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风景与人文
吴晓东：风景与人文
原文刊于《文汇报》 2010-08-24
1935年，郁达夫作了一首题为《咏西子湖》的诗：“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诗歌道出了西湖的苏堤、白堤都是以文人命名的史实。而“江山也要文人捧”一句，则揭示了风景与文人两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仅是文人墨客要寄情山水，同时山水也需要文人的题咏和赞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也曾提到法国大文豪卢梭与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的发现的关系：“卢梭在《忏悔录》中描写了自己在1728年与阿尔卑斯的大自然合一的体验。此前的阿尔卑斯不过是讨厌的障碍物，可是，人们为了观赏卢梭所看到的大自然纷纷来到瑞士。Alpinist（登山家）如字义所示乃诞生于文学。”柄谷行人其实揭示的是风景的发现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以及山水的文人化特征。
郁达夫对现代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发现”的意义，一方面是他在初期的《沉沦》等小说中创生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的风景描写，另一方面，他的山水游记也是现代作家所创作的最具典型性的风景散文。郁达夫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山水纪游甚至一度曾有资本和政府介入。1933年秋，始于钱塘江，经萧山、诸暨、义乌、金华、江山等地，最后终于江西玉山的杭江铁路即将通车，铁路局邀请郁达夫先乘为快，沿着新开辟的铁路在浙东遍游，最后写出作为“杭江铁路导游丛书”的游记。郁达夫事后称自己“虽在旅行，实际上却是在替路局办公，是一个行旅的灵魂叫卖者的身分”（《二十二年的旅行》）。对铁路局来说，这是非常有眼光的举措，文学中对于风景的描绘往往是最好的旅游广告。就像电影《非诚勿扰》一出，至少火了（也有人说是糟蹋了）两个地方，一是日本北海道北部的网走、钏路一带，游人经常能在路边看到以中文书写“《非诚勿扰》拍摄地”的广告牌；二是杭州的西溪。此前到杭州观光的普通游客往往只知有西湖，而不知有西溪。其实西溪至少从明代起就是文人墨客雅集之所，张岱写杭州的笔记，郁达夫关于杭州的游记对西溪多有涉及。如郁达夫在《西溪的晴雨》中即写自己陪温源宁看罢西湖又去西溪，温源宁评价道：“今天的西溪，却比昨日的西湖，要好三倍。”这堪称是一种“比较风景测量学”，只是不知道“三倍”是如何被精准地算出来的。
郁达夫时代也是风景文人化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杭江铁路局很懂得文人身上所携带的文化资本会给风景带来风景之外的附加值。今天各地的所谓旅游搭台，文化唱戏，也体现了类似的思路。而更能体现文人价值的则是各种名目的作家笔会，地方政府请作家游山玩水，总会有几个受到款待之后过意不去的写写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水名胜，这就构成了今天地方的“风景的发现”的惯常模式。恰如当年浙江风景得以向全体国民展示，就有郁达夫不可埋没的贡献。30年代的郁达夫自称把两浙山水走遍了十之六七，并出版了一册《屐痕处处》的游记总集。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和散文中的风景描写也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
郁达夫的风景散文沿袭的是山水文人化的中国游记传统，在散文中多征用古代名人的笔记和游记，并援引大量诗词联语入文，也常常从地方志中取材，在行文中则经常以现实中所见之风景去比附山水画。从文学艺术对风景的描绘与建构这一角度上说，山水画与风景的发现之间的关联性当然更为直接，山水画在宣纸上处理的正是风景。而在创作风景散文之际，郁达夫感受风景的方式和书写风景的文字更是难免受到传统山水画的影响，何况中国的山水画中本来就氤氲着丰沛的文人化传统。
中国山水的这种文人化传统丰沛到一定程度，就会累积成风景的一种“人文化”特征。
卞之琳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山山水水》的长篇小说，其中不乏对山水风景的描绘以及关于中国山水中所蕴含的“人文化”因素的议论。小说中有一段写女主人林未匀对三峡风景的感受：“三峡里的层岩叠嶂，悬崖峭壁如牛肝马肺峡，风箱峡等在未匀都不如预想的那么喜欢，除非它们附带有历史上的传说。”她的这种风景体验其实是有共通性的：很多风景虽颇负盛名，但身临其境却觉其实难副。而风景的知名往往是因为负载了历史传说，风景也就具有了人文化特征。譬如泰山就早已不是一座自然意义上的山了。
