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导要毕业了
张导大我两届，是我高中师姐。认识她的时候，我高二，她大一。
我说了很多次要去汕头找她玩，真到了的时候，我已经大一。她大三。
这些年来，我的口头禅似乎一直没变，“我的作业做不完了”。张导的苦逼似乎也一点没变，用英文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论及电影院与公共空间，引用德勒兹理论，写了许久终于完成。终于，她还有两个星期就毕业了，还有两部短片没有剪。
所以其实我还有一句口头禅，不过只对张导说：“你真能活到放假吗？”她总是给自己找麻烦，写论文，做片子，做剧场，都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现在变成了：“你真的能毕业吗？”这句话从她大四开学我就在问。她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在中大图书馆帮她复印了好几次外文资料。我自己粗看两眼，都会在心里暗暗发问：她最后真能写出来吗？现在她似乎真的写出来了。而且似乎她还能毕业。
我永远也搞不清楚张导酗酒导致胃病是哪个学期，但必然是在她大二之前。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学生可以十二点钟以后还不睡觉，他们真的不会猝死吗，以及他们怎么能那么敷衍地对待作业？并且好像可以随便就不去上课！我是无法理解的。
不过那时我们有共享其他的符码。高三暑假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我家看片。《魔术师》、《放大》和《我自己的爱达荷》。《魔术师》临近结尾一段，魔术师撞进了电影院，屏幕上恰好在放雅蒂的《我的舅舅》。她激动地抱住了沙发上的抱枕。后来，我们一起在汕头看过一次《桃姐》。出来之后我们在念叨里面的食物和烟火气，我说我一直忘不了桃姐保存了主人所有细小物件的场面。
到了现在，作为一名广电女的张导，看片变得更为技术控。毕业之前，她终于来了一趟中大，看北欧纪录片电影节的纪录片。她会去观察电影的音效，色调，还有各种我说不出来的名词。尽管如此，她还是剪不完片。
我也不知道这个“尽管如此”的逻辑何在。和张导在一起说话，我们基本都没有逻辑，又基本能够相互理解，比如这样。我们本觉得我们应该能合作做一些事情的。我大一她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改编了一个剧本，但最后这个剧本太文学腔了。
张导有导过更为卓越的东西，她导过真正的杰出剧本，而不是文学腔浓重的学生剧本。舞台剧Dancing at Lughnasa ，我未曾亲眼观看。但我在无数次吐槽中感受过她的热情、付出与痛苦。她将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舞台的支端末节中——原谅这个毫无创意的表达。我身边最优秀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放得下，又豁得出。别人看重的东西，他们觉得不重要，就丝毫不会去计较。他们自己看重的东西，纵使千夫所指，也是要去全力争取的。所以我叫她一声张导。
那时我大一她大三。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操场上散步。那晚我刚好是学院运动会的工作人员，我走着就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哭了。当时导演的工作沉重无比，我以为她又忙到崩溃了。结果她说，她的外公去世了。她是在外公去世之后才得到消息的。
那天我第一次听闻她哭。我还记得那晚的月光很圆。
而今晚又是另一个夜晚。
今天她来看记录片，我们照例相互嘲讽（比方说，我对她说你有个师妹叫我“温爷”可她明明比我大，她说：难道叫你温姐吗？），吃晚饭，离开。我上一次在广州见到她，是在2012年3月31日。她来广州看《贾宝玉》。那时，我过得不好，我们团购了一张甜品店的券，在高端洋气的太古汇旁边坐了一下午。那时我在看一本写作家生活的书，我让她看了写桑塔格的文章中的一段引文：
“杏子：生活不是很令人失望吗？
纪子：是的，确实如此。”
这一场来自《东京物语》，她再熟悉不过。我们总是在讨论生活为何是如此令人失望，“只有相互嘲讽才能活下去”。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快乐一点呢。她会说，为什么非得要快乐呢？快感本来就是值得质疑的东西。我向她提起“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这个标题时，她又质问，“Why Be Normal when You Could Be Happy”是否也是一种早已合理化的norm呢。她是个好的质疑者，这个世界本身就有太多东西值得质疑，有时甚至包括质疑本身。
今晚是另一个夜晚。我突然想起她真的要毕业了。我和花姐走回中大的生活区时，我突然觉得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一样。我刚认识她时她大一，现在都要毕业了。这很矫情——但是想到这一点时，我真的有想哭的冲动。
