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的“北人归北”政策

       史载秦桧归国，引对首言：“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一语，自此闻名。是时赵构心中大悦，以为深得朕心，有“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之语。隔年秦桧为相，献上二策，想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高宗又不高兴了，斥言秦桧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该居何处？政治之波诡云谲可见一斑。之前一直以为这不过是一时之语，谁知《绍兴和议》后，这条据说由秦桧留金时的恩主完颜昌【即挞懒】提出的，藉由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的一套政策竟然还被执行过，让俺大跌眼镜。
       所谓“南自南，北自北”的人员归属原则，早在建炎元年（1127）九月金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授交南宋的国书中就已提起，是时“书中索河东、【河】北人之在南者。”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人占领扬州时又曾声言过，当时“金人揭榜于扬州市，西北人愿还者听之，去者万馀人。” 这一条规的核心意思，即将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女真人归金国。其目的推测有四：一是恢复北方流失人口；二是抽离宋军主要以北方人组成的精锐部队；三是区分南北引起汉人内讧，南人不愿为北人争夺故土尽力；四是索回历年战争中被俘或投降南宋的汉人签军及女真、契丹军民。和议后，从此金国境内主要是北方汉族民众，不但完全在名义上成为金国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则将被遣返。藉此，北方汉人被曾经的母国大宋朝廷因苟安而抛弃，进而造成北方汉族士人对南宋政权的感情由思念转为失望，并逐渐自愿或被迫认同了金国的统治，积极投身金朝政权，最终转变态度将南宋视为敌国仇雠。这一情绪在金宋对峙期间愈发加剧，元时对南、北士人的区别对待亦始于此，更直接导致了明清两朝南北士人互相敌视态度的加深发展，对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当然，宋高宗与秦桧做出这一决定时，并没有想到如此多的负面影响。他们只是按照金国统治者的要求，为自己统治的安稳精打计算而已。此外，这其中还掺杂了南北官员的政治斗争以及南下军民与南方土著的利益纠纷。当时很多南方籍官员对北来高官心怀不满，不时有人发表北人无用、辜负陛下的论调，在高宗耳边吹风。高宗为赢得南方士人的支持，有时也要适当的打压一下北来官员势力。但北方官员依仗主要由北方人组成的军队势力，在宋廷中往往占有支配地位，加之北人军队以及流落南方的北方流民、溃兵武装集团在毫无乡里感情的南方，多行劫掠势同盗匪；大批北来定居军民侵占南地土著田产林泽，甚至将土著逼入山中苟活。这些变动更诱发了南方士人、民众对北人群体的不满情绪，因而对遣返政策持积极态度。而通过北人归北政策，宋廷内一批北方抗金义士以及熟知金国情况的北来逃亡者，被陆续遣返金国，高宗、秦桧为首的主和派以此达到了“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的目的。孝宗时人上书言论：“绍兴之和，首议决不与归正人，口血未乾，尽变前议。凡归正之人一切遣还。” 即诉述此段往事，原可以避免执行的政策，在南宋主和派的坚持下却最终成行。
                
                
      早在绍兴四年（1134）正月，金人就曾派李永寿、王翊来，“求还刘豫之俘，及西北人在东南者。” 史载“王翊来聘议七事。第一事欲取北人，与秦桧二策正同。” 但碍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这一计划未能成功。绍兴八年（1138）伪齐被金朝废除，金主和派完颜昌等人把持朝政，双方议和接触开始频繁。当时原伪齐统治区军民因不堪刘豫苛政，往往选择南下，而南宋沿边守臣如韩世忠、岳飞、吴玠、刘琦等，也“各遣间招诱中原民。” 这都使得北方民众向南逃亡加剧，严重影响了金朝统治。为此，完颜昌以人心不附，倡议将原来伪齐旧地即河南、陕西等地送还南宋，促成和议。宋廷对这一条件予以了积极回应，使得南宋朝野震动，主战派纷纷上书反对和议，韩世忠更疏奏称：“但恐以交割诸路为名，先要山东、河北等路军民。或先要应北来归朝投附女真、契丹、渤海、汉儿、签军等，出此声势，摇动人心。” 可见完颜昌等人议和目的之一即限制统治区人口的逃亡。
