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使我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从香烟到牛仔裤的牌子。
对我这个中途肄业，没什么特殊本领的女人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份投入产出比较接近极限的差使。
之所以干上娱记，是因为我喜欢看电影。
我记得吕克贝松说过，电影不是济世灵药，只是一片阿司匹林。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世灵丹妙药，但我对阿司匹林却情有独钟。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目睹周围的艺术青年进行了一次次分化。
他们中的一部分坚信文学可以拯救世界，可最终却相继沦为抒情小甜点和下半身艳史的生产者和忠实消费者。一部分人化为各类先锋艺术的拥戴者，不过他们追赶先锋的速度，总是比不上被先锋抛弃的速度。
至于我，很难为文字或行为打动，却对影像抱有天生的好感。长大以后我很少为什么哭泣，但一个镜头就可能让我泪流满面。
可是我很快明白，当娱记和看电影是两回事，当我很快成为这一行的熟练工。
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某个大哲学家说，哲学就是把不太明显的胡说变成明显的胡说。
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工作，倒是跟伟大的哲学更异曲同工一些。
后来乐手意犹未尽，开着车带我在四环路上兜风，一路上开始喋喋不休的讲他的故事和他的女人。讲到动情处他竟然哭了，而且情真意切，泣不成声。
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滥俗的悲情故事。
夜色开始降临，正是可以尽情抒情的好时段，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和这个不相干的人说说我的故事。可是像我这么一个老听别人讲故事的人，会慢慢失去讲自己故事的能力。因为听来听去，你会发现所有的故事都差不多。
不是A爱B，B不爱A，就是A爱B，B也爱A，可两个人却怎么都到不了一块。要不就是A不爱B，B也不爱A，两个人却不得不在一块凑合呆着，我还需要说什么呢。
总是听别人故事还有一个负作用，就是你会反复想起自己的故事。
有人说，回忆是人变老的标志，可现在连80年代的人都在拼命回忆。
所以我说，回忆不是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反复回忆才是。
当你对一个人从“想念”变成“想起”，这说明你已经心甘情愿的在他的生活中蒸发掉了。
至于到底是你蒸发了他还是他蒸发了你，这是两个几率几乎相等的可能性。就像投一个硬币，结果是哪一面都不意外。
关于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比如歌、照片、录像带、情书、香烟、某个牌子的打火机或衬衫什么的。
对我来说每个男人有不同的意义和区分符号，有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面容，但我记得他们的符号。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是高中的音乐老师。当他弹着吉他，唱着那首《right here waiting》的时候，我和我的女同学们，都被他的气质迷住了。
其实，他并不能算是我的男朋友，因为他只给我塞过一个约会的纸条。可笑的是，我还没等到约会的那天，他就被公安局带走了，据说是被学生家长举报诈骗。
音乐老师从此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没人知道他被带走的真正原因，也没人再见过他。
我的第二个男朋友是高乐。“高乐”这个牌子是一种抵挡凉烟，绿色的包装，两块钱一包。
高乐同志很穷，他老是很乐观的说，这味道有点像“沙龙”。我和他同甘共苦抽了一年“高乐”后，有一天他从前的女友，给他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情书自杀未遂，他决定回到她身边。