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之所以成为现代经典，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严子陵的钓台本身所蕴含的人文背景。正是钓台的历史底蕴促使郁达夫“今日始登临”，进而触发“人文化”的浮想：“从钓台下来，……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乡夏灵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尧夫而又略带感慨的诗句。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祟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象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上述“点名簿”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正是钓台的人文化特征。恰如黄裳曾经总结的那样：“严子陵的钓台确是一个好题目，历代文人（特别是清人）的集子里，总免不了有一篇‘过钓台’之类的诗，其实早在明代中叶就有人编过一本《钓台集》了。说到钓台，好玩的故事真的足足有一箩筐，什么‘客星犯帝座’；‘买菜求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谢皋羽祭文天祥的遗址西台；以及严子陵当日在山顶台上垂钓，要准备多长的钓丝……真是目不暇接。在有的作者看来，真是眼花缭乱，来不及抄撮，背上了这一捆重载，结果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动。弄不好还会弄出一些小小蹉跌摔个鼻青脸肿，惹人笑乐。”《钓台的春昼》也同样“背上了”这一捆由文人墨客名号构成的“重载”，但郁达夫在负重之际却显得驾轻就熟，因为驾驭风景中的人文传统的，已是现代作家郁达夫。
郁达夫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文学史意义，不仅体现在他对风景的观照和摹写，更在于他的扫过风景的目光背后有一种真正的人文内涵，一种凝聚了历史感的自然观，一种融合了审美意绪的风景意识。
原文刊于《文汇报》 2010-08-24
1935年，郁达夫作了一首题为《咏西子湖》的诗：“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诗歌道出了西湖的苏堤、白堤都是以文人命名的史实。而“江山也要文人捧”一句，则揭示了风景与文人两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仅是文人墨客要寄情山水，同时山水也需要文人的题咏和赞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也曾提到法国大文豪卢梭与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的发现的关系：“卢梭在《忏悔录》中描写了自己在1728年与阿尔卑斯的大自然合一的体验。此前的阿尔卑斯不过是讨厌的障碍物，可是，人们为了观赏卢梭所看到的大自然纷纷来到瑞士。Alpinist（登山家）如字义所示乃诞生于文学。”柄谷行人其实揭示的是风景的发现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以及山水的文人化特征。
郁达夫对现代中国文学中“风景的发现”的意义，一方面是他在初期的《沉沦》等小说中创生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早的风景描写，另一方面，他的山水游记也是现代作家所创作的最具典型性的风景散文。郁达夫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山水纪游甚至一度曾有资本和政府介入。1933年秋，始于钱塘江，经萧山、诸暨、义乌、金华、江山等地，最后终于江西玉山的杭江铁路即将通车，铁路局邀请郁达夫先乘为快，沿着新开辟的铁路在浙东遍游，最后写出作为“杭江铁路导游丛书”的游记。郁达夫事后称自己“虽在旅行，实际上却是在替路局办公，是一个行旅的灵魂叫卖者的身分”（《二十二年的旅行》）。对铁路局来说，这是非常有眼光的举措，文学中对于风景的描绘往往是最好的旅游广告。就像电影《非诚勿扰》一出，至少火了（也有人说是糟蹋了）两个地方，一是日本北海道北部的网走、钏路一带，游人经常能在路边看到以中文书写“《非诚勿扰》拍摄地”的广告牌；二是杭州的西溪。此前到杭州观光的普通游客往往只知有西湖，而不知有西溪。其实西溪至少从明代起就是文人墨客雅集之所，张岱写杭州的笔记，郁达夫关于杭州的游记对西溪多有涉及。如郁达夫在《西溪的晴雨》中即写自己陪温源宁看罢西湖又去西溪，温源宁评价道：“今天的西溪，却比昨日的西湖，要好三倍。”这堪称是一种“比较风景测量学”，只是不知道“三倍”是如何被精准地算出来的。