       绍兴九年（1139）宋金正式订议，金朝送还伪齐旧地，南宋向金称臣纳贡。但金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矛盾激化，不久即发生政变，主和派完颜昌等人被杀。主战派重新上台后，随即于次年（1140）进攻南宋，占领刚刚让出的土地并挥军南下，遭到岳飞等部宋军的反击。绍兴十一年八月，高宗和秦桧再次派人向金求和。和议之初，北归政策在双方高层的互动中开始筹划。是年十一月，《绍兴和议》最后的书面内容即将达成，两国使者来往商定，传达各自高层的议和条件。十一月七日，金都元帅完颜宗弼【即金家四太子兀朮】，遣使送书于宋廷，“索北人之在南者。” 其中提到“淮北、京西、陕西、河东、河北，自来流亡在南者，愿归则听之。理虽未安，亦从所乞。” 而其他原辽国燕地“以北逋逃及因兵火隔绝之人，并请早为起发。” 明确要求宋廷将原北宋北方统治区内的南下人员，“自愿”回归者发还。而原辽国境内的归南者，全数无条件发回。宋廷商议后决定照允，并立即开始组织发还工作。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宗弼又复送书前来，斥责宋廷近期虽然发遣北人归回，但所遣“北来三十五人，止是近日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被兵火隔绝之人。” 质疑宋人“有司姑徇人情，尚为濡滞也。” 是在糊弄金朝。同时声称，近期派往南方议和的审议使萧毅“在江南时，已蒙定论。” 意思是说宋廷在此次商量誓约时，已和金朝正式敲定遣送计划，希望宋廷能认真守约不要耍赖，尽快将“诸路所有北人，各于逐处沿边州城就近交割，望早为应，所论尽数津遣过界。” 同时还催促宋廷将“所有海州、泗州、连水军今岁流移在南百姓，” 春节后“窃望发过淮北，庶不废一年耕作之计。”为表诚意，金朝先期“遣还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县户口。” 还寻到了一批“江南商贾隔在淮以北者。” 准备在收集完备后，即刻发归。
       此时做定了大金属国的小宋国，回书言辞极尽曲媚。先是问候四太子“季冬极寒，伏惟钧候起居万福，整军安民悉赖全德，特承惠书佩荷记存，垂谕大事已定，若非国公以生灵为念，他人岂能办此？天下幸甚。” 继而言明遣送北人，不“ 敢不如命。” 即将于沿岸渡口发送，其中又有辽地耶律温【绍兴十年（1140）于宿州兵败降宋】等人，将按步逐一发遣。文中更对金朝遣还宋境人口、商贾一事，“卑情岂胜感激。” 并声明已将“海州、泗州、连水在南百姓”加紧清点，马上发过淮北请金人验收。
【“季冬极寒，伏惟钧候起居万福，整军安民悉赖全德，特承惠书佩荷记存，垂谕大事已定，若非国公以生灵为念，他人岂能办此？天下幸甚。”豆友魔法少年李云迪的翻译：天儿这么冷，爷您要多顾着点身子~咱家能过个全乎全靠着您呐，您老写的咱家都恨不得给裱起来挂临安城门上，听说这事儿都定了？艾玛也就您老大慈大悲能干成这事儿，其他人都特么玩儿蛋去！咱家遇上这么个（主子）还真要开心死鸟~ 击节赞叹。】
       同时间在杭州小朝廷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庚申，高宗“命宰执及【集】议誓撰。” 誓书中拟定：“淮北、京东、【京】西、陕西、河北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经官陈理，愿归乡者，更不禁约。其自燕以北人，见行节次遣发。今后上国逋亡之人，无敢容隐，寸土匹夫，无敢侵掠。其或叛亡之人入上国之境者，不得进兵袭逐，但移文收捕。” 同时又商定“上国云云敝邑，亦乞并用此约。既盟之后，必务遵承，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 次年，即1142年、金皇统二年、南宋绍兴十二年二月，宋人遣使致金誓表，内陈：“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经官陈说，愿自归者，更不禁止。上国之于弊邑，亦乞并用此约。” 至此，宋人基本认同了宗弼来书中的遣返原则，即因流亡、被俘、投降等原因留居南宋境内的北人，属原北宋北方辖区之人，听自愿遣归；原辽国境内人众，无条件放还。此后宋金双方一系列有组织的官方遣返活动陆续展开，当时金熙宗还以生诞皇子，大赦天下，并命“自来亡命投在江南人，见行理索，候到并行释罪。” 以消弭叛逃北归者的担忧。
                
                