我忙乎了足足四个小时，是要把这屋子还原成我来之前的样子，我想借此对我的前任兼级任表达一下致敬。毕竟，在20世纪末，肯为一个穷的叮当响的男人寻死觅活的姑娘已经灭绝了。只为这个，我就有义务让她交接得愉快些。
那时候，我很明白哭并不说明什么，有时候只是当事人抒情或自我缅怀的需要。我在临走前，给高乐留下一条“高乐”，估计这些烟够他抽两个星期了。
我想忘记一个人，大概也只需要两个星期吧。
“高乐”在我的吸烟史上维持了两个星期以上的惯性。
我是一个懒惰的人，维持一种习惯总比改变一种习惯要省力气。
不是每个烟滩都有“高乐”卖，碰上运气不好，要走好几条街才能找到，但是连这种一条街一条街的寻找，都是习惯的一部分。
在一切的习惯中，我却恰恰不能习惯独自一人去抽这种又凉又呛的烟。特别是深夜，四周静的出奇，我好像跟全世界都脱离了关系，不得不和“高乐”纠结在一起。
然而对任何东西的依赖，都会产生负作用，哪怕只是轻微依赖。
比方说，一旦我的烟断了顿，我的右手就会第一个产生生理反映，它会变成一个多动症患者。
除此之外，在没有烟抽的时候，我的时间感也会出现故障，每一分钟都被伸长了很多，就使任何正常的作息都变成煎熬。
慢慢的，我习惯了用烟来量度时间。看一集电视居需要5支，写一封信需要6支，看一张碟需要10支。听某人在电话里唠叨，需要1支到十几支不等。
可能因为大部分电影都是男人拍的，这些男人总是让电影里的女人为他们哭天抹泪，舍生忘死。
可惜的是永远不会这样。
现实里A离开了B，会照样活下去，总有一天她会忘掉B，遇到C，D，甚至是F。
后来我遇到了我的第三个男朋友，小白。
我叫他小白，因为他的衬衫总是洗的干干净净的，像他的人一样。
那时我24岁，进了杂志社干上了娱记。小白23岁，是个正在为前途和出路发愁的地质系找矿专业的毕业生。我们这样一对驴唇不对马嘴的组合，也许就注定了我们以后的路。
为消磨时间，我还经常参加一些聚会。我发现只要你愿意，这个城市里随时都有你可以去凑热闹的聚会。所有聚会到最后，都无一例外的变得很无聊很没劲，明明所有人都是来寻开心的，却没有一个是真正开心的。可是明天聚会还是会照样开场，大家还是会乐此不疲。也许聚会像水煮鱼和香辣蟹一样，能让人上瘾吧。
有人在睡觉，有人在狂欢。可是我知道，等着我的是失眠。
很奇怪，每次我预感到我会失眠的时候，我一定会失眠。
失眠的时候，时间长的可怕，每一分钟都像过不完似的，心里突然很空。
也许只是谁打错电话了吧，可人的想象总是会跟愿望无限靠近。我希望那是小白打来的。
整个后半夜我再也睡不着，好像在等待电话铃声再次想起似的。
有人曾经计算过，每个人的一生平均有八分之一的时间在寻找，不知道又有多少时间被人用来等待。
我想人生用来等待的时间远比寻找的时间多，因为等待的时间可以和任何时间粘在一起，你可能在做一件事，同时在等待另一件事发生。
你可能和一个人泡在一起，但同时在等待另一个人。
因为工作需要，有时我也会去参加一些文化沙龙或电影首的映式。出于敬业，我会坚持到散场或把电影老老实实看完，然后对相关人员提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再然后，拿了红包走人。
只是有一次......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在我的娱记生涯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事实上，更多时候我这只蜜蜂，只会辛勤地围绕着名人们采集花粉，根本不会伸出刺去蛰人，毕竟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换句话说，就是上帝。
也许是歪打正着把，虽然跟最初的想象大相径庭，但我却意外的发现，自己竟很适合这份工作。首先，我有一个好脾气，能消化各种各样的鄙夷不屑和拒绝。其次，我很擅长听人讲故事，知道在哪里应该直视对方，在哪里该做感叹状，在哪里该瞪大眼睛。作为一个娱记，我赖以生存的器官是我亲爱的耳朵和手，耳朵虚怀若谷，手指玩世不恭。这样一对组合，能迅速让一只蝴蝶羽化成仙。
李文卿回美国后，我开始收到他给我寄来的彩票。我想不明白他出于什么心理给我寄来着玩意，等待？观望？还是自以为自己是个能为我带来好运的天使。
