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憾
我曾是个非常贪吃的人，到了中年渐渐看淡。那年回国，告知家人在海外多年吃不到涮羊肉，非常想吃，家人给带到北京北边著名的阳坊，大吃了一顿。结果回来的路上肚子里翻江倒海，回家全都倾倒一空。仔细想想：和平年代，少吃一顿又能如何？
我父亲出生在城市，和他的三个哥哥不同，三人中最小的比他大十岁，完全是两代人的感觉。小时候家里略有点钱财，他大概没少在外面吃，但多半吃的是摊上货，上不了大雅之堂。这些我没有做过调查，只是猜想。兄弟四人他年纪最小，却走在了最前面，等我想打听的时候，老哥哥们也说不出他童年的细节。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家里在农村，父母是五七战士，在农村改造。其实农村生活不错，开始他们还下田劳动，后来母亲在小学校代课，父亲好像在公社做点什么，最后一年有些人回城了，他们基本闲着还发工资。后来父亲也先回城，到工厂里新成立的技校教书，母亲因为工作问题一时没解决，带着孩子在农村住。
有那么几天，母亲离家去集中学习，父亲带着我们姐妹两个。那段时间好象特别快乐，姐姐终于在父亲的指导下会编辫子了。父亲还给我们烙大饼，带我们到河里抓鱼，骑车带着我们到母亲的娘家去看姥爷。母亲天天给我们做饭，我们不记得多少，父亲只带了我们几天我们就动不动就夸耀，想来很不公平。
父亲会做菜，但显示手艺的时候不多。回城一年后他又回到车间成了工人，经常值夜班，母亲在学校倒是很清闲，于是我们一面忍受着母亲粗鄙的饭菜，一面怀念父亲的美食，无形中他的形象又高大了不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七十年代物质的匮乏也让父亲没有办法发挥手艺。
母亲生长在农村，从小大概也没见过美食，后来上师范学校吃了多年食堂。工作后在农村任教，又碰到食物匮乏的三年时期。在婚前她根本就没机会吃到美食，我党多年的教育也令她鄙视讲究吃穿。即便到了八十年代，提起某个前同事，她还会说人家只顾小家庭不好好工作。等退休了她才说：我以前可真是傻，人家某某的孩子生下来很瘦小，她专心地把孩子喂大，工作上稀里糊涂的，挺不容易的，我还总批评人家。
我们刚回城的时候父亲还在技校教书，有时中午会带上还未上学的我去一家小饭馆吃豆腐脑，那里面总是挤满了人，印象中是老男人居多，很少见到女人。大概女性在那个年代也还是更爱干净的，油里麻花的饭桌，拥挤的人群令人生畏。还有一个可能是女性普遍缺乏经济自主权，工业城市里的女性很多都是家庭主妇，本该好吃的单身女青年们多半都还在农村战天斗地。
没两年那个小饭馆就升级换代，由低矮的平房变身为二层小楼，还改名为“小楼饭店”，豆腐脑却再也寻不见了，我们的美食之旅就此终结。
八十年代父亲恢复了技术工作，母亲的学校恢复招生，两人又都忙了起来，每日三餐基本是糊弄。我们姐妹陆续上了大学，在南方花很少的钱就能吃到北方吃不到的猪肉大排，我们爱上了馄饨、小笼包、鸭血汤、素鸡，甚至连以前觉得难吃的面条在南方也因为有汤有肉变得好吃起来。
父亲来看我，带我七拐八拐地走进一个很脏的小饭馆，从来不带我去高级一点的饭馆，令我很生气。小笼包、热汤面这在学校门口就能吃到的东西，何须你带我到这种地方来吃？我的父亲，他依然保持着幼时的品位，还没学会高雅。那时提供米饭炒菜的饭馆也确实不多，老字号新宾馆都令人生畏，他想高雅怕也高雅不起。
姐姐在北京工作成家，我大学毕业后也到了北京，还没来得及高兴，父亲却得了癌症。最后三年，他在北京度过，姐姐有机会带他去高级饭馆，他却无福消受。回顾他的一生，我猜想他最愉快的时候应该是大学时代，那时他因是复员军人每月有27元助学金，肯定可以好好地吃。