       初期遣返时，被遣送者还多以普通民人、商人为主。绍兴十二年五月，金朝开始文移宋廷索要南下官员，要求宋廷交出郑亿年【北宋官员，后仕伪齐，再归南宋】、张中孚【北宋武将，后仕伪齐，再归南宋。归金后，任南京留守，封崇王】、张中彦【中孚弟，从归金，封宗国公】，以及出仕金朝的杜充【南宋右相，建康降金】、宇文虚中【宋使，使金后被留用，出仕】、张孝纯【北宋守太原的名臣，城破被俘，后仕伪齐为丞相，再仕金】、王进【北宋武将，濠州知州，城破被俘留金】等人家属。宋廷精诚服务，先是在广州寻找杜充之子杜嵓搞的鸡犬不宁，之后又将身在福建的宇文虚中子孙征收杭州。此前宇文虚中曾专门托话高宗，说如果金人来索取其家属，就说早失散了，千万别北送。结果宋廷一幅冷脸，对始终忠于南宋偷传情报的宇文虚中的请求视而不见，依旧派人去拿他家眷。宇文虚中子宇文师瑗，与虚中女婿赵恬商议，想留下一个儿子在福建。福建守臣程迈坚决不让，宇文师瑗就让赵恬半夜用海船偷装家眷往泉州躲藏，自己单身去杭州。谁料程迈不依不饶，宁是派人入海截留，结果宇文虚中全家被悉数北送，女婿还被革职查办。后来金国内变，宇文家惨遭灭门，无一孑遗。
       上述诸人中，唯郑亿年为秦桧表亲，又通晓南宋机密，故而未遣。即《要录》所谓“凡士大夫北留者，家属悉遣，惟亿年得留焉。” 金廷也根据审议使萧毅等人回奏，将之前降金原籍南方的李正民、毕良史、孟庾三人以及扣留宋使朱弁、张邵、洪皓等人发遣还宋，声言“江南尝询访此人，今并委沿边官司发遣前去。所贵南北之人无不均被德泽”云云。次年九月，金朝又派人“来取赵彬辈三十人家属，诏归之。” 赵彬原为宋将，后降金仕伪齐，齐废复入宋，累功入朝为兵部侍郎，绍兴十一年九月和议未成前就已去世。此时金人邀索他的家属，应是身在延安的族属要求，宋廷对这些零散要求也都予以了满足，可见尽心和好之心真是日月可鉴。
       官员之外，双方遣返的主体依然以民众为主。虽然誓书中明确规定来自原北宋北方地区的军民，可以按“自愿”原则遣返，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是相当不现实的。否则宋人可以用“自愿不归”的理由搪塞金朝，金人又不能派人前往挨个询问你是否想回国。。迫于金朝的威压，一些被金人声索的北地军民不管是否自愿，都被宋廷逼迫着集体发还了事。尤其是在两国边境淮河沿岸，常年的拉锯战使得炽热战区的当地人口流离数量最大，故而被遣返者也最多。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金朝就曾再次向南宋索取“淮北人之在南者。”按照宋朝官方记载，宋人依照誓书所载，“淮北人遣归者，取其情愿也。” 对南宋境内的淮北籍人众又进行了一次大搜括，取其“自愿者”遣归金朝。但据赵甡《中兴遗史》，是年四月，“命州县刷遣前后归明人，发还金国。” 即为搜括发还，可知此次遣返中人为胁迫的机率也不小，官方记载讳言之，而打着官腔说自愿，无非是给自己脸上贴点金罢了。
       绍兴十五年（1145），宋廷第二次大量发回仕宋北方官员。史载是年三月甲子，“遣敷文阁待制周襟、马观国、史愿，诸将程师回、马钦、白常皆还金国。” 这些人中，周襟“燕人也，”史愿“燕山人，”马观国“夷人也。” 都是原来辽国境内的汉人或契丹人。马钦更是故辽彰国军节度使尧俊子，任辽常胜军统领，降金后为千户，后投南宋刘光世军。程师回、白常都是北方汉人，曾为宋将，后降金出仕伪齐，又降宋为官。这些人在南宋任职大多已近二十年，长居江南并非都愿意归国。像马观国北还，南宋《李谟墓志》记载，“金檄还北客之落南者，马观国在遣中，过公别，涕泣而出。” 又如白常，“金人来索在南将士，常亦在遣中。同行者悉为敌效力，常独不肯往。” 声言“丈夫死则死耳，不能为反覆士。” 不愿再仕金为官。发还金朝后署名坚持只书自己的南宋官衔：“前熙河经略使白常。” 金人虽不悦，最终亦无可奈何，放他回家终老。
       这些北归官员虽然多心向宋朝，但宋廷对他们的态度可谓无情。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宗室赵子恺被拘管，原因就是“时发还北人马钦，而子恺与之饮宴游猎。” 无形间已将为其征金讨蛮效力多年的马钦视为敌国人士。为此，马钦对南宋很是怨恨，海陵王决议南侵时，马钦时任右补阙，与同被遣返的校书郎田与信被召入侍坐。两人都对南侵计划表示赞同：“海岛蛮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将安往！” 马钦更说：“臣在宋时，尝帅军征蛮，所以知也。” 竭力怂恿海陵王南下，恣意报复宋廷。