我是在诺查丹马斯的预言，99年8月18日的那天决定放弃小白的。
当时我们坐在学院路的马路牙子上，车来车往，尘土飞扬。我和小白约好了，一起等待传说中的大毁灭。那天小白告诉我，他从小在矿区长大，一心以为自己要干的事情就是找矿。可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要找的根本不是矿。至于要找什么，他也不知道。
他说他觉得自己就像苍蝇，一头撞在玻璃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没有的。说完这句关于苍蝇的话，我们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小白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来说，出路其实是有多重要。
事实上，这天我们终于平安度过，毫发无伤。
有人将之归结为测不准原理。我的理解是，要么是上帝年迈记错了日期，要么是他存心要嘲笑一下自作聪明的人类。
总的来说，我认为世界迟早还是会灭亡，只不过时间不祥。
我依然每天加工着别人的口述历史，热切关心着自己生产的方块字能占据多大面积。
而亲爱的小白呢，终于在我的劝说下，狠心办妥了去德意志的手续，找他的前途和出路去了。
我们一起度过了“世界末日”，可还是没有明天。
世界没有灭亡，爱情就不能永恒。
我没什么可说的，出路比爱情重要，德国比我重要。
我和小白的座位就是那张床垫，那是我的一个朋友在结婚之前送我的。这张床垫随着她的单身生活成了历史。
一张有历史的床垫和一个有历史的女人差不多，表面看来完整如初，里面却布满了不可演说的秘密。
好像以前那么多次似有若无的试探和拒绝，都不过是为了将这个仪式一拖再拖。我们静静的坐在床垫上，小白甚至翻了翻我放在枕边的书。到这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有些事是非发生不可的了，这张床垫的历史也将被添上新的一笔。
这是一个命定的仪式，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跨越。过去他的拥抱总是浅尝辄止，有时会带点羞涩的小小的欲望，也悄悄的挥发在空气中。
而现在，我不再假设屏障，我们从对峙者变成了共谋，事态立刻朝另一个方向打着小弯逡巡过去。
李文卿很快回了美国，留下我做这道很难的选择题。这道题只有两个答案，选A，嫁给李文卿做一个美国中产的老婆。可我不知道，如果不够爱一个人却嫁给他，算不算是一种欺骗。选B，继续做娱记，等待生命中的C，D，E，可这是否意味着我还要不停的替代和被替代下去。
早晨的时候，我想选A，晚上我又想选B。我知道，可供我选择下去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也就没有天长地久的等待。
我决定暂时忘掉眼前的烦恼，好好做我的娱记。
可很快，出乎我意料的事发生了。
大鹏在采访中，曾提到过前女朋友整容的消息，虽然文章中没提到小青的名字，但媒体纷纷开始对号入座，答案开始聚集到小青身上。这种事，更让我的同行们感兴趣。
一时间各媒体展开了大论战，忽然之间我成了我同行们竞相采访的对象，我的电话一天到晚不停的响，还有人专门到杂志社来采访我，我尝到了明星乍红的滋味。
这种一家三口的日子，看起来也是挺温馨的，如果我当年没有离开高乐，坐在那里的女人会是我吗？
也许不是。这个女人当年可以为他自杀，现在却不能忍受他抽烟。
也许每个人都在变，高乐已经不再是高乐。
我在五秒钟之内作出了重大决定，在做娱记和做美国中产的老婆中间，我选择了后者。
可供选择的答案永远是那么少，而且永远不能称心如意。
我对自己说，这是大多数人的命运，你只能在可供选择的路中间选一条看起来还凑合的出路。
我累了，我不想再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出声的电话，一个不知何时出现的男人，我真的很想有个家。
我并不想让他知道，在这人来人往的机场，告诉一个即将在你生命中消失的人，你实际上有多爱他，更像是一种满怀目的性的煽情。
在这种时候，绝口不提比千言万语好，我要笑得尽量云淡风请。