我说了很多次要去汕头找她玩，真到了的时候，我已经大一。她大三。
这些年来，我的口头禅似乎一直没变，“我的作业做不完了”。张导的苦逼似乎也一点没变，用英文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论及电影院与公共空间，引用德勒兹理论，写了许久终于完成。终于，她还有两个星期就毕业了，还有两部短片没有剪。
所以其实我还有一句口头禅，不过只对张导说：“你真能活到放假吗？”她总是给自己找麻烦，写论文，做片子，做剧场，都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现在变成了：“你真的能毕业吗？”这句话从她大四开学我就在问。她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在中大图书馆帮她复印了好几次外文资料。我自己粗看两眼，都会在心里暗暗发问：她最后真能写出来吗？现在她似乎真的写出来了。而且似乎她还能毕业。
我永远也搞不清楚张导酗酒导致胃病是哪个学期，但必然是在她大二之前。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学生可以十二点钟以后还不睡觉，他们真的不会猝死吗，以及他们怎么能那么敷衍地对待作业？并且好像可以随便就不去上课！我是无法理解的。
不过那时我们有共享其他的符码。高三暑假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我家看片。《魔术师》、《放大》和《我自己的爱达荷》。《魔术师》临近结尾一段，魔术师撞进了电影院，屏幕上恰好在放雅蒂的《我的舅舅》。她激动地抱住了沙发上的抱枕。后来，我们一起在汕头看过一次《桃姐》。出来之后我们在念叨里面的食物和烟火气，我说我一直忘不了桃姐保存了主人所有细小物件的场面。
到了现在，作为一名广电女的张导，看片变得更为技术控。毕业之前，她终于来了一趟中大，看北欧纪录片电影节的纪录片。她会去观察电影的音效，色调，还有各种我说不出来的名词。尽管如此，她还是剪不完片。
我也不知道这个“尽管如此”的逻辑何在。和张导在一起说话，我们基本都没有逻辑，又基本能够相互理解，比如这样。我们本觉得我们应该能合作做一些事情的。我大一她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改编了一个剧本，但最后这个剧本太文学腔了。
张导有导过更为卓越的东西，她导过真正的杰出剧本，而不是文学腔浓重的学生剧本。舞台剧Dancing at Lughnasa ，我未曾亲眼观看。但我在无数次吐槽中感受过她的热情、付出与痛苦。她将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舞台的支端末节中——原谅这个毫无创意的表达。我身边最优秀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放得下，又豁得出。别人看重的东西，他们觉得不重要，就丝毫不会去计较。他们自己看重的东西，纵使千夫所指，也是要去全力争取的。所以我叫她一声张导。
那时我大一她大三。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操场上散步。那晚我刚好是学院运动会的工作人员，我走着就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哭了。当时导演的工作沉重无比，我以为她又忙到崩溃了。结果她说，她的外公去世了。她是在外公去世之后才得到消息的。
那天我第一次听闻她哭。我还记得那晚的月光很圆。
而今晚又是另一个夜晚。
今天她来看记录片，我们照例相互嘲讽（比方说，我对她说你有个师妹叫我“温爷”可她明明比我大，她说：难道叫你温姐吗？），吃晚饭，离开。我上一次在广州见到她，是在2012年3月31日。她来广州看《贾宝玉》。那时，我过得不好，我们团购了一张甜品店的券，在高端洋气的太古汇旁边坐了一下午。那时我在看一本写作家生活的书，我让她看了写桑塔格的文章中的一段引文：
“杏子：生活不是很令人失望吗？
纪子：是的，确实如此。”
这一场来自《东京物语》，她再熟悉不过。我们总是在讨论生活为何是如此令人失望，“只有相互嘲讽才能活下去”。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快乐一点呢。她会说，为什么非得要快乐呢？快感本来就是值得质疑的东西。我向她提起“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这个标题时，她又质问，“Why Be Normal when You Could Be Happy”是否也是一种早已合理化的norm呢。她是个好的质疑者，这个世界本身就有太多东西值得质疑，有时甚至包括质疑本身。
今晚是另一个夜晚。我突然想起她真的要毕业了。我和花姐走回中大的生活区时，我突然觉得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一样。我刚认识她时她大一，现在都要毕业了。这很矫情——但是想到这一点时，我真的有想哭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