       另外自绍兴十五年开始，北方籍士兵也有被陆续遣返者。像绍兴十五年三月， 命程师回北归，“诏归北境人，师回有亲兵数百，惮不欲行。” 程师回也心怀不满，甚至意图发动兵变，最后经人劝说才带兵就道北上。【程某亲兵不可能都是北方人。如是则遣返北方籍将领时，其私人兵将不分南北也多被带回北方】白常归国时，“ 同行者悉为敌效力。” 与其同时被遣返的将士应该不少。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中亦称，“曩者朝廷讲和之后，发遣赤心军及归朝官归北。” 赤心军即主要由燕地人组成的北人军队，包括契丹、奚、汉、女真各族以及南来掳掠从军的汉人。同年九月高宗还曾下旨招诱燕地金将，内称“燕北昨被发归国者，盖为奸臣所误，追悔无及，今虽用事，并许来归。当优加官爵，勿复疑虑。朕言不食，有如皦日。”至于前后北归人数，据南宋人《林泉野记》云，“桧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明人五万，还于大金。” 这一数字应该只反映了历年来降宋的金军人数，【女真、契丹人降宋按例都会被充军，如此则南宋境内的女真、契丹人基本被遣返】否则全部遣返者只五万人，又何必金宋两国将其郑重写入誓书严加执行。别小看这五万的数字，岳家军最多时号称的人数也只十万人而已，韩世忠屯军楚州只三万之众，更引得前往视察的岳飞为之叹服，可见这一数字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了。
                
                
       当然，双方虽然都信誓旦旦不遵誓书天打五雷轰等等，但事实上南北之人不可能全部遣返，否则宋高宗加上全部赵氏宗族就得统统北上了。南宋初年的名将，包括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刘锜、吴玠、杨沂中、李显忠等人均为华北汉人，【尤其李显忠先降金为将，后在陕西起兵反金，最终叛逃南宋】他们和他们一度私属化的军兵都不可能被遣返，而大批未被遣返的北方民众在南方定居生产，如教科书所说一般，更进一步带动了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历年的被遣返者，主要还是以难用借口滞留的一些降将、流民以及辽地军民为主。即使是相同的北方降将，也是有人被遣返有人被留用，如悍将张延寿与程师回同时降宋，程某被遣返他却继续留在宋境安然升官。宋人札子中曾称，“曩者朝廷讲和之后，发遣赤心军及归朝官归北。彼中金人相指，谓其人本一奴婢，或本一下军。”可见当时被遣返的一些军人、官员多出身普通军民甚至奴婢，没有太大的留用价值或被出身上流的官僚所不齿，才被遣返归北。
       金朝也不傻，同样不肯如实送还南方籍官员给南宋。洪晧曾说：“昔金既限淮，官属皆吴人，留不遣，盖虑知其虚实也。” 海陵王南侵时，曾有几个金朝为官的南方士人随军南下，乘隙逃回南宋。金朝给予南宋最大的高层归还，只是将死在东北的宋徽宗的灵柩和高宗生母韦贤妃归还南宋。离行时，被金人封为天水郡公的宋钦宗挽住韦贤妃的车轮，请她转告高宗，若能回去，他只要当个太乙宫主就满足了。韦贤妃哭着说，如果你不回来，我宁愿眼睛瞎掉算了。但宋高宗可能考虑到自己不能生育，接钦宗回来皇位必定回到钦宗或其后代一系，所以对钦宗的归还缄口不提。后来宋钦宗到死也没回到宋境，尊为太后的韦贤妃也真的瞎了一只眼。。
      和议既定，为避免“衅自我开，” 宋廷在两国边境坚守誓约，限制南北人员的来往。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陕西大旱，连岁不雨，陕西百姓逃荒入蜀，却被宋人坚决拦阻，“以誓书所禁，不敢纳。” 结果饥民大多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郡邑荡然矣。” 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高宗与秦桧谈话，高兴说道：“朕记卿初自虏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今南北罢兵六年矣，天下无事，果如卿言。” 此后宋廷又多次发出禁令，严禁“江、淮私渡北人。” 直到海陵王南侵之势渐炽，宋廷才意识到对中原归正人“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否则绝向化之心。” 开始参酌量力稍稍收集来归北人。但甚至在海陵王败盟南侵前夕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六月南侵】，宋廷仍在正式的官方文告中下令“命沿淮州郡毋纳北人。” 隆兴元年（1163）孝宗北伐失败，金宋再次和议，南北隔离政策又被重新拾起，双方国境间的人员来往从此被严格执行，直至金末北方战乱，才又重新出现大规模的北人南下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