我知道在这一刻之后，我年轻的爱人小白会登上飞机，踏上异国土地，开始崭新的生活。用上其它香味的香皂或洗发水，甚至结识新的女人，对新的女人说出新的“如果”。
人们总是喜欢用“如果”去勾勒一些莫须有的奇迹，可大部分“如果”都不可兑现，不过是从希望到绝望的一个缓冲地带。
今天是我作娱记三周年的日子，娱记事业对我的改变，是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使我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从香烟到牛仔裤的牌子。
对我这个中途肄业，没什么特殊本领的女人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份投入产出比较接近极限的差使。
之所以干上娱记，是因为我喜欢看电影。
我记得吕克贝松说过，电影不是济世灵药，只是一片阿司匹林。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世灵丹妙药，但我对阿司匹林却情有独钟。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目睹周围的艺术青年进行了一次次分化。
他们中的一部分坚信文学可以拯救世界，可最终却相继沦为抒情小甜点和下半身艳史的生产者和忠实消费者。一部分人化为各类先锋艺术的拥戴者，不过他们追赶先锋的速度，总是比不上被先锋抛弃的速度。
至于我，很难为文字或行为打动，却对影像抱有天生的好感。长大以后我很少为什么哭泣，但一个镜头就可能让我泪流满面。
可是我很快明白，当娱记和看电影是两回事，当我很快成为这一行的熟练工。
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某个大哲学家说，哲学就是把不太明显的胡说变成明显的胡说。
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工作，倒是跟伟大的哲学更异曲同工一些。
后来乐手意犹未尽，开着车带我在四环路上兜风，一路上开始喋喋不休的讲他的故事和他的女人。讲到动情处他竟然哭了，而且情真意切，泣不成声。
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滥俗的悲情故事。
夜色开始降临，正是可以尽情抒情的好时段，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和这个不相干的人说说我的故事。可是像我这么一个老听别人讲故事的人，会慢慢失去讲自己故事的能力。因为听来听去，你会发现所有的故事都差不多。
不是A爱B，B不爱A，就是A爱B，B也爱A，可两个人却怎么都到不了一块。要不就是A不爱B，B也不爱A，两个人却不得不在一块凑合呆着，我还需要说什么呢。
总是听别人故事还有一个负作用，就是你会反复想起自己的故事。
有人说，回忆是人变老的标志，可现在连80年代的人都在拼命回忆。
所以我说，回忆不是一个人变老的标志，反复回忆才是。
当你对一个人从“想念”变成“想起”，这说明你已经心甘情愿的在他的生活中蒸发掉了。
至于到底是你蒸发了他还是他蒸发了你，这是两个几率几乎相等的可能性。就像投一个硬币，结果是哪一面都不意外。
关于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比如歌、照片、录像带、情书、香烟、某个牌子的打火机或衬衫什么的。
对我来说每个男人有不同的意义和区分符号，有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面容，但我记得他们的符号。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是高中的音乐老师。当他弹着吉他，唱着那首《right here waiting》的时候，我和我的女同学们，都被他的气质迷住了。
其实，他并不能算是我的男朋友，因为他只给我塞过一个约会的纸条。可笑的是，我还没等到约会的那天，他就被公安局带走了，据说是被学生家长举报诈骗。
音乐老师从此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没人知道他被带走的真正原因，也没人再见过他。
我的第二个男朋友是高乐。“高乐”这个牌子是一种抵挡凉烟，绿色的包装，两块钱一包。
