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威尔大街91号（二）

作者：罗伯特，洛威尔

翻译：叶美

但美好的生活从未到来。1927年父亲从服役期辞职后，他从未拥有自己心爱的事业；相反他仅仅拥有了一个普通市民二十二年的奔波劳碌。期间他买下一个大一点的，样式时髦漂亮的房子；他卖掉了禁欲般的，炉黑色的哈德逊车，买回动作利索的棕色别克；后来别克又换成了亮色调的，几乎像新的二手帕卡德车，有着专门订制的高贵蓝兼红褐色车身。根本没有奇迹发生，父亲的收入秘密地一年年减少。 我们利威尔大街的房子从外面是四周平坦的红色砖墙，上面全部是清一色的紫窗格，雅致的月桂树或三角窗檐——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正墙，具有商业目的又是炼狱般的设计。尽管位于老波士顿的中心，这房子却没有多少古色古香的感觉，也无艺术感，这是平均主义教条失败的典型例子，母亲发现海军大院也如此。利威尔91号大街上的房屋成批量的生产，中规中矩，但也打击了代表老派，愚蠢的自以为是波士顿社会，像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珍珠母童子军刀或是查釜晴雨表——都是父亲从海军商店精心挑选后买回来的。 父亲利威尔大街狭小的书屋里紧凑，苍白。他的书架也是如此。里面一个装饰是一个10节的家庭组装电池收音机，它的喇叭像是墨西哥伞帽一样的形状和颜色。清晨的早些时候，它能接收到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节目。 父亲最喜欢一组橡木做的犀牛皮扶手椅。这是个过分招摇炫耀的阳刚的，或者说是一个有点显示未婚身份的椅子。它带有个锯齿状可调节的靠背；它是黑色的，吱吱作响，有刮痕的，像匹老马，开裂的，已无法估价的，署名了的，脾气暴虐火药味十足的不倒翁。像是一群灰白色的烟草叶盖上一堆黑烟草叶上。我怀疑，拥有如此这般椅子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是个体贴的男人，是不会对任意一场婚姻负责的。这把椅子可以追溯到他在美国海军大学做新生的时候，从一个不靠谱的，爱幻想的，咋咋呼呼的，同为海军学校学生绰号叫“三色刺碟鱼”伯福德的人买到手的。父亲爱这把椅子每一寸丑陋的地方。 父亲在他的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出生。生命的每个阶段，他都感受到一种丧父的孤独感。他的性格令人捉摸不透，由性格温柔的寡母和热心肠的同样失去丈夫的祖母带大。十四岁半时，他成为一名成熟的海军军校学生。从安纳波利斯城毕业后，他有种极强的抽象形式感，但又被他的幽默遮蔽。也许，父亲这时的状态已达到了精神的最高深度。他看起来心事重重——和深奥扯不上边，而是那种由相信统计学和不可靠的个人经验得来的假深奥。四十岁，父亲藏匿自己的热情：作为一名公民，他行为中规中矩，继续他的幽默，做起事来一丝不苟的性格，但这种行事风格已是非主流，变得好笑，他早已失去了战斗力。他伪装成了鼠目寸光；他的害羞变成了闪烁其词；他与自己的整日一副笨拙，意气消沉的模样争辩。父亲自动申请退役海军后，整整二十二年从未离开过波士顿，但他也没把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波士顿人。他为生存四处奔波，不停地更换工作，又不停地被解聘，正中了那句糟糕的俗语：岸边一只残喘的鱼。这只鱼无能为力地喘着最后一口气，每得到一份新工作就承担新理想，根本没有乐在其中，但也没有将头埋进沙子中做自杀状。 母亲憎恨美国海军，憎恨这支庞大的队伍和士兵每月领取的微薄工资，她憎恨父亲每隔一年就接到去新地点或另一艘轮船执勤的派遣任务，之后我们就得连续不断地搬家。嫁过来九年十年后，母亲仍然怀疑自己的丈夫是个不解情趣，毫无权力欲望的人，仅仅有个菩萨心肠罢了。无权力欲望——父亲这一典型的性格完全缺乏那种她父亲——我的外祖父文斯洛——身上那种讨人喜欢的威严跋扈。重要的不是因父亲去海外执勤长时间不陪伴她这件事，而是母亲自己不想与父亲步调一致，经常搬来搬去。当父亲在遥远的太平洋执勤，她就呆在朋友身边，父母和自己的房子里——在波士顿！完全意识到她的独特性和常态，以梦境中幻想出来的刺激事件为乐，吃茶和英国松饼时她总是向我讲述一个男人非凡的事迹。