郁达夫时代也是风景文人化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杭江铁路局很懂得文人身上所携带的文化资本会给风景带来风景之外的附加值。今天各地的所谓旅游搭台，文化唱戏，也体现了类似的思路。而更能体现文人价值的则是各种名目的作家笔会，地方政府请作家游山玩水，总会有几个受到款待之后过意不去的写写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水名胜，这就构成了今天地方的“风景的发现”的惯常模式。恰如当年浙江风景得以向全体国民展示，就有郁达夫不可埋没的贡献。30年代的郁达夫自称把两浙山水走遍了十之六七，并出版了一册《屐痕处处》的游记总集。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和散文中的风景描写也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
郁达夫的风景散文沿袭的是山水文人化的中国游记传统，在散文中多征用古代名人的笔记和游记，并援引大量诗词联语入文，也常常从地方志中取材，在行文中则经常以现实中所见之风景去比附山水画。从文学艺术对风景的描绘与建构这一角度上说，山水画与风景的发现之间的关联性当然更为直接，山水画在宣纸上处理的正是风景。而在创作风景散文之际，郁达夫感受风景的方式和书写风景的文字更是难免受到传统山水画的影响，何况中国的山水画中本来就氤氲着丰沛的文人化传统。
中国山水的这种文人化传统丰沛到一定程度，就会累积成风景的一种“人文化”特征。
卞之琳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山山水水》的长篇小说，其中不乏对山水风景的描绘以及关于中国山水中所蕴含的“人文化”因素的议论。小说中有一段写女主人林未匀对三峡风景的感受：“三峡里的层岩叠嶂，悬崖峭壁如牛肝马肺峡，风箱峡等在未匀都不如预想的那么喜欢，除非它们附带有历史上的传说。”她的这种风景体验其实是有共通性的：很多风景虽颇负盛名，但身临其境却觉其实难副。而风景的知名往往是因为负载了历史传说，风景也就具有了人文化特征。譬如泰山就早已不是一座自然意义上的山了。
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之所以成为现代经典，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严子陵的钓台本身所蕴含的人文背景。正是钓台的历史底蕴促使郁达夫“今日始登临”，进而触发“人文化”的浮想：“从钓台下来，……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乡夏灵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尧夫而又略带感慨的诗句。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祟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象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上述“点名簿”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正是钓台的人文化特征。恰如黄裳曾经总结的那样：“严子陵的钓台确是一个好题目，历代文人（特别是清人）的集子里，总免不了有一篇‘过钓台’之类的诗，其实早在明代中叶就有人编过一本《钓台集》了。说到钓台，好玩的故事真的足足有一箩筐，什么‘客星犯帝座’；‘买菜求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谢皋羽祭文天祥的遗址西台；以及严子陵当日在山顶台上垂钓，要准备多长的钓丝……真是目不暇接。在有的作者看来，真是眼花缭乱，来不及抄撮，背上了这一捆重载，结果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动。弄不好还会弄出一些小小蹉跌摔个鼻青脸肿，惹人笑乐。”《钓台的春昼》也同样“背上了”这一捆由文人墨客名号构成的“重载”，但郁达夫在负重之际却显得驾轻就熟，因为驾驭风景中的人文传统的，已是现代作家郁达夫。
郁达夫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文学史意义，不仅体现在他对风景的观照和摹写，更在于他的扫过风景的目光背后有一种真正的人文内涵，一种凝聚了历史感的自然观，一种融合了审美意绪的风景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