高乐同志很穷，他老是很乐观的说，这味道有点像“沙龙”。我和他同甘共苦抽了一年“高乐”后，有一天他从前的女友，给他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情书自杀未遂，他决定回到她身边。
我忙乎了足足四个小时，是要把这屋子还原成我来之前的样子，我想借此对我的前任兼级任表达一下致敬。毕竟，在20世纪末，肯为一个穷的叮当响的男人寻死觅活的姑娘已经灭绝了。只为这个，我就有义务让她交接得愉快些。
那时候，我很明白哭并不说明什么，有时候只是当事人抒情或自我缅怀的需要。我在临走前，给高乐留下一条“高乐”，估计这些烟够他抽两个星期了。
我想忘记一个人，大概也只需要两个星期吧。
“高乐”在我的吸烟史上维持了两个星期以上的惯性。
我是一个懒惰的人，维持一种习惯总比改变一种习惯要省力气。
不是每个烟滩都有“高乐”卖，碰上运气不好，要走好几条街才能找到，但是连这种一条街一条街的寻找，都是习惯的一部分。
在一切的习惯中，我却恰恰不能习惯独自一人去抽这种又凉又呛的烟。特别是深夜，四周静的出奇，我好像跟全世界都脱离了关系，不得不和“高乐”纠结在一起。
然而对任何东西的依赖，都会产生负作用，哪怕只是轻微依赖。
比方说，一旦我的烟断了顿，我的右手就会第一个产生生理反映，它会变成一个多动症患者。
除此之外，在没有烟抽的时候，我的时间感也会出现故障，每一分钟都被伸长了很多，就使任何正常的作息都变成煎熬。
慢慢的，我习惯了用烟来量度时间。看一集电视居需要5支，写一封信需要6支，看一张碟需要10支。听某人在电话里唠叨，需要1支到十几支不等。
可能因为大部分电影都是男人拍的，这些男人总是让电影里的女人为他们哭天抹泪，舍生忘死。
可惜的是永远不会这样。
现实里A离开了B，会照样活下去，总有一天她会忘掉B，遇到C，D，甚至是F。
后来我遇到了我的第三个男朋友，小白。
我叫他小白，因为他的衬衫总是洗的干干净净的，像他的人一样。
那时我24岁，进了杂志社干上了娱记。小白23岁，是个正在为前途和出路发愁的地质系找矿专业的毕业生。我们这样一对驴唇不对马嘴的组合，也许就注定了我们以后的路。
为消磨时间，我还经常参加一些聚会。我发现只要你愿意，这个城市里随时都有你可以去凑热闹的聚会。所有聚会到最后，都无一例外的变得很无聊很没劲，明明所有人都是来寻开心的，却没有一个是真正开心的。可是明天聚会还是会照样开场，大家还是会乐此不疲。也许聚会像水煮鱼和香辣蟹一样，能让人上瘾吧。
有人在睡觉，有人在狂欢。可是我知道，等着我的是失眠。
很奇怪，每次我预感到我会失眠的时候，我一定会失眠。
失眠的时候，时间长的可怕，每一分钟都像过不完似的，心里突然很空。
也许只是谁打错电话了吧，可人的想象总是会跟愿望无限靠近。我希望那是小白打来的。
整个后半夜我再也睡不着，好像在等待电话铃声再次想起似的。
有人曾经计算过，每个人的一生平均有八分之一的时间在寻找，不知道又有多少时间被人用来等待。
我想人生用来等待的时间远比寻找的时间多，因为等待的时间可以和任何时间粘在一起，你可能在做一件事，同时在等待另一件事发生。
你可能和一个人泡在一起，但同时在等待另一个人。
因为工作需要，有时我也会去参加一些文化沙龙或电影首的映式。出于敬业，我会坚持到散场或把电影老老实实看完，然后对相关人员提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再然后，拿了红包走人。
只是有一次......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在我的娱记生涯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事实上，更多时候我这只蜜蜂，只会辛勤地围绕着名人们采集花粉，根本不会伸出刺去蛰人，毕竟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换句话说，就是上帝。
也许是歪打正着把，虽然跟最初的想象大相径庭，但我却意外的发现，自己竟很适合这份工作。首先，我有一个好脾气，能消化各种各样的鄙夷不屑和拒绝。其次，我很擅长听人讲故事，知道在哪里应该直视对方，在哪里该做感叹状，在哪里该瞪大眼睛。作为一个娱记，我赖以生存的器官是我亲爱的耳朵和手，耳朵虚怀若谷，手指玩世不恭。这样一对组合，能迅速让一只蝴蝶羽化成仙。