他就是齐格弗里德，在强烈的眼光下拖着将死的身体，经布伦希尔德到达瓦尔哈拉。或者母亲的英雄人物驾机俯冲在莱茵河的石窟上方，惩罚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粗野狂魔。母亲显得轻浮，当她一遍遍重复《雏鹰》里萨拉•伯恩哈特的传奇故事，小鹰，怯懦者！母亲说病弱者这个词时，带着强烈的兴奋，以至我脑子里对雏鹰父亲产生一个浮夸的，虚假的形象，这位大个的拿破仑：他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他喜欢搔抓大肚皮下白色马甲，一脸头发厚实，肌肉发达的男人相。除了做梦，母亲现在家务管理感到了无生气。和《雏鹰》不同，她嫁给的是一名二十世纪海军军官，后者只对蒸汽，收音机和“伙伴们”都感兴趣。为了逃出海军大院，蒸汽和“伙伴们”，母亲毅然不合时宜地买下了利威尔大街上的房子。她的婚姻日日强迫她被迫消费自己的财产。 “呜呼，呜呼，呜呼”母亲高声尖叫。“但，但，但是！”父亲嘀嘀咕咕地辩驳。尽管当时我不确信自己是否大致抓住了这些奇怪声音表达出来的意义，我认为它们像是一部电影里两个角色在对话。我夹在他们狂怒口水战中间。 利威尔大街使我们精神疼痛，折磨我们两年后，母亲强烈要求父亲从海军离职。当第二年秋天，还有随之而来的冬天，我们全家从空虚的日子滑入了更平庸的日子。我变得很少开口说话。我厌恶我的父母，他们对我也一样。 …… “呜呼，呜呼，呜呼”“但是，但是，但是！” 每个周末我都独自一人呆在家，白天我会不由自主地期待夜晚来临，当卧室墙壁一次次地在我头顶轻声地震动，我被他们的争吵声吵醒，带着一丝狂喜，我知道他们定会吵到对方筋疲力尽为止。有时我顾不得穿上睡衣和拖鞋，匍匐穿过寒冷的大厅，藏在楼梯栏杆那里偷听。我听得真切：“就是呀，就是呀，就是呀。”父亲嘟囔着。父亲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是“一个行为古板落后，满脑子保守思想，而又得意洋洋自以为是的蠢货。”母亲粗暴地命令父亲辞职。即使她语气故作平静也显得歇斯底里，只表面上像一个耐心劝诫，态度宽容的指挥官，给人一种平等的感觉。一天晚上她带着不寻常的冷静声音说：“我和鲍比回娘家去了。”面对母亲的最后通牒，父亲只好同意签字，将利威尔大街的房子转到母亲名下。 有些夜里我失望到了极点，因为我发现他们又重归于好，和睦地发出哞哞牛叫，就在他们说起亨利•贝利和海军上将德斯•塔尔的坏话时。有一回我听到母亲说：一个男人遇事应该当机立断。我说，鲍伯，如果你想要退役，现在就必须做决定，这样我好为儿子在陆地上的生活和教育做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为了生活我被送到教友派按摩师丹恩医生在马尔堡大街的办公室。他穿一件过时的淡黄色药剂师工服，他发出一种健康的古老药房味。办公室里没有吓人的仪器，它们在外祖父的乡下书房和卧室里常见，但我们连碰都不让碰一下。丹恩医生红润的手指信任地捏了捏我的肩膀，我顿时感动自己是个人物了；我感到无以名状的快乐，当那块被他手指碰触的肌肉恢复原状时。这位向来对古怪想法和神秘事物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女人，也认为丹恩医生是一个干净，极具男子气概的人——这使人感觉就像在家里。她相信按摩疗法能够治愈我的哮喘，这病在她高薪聘请的专家那里都无能为力。 “一便士买你脑子想的事，叔本华先生，”母亲说。 “我正好在想钱呢，”我答道。 “我小时候可总是喜欢告诉妈妈自己做了什么事，”母亲说。 “但你已经不是小孩，”我说。 从呆了一天的学校回家时，我喜欢沿着里维尔大街闲逛，一边哼唱《锚出航》。这首歌是官方海军军官，最初是为父亲供职的那一级别头衔而创作的。可当母亲穷追不舍地问我鸡毛蒜皮的事情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里面好像空荡一片。像其他那些结结巴巴，麻烦事多的孩子一样，我梦想我是一位能有控制力的，冷酷，坚忍，机敏对答的主人。“你今天都做什么了，鲍比？”母亲总是这样问。“一件事也没干，”我回答。我尽量不透露自己的情感。 但在学校，我过着极端平庸的日子，那种无滋无味的生活，每一天都心烦意乱，它们都来自心里那不安地想要被人崇拜的幻想。