我父亲出生在城市，和他的三个哥哥不同，三人中最小的比他大十岁，完全是两代人的感觉。小时候家里略有点钱财，他大概没少在外面吃，但多半吃的是摊上货，上不了大雅之堂。这些我没有做过调查，只是猜想。兄弟四人他年纪最小，却走在了最前面，等我想打听的时候，老哥哥们也说不出他童年的细节。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家里在农村，父母是五七战士，在农村改造。其实农村生活不错，开始他们还下田劳动，后来母亲在小学校代课，父亲好像在公社做点什么，最后一年有些人回城了，他们基本闲着还发工资。后来父亲也先回城，到工厂里新成立的技校教书，母亲因为工作问题一时没解决，带着孩子在农村住。
有那么几天，母亲离家去集中学习，父亲带着我们姐妹两个。那段时间好象特别快乐，姐姐终于在父亲的指导下会编辫子了。父亲还给我们烙大饼，带我们到河里抓鱼，骑车带着我们到母亲的娘家去看姥爷。母亲天天给我们做饭，我们不记得多少，父亲只带了我们几天我们就动不动就夸耀，想来很不公平。
父亲会做菜，但显示手艺的时候不多。回城一年后他又回到车间成了工人，经常值夜班，母亲在学校倒是很清闲，于是我们一面忍受着母亲粗鄙的饭菜，一面怀念父亲的美食，无形中他的形象又高大了不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七十年代物质的匮乏也让父亲没有办法发挥手艺。
母亲生长在农村，从小大概也没见过美食，后来上师范学校吃了多年食堂。工作后在农村任教，又碰到食物匮乏的三年时期。在婚前她根本就没机会吃到美食，我党多年的教育也令她鄙视讲究吃穿。即便到了八十年代，提起某个前同事，她还会说人家只顾小家庭不好好工作。等退休了她才说：我以前可真是傻，人家某某的孩子生下来很瘦小，她专心地把孩子喂大，工作上稀里糊涂的，挺不容易的，我还总批评人家。
我们刚回城的时候父亲还在技校教书，有时中午会带上还未上学的我去一家小饭馆吃豆腐脑，那里面总是挤满了人，印象中是老男人居多，很少见到女人。大概女性在那个年代也还是更爱干净的，油里麻花的饭桌，拥挤的人群令人生畏。还有一个可能是女性普遍缺乏经济自主权，工业城市里的女性很多都是家庭主妇，本该好吃的单身女青年们多半都还在农村战天斗地。
没两年那个小饭馆就升级换代，由低矮的平房变身为二层小楼，还改名为“小楼饭店”，豆腐脑却再也寻不见了，我们的美食之旅就此终结。
八十年代父亲恢复了技术工作，母亲的学校恢复招生，两人又都忙了起来，每日三餐基本是糊弄。我们姐妹陆续上了大学，在南方花很少的钱就能吃到北方吃不到的猪肉大排，我们爱上了馄饨、小笼包、鸭血汤、素鸡，甚至连以前觉得难吃的面条在南方也因为有汤有肉变得好吃起来。
父亲来看我，带我七拐八拐地走进一个很脏的小饭馆，从来不带我去高级一点的饭馆，令我很生气。小笼包、热汤面这在学校门口就能吃到的东西，何须你带我到这种地方来吃？我的父亲，他依然保持着幼时的品位，还没学会高雅。那时提供米饭炒菜的饭馆也确实不多，老字号新宾馆都令人生畏，他想高雅怕也高雅不起。
姐姐在北京工作成家，我大学毕业后也到了北京，还没来得及高兴，父亲却得了癌症。最后三年，他在北京度过，姐姐有机会带他去高级饭馆，他却无福消受。回顾他的一生，我猜想他最愉快的时候应该是大学时代，那时他因是复员军人每月有27元助学金，肯定可以好好地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