李文卿回美国后，我开始收到他给我寄来的彩票。我想不明白他出于什么心理给我寄来着玩意，等待？观望？还是自以为自己是个能为我带来好运的天使。
我是在诺查丹马斯的预言，99年8月18日的那天决定放弃小白的。
当时我们坐在学院路的马路牙子上，车来车往，尘土飞扬。我和小白约好了，一起等待传说中的大毁灭。那天小白告诉我，他从小在矿区长大，一心以为自己要干的事情就是找矿。可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要找的根本不是矿。至于要找什么，他也不知道。
他说他觉得自己就像苍蝇，一头撞在玻璃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没有的。说完这句关于苍蝇的话，我们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小白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来说，出路其实是有多重要。
事实上，这天我们终于平安度过，毫发无伤。
有人将之归结为测不准原理。我的理解是，要么是上帝年迈记错了日期，要么是他存心要嘲笑一下自作聪明的人类。
总的来说，我认为世界迟早还是会灭亡，只不过时间不祥。
我依然每天加工着别人的口述历史，热切关心着自己生产的方块字能占据多大面积。
而亲爱的小白呢，终于在我的劝说下，狠心办妥了去德意志的手续，找他的前途和出路去了。
我们一起度过了“世界末日”，可还是没有明天。
世界没有灭亡，爱情就不能永恒。
我没什么可说的，出路比爱情重要，德国比我重要。
我和小白的座位就是那张床垫，那是我的一个朋友在结婚之前送我的。这张床垫随着她的单身生活成了历史。
一张有历史的床垫和一个有历史的女人差不多，表面看来完整如初，里面却布满了不可演说的秘密。
好像以前那么多次似有若无的试探和拒绝，都不过是为了将这个仪式一拖再拖。我们静静的坐在床垫上，小白甚至翻了翻我放在枕边的书。到这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有些事是非发生不可的了，这张床垫的历史也将被添上新的一笔。
这是一个命定的仪式，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跨越。过去他的拥抱总是浅尝辄止，有时会带点羞涩的小小的欲望，也悄悄的挥发在空气中。
而现在，我不再假设屏障，我们从对峙者变成了共谋，事态立刻朝另一个方向打着小弯逡巡过去。
李文卿很快回了美国，留下我做这道很难的选择题。这道题只有两个答案，选A，嫁给李文卿做一个美国中产的老婆。可我不知道，如果不够爱一个人却嫁给他，算不算是一种欺骗。选B，继续做娱记，等待生命中的C，D，E，可这是否意味着我还要不停的替代和被替代下去。
早晨的时候，我想选A，晚上我又想选B。我知道，可供我选择下去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也就没有天长地久的等待。
我决定暂时忘掉眼前的烦恼，好好做我的娱记。
可很快，出乎我意料的事发生了。
大鹏在采访中，曾提到过前女朋友整容的消息，虽然文章中没提到小青的名字，但媒体纷纷开始对号入座，答案开始聚集到小青身上。这种事，更让我的同行们感兴趣。
一时间各媒体展开了大论战，忽然之间我成了我同行们竞相采访的对象，我的电话一天到晚不停的响，还有人专门到杂志社来采访我，我尝到了明星乍红的滋味。
这种一家三口的日子，看起来也是挺温馨的，如果我当年没有离开高乐，坐在那里的女人会是我吗？
也许不是。这个女人当年可以为他自杀，现在却不能忍受他抽烟。
也许每个人都在变，高乐已经不再是高乐。
我在五秒钟之内作出了重大决定，在做娱记和做美国中产的老婆中间，我选择了后者。
可供选择的答案永远是那么少，而且永远不能称心如意。
我对自己说，这是大多数人的命运，你只能在可供选择的路中间选一条看起来还凑合的出路。
我累了，我不想再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出声的电话，一个不知何时出现的男人，我真的很想有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