我最好的朋友是埃里克•布尔科哈德，一个哈佛建筑学教授的儿子。布尔科哈德一家来自苏黎世，德国人，但不是鲁登道夫样，而是《小男儿》中乔的德国丈夫那种慈祥的，滑稽的十九世纪性格，或是狂飙突进运动中第二年的德国小说中自由主义学者的样子。一次母亲对我说：“人们都称埃里克的父母布尔科哈德博士。”确实，人们对布尔科哈德夫人和她的博士学位感到讨人喜欢的反感，还有她那长款，复古的裙子，她的夸张的淡金色辫子。奇怪的是布尔科哈德独立战争时期的简朴又带有传统中产阶级市侩的房子每个角落都避免中庸——每件家具既带着滑稽可笑的瑞士风格又有疯狂的现代性。布尔科哈德博士夫人常常喜欢早晨喝上一杯奶油花的巧克力热饮，之后在一个长形的，未铺地毯的大厅的客厅里接客，里面装饰有毒的蕨类植物，棚顶中央的天窗下，黄色的打蜡硬木地板闪着光。墙壁一副精致照片，远景看似乎是勃朗峰——它实际上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日本酒店的视角。 我对布尔科哈德一家钦佩不已，在那间屋子里 我感觉像是置身在自己家里，当我发现母亲与他们相处时显得不自在时，我的好感尤为强烈。诚心诚意地待人态度，开明的思想，还有明亮的蕨类植物生长其中的温室房间的气氛，这一切都母亲来说都令她吃不消。 我和埃里克两人那时都太小，还不能对读书和运动产生兴趣。我们两家的房间里也没有吸引人的玩具和供上下的电梯。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友，但我不能想象我们都谈论些什么。 我之所以喜欢和埃克里呆在一起，部分是因为在同学们中间埃克里比我受欢迎，另一个原因是在布里默学校里他非常特立独行。他长着一张垩白的脸和一头柔软漂亮的淡黄色头发。他是脆弱的，用手肘推的，说起话来激动地勃朗峰似的高谈阔论，并且如果被打断就会因为难而红脸。学校的男孩们都穿小花呢高尔夫套装配上灯笼裤，但埃里克则是一身黑色西装外套，一条拜伦式的领带，还有几乎遮住脚面的灰色法兰绒卷边裤。长裤在热天时被灰色的法兰绒短裤换下，就像是被仍然在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穿坏了的那种。埃克里奇异，古怪的着装对他来说不是太老就是太过年轻。埃克里这种完全接受了他父母的奇思妙想，身上带着令人愉快的安宁，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和埃里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争吵完全是我的错误。最后几乎我们布里默学校的全班都患了百日咳，而埃里克的突然发作就像是他的长腿裤一样——不合时宜地；他最先病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一直被隔离，被迫在公共花园的偏僻角落里自己玩。当他和他的瑞士保姆玩跳绳，在远离池塘和天鹅船的偏僻的乙醚纪念喷泉那里，他当然是惹人注目的。他的父母认为这对于埃里克复习德语是极好的机会，所以对他进行隔离的专制措施被一种事实古怪地夸大了，那就是埃里克和保姆之间不说英语而只说刺耳的，英语发音的，又带瑞士语调的德语。埃克里一圈一圈地绕着喷泉转，他紧张地，不安地，顺从地一个人独自玩耍，直到我过去取笑他。尽管我们都被禁止上前，但我还是靠近他。我的举动吸引了布里默学校里那些有人缘的男孩们，我还第一次获得了几个小女孩特别的兴趣。我继续靠近他，大喊大叫。埃里克是不是害怕女孩？我模仿他的德国腔调。我模仿埃里克咳嗽。“如果开口讲话或让你靠近，他害怕会传染你哮喘病。”保姆带着她悦耳的瑞士味英语说道。我还是走上前去。埃里克脸红了继而又变得惨白，他不得不蹲下去咳嗽。他大哭，最后不得不被带出公共花园。整整一周的时间，我每天故意走过埃里克呆的公园那里，而这几天我成了同学们眼中的焦点人物。“快来看热内瓦湖的蜘蛛猴呀！”我喊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控制不住这样做。埃里克没有对他父亲说一个字，我想，但他病愈回来后，我们就不再说话了。我们友谊的破裂原因很难讲出口，又激烈，同学们都感到惊骇。他们甚至想出了一个庄重的仪式来使我和埃里克重归于好。我们在胸前画十字架，一同吐痰，混合血液。所有的和解都是虚伪的，徒劳的。